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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函数及其推广

已有 2385 次阅读 2016-9-24 21:12 |个人分类:心理学-幸福函数及其推广|系统分类:论文交流

 

幸福函数及其推广

钟定胜

2013-1-8

一、幸福函数的核心思想和理论框架

源起:人的幸福感受是一个多指标的复杂系统,既与其在各项指标中的满足程度(达成值)有关,又与其满足程度(达成值)与其本人期望值的差距有关。在具体的数值关系上,可以这么认为:人的幸福度与前者(达成值)成正比,与后者(达成值与期望值的差距)成反比。由此,可给出如下估值函数关系:

H=∑Hi =∑(ri*zi)-∑(ABS(r*i-ri) *zi)

式中,H为总体幸福度(一般指当时,而不是一生的总和,即公式中的所有指标都是同一时刻的数值)。Hi为指标i上获得的幸福度/幸福感,ri为指标i的满足程度值(或者说是获得程度/获得值,简称达成值,后同),r*i为指标i的期望值。ABS为取绝对值。对于i指标的具体划分方法,既可以采用马斯洛能级需求理论的方法来划分,也可以采取分为物质和精神两大类,每大类中再分小类的方法进行划分,还可以综合两类方法进行划分,比如划分为衣食住行性、安全感、归属感、自我价值实现等。zi为单位i指标获得带来的感受度,简称感受当量。引入它的理由是达到的满足程度与具体的幸福度是不同的,需要进行换算,换算成标准的幸福值,如此方能进行不同指标间的幸福度对比(包括加减运算)和不同人之间的幸福度对比。其作用类似与理工科中常用的标准化或当量化处理。

也许用图像来表达上述公式更容易理解,见下图。

 

 

图中各指标的含义与上文公式相同。对于任意一项人生指标而言,其幸福感即为对图中的三角形面积进行加减后所得的数值。以n指标为例,该人在该指标上的幸福感得分则为三角形OBC减去三角形OAB之后的面积剩余。

首先必须承认的是,该数学模型是无法准确定量的,其根源在于以下两点:一是要准确确定期望值r*i,达成值ri和感受当量zi的数值是极其困难的;其次,世界在本质上是非线性的,用线性的方法来模拟是无法完全准确的(比如当达成值ri>期望值r*i时,超出时的幸福度减损强度和不足时的幸福度减损强度可能是不同的,等等)。然而,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心理学性质的研究来说,恐怕永远别指望能获得完全精确的数值计量和数值模拟,在很多时候,能够通过数学模型获得方向性的定性作用就已经很不错了。对于本文所研究的问题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具体是否如此?甚至是否可以通过上述数学模型解释非常多的人生百态以及得到一些令人惊奇的哲理性分析结果(尽管有许多结论可能是常识性的)?且请读者耐着性子慢慢往下看。(笔者曾试图用最简洁的逻辑推理图的方式来表达,但发现要画出来同样很复杂,因此还是用传统的文字论述的方式进行表达,当然在整个行文的过程中,笔者已经是在用类似逻辑推理图的方式来进行论述的,只是没有画框图和箭头而已)。

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可以进行如下推演:对于任何人来说,人生的过程均是一个总幸福度H值不断变动的过程,而且,通常来说,其日常行为都是在追求总幸福度H值的最大化。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获得尽可能大的总幸福度H。从公式本身来看,显然,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策略来追求总幸福度H值的最大化:1、尽量使所有指标的达成值ri达到最大值;2、降低期望值r*i3、如果有些指标的幸福度(Hi)难以提高,而有些较易提高的话,通过在容易指标上多获得来弥补困难指标上的幸福度亏损,从而在总数上提高幸福度H值。

