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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承担教育部海归项目《东西方汉学史》29

已有 559 次阅读 2019-6-13 06:49 |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刘正承担教育部海归项目《东西方汉学史》29

作者 京都静源 教授/文学博士


第三章基督教文化圈所属国的汉学研究:宗教·思想为中心


在本章中,我将对近代社会中基督文化圈所属国在19世纪中晚期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进行总 结。

第一节思想史研究

在19世纪中晚期西方汉学界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不论是从学术论著的出版程度上, 还是从研究内容的深度广度上,远远不如当时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那样宏大,详细和壮观。 特别是因为受当时西方传统的思辨哲学体系的影响,中国古代哲学中对道德、伦理的追求特 点,被理解成为中国哲学的固定模式,以至于当时的大多数的汉学家们以为中国古代哲学仅 仅限于先秦时代。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以为:“当我们说中国哲学,说孔子的哲学 ,并加以夸羡时,则我们须了解所说的和所夸的只是这种道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1959年,王太庆等译。在他看来,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不属于他所谓的“哲学史 ”范围。因为:“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 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 ,1959年,王太庆等译。作为当时西方正统哲学界的 代表,老黑格尔的观点的确对西方汉学家们的中国哲学研究造成一种障碍。他的《哲学史讲 演录》中只讲到了《易经》、孔子、老子,在此以下就只字不提了。这和当时西方汉学界的 中国哲学通史研究以孔子为核心、老子为补助的注重先秦时代哲学的现象是同出一线的。

第一、古代思想通论

在传教士时代的中国哲学通史的研究,更多的是以某一个具体的哲学家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 。如,《中国的古典》(《Les Livers Classiques de I'Empire de la Chine》)和《中国 的政治智慧》(《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 Moralia》)等名著。这种研究更多地注意某 一思想在古代中国历史中的发展轨迹,并以证明基督教义为主要目的。进入19世纪中晚期 以后,在脱离了传教士汉学研究模式下的西方汉学界,开始出现了通史体例的中国哲学史著 作。

1841年,法国布泽尔《Guillaume Pauthier》出版了《东方的生活智慧》(《Les Livers Sacres de I'Orient》)一书。1842年,比丘林教士又出版了《中华帝国概述》(《Стат истическое описание кнта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一 书。关于比丘林教士的这部著作,布罗夫博士曾在《俄罗斯的中国哲学研究》一文中如此评 价此书说:“在书中他解释孔子、孟子之道德、政治学说,就是每一个人应该按照一定的社 会规范与其社会地位来做事。”Владилен Г.Буров 《Изуч е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в СССР》,见《汉学研究通 讯》,第14卷第4期。布罗夫博士在文中引用比丘林教士《中华帝国概述》一书中的 观点说: “学人宗教与其哲学有密切的关系,这表现在每个人是本性善良的,他的精神本性里面有自然法则,这就是中庸、正直、博爱、公正,他应该根据这个法则行动。但是由于教育、体格特点与意志的影响,使人走进恶路,他的本性之光就暗淡起来。但是有时与生俱来同别人不一样的精神与身体的品质的人,这些人不能逃避自然法则,他们以其内心经常依中庸作行动,依正直作命令,依博爱作打算,依公正作事,这就是圣人,他们与天组成统一的本性,他们就是天,就是自然法则。”

比丘林教士把儒家的道德哲学上升到自然法则的角度上来理解,这本来已经非常接近了中国 古代哲学的核心本质了。西方汉学家们、特别是丝绸之路所属国的汉学家们在研究古代中国 的道德学说时,很容易以西方哲学传统中的道德形而上学的理念来理解古代中国思想家们的 道德学说。但是,在这里,比丘林教士的上述解说,由于其自身处在环中国海诸国汉学文化 圈所属国的特殊地理环境中,他对汉学的理解有折衷东西方理解上的差异的倾向。这一观点 在当时的西方汉学界是十分少见的,有其打破西方汉学研究传统观念的进步意义和学术价值 之处。

