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yotosizumoto的个人博客分享 http://blog.sciencenet.cn/u/kyotosizumoto

博文

刘正承担教育部海归项目《东西方汉学史》10

已有 626 次阅读 2019-5-19 08:35 |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刘正承担教育部海归项目《东西方汉学史》10

作者 京都静源 教授/文学博士


第二节荷兰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荷兰汉学史上的早期年代开始于1628年,到1875年荷兰的莱顿大学(Leiden)第一个汉学教授诞生为止,前后共247年。

第一、中国文化和儒家思想的研究

1628年,赫瑞尼斯教士(Justus Heurnius)开始编纂中·荷·拉丁三用大辞典。这是传统概念中的“读书须先识字”——即先进行文字训诂学的学习,这是解读经典的关键。1650年, 在卫匡国教士的《中国新图》一书中,附有荷兰莱顿大学格利斯(Jacob Colius)教授研究古代中国二十四节气的论文。

格利斯教授是当时莱顿大学研究波斯史的专家。他比较了中国和波斯的二十四节气制度,提 出了波斯二十四节气制度是由中国传入的观点。他之所以能提出如此观点是因为当时格利斯 教授本人就有八十部中国古籍善本藏书和一些中亚史、中西交通史有关资料的抄本,使他能从中找出波斯二十四节气制度的由来。1675年,赫农(Joan van Hoorn)出版了《儒学诗颂》(《Eenige Voorname Eygense happen van de Deugdt Voorsichticheydt Wijsheydten Volmaecktheydt》)一书,这部以诗的体裁作成的书,是荷兰汉学史上介绍古代中国儒家经学思想的第一部著作。本书中心是说明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思想的意义和作用。作者是当时的荷属东印度总督。1709年,中国人周美叶和荷属东印度总督赫农一起来到荷兰。周美叶把中医传授给荷兰人,并写了一部荷兰文著作:《中国历代帝王年表》。他为荷兰早期汉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地贡献。但是,在中国史料中,几乎没有发现有关周美叶的记录。我们所能推测的只是他是名中医,或许是当时清政府派遣的作为荷属东印度总督赫农的庸人(私人医生)?然而能肯定的是:周美叶并不是位学者。他的传统的文史素养可能只是他学医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他作《中国历代帝王年表》或许说明他有意图作出一部普及本中国通史——但他最后又回到了中国,更说明他是个儒医,而非儒学学者。

第二、施莱格尔的汉学研究

此时有件值得特别一提的事是荷属东印度总督提斯特(Joan Duymaer van Twist)在1853年正式向荷兰政府提出议案:为了更好的同中国来往,必须开始培养荷兰汉学家。此议案被通过。于是,荷兰政府委托殖民大臣帕赫德(C. F. Pahud)开始经办此事。荷属东印度总督赫农和提斯特二人对汉学研究的提倡,使得荷兰汉学的发展走上了正式轨道。

1853年夏,帕赫德命令莱顿大学成立了汉语研究中心。该中心的第一任主任教授是霍夫曼 博士(Joan J. Hoffmann)。但是,霍夫曼博士的研究专业倾向上,更是位和学(像汉学被一般人称作中国学一样,研究日本古代文化和思想的学说,也常被称作日本学。按照前述序论所述,这类说法实不伦不类,正确的名称是“和学”)的专家。第一届的学生只有四人。二十二年后,第一届学生中的施莱格尔博士(Gustave Schlegel)成为名满天下的汉学家和莱顿大学第一位汉学教授。1857年,莱顿大学汉语研究中心第一届学生四人到中国厦门进行了为期五年的留学生活。这使他们在汉语水准和对当时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实际了解程度上超出整个欧洲汉学界的平均水准之上。

1866年,自11岁就开始学汉语的、莱顿大学汉语研究中心第一届学生施莱格尔博士,出版了 他的成名作《天地会:海外华人秘密结社之研究》(《Thian Ti Hwui: the Hung League or Heaven Earth League: A Secret Society with the Chinese in China and India》)一书。此书重点研究了海外华人天地会在组织结构和礼仪规定等方面的问题。

