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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承担教育部海归项目《东西方汉学史》11

已有 481 次阅读 2019-5-19 08:39 |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刘正承担教育部海归项目《东西方汉学史》11

作者 京都静源 教授/文学博士


第四节英国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我把英国汉学史上的早期年代定位为1604年开始到1875年之间,前后共271年。

第一、图书馆和中文学校

1604年,牛津大学的博德林图书馆成了西方汉学史上第一个汉学图书馆。1687年,柏应理教士携带沈福宗前往法国、途经英国时曾去博德林图书馆,对该馆所藏中国古籍作编目和古籍修复的工作。

1825年,莫理逊教士(Robert Morrison)创立了“伦敦东方学院”(“London Oriental Inst itution”),开设了中文讲座。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学院是“巴黎东方语言学院”的翻版。当时,任教的教授中,除了莫理逊教士之外,还有一位堪特教士(Samuel Kidd),此人后来成为伦敦大学(London)的第一任汉学教授。

莫理逊教士是于1807年乘美国客船先到澳门后来到中国的。他在东印度公司的援助下,一面作为该公司的翻译,一面进行传教——更主要的是:他一面又开始了正式的汉学研究活动。 他对英国汉学史的贡献除了创办的“伦敦东方学院”之外,就是编纂了六大卷本的《英华字 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一书。

1836年,中国古书《绎史》被译成英文正式出版。

第二、汉学讲座的设立

1837年,英国汉学史上第一个汉学讲座在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正式设 置。堪特教士出任第一任汉学教授。但是,当时的汉学讲座以培养商业人材为主,课程的设 置自然和法国、荷兰等地大学的汉学讲座不能相比。然而,中英之间通商人材的急需,使得 传统的传教士汉学让位于实用的商业化汉语人材的培养。1845年,伦敦大学的国王学院也正式设置了汉学讲座。自上而下,商业化汉语人材的培养奠定了英国汉学在早期年代的发展方向。

1860年,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诞生了第一个中国人教授齐玉堂。但是,有关齐玉堂的详细情况,我们至今仍不甚了解。我们无法确定他的学术背景和研究成果。至少我们能知道的只 是他在大学里教古代汉语和日常会话两门普通课程。当时也只能如此。

1861年开始,著名的利雅格教士(James Legge)出版了他的研究古代经学思想的翻译著作多 卷本的《中国经典》(《Chinese Classies》)一书。1875年,利雅格教士出任牛律大学的第一任汉学教授。1888年,曾任英国驻华使馆官员的沃德(Thmos Wade)任剑桥大学(Cambrid ge)的第一任汉学教授。

第三、经商和领事馆汉学

如上所述,早期英国汉学的研究风气并不浓厚,因为自上而下的风气是:培养为经商和外交 的通中国话的实用汉学家或称领事馆汉学家为早期英国汉学发展的基本走向。利雅格教士和 他的研究中国古代经学思想的系列著作《中国经典》的诞生,才开始了英国汉学的学术研究 时代。但是,英国汉学的学术研究风气并不如培养为经商和外交的通中国语的实用汉学家或 称领事馆汉学家的风气浓厚,这种学风至今也如此。陈尧圣在《英国的汉学研究》一文中分析了早期英国汉学研究的上述特点时,总结出五点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前两点原因是:①英国最初对中国文化并不重视,只注意语言训练培养商业上之通译人材,故一切课程简单而无学术上的研究计划与设备。②英国大学当局由于印度近东等国家与英国关系密切,故以研究希腊罗马文化之方式及态度来研究近东文化,对中国文化加以蔑视,故汉学系课程内容甚为简单,且不准汉学系学生念荣誉学士学位。陈尧圣《英国的汉学研究》论文。

由于当时英国对华贸易的需要产生了汉学讲座,通商人材和领事馆汉学人材的急功利利性质 制约了正统的汉学研究在英国大学里的正常发展。如果注意一下当时邻近英国的法国、荷兰 汉学的赫赫成果,则当时英国汉学的实际水准就像一只丑小鸭般的不值一提。