1873年,王西里教士出版了《中国文学史纲要》(《O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ита 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一书。这是中国学术史上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著作。意义非同一般。但是,王西里教士此书使用的“中国文学史”这一概念并非国内学术界中的常用概念,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概念具有今人所谓“大文学史”概念的含义在内。因此,此书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哲学常见著作的纲要性介绍和著名篇章的摘录。在现代日本汉学界,时常可以见到所谓“原典中国文学史”或“中国文学史资料编”之类的著作,或许就是王西里教士此书的现代翻版吧。1879年,英国胡特施逊博士(Arthur B. Hutchison)出版了《中国哲学的篇章》(《Chapters of Chinese Philosophy》)一书。1880年,美国丁韪 良博士(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出版了《中国:教育哲学和文学》(《The Chinese: Th eir Education Philosophy and Letters》)一书。

1885年,俄罗斯帝国的戈奥尔夫斯基(C. M. Георяиевский) 出版了《中国历史的初期时代》《Перый пер иод китайской и стории》一书。以上几部著作都是有关古代中国哲学的通史性研究著作。但是,值得 特别说明的只是《中国文学史纲要》和《中国历史的初期时代》二书。有关王西里教士和戈 奥尔夫斯基二人上述著作,布罗夫博士在《俄罗斯的中国哲学研究》一文中对此二人著作 的 学术价值进行了如下的评述:“第一,它们有很丰富的史料学基础、很多著作的摘录。第二 ,两位学者特别注意道学与儒学在中国人民精神生活的地位。第三,中国哲学首次不被看作是一套道德教训,而是做为关于宇宙、人的地位、行为原则等的体系。”Влад илен Г.Буров 《Изуче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Философ ии в СССР》,见《汉学研究通讯》,第14卷第4期。 对中国哲学的道德、伦理特点以外的天道观、自然观的这种认识,或许是19世纪中晚期俄罗斯汉学研究的贡献所在。即:古代中国的思想家们在建构中国哲学的道德、伦理体系之时,是以人和天道·自然的协调·一致为前提的,而不是一种孤立的道德形而上学思想的思辨性推演。这在中国哲学的诞生阶段的名著《易传》中,已经把“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作为一种经久不变的思想基础而正式提了出来。对中国古代哲学这一本质特点认识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19世纪基督教文化圈所属国的汉学研究实际水准。

第二、宗教思想研究

古代中国的宗教学说,取得西方正统的基督教文化圈所属国的汉学家们认可,是19世纪中 晚期时代的事情。在此之前,对古代中国的宗教形态和宗教制度等方面的研究,一直是引起 争议的课题。对于传教士们来说,认可古代中国宗教的独立存在,是一种违反了西方正统的 基督教存在的异端表现。因此,为证明基督教义的普遍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古代史籍中找寻 基督教存在的根据,是16、17和18世纪大多数传教士汉学家们研究汉学的核心目的所在。进入19世纪以后,随着汉学研究体系的规范化和科学化的出现,古代中国宗教作为一种独立的学科已经开始加入汉学体系之中,并产生了一些研究著作。

1873年,王西里教士又出版了《东方的宗教》(《Религия Востока Ко нфуцианство,ьуддзм и Даосизм》)一书。此书就儒教在古代中国对社会风俗、教育等方面的影响进行了研究。1876年,英国德尼克博士(Nicholas Belfield Dennys)出版了《中国的信仰及其与亚利安族和闪米特族的信仰之关系》(《Folkl ore of China and Its Affinities with that of the Aryan and Semitic Races》)一书。这是一部研究古代中国人和亚利安族和闪米特族在民族信仰、原始宗教等方面对应关系的著作。此书试图从比较宗教学的角度出发,找出上古时代东西方民族的宗教信仰上的一致性问题,力图达到证明欧洲中心论的目的。1877年,英国约翰逊博士(Samuel Johnson)出版了 《东方的宗教及其他》(《Oriental Religions and their Relations to Universal Relig ion: China》)一书。从比较宗教学角度上,此书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古代宗教信仰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宗教信仰之间的异同。1886年,荷兰高鲁德博士(Jan Jakob Maria de Groot)出版了《厦门的民间祭礼》(《Les fetes annuellement celebrees a Emoui》)一书。此书以当时的厦门地区的民间仪礼为核心,系统地分析了当地的民间祭礼等表现形式在宗教中的意义和作用。1887年,美国杜步西教士(Hampden Coit Du Bose)出版了《龙、观念和恶魔》(《T he Drag on, Image and Demon》)一书。此书从民间宗教信仰角度上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儒、道、佛三教进行了比较研究。同年赫莱兹博士出版了《中国宗教》(《Religion in China》)一 书。1892年开始,高鲁德博士又出版了六卷本巨著《中国的宗教制度》(《The Religious S ystem of China》)一书。这是一部在西方汉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研究古代中国宗教制度的名著。其中对古代中国佛教、道教以及各类民间宗教信仰的仪式和有关典礼的研究,是此书独到之处。就体系之完整、资料之充实来说,在20世纪以前无出其右者。至今仍是研究此类问题的必读之作。就内容来说,第一卷是有关中国古代宗教制度的概论,第二、三卷是有关中国古代的鬼神观和法术问题的研究。此书曾有日文、法文、德文译本出版。同年,戈奥尔夫斯基出版了《中国人的神话观及其神话》(《Мифические воззр ения и мифы китйцев》)一书。此书是研究上古时代中国原始宗教信仰和神话的著作。在此书中,戈奥尔夫斯基力图通过对中国古代神话的分析,研究古代中国人的宗教观念。1895年,杜威若克博士出版了《中国的宗教》(《Ch ina's Religionen》)一书。此书的中心内容是具体地说明孔子和儒家思想中的宗教学说。等等。上述诸多著作的出现,把对基督教教义的证明变成了对中国古代宗教特点和思想、仪轨等具体的宗教表现形式的研究,为汉学研究的深入准备了思想基础。