施莱格尔博士的汉学研究,是以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教学研究为核心、以历史和现实的连续 性问题的阐发为其目标的。在使用史料方面,他实现了书面史料和实际存在现象的统一—— 这后一点开启了以后社会调查、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先河。这和他的中国留学经历有重大而直 接的联系。1875年,莱顿大学第一位汉学教授正式诞生,由著名汉学家施莱格尔博士出任该大学汉学讲座第一任教授。在同一年内,施莱格尔博士又出版了他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两卷本巨著《中国天文学》(《Uranographie Chinoise》)一书。1875年以后,荷兰的汉学研究、特别是莱顿大学的汉学研究终于成为可以和法国的汉学并肩为欧洲汉学研究的两座高峰。于是,对西方人来说,研究汉学必须精通法语和荷兰语的时代到来了。法国的古典汉学研究和荷兰的清代、海外华人文化圈的宗教制度研究构成了19世纪中、后期、20世纪前期的西方汉学研究的核心组成。

第三节法国汉学史的早期年代

在《汉学的传来》一章中,我把汉学传入法国时间定为1626年,而法国汉学史上的早期年代 指1626年到1814年法兰西学院第一个汉学讲座诞生为止。这段时间总共有188年。

第一、金尼阁的汉学研究

1611年来华的金尼阁教士,曾于1614年回到罗马,面见教皇,并在教皇厅向高级僧侣们宣传和解说中国文化和儒家思想。他的这一行为在当时的罗马教厅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华期间,他先后在南京、河南、西安、杭州等地传教多年。并创办印刷所,刊行他本人和其他教士的汉学著作。在汉学研究方面,1626年,他除了翻译出版研究中国古代经学的著作《易经》之外,关于《易经》书名的英文译法问题,Niclas Trigault教士使用的是《Y King》,这可称为表音法。表音法在现代西方汉学界多写《I Ching》。还有一种译法是:《The Book of Changes》,也曾经被英语世界广泛地使用过,这可称为表意法。但是,他翻译的《易经》一书因为系自己在杭州创办的印刷所刊印,至今难以见到原版书。还出版了一部汉语工具书《西儒耳目资》(《Vocabulaire Chinois》)。

见方豪博士《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一书中对此书的评述:“此书作于天启五年乙丑夏月, 成于六年丙寅春月。凡五个月,三易稿始成。《四库全书》经部《小学类》存目二著录。但 据《四库总目提要》说:‘残阙颇多,并非完书’,可证当时流传已很少。罗常培先生曾在 民国十九年出版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三分册发表《耶稣会士 在音韵学上的贡献》,加以介绍,据罗说:当时仅伦敦皇家图书馆、梵帝冈图书馆及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有残本;顺德温汝适藏有《译引首谱》一册,见抄本顺德《温藏书目》。而上海东方图书馆善本书库,经部一三五号,则藏有天启六年径阳张问达原刻本,亦不全,但尚存有《译引首谱》二册,一百十一页;《列音正谱》二册,一百五十五页;《列边正谱》二册,一百三十五页;卷首载张问达、王征、韩云、张重芳序,与金尼阁自序,共六篇,二十四页。全书共六册,四百二十五页。金此书,有关音韵学的要点,大体和利玛窦的注音相同,音标符号总数不过三十上下,展转拼合,再调以中国五声,便可把明末普通音,赅括无遗,比旧韵书的方法方便得多。罗先生称为‘可以执简驭繁,由浑而析’,而是‘明末耶稣会士在中国音韵学上的第一个贡献’。”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台中光 启出版社,1973年。

这是金尼阁教士用汉语著述的一部著作。他使用罗马字母对汉字进行注音和分析,是古代汉 语研究领域里一个划时代的开创!自此以后,对象形字的注音和分析把汉语的研究提高到了 科学规范化的地位上来,也使得传统的训诂学、音韵学、文字学获得了新生!有意思的是: 这部被《四库总目提要》称为“残阙颇多,并非完书”的《西儒耳目资》一书居然传到了古代朝鲜!我在《韩国古书书目》中发现了此书流传到古代朝鲜的记录。