上述三种方式中,方式1大体上可细分的操作策略包括:发奋图强、辛勤劳动等(正面的做法)或是偷鸡摸狗、不择手段、行走在法律规范的边缘、把潜规则发挥到极致等(负面的做法),由于后者有时可能比较容易得到一时利益的满足(在缺乏价值观约束或价值观约束失效的条件下),因此经常会被一些人采取。一个社会要彻底杜绝后者是不可能的,因为绝大多数人都会有想要走捷径的冲动,这是人性的必然。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有效控制这类负面行为的滋生,避免负面行为普遍化(一个负面行为普遍化的社会必然是一个道德败坏、腐败无能的社会),因为这类行为的滋生必然影响其他人的幸福度并最终影响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和幸福安宁,因此任何社会都要设立公共规则和法制成为必然,如此才能使得有心做后者的人因心存畏惧而自我约束(简言之,要点有三:通过文化界定耻、通过教育使之知耻、通过法治使之不得/不敢耻。更简洁的提法可为:文化明耻、教育知耻、法治止耻),更深入的探讨暂不进行。方式1是人在追求幸福感时的最基础方法,不论是正面做法还是负面做法,本文均将这一方式称为基础获取机制

然而,基础获取机制并非一直有效,因为人的幸福感存在临界饱和的现象,这可以从本文提出的幸福函数的函数性质分析中得出(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一现象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情况是相符的。因此,事实上,真正的因果关系推理过程应该反过来,是因为理论符合实际,才可以认为该理论是正确有效的,而不是因为理论给出某个结果了,现实必须遵照该理论,这一类错误值得所有学科尤其是文科领域的思考者和实践者保持长久的重视和警惕,切勿养成与此反向的错误思维习惯)。具体分析如下:对于任意一项指标i而言,人在该项上的幸福度为

Hi=ri*zi-ABS(r*i-ri) *zi=( ri-ABS(r*i-ri) )*zi

0< ri <r*i时,Hi= (2ri-r*i) *ziHi的最小值为-r*i *zi(当ri =0时),最大值为r*i *zi(当ri = r*i时),中值为0(当ri = 1/2*r*i时);

ri >r*iHi=r*i *zi,为一固定值;

(为简洁计,可抛开zi来理解更为容易和直观,即可把zi暂时当1来看待)

上述结果意味着无论达成值ri多大,幸福度Hi的数值最多只能达到r*i *zi,因此,每个指标的幸福度Hi的数值存在上界。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该数值不仅与期望值r*i的大小有关,也与感受当量zi有关。本文提出这样一个猜想:不论一个人的期望值r*i多高,r*i *zi之后的数值都是恒定,即任何人在同一个单项幸福指标上所能获得的最大幸福感都是相等的,可将其称为临界饱和现象。这一猜想可以用来解释许多社会现象(需要指出的是,真正的最大值只有在极少数情形下才能达到,比如极度饥饿的人吃饭、革命志士被严刑拷打甚至英勇就义时的自我崇高感、科学家取得重大的突破性成果、艺术家创造出经典的伟大作品等等),详见后文。

临界饱和现象是基础获取机制的一个局限性,但是,基础获取机制可以通过方式2和方式3进行改进。

方式2(即降低期望值r*i)发生的原因往往是由于期望值r*i过高难以达到,通过调整期望值r*i的数值(通常是降低期望值)可以实现获得较高幸福度Hi的目的,这种方式可以称之为幸福感的自适应机制

然而,自适应机制的启动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因为这往往和一个人的价值观、人生观有关,而价值观、人生观一旦树立,要改变是比较困难的),因此,如果难以降低自身的期望值r*i,或者说自身在某些指标上的期望值难以在短期内有效降低或自己不愿降低,一个避免自己过于痛苦的方式是通过其他方式来弥补该项幸福感Hi的亏损,从而获得较高的总幸福度H值,这可称为补偿机制,此即为方式3。具体的做法是在维持、减少、暂停甚至放弃对难达成指标努力的同时,增加对获取相对容易的指标的精力投入。补偿机制又可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方式,此外还可以分为‘在同一指标中进行补偿’或‘在其他指标上进行补偿’这两种方式。

