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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教授论文《中国易学第二十九章1》忧患意识产生的认识论根源

已有 562 次阅读 2019-10-16 08:17 |个人分类:易学研究|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刘正, 易学预测学, 哲学, 人类学

《中国易学第二十九章1》忧患意识产生的认识论根源

易学预测学的哲学人类学考察(中)

作者 京都静源 教授/文学博士

《周易》卦爻辞中体现出来的对兆辞吉凶的畏惧,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忧患意识。它在哲学上有其独到的意义和价值:卦爻辞是人的理性意识崛起的反映。而这一理性意识的核心乃在于西周文明对以往的天命鬼神观念发生怀疑的基础上所形成的那种深沈而痛苦的忧患意识。在这一忧患意识作用下,西周文明打着“皇天无亲,唯德是哺”、声称“天命靡常”……这就从神权观念上打击并动摇了殷商文明所固有的那种神权意识上的优越感。正是这种反传统的意识才是《周易》卦爻辞中宗教化而又理性化的哲学内涵。有些学者甚至主张《周易》之学的核心就是“忧患之学”。

一、忧患意识产生的认识论根源

忧患意识这一概念,首先见于《易传·系辞》: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谦》,尊而光。《复》,小而辨于物。《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益》,长裕而不设。《困》穷而通。《井》居其所而迁。《巽》称而隐。《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井》以辨义。《巽》以行权。

作为哲学意义上的忧患意识,正是在上述观点中,经《系辞》作者之手阐发出来。由于《周易》是以吉凶悔吝来告诉人们所占之事的吉凶,所以,吉利的卦爻辞必然给人以“如行坦途,如逢春阳,气象和乐,其辞于易,示人以所以之得且古也”的效果。相反,凶吝的卦爻辞却使人感到“如涉风涛,如履雪霜,气象凛栗,其辞艰险,示人以所以之失且凶也”的恐慌。因此,反映在《周易》卦爻辞中这种对凶吝象辞的畏惧和担忧也就成为作《周易》者的忧患意识的具体体现。例如:“困卦”六爻中讲凶的爻有初六的“臀困于株木”,九二的“困于酒食”,六三的“困于石”,九四的“困于金车”,九五的“困于赤绂”,上六的“困于葛”。这些象辞的凶吝兆示也就使占筮的人,在占筮之前则担忧倍致;占筮之后,又惊恐不安。但由于《系辞》作者和《周易》作者所处时代和思想意识的差别,这使《系辞》作者对忧患意识的理解,更多的是从人本身的反思和理性觉悟上着手。在他看来,正是由于作《周易》的人具有忧患意识,所以才会有《谦》、《履》等九卦讲人的德行和贞操的统一。于是,他在作《系辞》时就要求占筮者要努力从“德”的修行来完善自己。否则,就是求得了吉卦也不会有结果。比如,《左传·襄公九年》记载的穆姜夫人之占的情况正好说明了这朴对“德”的要求:

穆姜死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十二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

在穆姜夫人生活的那个时代,认为人处忧患之中,如果有德,则可以无咎。反之,既处忧患之中,又自取恶,“能无咎乎?”穆姜夫人的观点和《系辞》作者所讲的九卦为修德之本的观点都是产生在社会动荡不安,生命朝不保夕的局面下,他们对忧患意识的理解也就历史地限定了他们只能通过人本身的反思和内省(理性觉悟)来达到避凶就吉的目的。从《周易》卦爻辞产生时代人的理性意识的崛起到《系辞》中对人自身道德修养的反思,这一漫长的哲学意识的发展过程正反映了易学从神学向人学的过渡。尽管《系辞》作者对忧患意识的理解有着该时代的哲学特征,但是从他对这一问题的移位的阐述中,凭借着三百八十四爻的具体内容,还是可以由此找到这一意识的原型。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启示我们,人类所具有的一些对未来的忧患心理和远古时代禁忌制度有着直接关系。弗洛依德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认为:

“禁忌”(Taboo)是表示一个人,一个地方,一件东西或一种暂时性的情况,它们具有这种神秘力量的传导作用或者本身既是这种神秘力量的来源。同时,它也常代表了由这种事物禁忌预兆所产生的禁制。最后要说明的是,这个名词的内涵系包括了“神圣的”和“超出寻常”的及“危险的”、“不洁的”和“怪诞的”等意义。