第二、礼仪问题的兴起

李明教士(Ludovicus Le Comte)是1687年来华的。他在华时间并不长,1692年就回到法国。 他在汉学史上的地位是因为他的一部成功的著作:1696年开始,他出版了所作的三卷本的《中国现状新志》(《Nouveaux Memoires sur I'Etat present de la Chine》)一书。此书出版后很快引起汉学界和基督教界的重视,连续再版,到了1698年年底又出了一部三卷合一的一卷本著作。此书的学术价值是:第一次把中国传统思想和基督教教义之间的理论论争的所谓礼仪之争,向西方社会公布于世。内容之详细、资料之珍贵,在有关此问题的同类书中无可比者。此书对于西方学术界了解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启了重大地推进作用。前此以往对中国思想和文化的种种误解,都因为此书对中西礼仪问题的揭示而变得日益重要起来。这样一部对于研究中西交通史、中国思想史、东西汉学史、中国基督教发展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学科有重大地参考价值和史料价值的著作,长期以来一直被中、日汉学界所忽视。一些专门研究礼仪之争的学术著作,远如本世纪初期日本汉学界佐伯好郎博士的博士论文,似乎并不知道此书的存在。

1700年,李明教士出版了研究礼仪之争的新著《中国典礼论》(《Sur les Ceremonies de l a Chine》)一书。1702年开始,高华恩教士(Charles Le Gobien)和赫尔德教士(Jean Bapti ste du Halde)二人编辑的多卷本系列书信集《海外传教士耶稣会士通信录》(《Lettres Ed ifiantes et Curieuses Ecritesdes Missions Etrangeres par Quelques Missionnaires de la Compagnie de Jesus de la Chine et des Indes Orientales》)一书正式出版。此 书是个多卷本的系列书信集。第一卷至第八卷由高华恩教士编辑。第八卷至第十六卷由赫尔 德教士编辑。此巨著对于研究西方汉学史上早期时代传教士对汉学的受容史研究,特别是有 关礼仪问题的研究,有重大参考价值。此书此后又由别人继续编辑出版到第三十四卷为止。

第三、冯秉正的汉学研究

1708年,雷孝思教士和冯秉正教士等人一起参加了清朝官定的《皇舆全览图》一书的著述和实地调查工作。方豪博士曾在《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一书中评价冯秉正教士说:“对于 中国文字、艺术、科学、神话等,无一不精。”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台中光启出版社,1973年。但是,冯秉正教士在汉学史上最伟大地贡献是:在1737年 年底前作完了十二卷本的巨著《中国通史》(《Histore Generale de la Chine ou Annales de cet Empire Traduites du TongKien KangMou》),但此书自他死后的1777年才开始出版,1783年全部出齐。

各卷内容如下:第一卷:概述自神话传说时代到周穆王时代的历史。第二卷:概述自周穆王 时代到汉代孝景帝时代的历史。第三卷:概述自汉武帝时代到汉献帝时代的历史。第四卷: 概述自汉献帝时代到东晋恭帝时代的历史。第五卷:概述自刘宋高祖时代到隋恭帝时代的历 史。第六卷:概述自唐高祖时代到僖宗时代的历史。第七卷:概述自唐昭宗时代到后周世宗 时代的历史。第八卷:概述自宋太祖时代到南宋宁宗时代的历史。第九卷:概述自南宋宁宗 时代到元顺帝时代的历史。第十卷:概述自元顺帝时代到明末时代的历史。第十一卷:概述 自明末时代到清乾隆四十五年时代的历史。第十二卷:历史年表、人名索引、历史地名表等 。

这是一部出色的历史学巨著,出版后很快就被译成意大利文出版。方豪博士的评论实在是恰 如其分的。此书实是以《通鉴纲目》为核心内容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本书第一卷至第九卷 是《通鉴纲目》的法文注解本。在书名中,他也使用了《通鉴纲目》的法文译名“TongKi en KangMou”。据说,他进行这一工作是因为康熙皇帝向他下达的旨意。但是,他在著译中时常加入个人的价值判断性评语——基督教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为此,他的那些历史观和价值观曾在西方社会产生过负面作用,使一些学者以他的观点作为理解中国的依据。更为可贵的是:本书的后三卷历史是《通鉴纲目》中所没有的,但是他利用能见到的明清史料作了出来。他实现了中国古代史籍和现实资料的结合,并为建立汉学史观和历史观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冯秉正教士是1703年开始来华的。方豪博士在《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说他是“法国汉学的奠基者”。由上述汉学著作的出版来看,这一评价是当之无愧的。最初他来华时在广州传教,但他很快就对广州的方言和民俗传统产生了浓厚地兴趣。或许,正是在那时的这一特殊经历,才使他下决定最后作出了那十二卷的中国通史著作。