以上各类方式/策略的具体例子将在后文进行详细例证和剖析。以上这三类方式/策略并不能概括人生追求幸福感所能采取的全部策略。比如,有这样一类特殊情形,其应对策略就比较特别: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可以发现这样一类例子,当人得到一样东西后,往往对其不再珍惜甚至漠视,比如许多爱情故事或是家庭悲剧中的例子(不去珍惜家庭幸福,把所有的精力放在追求别的爱好或财富上,老婆优秀但外遇却不优秀,老公优秀但老去数落导致的离异等等,‘吃着碗里看着锅里’不在此类,这种行为是由于期望值过高或不当导致的)、以及从小生活安逸富足,几乎未遇过挫折,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的人,其对人生的感受往往比较乏味枯燥甚至麻木,缺乏幸福感,更少有激情和感动等等。这些情形可归类为幸福感迟钝现象。导致幸福感迟钝的根源是由于其期望值r*i不明晰,因此无论其达成值ri实现值多高,也没有很明显的幸福度Hi值获得。要破解幸福感迟钝的困局,只需不断明晰期望值r*i,这一方式可称之为幸福感强化策略(既可自我暗示强化,也可外界提示强化)其相应的作用机理可称为幸福感强化机制,具体可采取的方式/策略同样将放到后文进行详细阐述。

至此,本文已给出了笔者目前所总结的几个对于幸福函数而言非常重要的机制和现象:基础获取机制、自适应机制、补偿机制、强化机制;临界饱和现象、幸福感迟钝现象。接下来,本文将应用上述理论对各种社会现象进行例证、剖析和推广应用,以检验该理论的正确性与效能。

二、幸福函数的例证与推广应用

一个理论正确与否,是否有价值,可以直接通过其在推广应用中的表现进行验证,因此本文不分别进行幸福函数的例证和推广应用,而是把例证和推广应用这二者结合起来进行论述。为使行文简洁,以下将采取逐个罗列的方法对上文总结的几个机制和现象进行逐一论述(但事实上,有不少社会现象是同时涉及几个机制的,在逻辑结构上呈现网状,因此用逻辑推理图的方式进行理解可能更有力,但要画出来的话图会很大,且比较复杂,请读者先自行在脑子里进行尝试,日后在博客里贴图容易了的话,我再画出来)。

1、   基础获取机制

在基础获取机制的剖析中,首先有两个问题非常值得探讨:1)期望值r*i的初始赋值,和2)获得达成值ri的方式(即实现和追求某一个幸福度指标的方式)。

首先来说期望值r*i,它的初始赋值既可以是天生的(即天赋),也可以是通过后天教育或在其成长、生活环境中逐渐养成,而且很多时候体现的是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有不少指标的赋值是由后者(主要指价值观。事实上,这三观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难以分出绝对的先后主次来,更难以完全分割,分出哪个是属于这个观、哪个是属于哪个观的,为简便计,下文只以价值观代之)所决定的。

有些指标的初始赋值可能以天生为主,有些指标可能以后天为主,有些指标可能兼而有之。此外,值得重视的是,大部分指标的赋值并非一次性的,而是多次的,既可能是增加的,也可能是减少的。这些变化与其价值观的漂移变化有关,大部分人在幸福指数i的个数和期望值r*i的数值上是随着自身的成长逐渐递增的(尤其是从婴幼儿到成年的过程,有些幸福指数在小时候会比较简单甚至都没有那一项,比如自我价值实现的指标中,小时候的指标体系会比成年时简单得多,而对性的需求更可以基本认为没有,等等),但也有变化之后个数和数值减少的情形,比如顿悟、找到信仰或信仰破灭、出家、素食主义、人到晚年等等。

期望值r*i指标系统的健康与否,主要与其内部结构类型有关,而不是由指标数量的多寡来衡量的,但是,一个人人生的广度和深度是与这二者都有关的。一个指标数少、期望值低、结构简单,但内部均衡的指标系统是健康的,虽然相比起来,其人生的广度是狭小的,但未必没有深度(比如得道高僧,当然,得到高僧的人生广度也未必小,甚至可能曾经很广)。一个指标数众多、期望值相比自身实际能力过高、结构严重失衡的指标系统是不健康的。一个指标数少、但在少数指标上期望值过高、结构严重失衡的指标系统也是不健康的(比如唯利是图的人,以金钱利益为人生唯一目标的人),其人生不仅广度狭小,也无深度(尽管其可能获得了巨大的物质利益),这种人生其实是可悲的。但是,一个指标少、期望值低的人生却又没有多少人生意义,因此人生需要在各种幸福指标中寻找某种平衡。

