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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承担教育部海归项目《东西方汉学史》13

已有 406 次阅读 2019-5-21 09:28 |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刘正承担教育部海归项目《东西方汉学史》13

作者 京都静源 教授/文学博士


第四章早期汉学研究的特色(下)

引言

在本章里,我将对新大陆诸国汉学文化区早期汉学研究的特色进行分析和说明。

其实,在这一汉学文化区中,值得介绍的国家理所当然的是美国,其次才是加拿大、澳大利 亚、新西兰等国。因为美国汉学在二十世纪东西方汉学史上的显著的地位,因此我特别将其 从欧洲汉学史中分离出来,在本书中进行独立地说明。

第一节汉学史研究分期和断代标准

分期和断代是对一门学科进行系统地学术研究(特别是进行历史的研究)最为重要、科学而又 具体的一个前提条件。本来,在本书的正式展开之前,就有必要先说明我对东西方汉学发展史进行分期和断代的标准的。的确有不少学者在进行思想史或学术史研究时喜欢先提出一 套分期和断代的标准。(在中国史学界一向就有史料派和史论派的两派区分。)这类标准多少 都有点空泛和生硬色彩。我是不太想赞同的。我觉得先应该阐述汉学向东西方各国的流传问 题,这一问题说明清楚了,就可以依汉学在东西方各国流传的历史过程来进行有实际意义的 分期和断代。也许为了说清各自分期和断代的标准就需要写一部专著、就可能争论上几十年 ……我并不想在这一问题上过分留恋。在史料派和史论派两者之间,我更倾向于史料派。在对东西方早期汉学的划分中,我使用的汉学史研究分期和断代标准是:①以所在国从汉学·汉学传入到施行儒教立国为止。如,韩国、日本、越南。②以所在国从汉学·汉字传入到在大学中设置汉学讲座为止。如,法国、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家。我是以上述两个条件来处理儒家所属国和基督教所属国的汉学传来、受容、发展、研究的历史过程的。在本书中,我在第一编《汉学的受容和展开》之后,马上开始了《儒家文化圈所属国汉学发展史》、 《基督教文化圈所属国汉学发展史》两编正是对上述两个标准的使用。即,我是以汉学史研究分期和断代标准作为构成本书的核心基础的

这类标准可能和迄今为止的各类国别体汉学史的划分标准是不一致的。一般的学者可能喜欢 使用三阶段、四阶段的划分方法。比如,同样是研究美国的汉学史问题,宋晞博士《美国的汉学研究》中使用的是三阶段划分方法,宋晞博士《美国的汉学研究》,见《世界各国汉学研究论文集》,台湾国防研究院,1962年。李达三博士在《比较文学研究之方向》一书中使用的是四阶段划分方法。李达三《比较文学研究之方向》,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但是把美国汉学研究分为受欧洲影响时期和美国为主时期,很明显是有意将费正清博士放在那种“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的地位上。不少美国学者就是这样来看待1939年以前的美国汉学研究现实的。再如,李达三博士在《比较文学研究之方向》一书中把汉学发展史的分期和断代分为17世纪国际东方耶稣会汉学、20世纪初期日本汉 学、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法国汉学、一九五八年开始的美国汉学四个时期。我承认他的这种方法有不少合理之处。但我不认为他的这一标准有足够的说服力。在我看来,他所谓的17世纪国际东方耶稣会汉学、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法国汉学、一九五八年开始的美国汉学都是我所谓的基督教文化圈所属国汉学发展史的构成之一。实际上,基督教汉学正是这个时期汉学的直接起点。

因此,按照我上述所谓的标准,我本人只使用二阶段的划分方法。我这一划分方法的目的是 把汉学传来和受容的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把大学和研究所中的汉学研究作为一个整体。可能 在每一个整体内还会有若干小阶段存在,但那无关整个汉学发展史的大局。

第二节美国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我把美国汉学史上的早期时代定位为1832年到1873年为止,前后共41年。

在早期的美国学界,当时并不太重视汉学研究。也许只是把汉学作为东方学的一门分支来看 待的。英国为了自身的商业利益把持着欧洲各国和清朝通商来往的核心。特别是英属东印度 公司的存在,垄断了西方各国和清朝通商通航的实际权力。新兴的美国无论在商业还是在汉 学上都必须依赖于英国和法国。

1838年,当时的美国哲学学会会长杜彭书博士所作的《汉字的性质及其特点之研究》一书正 式出版。他是把法国汉学研究的成果和研究方法介绍到美国汉学界的第一人。

第一、裨治文的汉学研究

1832年,裨治文教士(Elijan Coleman Bridgeman)在华传教期间创办了一家刊物《中华杂志》(《Chinese Repository》),并任该刊主编达16年之久。这是美国汉学史上第一家以汉学研究为主的专业性刊物。裨治文教士经常在该刊物上发表研究中国思想、语言、历史和经商贸易等方面的文章。1841年,裨治文教士又出版了《中国广东话教科书》(《Chinese Chres 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一书,这是美国汉学史上第一部汉语教科书。但是,此书的汉语发音是以作者的传教所在地的方言——广东话为基础而编写的。在这部728页的巨著中,裨治文教士以文选的形式作为学习汉语的入门教材。在《中国广东话教科书》一书中,裨治文教士从以下十七个方面进行了著述:一、概论。二、汉语概说。三、身体用语。四、亲属关系用事。五、各类人物用语。六、家庭用语。七、商务用语。八、机械用语。九、建筑用语。十、农业用语。十一、文科用语。十二、数学用语。十三、地理用语。十四、矿物用语。十五、动物用语。十六、医学用语。十七、政治用语。此书实际上是把了解中国的知识作为会话教材编入教科书中,把语言的学习和汉学的研究统一起来。