第五节比利时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比利时汉学史上的早期年代开始于1687年,柏应理教士在1687年正式地出版了由他编译的《四书》的拉丁文本。

第一、柏应理的汉学研究

研究东西方汉学史,特别是研究儒家思想史的学者,如果有人不知道柏应理教士的名字是有 点说不过去的。他于1656年来华传教。又曾于1681年前往罗马,面见教皇,请求教皇批准中国的信徒们能以中文进行弥撒。当然,柏应理教士此行对东西方汉学史最大的贡献是:他携带在华传教士所著各类中文著作约四百种,亲自献给罗马教皇图书馆。前述《易经》研究的十四种手稿等等,可能就是在此时由他送交梵帝冈图书馆的。

1687年,柏应理教士出版了由他编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

第二、《四书》的拉丁文本问题

关于柏应理教士所编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佐伯好郎博士《**基督教的研究》中 认为:“Ignatius da Costa, 顺治十六年入支……是最早把《四书》译成拉丁文的著名传教士……《西文四书直解》,以《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 Moralis》作为拉丁文译本的名称。”佐伯好郎《**基督教の研究》,春秋社,昭和15年。这里的郭纳德教士是葡萄牙人,曾和意大利的殷铎泽教士一起把《大学》、《中庸》译成拉丁文。国内外有不少有关中西交通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国基督教传教史、国别体汉学史等著作中都以为是柏应理教士首先把《四书》译成拉丁文的。而实际上最早把《四书》译成拉丁文的正是意大利利玛窦教士。1593年,他首先将《四书》译成了拉丁文,并以《Tetrabiblion Sin ense de Moribus》为书名正式出版。但是,为柏应理教士所编译的《四书》的拉丁文本书 名是《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和郭纳德教士所译的拉丁文书名《西文四书直解》(《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 Moralis》)一书之间有何关系?

有关此问题,方豪博士在《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说:“柏又刊印《西文四书直解》,拉丁文题名《中国哲学家孔子》,一六七八年巴黎出版。系柏与殷铎泽(Intorcetta)、恩理格(Herdtricht)、又鲁日满四人所合编,计包括:一、柏上路易十四世书;二、缘起与宗旨;三、孔子传,大约为殷铎泽撰;四、本文,即《大学》,郭纳爵(Ignatius da Costa )译;五、《中庸》与《论语》,殷铎泽译,附注释。”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 》,台中光启出版社,1973年。而在拉丁文中的“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一句中,“Confucius”是今日英语世界中“儒教”、“儒家”、“孔子”一词的语源,“Sinarum”是“ **”、“中国”、“秦”一词的语源,“Philosophus”是今日英语世界中“哲学”一词的语源,因此,在此作为书名使用的《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一语,其准确的中文应是“儒家:**的哲学”或“孔子:**的哲学家”,而不是这里的“中国哲学家孔子”。方豪博士的考证证明了《西文四书直解》是由他本人主持编辑和出版的,而非由他一人所翻译的。因此,第一个把《四书》翻译成西文的人既非柏应理教士,又非郭纳德教士,而是由柏应理教士本人主持编辑和出版的,并由他和殷铎泽教士、郭纳德教士、恩理格教士、鲁日满教士(Franciscus de Rougemont)五人共作的。现在,这一问题可以说已解决了。

在同一年,还出版了柏应理教士的一部研究古代中国年历学的工具书《中国六十甲子纪年表》(《Tabula Chronologica Monarchiae Sinicae Juxta Cyclos LX》)一书。