在现实生活中,还经常会看到这样一种例子:对别人要求高、对自己要求低(在某些指标上有时又会反过来。比如希望别人比自己更正直、付出更多的同时,希望自己比别人获得更多利益)。更为严重的情形是:一方面反对腐败,一方面自己一有机会立即腐败或立即贴近腐败者;一方面认同《丑陋的中国人》对中国人的批评,一方面照做自己的丑陋中国人,唯恐自己因不够丑陋而吃了亏。这类情形的出现,本质上是因为其存在两套期望值r*i指标系统,这应是一种人格分裂的表现。这种现象即使有时可能会在某些人群中很普遍,但并不意味着这就是正常的、健康的现象。

价值观不仅决定着一个人的期望值r*i,同样决定着其实现或者说追求指标i达成值ri的方式。一个人人生的广度和深度除了与其期望值r*i指标系统有关外,更与其实现/追求指标达成值ri的方式有关。因此,一个期望值r*i指标系统健康或基本健康的人,其人生的广度和深度未必一定高,其对社会的影响也未必一定是正面的,比如功利心过强又极度自私的人,这种人在追求达成值ri时可能是道貌岸然甚至唯利是图的(道貌岸然还是一种补充机制作用的结果)。

建立一套健康的期望值r*i指标系统和采取恰当的方式来获得达成值ri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对其个人的人生幸福很重要,同样对整个社会的幸福安康很重要。一个健康的现代化社会,必然是一个有着相同或相近价值观的(至少不能有严重的群体性价值观冲突甚至对立)、既有价值观差异更能互相包容的、大体上符合现代人类社会普适性价值观的社会(封建王权社会需另外专门讨论,但基本的原则应是相似的)。值得注意的是,当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发生剧变时,必将导致许多人的期望值r*i指标系统出现重新初始化赋值的现象,并进而导致许多人在追求幸福(即获得达成值ri)的方式方法上出现剧变。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中国在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变迁,可以建立一条非常清晰简洁的逻辑路线图: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精神上的追求所激发的幸福感补偿机制可平抑和填补物质缺乏所带来的幸福感缺失,然而,后来由于信仰在文革等一次次违背人性的政治运动中被击碎(尽管有少数人一直保持了信仰和传统文化的痕迹,不论其真假),原有的期望值r*i指标系统开始出现剧变,进而人们对以前追求幸福感的方式产生严重怀疑,或者说,以前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已经得不到多少幸福感,因此幸福感补偿机制开始发生反向作用,不少人开始彻底怀疑精神世界的价值和对正义的追求价值,过度追求物质(期望值r*i指标减少和畸形),通过对物质的疯狂追求来弥补自身在精神上的失落和以前在物质获得上的亏欠。在信仰倒塌、传统文化的制约功能丧失和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其追求达成值ri的行为方式也逐渐变得没有规矩和操守可言,于是腐败开始逐渐成风,甚至反腐的人带头腐败、‘腐败有理’、‘腐败符合人性’、‘腐败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等论调也就逐渐有了市场和追随者。

如果上述逻辑推理可以被接受的话,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最近30多年来伴随改革开放愈演愈烈的贪腐和社会道德滑坡现象,其根源在于信仰、传统文化和法制的制约功能发生了整体性破灭(笔者认为,维系一个社会正常秩序和人们日常行为方式的东西,无外乎这么三个:一是信仰、二是传统文化习俗、三是法制),而这种整体性破灭是在文革中发展到极致的(虽然表象上当时还未达到顶峰,但真正的‘破坏性地震’是那时发生的,而地震破坏后果的显现需要时间,存在明显的时间滞后现象,关于社会变化的滞后现象,笔者在以前的文章中就曾论述过,大意是对于复杂系统来说,作用力的作用后果显现会出现延迟,越复杂的系统延迟越明显),因此,近年来中国社会的道德滑坡、贪腐等问题的最大根源在于文革等政治运动所导致的社会行为制约机制和引导机制的破灭,当然,在改革开放后既没有及时建立起真正有效且足以替代以前的信仰体系/价值观体系(期望值r*i指标体系),也没有及时建立起充分有效的法治体系和权力制衡体系来规范整个社会(不仅仅指官员)的行为(即谋求达成值ri的行为方式)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2、   临界饱和现象