1847年,隶属于英国皇家学会的亚洲学会正式成立了中国华北分会,并出版会刊。此时,裨治文教士的汉学研究和在华传教两方面的知名度都使他以无人可比的资格出任了亚洲学会中国华北分会的第一任会长。

第二、卫三畏的汉学研究

1848年,卫三畏教士出版了他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著作《中华帝国》一书,此人后来成了耶 鲁大学和美国汉学史上的第一位汉学教授。关于此书,李达三博士《比较文学研究之方向》一书中评价此书说:“至今仍算得是一本出色的标准参考工具书。这是由美国汉学家所编的第一本内容丰富的汉学著作。它所涉及的范围可从下面的小标题见出:‘中国帝国纵览:地理、政府、文学、社会生活、艺术、历史、居民(宗教、商业、自然等也包括在内。) ’”李达三《比较文学研究之方向》,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

1848年至1851年,卫三畏教士出任《中华杂志》的第二任主编。1856年,他编著的《汉语语音字典》(《Tonic Dictionary》)一书正式出版。

第三、其他

1842年,第一个以印度佛学、伊斯兰教圣书学、汉学(当时主要指古代中国的思想和文化)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学术团体美国东方学会在美国正式成立。此时,该学会的图书资料部收藏有一万多册有关世界各国东方研究的书籍和中国古籍。值得说明的是:美国早期汉学史上的汉语教科书和字典都是以广东话为基础的,这是因为美国传教士早期来华传教的基地是广州。这可以说是美国早期年代里汉语研究的一个特点。

1865年,卢公明教士(Justus Doolittle)出版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Social Life o f the Chinese; A Daguerreotype of Daily Life in China》)一书。1867年,玛亚斯教士 (Fr. Mayers)所作的研究古代中国年历学的论文《中国年历学》(《Chinese Chronological Tables》)一文在《美国东方学会会刊》上发表。

第三节汉学讲座的设立

1869年,清政府赠送美国国会图书馆1000册善本古籍,内容涵概经、史、子、集四部。从这时开始,美国政府意识到:研究中国对于美国的亚洲政策及其商业利益有重大的作用和意义。于是,便在大学里开始设置汉学讲座。1873年,美国汉学史上的第一个汉学讲座在耶鲁大学设立。传教士出身的卫三畏教士成了耶鲁大学第一任汉学教授。从此以后,美国的汉学研究开始走进了大学和研究所。如,1879年,哈佛大学开始设立汉学讲座。1901年,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开始设立汉学讲座。

到1873年为止,宋晞博士《美国的汉学研究》一文中还介绍说:“纳维斯(John L. Nevius) 的《中国与中国人》(China and the Chinese),1868年出版,斯必尔(William Speer)的《 最老与最新的帝国——中国与美国》(The Oldest and Newest Empire China and the Unit ed States),1870年出版。”宋晞博士《美国的汉学研究》,见《世界各国汉学研究论 文集》,台湾国防研究院,1962年。

这期间的汉学研究虽然是以传教士为主的,但是因为时代的不同,美国传教士们的汉学研究 不再和法、意、德等国在17、18世纪的传教士汉学一致,而是和同期间的欧洲汉学研究 保持一致。简单来说,美国汉学从一开始就和欧洲汉学研究保持一致。哲学家杜彭书博士的 《汉字的性质及其特点之研究》一书的出版,为美国汉学的法国化时期揭开了序幕。有关这一时期美国汉学研究的法国化问题,宋晞博士在《美国的汉学研究》一文中分析说:“美国高等教育中深受欧洲学术研究风气的影响。许多大学的课程都仿照欧洲的体系,同时许多美国学生都到欧洲来求学,因此欧洲的汉学研究的学术传统更为美国各学校所做。在19世纪末叶和本世纪初期,大学里中文研究讲座,除少数系由过去的传教士担当外,大多数皆由欧洲学者或曾在欧洲受训练的学者主持。”宋晞博士《美国的汉学研究》,见《世界各国汉学研究论文集》,台湾国防研究院,1962年。

因此,美国汉学研究起点高是有其客观原因的。但是,李达三博士《比较文学研究之方向》 一书中评价此时的美国汉学水准时,他非常不满意地说:“这时期的美国汉学大半是些在华 美人利用余暇研究的成果。在美国并无研究中心,同时也不象法国,大学里有师生研究组织 。大多数的学者仍属于传教的一群。除了少数的学者有卓越的研究之外,不论在质或量方面 ,成果都不甚辉煌。”李达三《比较文学研究之方向》,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 年。

作为在台美国传教士、汉学家的李达三博士,他的上述不满之话是情有可缘的。实际上,谭 维理博士在《美国汉学研究:1830-1920》一文中也曾表达了类似的不满之言。Lau rence G. Thompson 《American Sinology, 1830-1920: A Bibliographical Survey》, 见《清华学报》,1961年总第22期。不过,当时美国汉学水准也实在使人失望。如189 5年出版的何天爵教士(Holcombe Chester)所作的《真正的中国人》(《Real Chinaman》)一书,还停留在17、18世纪传教士的游记水平著作上。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汉学讲座的设立已是20世纪初期和前期的事了。但以早期汉学研究这一角度来说,加拿大汉学在甲骨学上的研究走在了东西方汉学界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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