禁忌制度所造成的那种遵守禁忌制度的文化传统为《周易》卦爻辞中兆辞和象辞的关联提供了一种主体上的适应程度。由于这一制度的稳定化,亦即它的风俗化,产生了和它相适应的宗教思想。顾颉刚教授曾经认为:

按易学实是求因之学。看见一凶事,就考察它凶的来源;以后碰得这个来源时,就想法子去避了他。所以说负且乘,致寇至;弑君王,匪一朝之故,由于不早辨;履霜,坚冰至;终日乾乾,夕阳若厉,无咎,自有驯致的理由等话。

上述诸说的核心就是:凶兆或风俗的形成和禁忌制度有着血缘关系。关于禁忌制度,它是图腾制度的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岑家梧先生在《图腾艺术史》一书中总结了它的四个特点,即:

(一)原始民族的社会集团,采取某种动植物为名称,又相信其为集团之祖先,或与之有血缘关系。(二)作为图腾祖先的动植物,集团中的成员都加以崇敬,不敢损害毁伤或杀虫剂生,犯者接受一定的处罚。(三)同一氏族集团的成员,概可视为一完整的群体,他们以图腾为共同信仰。身体装饰,日常用具,住所墓地之装饰,也采取同一的样式,表现同一的图腾信仰。(四)男女达到规定的年龄,举行图腾入社式。又同一图腾集团内的男女,禁止结婚,绝对的行外婚制。

图腾和禁忌制度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它在氏族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在我们看来,《周易》卦爻辞中的“凶”及其与之相类似的同一性质的兆辞也具有禁忌的特征。可以说,《周易》卦爻辞中凶兆所反映的禁忌制度只是在占筮时才发生作用。而作为一种宗教思想的禁忌制度则触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无时不在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行动。

因此,维护禁忌制度也就成为初民们求得平安和生存的法的尺度。尽管有了禁忌,但是初民们生活在神秘的未知世界,一切自然灾害都会引起他们对自然界的恐惧,并认为是有意识的天对他们的惩罚一—而受惩罚的一个经常性的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对已知的禁忌制度的触犯。由此所产生的一个更大的负担则是人们对未知的禁忌事物的恐惧和困惑。与“殷人尚鬼”的那个蒙昧时代相一致的宗教思想还表现在一切处于原始思维时代的部落也都具有这种观念。也即“万物有灵”说。在这些原始部落中,天、地、山、水、树、等世间万物都各有一个乃至几十个主宰的神灵。如中国云南省拉佑族认为厄莎是天神,科泥是山神,厄泥是水神,斯泥是树神等等。《山海经》中认为冯夷是河神,飞廉是风神。余外如夜神、日神、月神等等。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也认为“整个空气里充满着灵魂,我们称之为精灵和英雄。就是它们给人带来梦境以及疾病与健康的征象。”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反映在初民们观念中的对多神的心理上的认同形成了远古时代神职的概念化模式。于是,对神灵的崇拜和恐惧成为禁忌的主要内容。这种沉重的心理上压力造成了不仅需要遵守保种禁忌制度,还要时时地占卜来探求天命鬼神意识:以对天命鬼神的讨好和崇拜来免除因触犯禁忌所造成的灾祸,使其能有一个平安的生存环境。在这种对天命鬼神意识的不停探索中,完善和发展了卜筮。

恩斯特·卡西尔教授在《人论》一书中就这种情况认为:

禁忌体系有着使人的生活成为最终不堪承受的重负的危险;人的全部生存,不管是物理的还是道德的,在这种体系的持续压制下闷得透不过气来。

正是在这里宗教插足了。所以,产生在龟卜意识或灵龟思想时代的畏天命鬼神的心理则突出地表现在对自然界的变幻莫测和对鬼神崇拜的极度恐惧之上。当初民们所面对的自然是—种和其自身行动相异化的自然的时候,人的一切都只是神秘自然界变幻的应和之物,探求天命鬼神的意识成为占卜、特别是殷商占卜的当然和重要的职能。如,卜辞中反映天气的内容:

贞:今日其大雨?七月。

王占日:帝佳今二月令雪?其佳丙?不吉。慧佳庚?

癸亥卜,狄贞:今日亡大飓?

又如,反映农业生产的内容:

甲辰卜,商受年?丁酉卜,宾:羽庚子又告麦?

甲子贞:于下尸刖□?

王大令众人日:□田,其受年?十一月。

再如,反映疾病的内容:

甲辰卜,出贞:王病首,亡祉?

癸己卜,□贞:子渔病目,福告于父乙?

辛未卜,贞:又病,告?