第四、白晋和傅圣泽的易学研究

在国内外易学界,学者们常常说起白晋教士(Fr. Joachim Bouvet)。原因就是他的易学研究及其这一研究和二进制数学的内在关系问题。白晋教士本人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正式向中国 派遣的著名数学家。来华前,他已经是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在数学、化学、生理学等方面都 有独到的建树。1687年,他正式到达宁波,开始传教。第二年到京后,立刻被康熙皇帝所看重。和白晋教士相比,1699年开始来华的傅圣泽教士(Jean Franciscus Foucquet)则是一位 比较正统的教徒。1715年,白晋教士和傅圣泽教士二人奉康熙皇帝之命开始学习《易经》。 但是,作为数学家的白晋教士和作为教徒的傅圣泽教士因为二人各自学养的不同,他们各自 对《易经》的看法也不同。

方豪博士《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公布了在梵帝冈图书馆中保存的与此有关的文献共十件,其中第二、三、四、五、十件中涉及到学习《易经》的具体问题。现引用如下:

第二件:“臣傅圣泽在江西叩聆圣旨,命臣进京相助臣白晋同草《易经稿》。臣自愧浅陋, 感激无尽。因前病甚弱,不能陆路起程,抚院钦旨备船只,诸方供应,如陆路速行。于六月 二十三日抵京,臣心即欲趋行宫,恭请皇上万安,奈受暑气不得如愿,惟仰赖皇上洪福,望 不日臣躯复旧,同臣白晋竭尽微力,草《易经稿》数篇,候圣驾回京,恭呈御览。”

第三件:“七月初五日上问:‘白晋所译《易经》如何了?钦此!’王道化回奏:‘今现在解 《笔法统宗》之攒九图、聚六图等因具奏。’上谕:‘朕几个月不曾讲《易经》,无有闲着;因查律吕根原,今将黄钟等阴阳十二律之尺寸积数、整音、半音、三分损益之理,查其根源,亦无不本于黄钟而出。白晋释《易经》,必将诸书具看,方可以考验;若以为不同道则不看,自出己意敷衍,恐正书不能完,即如邵康节乃深明《易》理者,其所有占验,乃门人所记,非康节本旨,若不即其数之精微以考查,则无所倚,何以为凭据?尔可对白晋说:必将古书细心校阅,不可因其不同道即不看;所释之书,何时能完,必当完了才是。钦此!’”

第四件:“初六日奉旨:‘问白晋所学《易经》如何了?钦此’。‘臣蒙问及,但臣系外国愚儒,不通中国文义’;凡中国文章,理微深奥,难以洞彻;况《易经》亦系中国书内更为 深奥者。臣等来中国,因不通中国言语,学习汉字文义,欲知中国言语之意。今蒙圣上问及 ‘所学《易经》如何了’?臣等愚昧无知,尚圣恩不弃鄙陋,假半月,容臣白晋同臣傅圣泽细加考究,尚有所得,再呈御览,求圣恩教导,谨此奏闻。”

第五件:“臣白晋前进呈御览《易学总旨》。即《易经》之内意与天教大有相同,故臣前奉 旨初作《易经稿》内,有与天教相关之语,后臣傅圣泽一至,即与臣同修前稿,又增几端。 臣等会长通知,五月内有旨意,令在京众西洋人同敬谨商议《易经稿》所引之经书,因寄字 与臣二人云:‘尔等所谓御览书内,凡有关天教处,未进呈之先,当请旨求皇上谕允其先察 详悉。’臣二人日久曾专究《易》等书奥意,与西士秘学传相考,故将己所见,以作《易经 稿》,无不合于天教。然不得不遵会长命,俯伏祈请圣旨。”