第三、孙璋的汉学研究

1728年来华的孙璋教士(Alexandre de la Charme)后来曾把《诗经》、《仪礼》和《甲子会记》译成法文出版。孙璋教士本人的古代汉语水平在当时来华传教士中、在比利时籍传教士中都是一流的。他在《性理真诠》一书中用流利的古代汉语说明了他研究汉学的意义:“真道实义载于中国五经。五经者皆系古先明哲穷理尽性,躬行实践有得之妙道精理,垂之千古以教万世者也。但五经之言,至理渊邃,浅尝者不能深究其义。且秦火以后,又皆残缺失序,虽代生贤哲,遵信而接续焉,然不过收十一于千百,而五经全旨概乎不得复闻矣。”这一思想和现在的作考据学的人简直是一鼻孔出气了。谁又能想到本文的作者是生活在距今近三百年前一个比利时传教士。孙璋教士在汉学之外的最大贡献是:协助清政府向俄罗斯帝国回了黑龙江以东近二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当时,他利用自己精通汉、满、蒙、英、俄、法诸语言之便,以《尼布楚条约》为依据,在外交上逼得俄罗斯帝国不得不让步。有关此问题的具体记载可见巴尔托德博士的《俄罗斯及欧洲东洋研究史》一书第171页。В.Б артолъд 《История изучения востока в Европе и России》,СПЕТЕРЪУРГЪ,1911年。在此之 前,曾有徐日升、张诚教士协助索额图和俄罗斯帝国定下《尼布楚条约》之事。可见Joseph Sebes所作《The Jesuits and the Sino Russian treaty of Nerchinsk》一书。 孙璋教士在语言学的研究著作,现存有《华法满蒙文对照字典》手稿一部,以及部分研究笔记。他在京长达四十年,专心学习语言,研究汉学,是极为少见的书斋型学者。

第四、赫莱兹的汉学研究

前述柏应理教士和孙璋教士的以中国古代思想为核心的汉学研究,为比利时汉学的发展奠定 了良好的开端。这一风尚一直保持到19世纪。

在19世纪中,比利时的汉学家威玛若博士(Vremare)、华帕博士(Piper)、帕玛若博士(Pre mare)、施赫玛池博士(Schumacher)等人的博士论文就是专门以《周易》的哲学思想为题进行论述的。

在整个19世纪,比利时最大的汉学家是著名的赫莱兹博士(M. de Harlea)。他通汉、英、法、德、比等国语言,又以先秦诸子思想和上古史作为研究中心,极大地推进了比利时的汉学研究水准。1884年,赫莱兹博士把《老子》同时译成比利时文·法文两种文字,加以出版。1885年,他又出版了研究殷商历史的著作《商帝国史》(《Shang Thsing tsing king》) 一书。在此书中。赫莱兹博士利用他所熟悉的先秦史籍,勾画出了商代史的全貌。在甲骨学诞生之前的西方汉学界,能进行这一研究是需要极深的古文献功力和宽广的中国上古史知识的。1887年,他又把《周易》翻译成比利时文出版。1890年,他又把《仪礼》翻译成比利时文出版。

第六节德国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德国汉学史上的早期年代开始于17世纪七十年代的米勒教士。准确地说是开始于1678年米 勒教士编译《中国历史》一书出版之时,到1833年诺依曼博士(Karl Friedrich Neumann)成为慕尼黑大学(Muenchen)的东方学教授为止。前后共计155年。这155年的早期汉学研究,和 其他国家不同的是:几乎完全是以传教士为主的汉学时代。

第一、米勒和门泽尔的汉学研究

在米勒教士的著作出版之前的1658年,德国曾出版了柏应理教士的《中国年表》一书。在此之后的1685年,作为医学博士、西方汉学史上著名的门泽尔博士(Christian Mentzel)出版 了他所编纂的《字汇》(《Sylloge Minutiarm Lexici Latino Sinico Characteristici》) 一书。这是一本以当时欧洲通用语言拉丁文来解释中文的一部字典。1696年,门泽尔博士又出版了《古今中国帝王年表》一书。著名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兹博士曾大力支持米勒教士的汉学研究。见张国刚博士《德国的汉学研究》一书:“详细地研究和阅读过传教士的报告,并将其中一部分编辑成《中国近况》一书……当他听说柏林教士米勒发现了解读‘中文的钥匙’,特地写信提出十四个问题,询问中文结构之谜……在与白晋通信中对《易经》也作过探讨……他打算建立一个新教中国教团,发展同中国的联系;他还进一步主张在柏林和北京各设立一个学术研究院,作为双方进行纯学术交流的机构 ”。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中华书局,1994年。上述种种,都是莱布尼兹博士本人在汉学活动上的具体工作。当然,最为著名的活动是他和白晋教士关于《周易》八卦卦象和二进制算术之关系的探讨,是最有意义的一项研究工作。

