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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教授论文《宋代的金文研究——张抡》

已有 787 次阅读 2019-8-15 12:43 |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国家重大出版项目、上海教委重大科创项目刘正教授《金文学术史》61

(京都静源)刘正

11、张抡的金文研究

张抡,生年不详,1162年前后尚在世。字才甫,亦作材甫。自号莲社居士,河南开封人。淳熙五年为宁武军承宣使。后知阁门事,兼客省四方馆事。著《绍兴内府古器评》,内涉及宁宗时所得古器。

张氏此书没有拓片和器形图,也没有释文和摹写,是标准的题跋性的考证文章。每器考证文字从十几字到几十字不等,偶尔也有一百多字的跋文,但几乎没有长篇大论的考证,因此十分精到短小。

张氏考证中特别注意到了商周铜器纹饰在断代上的价值。如。他在《商乳彝》的考证中就评述说:“是器通体皆作雷纹。纯缘及足饰以夔龙,而腹间有乳环之制作精妙,文质彬彬,真商盛时物也”。他在论述《周彝》时也注意到了纹饰:“土花沁晕,红绿相间,殊为美观,虽曰周器,尚有商之遗风焉”。这才是以纹饰进行断代研究的铜器考古学真正的祖师。

再如,他在考证《商祖辛尊》铭文中就提出:

商家生子以日为名。自微始至十四代君曰祖辛,盖祖乙之子,沃甲之兄,祖丁之父乙。在商之世以质为尚,而法度之所在,故器之所载皆曰彝。此器文镂纯简,沁晕黯渍,而间以赭花烂斑,知其所以为商物,又岂待考其铭款而后辨邪?

在铭文考证中,张氏以干支名字作为商器和商人祖先的观点,比较普遍。显然这样断代是很成问题的,但是它集中反映了当时学者们的一种普遍倾向。如,在考证《商父乙甗》铭文中出现的“乙”、《商父巳甗》铭文中出现的“巳”、《商父庚爵》铭文中出现的“庚”等题跋中,他就一再坚持上述主张,将其归为商器,并定“乙”、“巳”、“庚”为商代先公先王。可是,在《周父乙敦》铭文的题跋中,他又表现出另一方面:“世人但知十干为商号,遇款识有十干者,皆归之商,误矣。如《周召公尊》曰:‘王大召公王族作文父乙宝尊彝’,而谓之商器可乎?盖父者,所以尊称,乙者乃其名耳”。只是在商周铜器的断代区别上,他坚持了此说。实际上,当他无法判断商周朝代时,他多以商器断之,又多解作商人先公先王之名。

《绍兴内府古器评》



张抡有时也很清醒和理智。如,在对《商横戈父癸鼎》铭文的考证中,他就提出了很积极的见解:

按父癸,商号也。而或者以为禹后常有戈氏,遂以戈为姓。今考斯器,饰以横戈,铭以父癸,则所谓戈者,非禹后之戈氏明矣。盖商人作器,多著此象。故于爵有《立戈爵》、甗有《立戈甗》、于尊有《立戈尊》、于卣有《立戈卣》。然则饰以戈者,皆商物也。王安石《字说》谓“戈、戟者,刺之兵”。至于用戈为取小矣。其取为小故当节饮食。其用在刺。故必戒有害。古人托意兹亦深矣。

张氏这里发现了“然则饰以戈者,皆商物也”的符号特征。但是更意识到“所谓戈者,非禹后之戈氏明矣”的清醒认识。在当时是难得可贵的。

关于《绍兴内府古器评》一书,《四库全书总目》中言:

旧本题宋张抡撰。抡字材甫,履贯未详。周密《武林旧事》载:“干道三年三月,高宗幸聚景园,知阁张抡进柳梢青词,蒙宣赐。淳熙六年三月,再幸聚景园,抡进壶中天慢词,赐金杯盘法锦。是年九月,孝宗幸绛华宫,抡进临江仙词,则亦能文之士。……”又,张端义《贵耳集》曰:“孝宗朝幸臣虽多,其读书作文,不减儒生,应制燕间,未可轻视”。当仓卒翰墨之奉,岂容宿撰。其人有曾觌、龙大渊、张抡、徐本中、王忭、刘弼,当时士大夫,少有不游曾、龙、张、徐之门者,则抡亦狎客之流。然《宋史·佞幸传》仅有曾觌、龙大渊、王忭,不列抡等,则但以词章邀宠,未乱政也。是书宋以来诸家书目皆不著录。据书末毛晋跋称:“晋得于范景文,景文得于奕正”。至于奕正从何得之,则莫明所自。

对于上述评述,容庚非议颇多。他质疑说:

案此书之多沿《博古》之旧,无可辩驳讳言。《提要》列举其周文王鼎以下五十器,割剥点窜,岂皆如《提要》所言。与《博古》略同之周文王鼎,商若癸鼎等器,姑不必辨。其商人辛尊、商父癸尊、周虎斝、商贯耳弓壶、商兄癸卣、周己酉方彝、周觚棱壶、周圝女鼎、商父己尊、商象形饕餮鼎、商伯申鼎、周中鼎、汉麟瓶、商子孙己爵,皆与《博古》大异。周举己尊,《博古》且未著录。

张氏有些观点的提出很有研究价值。

如,他在《周亚父彝》中提出:“古之彝器凡作亚形者,皆庙器也”的观点,这一观点或许是来自薛尚功,理由见薛尚功的金文研究一文中。他还在该书中《商人辛尊》、《商父乙觚》等跋中多次重申此说:“亚形者,庙室之象。辛者,君王之号,见于他器者,不过曰祖辛、父乙而已。而独曰人辛可乎?商释铭文,简略淳古。有难以理义推者。士大夫于考证前代遗事,其失常在乎好奇,故使学者难信。如曰人辛之类,又岂可以臆论穿凿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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