第十件:“五十五年闰三月初二日,为纪理安、苏霖、巴多明、杜德美、杨秉义、孔禄食、 夏大成、穆敬远、汤尚贤面奏折,上将原奏折亲交与纪理安等。谕赵昌、王道化、张常住、 李国屏、僮毓秀、伊都立:尔等共同传与白晋、纪理安等:‘所奏甚是,白晋作他的《易经 稿》,作亦可,不作亦可;他若要作,着他自己作,不必用一个别人,亦不必忙;俟他作完 时,再奏闻。钦此!’”

以上几件资料对于研究法国汉学史和法国易学史的形成,特别是研究法国传教士对汉学的受 容程度,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学术价值。而且,方豪博士《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一书中又 说:“梵帝冈图书馆藏有西士研究《易经》的抄本十四种,多与白晋有关。”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台中光启出版社,1973年。

在西方易学史上,白晋教士是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他对于《易经》在西方的传播和理解作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以为“究《易》等书奥意,与西士秘学传相考,故将己所见,以作《易经稿》,无不合于天教”。在这里,他是以中西比较研究的态度看待《易经》的。但傅圣泽教士则是希望能“在中国经书中发现救世主的予言”(方豪博士语)。这一矛盾使得此二人的合作最后不欢而散。

1728年,傅圣泽教士出版了法国汉学史上第一部研究中国古代年历学的专著:《中国历史年历学》(《Tabula Chronologica Historiae Sinicae Connexa cum cyclo qui vulgo Kia t se Dicitur》)。当然,傅圣泽教士的此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正史中的中国古代历史年表为依据的。1697年,白晋教士又出现了研究康熙皇帝文治武功的传记《康熙大帝传》(《Portr ait Historique de I'Empereur de la Chine》)一书。这是一个西方人为一位在世的中国 皇帝作的第一部政治性传记。

第五、赫尔德的汉学研究

1735年,赫尔德教士出版了由他本人编著的四卷本世著:《中华帝国全志:有关地理、历史、年代和政治的记录》(《Description Ge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 tique et Physique de I'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Tartarie Chinoise》)一书。方豪博士在《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一书中以为此书是1725年出版的,此说有误。方豪博士在该书中评价此书说:“此书行世后,欧洲学术界、政治界与宗教界人士,对中国乃获得有系统的认识,虽不完全,若干方面,亦不甚正确,但较之以往,确已大有进步。而欧洲之汉学乃由此而奠定基础;法国早期之能执汉学界牛耳,此书亦不为无功。”方豪《中国天主 教史人物传》,台中光启出版社,1973年。

这四巨册内容大致为:第一册是古代中华帝国的概念和对其周围各民族的概说。计592页。 第二册是对古代中华帝国的政权、建筑、文化、民俗习惯、思想、历史、政治制度、科学技 术等方面的全面概说。计725页。第三册是对古代中华帝国的宗教、文学、伦理、医学、戏 曲、哲学等方面的概说。计565页。(在欧洲文学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古典名剧《赵孤儿》就刊在此册中。)第四册是对蒙古学、满洲语言学、藏学、周围国家的概说。计520页。四巨册总计约2500页。这的确是到此为止对有关汉学及其相关学科进行概述最为详细的一部百科全书体必备工具书。法国汉学研究水准之高,正是由于有了前述各位汉学研究的贡献,造就了法国汉学研究在国际汉学史上的不可动摇的地位!