第二、莱布尼兹和白晋的汉学研究

在上文中,我提到了莱布尼兹博士曾大力支持米勒教士的汉学研究之事,张国刚博士在《德 国的汉学研究》一书曾说莱布尼兹博士曾“详细地研究和阅读过传教士的报告,并将其中一 部分编辑成《中国近况》一书”。这里所说的《中国近况》一书,书名为《Novissima Sini ca》,系用拉丁文所作,出版于1697年。其内容为在华传教士之书信。卷首有莱布尼兹博士 所作的赞美中国古代文化和道德的按语性文章。他在书中特别肯定了康熙皇帝的政绩,并在 一封致闵明我教士的信中提出了他想知道的有关中国文化和科学的三十个问题。在东西方汉 学史上,这样的文章似乎并无多大的汉学研究意义在内。在汉学史上引起争论的问题即是二 进制算术和六十四卦卦象之关系的问题。1679年,莱布尼兹博士写完了那篇著名的论文:《论二进制算术》(《Explication de L'Arithmetique Binaire》)。1701年4月,他把此论文寄给远在中国传教的友人白晋教士。当年的11月,白晋教士寄给他两张图,即:《六十四卦次序图》(《Segregationtable》)和《六十四卦方位图》(《Square and Circular Arrange ment》)。这是中国古代易学理论中最为有名的六十四卦的次序图和方位图。莱布尼兹博士本人立刻发现图中的阴阳爻表示法和他本人创立的新数学《论二进制算术》一文中的数学理论出奇地一致!由此揭开了争论至今的《论二进制算术》一文和白晋教士寄给他两张图何者为先的问题的序曲。1703年,他把上述论文发表在级别最高的学术刊物《皇家学会会刊》( 《Memoires de L'Aacadmie Royale des Sciences》)上。

本来,这个问题既非汉学问题,又非易学问题。但问题的关键是:作为数学家的白晋教士为 何单单把两个图寄给同样也是数学家的莱布尼兹博士?从1679年到1701年共计二十二年的时间里,他们二人是否进行过有关二进制算术问题的讨论?在已公开出版的莱布尼兹博士的日记、书信等史料中,记录了他和白晋教士的七封通信。莱布尼兹博士在信中曾如是说明了二进制算术和六十四卦卦象之关系的问题:“再提到大函的重要问题吧!这就是我的二元算术和伏牺易图的关系,人们都知道伏牺是中国古代的君主,世界有名的哲学家,和中华帝国、 东洋科学的创立者。这个易图可以算现存科学之最古的纪念物,而这种科学,依我之所见, 虽为四千年以上的古物,数千年来却没人了解它的意义。这是不可思议的。它和我的新算术 完全一致。当大师正在努力理解这个记号的时候,我依大函便能给它以适当的解答。我可以 自白的,要是我没有发明二元算术,则此六十四卦的体系,即为伏牺易图,耗费了许多时间 也不会明白的罢!我之发明新算术,是在二十年前,我认为以‘0’和‘1’表示的算术,较 之从来所有的更进于完全之域,是有不可思议的效果的。”引见朱谦之《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商务印书馆,1940年。

在此,莱布尼兹博士对易学的误解是:“伏牺是中国古代的君主,世界有名的哲学家,和中 华帝国、东洋科学的创立者。”这或许也是当时白晋教士的误解。但是,当白晋教士认为易 学“与西士秘学传相考”之时,莱布尼兹博士却发现了“它和我的新算术完全一致”——而 这一新算术的诞生时间,正是在白晋教士把上述易图寄给莱布尼兹博士之前:“是在二十年 前,我认为以“0”和“1”表示的算术,较之从来所有的更进于完全之域,是有不可思议的 效果的”。