但是,在老黑格尔看来:“在东方的宗教里,却正好相反,我们非常直接地感觉到哲学的概 念,它是与哲学很接近的。其不同的理由在于:个体性自由的原则进入了希腊人的心中,尤 其是进入了基督教徒的心中,因此希腊的神灵立即个体化而表现为人格的形态。反之,在东 方那种主观性精神的因素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宗教的观念并没有个体化,而是具有普遍观 念的性格,因而这种普遍的观念,就表现为哲学的观念,哲学的思想。”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1959年,王太庆等译。

其实如果他了解远古时代中国神话的话,他一定会从《山海经》中读出他所谓的希腊人的心中的那种“个体性自由的原则”的。遗憾的是,当时他没有机会去读《山海经》的西文译本。在希腊人以性格表现个体的自由精神之时,《山海经》以奇怪的形体表现了神灵的个性的自由。因为当时的中国思想(上三代的易学思想)都是以“象”来取事的。这和象形文字的起源和文化特点也是统一在一起的。

第三、道教研究

在对古代中国宗教信仰进行研究的著作中,道教研究的学术专著已经开始出现。这一时期出 版了几部系统地研究道教的成立和道教流派问题的优秀著作。

1856年,艾约瑟博士出版了《中国古代的关帝信仰》(《Account of  Kwangti, the God of the war, North China Herald》)一书。本书是一部对中国古代道教诸神之中的关帝信仰进行系统地研究的著作。在西方汉学史上,艾德克斯博士比较早地认 识到道教民间信仰的社会伦理价值问题。1884年,法国胡安特博士(Camille Imbault Huart )又出版了《天师道成立史的研究》(《La legende du premier pape des taoisteset I'hi stoire de la famille pontificale de Tchang》)一书。本书是一部研究道教流派中天师派道教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的学术专著。等等。道教研究在19世纪中晚期的西方汉学界中开始出现,这是有其时代背景的:首先,道教在表现形式上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中的任何一种宗教,在其思想理论基础上,又是对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具体运用。它是宗教和哲学一体化的产物。其次,道教把民间信仰予以科学化和体系化,如,内外丹学说的诞生就是其科学化和体系化的最佳成果。第三,一个为西方传统的思辨哲学家和基督教学者们所陌生的中国式宗教,使得汉学家们的研究因为不受来自正统哲学思想的障碍而显得异常自由。老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对中国古代道教的轻描淡写的几句议论,并不能动摇当时西方汉学家们的研究兴趣。

比如,戈奥尔夫斯基在《研究中国的意义》(《Важность Изучения Китая》)一书中曾说:“但是为什么黑格尔、康德等人没有想到中国文化比他们所想 的高多了,中国历史比他们所想的进步多了?”译文引用见Владиен Г Буров博士的上文中。Владилен Г.Буров 《Изучение к итай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в СССР》,见《汉学研究通讯》,第14卷 第4期。这一质问足见当时老黑格尔之流的观点对西方汉学史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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