前文提出:基础获取机制并非一直有效,因为人的幸福感存在临界饱和现象。接下来进行具体例证。

当一个即将饿死的人突然获得了一个馒头时,其幸福感与一个好久未吃大菜突然吃了一顿大宴的人相比,后者未必高过前者,尽管后者的达成值ri远高过前者,但其幸福度Hi却高不过前者。更为准确的例子是,当那个即将饿死的人吃到足以撑破肚皮时,或是那个久未吃大宴的人无休止地天天吃大宴时,其幸福度的增长会逐渐停滞甚至在达到某一峰值后反向下跌。这类现象意味着人在同一个幸福度指标上是存在某种临界值的且其临界值相当,因此当其达到之后,再增加获取并不会增加幸福度。

类似的,一个吃素的和尚,吃顿饱素所获得的幸福感与一个吃顿饱荤的俗人来比,未必比后者低,只要吃素者对吃素的理念是发自内心的(即吃素的期望值r*i是真实的)。这个例子有两点推论:一个吃素吃的痛苦的人(不论是否是和尚),其内心是不够虔诚的;要吃素吃的不痛苦,可以多想想自己减少了杀生所带来的痛苦,从而用补偿机制来补偿自己的感观损失。

更为有意义的是,临界饱和现象还可以给出这样一个推理结果:欲望过多、过高却得不到充分满足的人,其幸福度不仅不比一个普通人高,甚至可能还更少,因为在那些期望过高的指标上,他得到的幸福度可能是负值(幸福度损失),即不仅无幸福可言,还带来了痛苦,因此,知足常乐有道理。

一个内心充实、懂得生活、有生活情趣的普通市民,其幸福度未必比一个亿万富豪和达官贵族低。如果他懂得了这一点从而消除了对达官显贵、亿万富豪的自卑感和羡慕之心的话,他的幸福度还会进一步上升,这不是阿Q精神,而是上述推理的必然结果。当然,可能有人会反驳说,一个没有上进心的人是糟糕的。问题是,该如何去定义和理解上进心?上进心就是指权力和金钱的获得的话,这种上进心本身就是狭隘的,这种价值观本身就是不健全的。

此外,有不少人都觉得童年最幸福,这也可以用幸福函数理论来解释:欲望少(包括期望值r*i指标个数少和期望值低),满足程度高,幸福度损失少,因此总的幸福度H反而不低,如果其成年后烦恼和欲望过多又不能充分满足的话,其幸福度就会不如其童年。

3、   自适应机制

当一个人长久追求某个事情而不得的时候,为降低其在该幸福指标上的亏损,可采取的方法有三种:一个是自适应机制,即调低、淡忘甚至消除该项期望值;另一个是补偿机制;最后一个就是强化机制了。

此节要讨论的是自适应机制。自适应机制启动的结果,既可以改变期望值r*i,也可以改变其追求达成值ri的方式,这种改变是以价值观的改变为前提的,因此自适应机制的启动相对比较困难,也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自适应机制的痕迹在社会生活中经常可见,比如长期遭受压迫和不公正对待,又无力改变者,意志/心理又不够强大坚定,往往就会启动自适应机制。比如原本有良心的人泯灭良心(消除了某种需求的期望值r*i,也就消除了该项指标上的幸福度亏损);爱国爱的痛苦从而不再爱国(同样是消除了需求从而消除了幸福亏损。当然,并非所有爱国爱的痛苦的人都会变得不再爱国,有许多人会继续爱国,这与其价值观是否坚定、意志力是否坚强有关。更何况,爱国本质上就是爱自己,爱国并不是一种特殊的、特别崇高的人类情感。当然有时候故意把这种情感说的很崇高,有助于维持其继续从事公益性事业的动力,但在有时候却是典型的打牌坊行为。前者往往出现在艰难困苦和其本人需要付出真正的代价的条件下,后者则相反);把长期不正常的现象看得正常了,从而减少了自己所感受的痛苦(彻底改变了期望值及其方式,从而不仅减少了原来的幸福度亏损,甚至可能把以前为负的感受值给变成正的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是此类现象的典型代表之一;故意正话反说或故意反话正说也是一种自适应机制的结果(其中还混杂了补偿机制的效果在内)。