二进制和六十四卦卦象之间的派生关系问题,其答案已经很清楚了。

第三、赫姆包德的汉学研究

1822年,克拉普洛特博士(Heinrich Julius Klaproth)正式编辑《柏林皇家图书馆中文图书目录》。1827年,赫姆包德博士发起了研究古代汉语和象形文字在思辨哲学中的意义、文法和语词的变化性质以及象形文字的价值等方面问题的学术探讨。赫姆包德博士所关心的终极 问题是汉学在象形文字意义中能否表达理性主义和思辨哲学这一问题,他的这种研究与其传 教士们不同之处是:其目标指向不是中国传统的训诂学和经学解释学,而是德国的语言哲学 在汉语中的实际应用问题。赫姆包德博士的这一研究,在西方汉学史上是早有传统的。由赫 姆包德博士所发起的这一研究,是结束德国汉学史上早期时代的序曲,同时也开启了以对历 史和儒家思想的研究为主体的近、现代德国汉学,更为六年以后诺依曼博士出任慕尼黑大学 的东方学教授准备了基础。

第四、大学校园内的汉学研究

1829年,哥廷根大学(Goettingen)教授伯莱特博士(Johann Heinrich Plath)出版了研究清代早期历史的巨著《满族》。此书对中国北方各民族的历史进行了详细地叙述。1831年,诺依曼博士从中国买回文、史、哲各类经典著作和笔记文集、诗词曲小说等共计6000卷古籍。其中,巴尔托德博士的《俄罗斯及欧洲东洋研究史》一书说:这批中国古籍实际上共有一万卷之多。В.Бартолъд 《История изучения вос тока в Европе и России》,СПЕТЕРЪУРГЪ,1911年。诺依曼博士把3500卷赠给了慕尼黑图书馆,2500卷赠给了柏林图书馆(Berlin) 。 对于19世纪的东西方各国的汉籍藏书来说,6000卷古籍是个非常非常地让我们感到震惊的 数字!这为德国汉学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发展奠定了无法想像的极其雄厚的物质基础! 1833年,诺依曼博士成为慕尼黑大学的第一位东方学教授。德国汉学史上的早期时代结束了。有此一时期的汉学研究,福赫伯博士在《德国各大学的汉学研究》一文中说:“最初只是实用语言方面的传授,后来才从真正学术研究工作,德国的情况便是如此。故十九世纪的汉学乃有业余性,实用性或学术性等类型,各行其道。因在德国无学术训练的设备,故十九世纪前半叶的德国汉学家,若非自修而来的,便是在巴黎学来的。”Gauting Herbert Franke 《Sinologie an Deutschen Universitaeten, Wiesbaden》,译文引自《东方杂志》复刊第20卷第八期。

可惜那个时代德国的汉学研究是以实用语言方面的传授为主,若想作真正的汉学研究就得先 去法国或荷兰。否则的话,也就不会出现现代日本汉学的异峰突起局面了。时代不等人—— 到了十九世纪末期,使现代日本汉学研究中对东洋史学的研究异峰突起的重要人物、当时任 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主任教授、德国历史语言考据学派的史学大师瑞斯博士(Ludwig Riess) 正作着催促东洋史学诞生的准备工作时,德国的汉学研究在卫礼贤教士(Richard Wilhelm) 和清末学者劳乃宣的帮助下,走向了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专题研究。

但是,尽管如此,当时德国汉学界还有一件极为有意义的工作必须提及,就是:编纂并出版 了每年一册的《东方学文献解题》(《Orientalische Bibhgraphie》)一书。此书成为西方东方学界(特别是汉学界)必备的著名的工具书。直到1914年才停刊。此书开启了现代东西方汉学界文献解题和文献目录出版的先河。更是日本汉学界出版《东洋研究文献书目》的前身和来源。其意义不容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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