第六、宋君荣的汉学研究

在东西方汉学史上大名鼎鼎的宋君荣教士是1723年开始来华传教的。他精于中文和满文,又 长期研究古代儒家经典。他本人同时是法、英等国科学院和文学院的院士或通讯院士。方豪 博士在《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评述他说:“在汉文方面,所下功夫更在冯秉正、马若瑟、巴多明之上。”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台中光启出版社,1973年。

在汉语研究上,宋君荣教士还有一部未出版的有关汉语语法问题的手稿《中文文法》(《Not itia Linguae Sinicae》)一书。这是西方汉学史上第一部研究古代汉语语法问题的专著。在经学研究上,1770年,宋君荣教士把《书经》译成法文出版。他还曾选译了《诗经》、《易经》和《礼记》。在史学研究上,1791年和1814年,宋君荣教士研究中国中古史的遗著《大唐史纲》一书分上、下两部分在刊物上正式刊行。1814年,宋君荣教士又一部史学遗著《中国纪年研究》(《Traite de la Chronologie Chinoise》)也得到出版。在蒙古学研究上,宋君荣教士出版了《成吉思汗及蒙古史》一书。此书是以明代邵远平的《元史类编》为基 础而写成的。

以上几个方面的研究,奠定了他在东西方汉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在18世纪初期的法国汉学 界、乃至于在当时整个的西方汉学界,在对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上,宋君 荣教士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当时就被同行们称之为“最博学的耶稣会传教士”。当代法 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博士(Paul Demieville)在《法国汉学研究的历史回顾》(《フランスにおけるシナ学研究の历史的展望》)一文中曾称他是“十九世纪的法国汉学史上最伟大的汉学家”。见1966年3月15日Paul Demieville在日本京都大学所作报告。原文为法文,名为《Apercu Historique des Sinologques en France》。日文由兴前宏、川胜义雄、 大桥保夫共译,名为《フランスにおけるシナ学研究の历史的展望》,刊在《东方学》第33 、34期。中文由胡书经译,刊在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一集。但中文乃使用《东方学》 上所刊日文译出。尽管宋君荣教士的汉学研究开拓了整个法国汉学研究的视野,但 是他的汉学研究没能脱离为基督教教义作论证的传统。

第七、钱德明的汉学研究

1750年,钱德明教士来华。他在法国时曾专门研究过历史学,因此,他对欧洲史学理论有精 深地了解。因为学识渊博,所以来华后,马上受到乾隆皇帝接见。法国汉学史上又一个杰出 的汉学家钱德明教士诞生了:在辞典学著述上,他编纂了《满法字典》和《汉满蒙藏法文字 字汇》。在文学著述上,1770年,他把《盛京赋》译成法文名为《Eloge de la Moukden》 正式出版。1784年,他著述的《孔子传》(《Vie de K'ongtse》)一书正式出版。此外,他还出版了《四贤列传》、《列代名贤传》等。在兵法学研究上,1772年,他著述的《中国兵法考》(《Art Militaire des Chinois》)一书正式出版。在史学研究上,1767年,他编著的《中国历代帝王年表》一书出版。1775年,他著述的《中国古史研究》(《L'Antiquite d es Chinois Prouvee par les Mounments》)一书正式出版。1776年,他著述的《中国古今音乐史论》一书正式出版。在宗教学研究上,1888年,他所作的《中国古代宗教舞蹈》一书正式出版。除此之外,1784年和1788年,他还出版了两部蒙古学著作。

他以上述辉煌的汉学著述为十八世纪的法国汉学研究建立了又一座丰碑。方豪博士在《中国 天主教史人物传》一书中曾评述钱德明教士著述的《中国古史研究》一书说:“所据为原始 启示、《易经》之卦、《书经》、《诗经》及《春秋》、《史记》、其结论为中国纪年体古 史,较其他各国历史为可信”。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台中光启出版社,1 973年。 今天来看钱德明教士在中国古代史中所体现出的史学研究法仍是极有学术价值的。在《中国 古史研究》一书中,他把上古史籍作为立论的史料证据之一,对古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传 说进行了详细地考证,发现了值得相信的有科学性的内容,他利用黄帝传说、大禹传说和经 书中的内容,从中建构出一套以时间纪年为发展线索的古代中国文字记录的历史。这比一百 五十余年后在中国历史学界领风骚于一时的古史辨学派疑古思想和著作不知要强出多少呢! 据说,他能著此书就是因为看了当时法国著名汉学家马若瑟教士(Joseph Marie de Premare )的一篇研究中国上古历史和神话传说的著名论文《书经时代以前中国古代神话和历史的研 究》(《Recherc hes sur les temps Anterieurs a ceux dont parle le Chouking et s ur la Mythologie Chinoise》)的缘故。在法国汉学史的早期时代里,宋君荣教士和钱德明教士的汉学研究风格,最为重要的不同是:在宋君荣教士的汉学著作中,为基督教教义作论证的内容占了不少比例。但是,在钱德明教士的汉学著作中几乎完全脱离了这一特点,汉学到了他那里,开始走向科学化和理性化。这一点是他在法国汉学史上独步一时的重要原因。

