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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教授论文《中国易学》第二十八章(下)人谋鬼谋说

已有 785 次阅读 2019-10-17 07:36 |个人分类:易学研究|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人谋鬼谋说

《中国易学》第二十八章(下)人谋鬼谋说

作者 京都静源 教授/文学博士

四、人谋鬼谋说的思想史研究

在本文中我将对筮法的本质属性进行研究。所谓“人谋”和“鬼谋”的概念出自《易传·系辞》。如下: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变化云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往知来。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是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

通过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尽管筮法信仰是建立在对龟卜信仰的基础之上,但是它的重大意义却是削弱了以往的对天命鬼神的权威性。即,在天命鬼神之中又出现了人的因素:人谋和鬼谋具有了同样的价值和意义。

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一书中指出:

对巫术的信仰是人的觉醒中的自我表现信赖的最早最鲜明的表现之一。在这里他不在感到自己是听凭自然力量或超自然力量的摆布了。他开始发挥自己的作用,开始成为自然场景中的一个活动者。每一种巫术的活动都是建立在这种新年上的:自然界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的行为。

上述观点正是对“人谋”和“鬼谋”说的现代说明。

根据《易传·系辞》的记载: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捋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捋而后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其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佑神矣。

有关这一段论述,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的解释是:

京房云:“五十者,谓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凡五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气,将欲以虚来实,故用四十九焉。”马季长云:“易有太极,谓北辰也。太极生两仪,两仪生日月,日月生四时,四时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气。北辰居位不动,其余四十九转运而用也。”荀爽云:“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有五十。《乾》初九‘潜龙勿用’,故用四十九也。”郑康成云:“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以五行气通。凡五行减五,大衍又减一,故四十九也。”姚信、董遇云:“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者,其六以象六画之数,故减之而用四十九。”但五十之数,义有多家,各有其说,未知孰是。今案王弼云“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据王弼此说,其意皆与诸儒不同。万物之策,凡有万一千五百二十。其用此策推演天地之数,唯用五十策也。一谓自然所须策者唯用五十,就五十策中,其所用揲蓍者,唯用四十有九。其一不用,以其虚无,非所用也,故不数之。顾欢同王弼此说。故顾欢云:“立此五十数,以数神,神虽非数,因子而显。故虚其一数,以明不可言之义。”只如此意,则别无所以,自然而有此五十也。今依用之。“王弼云: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者,韩氏亲受业于王弼,承王弼之旨,故引王弼云以证成其义。“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谓万物筹,策虽万有一千五百二十,若用之推演天地之数,所赖者唯赖五十,其余不赖也。但赖五十者,自然如此,不知其所以然。云“则其一不用”者,《经》既云“五十”,又云“其用四十九”也。既称其“用”,明知五十之内,其一是不用者也。言不用而用以之通者,若全不用,理应不赖。此既当论用,所以并言不用为用。五十者,虽是不用,其有用从不用而来,以不用而得用也。故云“不用而用以之通”。所用者则四十九蓍也。蓍所以堪用者,从造化虚无而生也。若无造化之生,此蓍何由得用也?言“非数而数以之成”者,太一虚无,无形无数,是非可数也。然有形之数,由非数而得成也。即四十九是有形之数,原从非数而来,故将非数之一,总为五十。故云“非数而数以之成也”。言“斯易之太极”者,斯,此也。言此其一不用者,是易之太极之虚无也。无形,即无数也。凡有皆从无而来,故易从太一为始也。言“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者,言虚无之体,处处皆虚,何可以无说之,明其虚无也。若欲明虚无之理,必因于有物之境,可以无本虚无。犹若春生秋杀之事,于虚无之时,不见生杀之象,是不可以无明也。就有境之中,见其生杀,却推于无,始知无中有生杀之理,是明无必因于有也。言“故常于有物之极,而必明其所由之宗”者,言欲明于无,常须因有物至极之处,而明其所由宗。若易由太,有由于无,变化由于神,皆是所由之宗也。言有且何因如此,皆由于虚无自然而来也。“分而为二以象两”者,五十之内,去其一,余有四十九,合同未分,是象太一也。今以四十九分而为二,以象两仪也。“挂一以象三”者,就两仪之间,于天数之中,分挂其一,而配两仪,以象三才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时”者,分揲其蓍,皆以四四为数,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者,奇谓四揲之余,归此残奇于所扐之策而成数,以法象天道。归残聚余,分而成闰也。“五岁再闰”者,凡前闰后闰,相去大略三十二月,在五岁之中,故五岁再闰。“再扐而后挂”者,既分天地,天于左手,地于右手,乃四四揲天之数,最末之余,归之合于扐挂之一处,是一揲也。又以四四揲地之数,最末之余,又合于前所归之扐而裛挂之,是再扐而后挂也。……若天一与地六相得,合为水,地二与天七相得,合为火,天三与地八相得,合为木,地四与天九相得合为金,天五与地十相得,合为土也。总合五奇之数。……“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者,是天地二数相合为五十五,此乃天地阴阳奇耦之数,非是上文演天地之策也。“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者,言此阳奇阴耦之数,成就其变化。言变化以此阴阳而成,故云“成变化”也。而宣行鬼神之用,言鬼神以此阴阳而得宣行,故云“而行鬼神也”。