等等。殷商卜辞中所体现出的对具体事物的忧患是以对天命鬼神的恐惧和害怕触犯禁忌制度而受惩罚为中心的。从人的宗教思想形成的阶段性而言,它是《周易》卦爻辞中忧患意识产生的思想基础。相对于《周易》中的忧患意识而盲,它是一种前忧患意识。即人对现实的恐惧在人的情感上的一种反映。前忧患意识,从人的行为本身而言是对禁忌制度的敬畏,而从人的宗教情感而言,则是对死亡和灾祸的恐惧。前者产生于人在自然面前的压迫感受中,后者则导源于人对死亡的困惑而产生的一种对鬼神的神秘和恐惧的双重感受中。前者最大的特点是对具体事物的恐惧,是出自情感的而非出自理性的。从巫术形成的过程来讲,殷商卜辞中的取象是以形而下为主导的,没有抽象成本质属性的象,尽管它也有一定的成象的积淀过程。如果说,禁忌制度是产生在图腾崇拜阶段上的人对自然的畏惧心理,并由此形成了殷商卜辞中的前忧患意识的话;那么,作为建立在吉凶悔吝这一兆辞范畴基础之上的《周易》中的忧患意识则是从禁忌的宗教思想中升华出来的人的理性意识的产物:它是西周初期产生的—种自觉地沟通和理解天人关系的哲学观念的反映。

在《周易》产生之前,禁忌制度在当时的宗教思想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史传周人的始祖后稷就是因姜嫄氏触犯禁忌而生下来的,所以才使后稷遭到“弃之隘巷”和“徙置之林中”及“弃渠中冰上”的结果。作为周民族本身所固有的数字卦筮法,也许这里面有夏易《连山》筮法的部分原型,史传周人是夏人的后裔——这种筮法对远古时代易卦卦画的推导过程和结果是《周易》筮法成立的前提。所以,从殷商龟卜的自然显示到筮法人为推导,这一筮法的成立过程是否符合天命鬼神意识,也是周初的思想家们产生深沈地忧患意识的一个重要前提。理性意识的产生应当应用于实际占筮活动中,随着筮法的完善,龟卜意识中的神秘力量和宗教思想成为理性意识崛起的桎梏。在对待周民族固有的数字卦体系和夏代开始的易学筮法(爻画文明)的功利态度上,“筮短龟长”的卜筮体用观仍然具有独特的判断价值。这是发自巫术上的对《周易》筮法的—种疑虑与担忧——尽管筮法既有“人谋”,又有“鬼谋”,并且龟卜与之相比则只有“鬼谋”,但是周初以一个落后的民族统治殷商王朝,在采用了诸如礼法的损益措施之后,但“殷人尚鬼”的文化心态在那个崇尚天命鬼神的时代里仍然并且继续发生着重大的影响,也就必然会形成一种对筮占的本质属性及其功用的忧患。它是人的理性意识崛起之时,以往的灵龟思想和《周易》中的“人谋”意识在初民们的文化心态中进行情感撞击所造成的结果。

《周易》卦爻辞的产生是人的理性意识崛起的反映。而这一理性意识的核心乃在于周人对天命鬼神发生怀疑的基础上形成的那种深沈而以痛苦的忧患意识。首先,殷商时期的天命鬼神观念等神学思想时时影响着周人的革命心理。如商纣王宣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它迫使周初的思想家们一方面必须编造或灌输一些与商人所自豪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神话传说相类似的周人祖先神异说、在那个神权至上的年代里,这实在是一种最大胆的欺天行为。另一方面,周初的思想家们对殷商神权思想的反动还表现在他们对人的理性意识的弘扬上,如他们主张“皇天无亲,唯德是哺”,声称“天命靡常”。这就从神权观念上打击并动摇了殷人固有的那种神权意识上的优越感。这种反传统的意识才是《周易》卦爻辞中宗教化而又理性化的哲学内涵。

总而言之,作《周易》者的忧患意识正是通过对兆辞的畏惧和象辞的凶险来体现的。《易传》作者通过忧患意识体悟出德行的重要,而作《周易》却只是看重占筮吉凶的重要,这是二者在理解忧患意识上的区别。而忧患意识在起源上和远古时代的禁忌制度有着血缘关系。而这时形成的只是前忧患意识。从对禁忌制度的畏惧所形成的前忧患意识,到卦爻辞中的忧患意识的形成,这一过程是西周初期产生的自觉地沟通和理解天人关系的哲学观念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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