1776年的法国汉学史上还有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自这一年开始到1814年为止,编辑出版了十六巨册的、在华法国传教士的汉学研究论文集,书名定为《中国历史、学术、艺术、 风俗、习惯之研究》(《Memoires Concernant I'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oeurs, les Usages, des Chinois: Par les Missionaires de Pekin》)。在这十六卷中刊登的重要论文,如:第一卷中发表的钱德明教士研究汉字的论文:《论汉字之六书》,第二卷中的研究古代中国人的起源问题的论文。第四卷中的研究古代中国孝道观念的论文,第五卷中的研究中西交通史的论文,第六卷中的研究古代中国音乐的论文,第七卷中的研究古代中国兵法学的专号,第八卷中的研究汉字和古代中国工艺的论文,第十卷中的研究古代中国思想的论文,第十二卷中的孔子研究专号,第十四、十五卷中的研究古代中国风俗习惯的论文,第十六卷的唐代史专号等等,这十六卷的《中国历史、学术、艺术、风俗、习惯之研究》一书,和当时也是十六卷的《海外传教士耶稣会士通信录》一书,以及十二卷的《中国通史》一书和四巨册的《中华帝国全志:有关地理、历史、年代和政治的记录》一书,把法国汉学的研究水准推到了一个独霸当时国际汉学研究之圣坛的地位上。

第八、走进大学的汉学

1796年,在巴黎设置了第一所专门学校:“巴黎东方语言学校” (“Ecole Speciale des L 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专门用来培养来华传教士。1811年,出版了《中国语言 文学论集》(《Essai sur la Langue et la Litterature Chinoise》)一书。

1814年12月11日,法兰西学院正式设立“中国及鞑靼·满洲语言文学讲座”,此讲义正式开始时间是:1815年1月16日。第一任教授是医学博士出身的雷慕沙博士,这名称一直用到191 8年为止,共103年。从这个讲座开始,法国汉学成为世界汉学研究中心和学术王国也几乎是一个多世纪。

和汉学走进大学里相一致的是:经过传教士的手,大批中国古籍流入法国。比较重要的有三 次:第一次是清朝康熙皇帝的赠送。1697年,白晋教士携带康熙皇帝亲自赠送法国国王的善本中国古籍四十九册,回到法国。这是有记录的法国国家图书馆,即王家图书馆(Bibliothe que Royale)中所收藏的第一批中国古籍。第二次是洪若翰教士的回国。1699年,洪若翰教士又携带一些古籍回到法国,并把这些古籍全都送给了王家图书馆(Bibliotheque Royale )。有关这第二次的书籍数量,雷慕沙博士曾说:“这些古籍是王家图书馆所收藏的最早的中国古籍。”依上述史事来看,此说是不当的。石田干之助博士在《欧洲的中国研究》一书中以为:“在此之前,该图书馆只有四册中国古籍收藏”,石田干之助《欧人の**研究》,日本图书株式会社,昭和7年。

此说有误,应是四十九册。第三次是傅圣泽教士的回国。1721年,傅圣泽教士离开中国,携带大批善本古籍返回法国。由于他后来在法、英、意三处传教,这批善本古籍就同他一道流散在上述三国之间。

1734年,第一部《王家图书馆古籍书目》正式出版。其中就专门列有馆中收藏的中国古籍书目。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255881-1179892.html

上一篇:刘正承担教育部海归项目《东西方汉学史》9
下一篇:刘正承担教育部海归项目《东西方汉学史》11

0

评论 (0 个评论)

数据加载中...

Archiver|手机版|科学网 ( 京ICP备14006957 )

GMT+8, 2019-10-21 18:56

Powered by ScienceNet.cn

Copyright © 2007- 中国科学报社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