在古代易学史上,类似的讲解不胜枚举。其实,这段筮法的文字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在《周易》时代,与对数的崇拜的原始宗教观一起产生的是原始的宇宙天文观。而作为这一原始宗教观的核心的大衍之数,也是构成这一宇宙天文观的核心。因为在筮法的具体占筮过程上已经把分而为二、挂一、揲之以四、归奇于扐和两、三、四时、闰紧密结合起来。作为原始宗教学的数的崇拜和原始宇宙天文观如此结合在一起,也就是人谋和鬼谋的结合。分而为二、挂一、揲之以四、归奇于扐代表了具体的人谋过程,两、三、四时、闰代表具体的鬼谋过程。作为鬼谋过程,它不仅仅是维持筮法信仰的神圣性,以此作为和龟卜信仰相抗衡的前提和基础。

在当时天命鬼神意识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周易》作者一方面利用卦爻辞来揭示人的理性意识的崛起,一方面又将占筮过程神秘化,以此体现出筮法的神圣性。于是,在这种特定心理因素的作用下,产生了对筮法使用的定量化处理。即《周易·蒙卦》中所说的“初筮,吉。再三,渎。渎则不吉”。

《礼记·曲礼》中也有相关的记载:

外事以刚日,内事以柔日。凡卜筮日,旬之外曰远某日,旬之内曰近某日。丧事先远日,吉事先近日。曰:为日,假尔泰龟有常,假尔泰筮有常。卜筮不过三,卜筮不相袭。龟为卜,筴为筮者,先圣王之所以使民信时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决嫌疑,定犹与也。故曰,疑而筮之,则弗非也;日而行事,则必践之。

在《春秋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中也有如下记载:

曷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礼也;四卜,非礼也。三卜何以礼?四卜何以非礼?求吉之道三。禘、尝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礼也。卜郊何以非礼?鲁郊,非礼也。鲁郊何以非礼?天子祭天,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无所不通。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内者,则不祭也。曷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礼也;免牛,非礼也。免牛何以非礼?伤者曰牛。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则曷祭?祭泰山、河海。曷为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润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唯泰山尔。河海润于千里。犹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书?讥不郊而望祭也。

可见,关键是三卜是礼,而四卜就是非礼了。这和“卜筮不过三”之说是同出一辙的。

但是,在龟卜时代却不是这样。三卜、四卜甚至十几次的占卜也是很常见的。如:

戊午卜:□。贞:般亡□?一、二、三、四、五、六、七。

己酉卜:内。鬼方易□。五月。一、二、三、四、五。

其亡□?五。

其又□?五。

其亡□?四。

等等。在龟卜信仰盛行的时代并没有上述的“卜筮不过三”和“三卜,礼也;四卜,非礼也”的规定。因为筮法是人谋和鬼谋二者的结合,而龟卜只是鬼谋。在龟卜盛行的时代,殷商人迷信鬼神,相信占卜,但是并非一次占卜就可以得出准确的结果,正是由于对天命鬼神意识的绝对信任而其结果又时常和事实有差距,这才出现了一事多卜的现象。

就此,郭沫若先生在《卜辞通纂考释》一书中考证:

《书·金滕》:“乃卜三龟,一习吉”。……《论衡·知实篇》、《死伪篇》皆云“乃卜三龟,三龟皆吉”。疑古人以三龟为一习,每卜用三龟,一卜不吉,则再用三龟。其用骨者当亦同然。

周人在使用龟卜时有鉴于此,才产生了对天命鬼神意识和龟卜意识的信仰危机,也就成为筮法信仰盛行的心理基础。在殷商时代,在龟卜信仰占据当时宗教意识时是不应该出现人谋的因素的。而筮法的兴起,在人谋的因素介入下,为了保证鬼谋的权威性,就增加了一定的规则来制约。这些制约是顺应社会和巫术的发展而产生的。在西周时代,人谋的因素的过分强大是周人理性意识崛起的反映。在具体程序上,在人谋和鬼谋的共同作用下求得一个占筮结果时,就是所谓的“初筮,吉”。相反,一旦占筮者不满足自己所得到的结果,一如龟卜时反复求卜那样的话,这一行为为筮法所不许可,是亵渎行为,也就是所谓的“再三,渎”。对筮法的定量化要求,使得筮法在周人的宗教思想中建立了权威性。

在殷商王朝时代,龟卜信仰成为天命鬼神意识的具体体现。而在筮法信仰时代,西周王朝的新的宗教观是人、筮法和龟卜的三者统一。作为沟通天命鬼神意识的龟卜,尽管在《左传》时代还存在着“筮短龟长,不如从长”的观念,但是从龟派和从筮派的两种宗教观的出现,反映了周人在神权观念上的变革态度和忧患意识。

筮法是在人谋和鬼谋的双重作用下形成的。而占筮的具体过程又是印证了原始的宇宙天文观和对数的崇拜的统一。这就打破了龟卜中鬼谋一统天下的局面,人的因素的出现和人为的对占筮次数的规定,都是维护筮法的神圣性的产物。这使筮法具有了哲学的内涵。具体表现在“《易》与天地准”的思想定位上。

“《易》与天地准”的思想出自《易传·系辞》,它是说明筮法和天地鬼神意识是同功同德的,具有同等的作用和价值。这就进一步确立了西周时代筮法信仰的宗教神学基础。《易传》的这一解释虽然出自《易传》时代,但是实际上是西周时代初期的一种普遍观念的记载和印证。在《易传》中还用了“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的话来说明筮法体现了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于是,象辞取象于天地自然以及社会的种种事物提高到《周易》与道相结合的高度。对天地自然的认识就可以通过占筮的推导活动来实现。不仅如此,为了确保筮法信仰的普及性,《周易》卦爻辞还大量使用了龟卜中的兆辞,如“吉”、“不利”、“利”、“亡”……以此作为衡量吉凶的标准。特别是这后一点,从形式上对龟卜信仰的继承,到达了实际上的利用龟卜信仰来解说筮法的目的。这就有利于在宗教思想上从龟卜信仰向筮法信仰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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