4、   补偿机制

相比自适应机制来说,补偿机制的启动要容易得多(强化机制也如此),因此,在自适应机制启动之前(尤其是在期望值r*i未变之前),往往会先启动补偿机制(和强化机制)。前文已提到,补偿机制又可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方式,还可以分为‘在同一指标中进行补偿’或‘在其他指标上进行补偿’这两种方式。接下来就对这些情形举几个典型的例子。

追求真理的科学家、追求艺术之美的艺术家、革命志士等,为何可以忍受经济上的贫乏或是在经济上物质上的要求不高?其根源在于补偿机制发挥的作用。

对于真正的学者来说,追求真理本身就能带来巨大的幸福感,因为体验真理之美、智慧之美,经常能领悟到一些深刻的道理,尤其是如果自己还时常能得到突破性的创新成果的话,都能给自己带来高层次的精神愉悦,从幸福度H的总值来看,已经很高了,因此可以不需要在物质上得到多么高的幸福值就能在整体上感到自己是幸福的,这就是补偿机制发挥的作用(这并不意味着其要故意过物质贫乏的日子)。当然,不排除有极少数水平很高的真学者,其各种欲望都很强,什么都想要的情形(这种人往往非常自私),但通常来说,对物质欲望很强的学者往往是假学者、水货学者或低层次、低水平的学者。因此,对于学者来说,在其学术水平高低和物质欲望高低之间,存在的是统计意义上的负相关关系,并不能绝对化。艺术家的补偿机制与此类似。

对于革命志士而言,其补偿机制的道理也是类似的,只不过,有一点相对特殊的是,革命志士身上经常会出现强化机制作用的痕迹(学者和艺术家身上有时同样会有),这一点将在下一节进行详述。

炫富也是一种补偿机制所推动的行为表现。其内在的动机是试图通过炫富将其在经济上的感受度达到尽可能的最高值,这类人甚至会有意无意地通过看到别人对自己的富有的羡慕、自卑甚至是对比后的自怜痛苦而获得愉悦感,从而强化自己对自己的自我认可,进而实现自身幸福度的提高。这种行为在本质上是因为其在其他指标上的幸福度不够高甚至亏损,从而不得不在其自身所能达到或已达到的指标上去尽力达到极值。因此,炫富根源于精神上的空虚或某些方面的挫败感,反映的是其精神世界的贫乏,这种人在人生的广度和深度上往往都是狭窄的,狭窄到只能用金钱来确认自己的存在意义。

以上的几种现象,都是在不同指标间进行的幸福感补偿。接下来举几个在同一指标下补偿的例子。

对上奴性对下官僚的行为就是在同一指标下进行幸福感补偿的例子。任何人都希望自己被尊重,因此对他人过度谦卑到奴性的人,在做这种行为时其内心通常是不幸福的,即会在这一指标上出现幸福感亏损。要补偿这一亏损,既可以通过在其他指标中的获得来弥补,也可以直接在同一指标下进行补偿,即对上奴性所带来的幸福感亏损可以通过对下/对弱官僚所获得的优越感来弥补。不过,并非所有对上奴性的行为都是幸福度亏损的。甘做奴才的人,在对于其主子或者说上者,表现出奴性时,不仅不会幸福度亏损,甚至可能会收获正的幸福度,这与其价值观的判断有关。但是,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甘做奴才的人尽管会在某一时期(甚至可能是一生)一直保持相同的价值判断,但当其不断坐大,尤其是当其发现其自身可能在内在能力和贡献上并不比其主子差时,他的幸福度感受函数就可能会开始逐渐反过来变为负值,直到其坐到其主子之上时才能令其在该指标上的幸福度恢复正值。

大多数人内心都有追求正义的潜在需求。只不过,不同的人追求的方式有很大差别。有这样一种方式就是补偿机制的典型表现:对有权势者不敢批驳质疑,对平民百姓、无权者或不能掣肘自身利益的突出人物猛力批评,以显示自己对正义的坚守,从而补偿自己因想批驳却又无勇气批驳(不论其自身是否被直接压迫了)、在可能侵犯自身利益的场合不敢主持正义所造成的幸福感亏损和道义负债。

在作恶的同时,宣扬善良和正义,打着善的名义行恶,也往往是补偿机制的一种表现。当然,对于彻底的恶人,是不需要补偿机制的,因为对于此类人来说,作恶本身就有快乐(比如嗜杀者)。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伪君子比恶人要更好一些,因为其内心还留存有对善良和正义的期盼。当然,伪君子中应该还有这样的一种情形:本质上是恶人,为了容易达到自己的目的假装行善,这就很难准确判断了。当然,如果相信性本善的话,就应该可以相信同为伪君子和恶人的比例应该极少,或者说,有不少伪君子也许是在自身逐利本能基础上的环境使然,并非本质上的恶人。

Q精神胜利法更是一种典型的补偿机制,通过幻想自己胜利了、成功了来获得幸福感。这种方法也可算是在同一指标下进行的补偿。

以上几种例子都属于主动性补偿机制,都是当事人自己做出的行为,只不过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是下意识的,了解到这一点,可以给人的启发是:在遇到各种困境尤其是一些巨大的困境时,可以尝试自己有意识的对自己启动主动性的补偿机制,来弥补自己在幸福感上的亏损,使自身不至于过于痛苦和抑郁,具体可采取的方式方法很多,要因人而异,各自针对自己的特点、爱好等进行有效补偿,比如旅行、音乐、艺术、运动、读书、主动性淡忘、接触比自己更困难但很坚强乐观的人和事、做义工等等等等。

被动型补偿机制的例子也很多,比如人在困境中,亲朋好友对他的安慰,即使仅是口头上的(有时言语安慰比物质帮助可能更有效,更触及根本),也经常能起到良好的效果,这就是被动型补偿机制发挥的作用。当然,在具体的方式方法上,需要因人、因问题而异。比如教育孩子时,可适当地采取鼓励甚至奖赏的方式来达到帮助和教育孩子的目的(不过,需要重视的是在实施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也是一个对孩子的未来成长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夫妻之间适度的互相赞赏,可以增进夫妻的感情(反之则反之);朋友或同事之间也是同样的道理(当然,要适当地采取投其所好的方式进行赞赏才最有效,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伴君如伴虎就有这个原因)。

对上奴性的人,经常是因为被补偿所以才甘愿做奴才的。因此,要让一个人甘愿做奴才,必须不断地对其进行适当的补偿,否则难以维持长久,或者就不要用对待奴才的方式去对待他,一个希望别人做自己奴才的人,其内心在骨子里是有奴才痕迹的。一个真正的现代化社会,应让那些骨子里有奴才/主子思想痕迹的人既不做奴才、也不做主子(要让其既不愿做,也做不了)。一套真正的现代化社会治理理论和思想,更应消除奴才/主子的思维痕迹,或者说,有这种痕迹的理论和思想,就不是真正的现代化社会治理理论和思想。

5、   幸福感迟钝现象与强化机制

前文已提到了许多幸福感迟钝现象的例子,对于这些例子,可通过激发其幸福感强化机制(包括主动激发和被动激发)来应对。比如貌似幸福家庭的家庭悲剧,就可以分别通过经常想想人生追求的到底是什么、经常在自己内心里去想想对方的好、回顾曾经的甜蜜、忆苦思甜甜更甜等方式来缓解。要避免过度宠爱子女以及对子女不管不问只一味提供物质满足导致的幸福感迟钝和教育失败,就应:了解和反思什么是过度宠爱、适时适当地进行挫折教育、不要小孩子一有要求就立即满足、让小孩在充分体会了对物质的期待感以后再去满足(不过,同时要避免引发小孩过度的贪欲,这会导致其日后的极端自私自利)、经常进行感恩教育、带孩子去一起做公益或帮助困难的人、正确告诉和示范给小孩什么是爱心,等等。

发达国家中,不少人喜欢经常外出旅行,甚至做很艰苦的旅行。其中的不少情形也可用强化机制来解释:生活富足之后,有时会出现幸福感迟钝,外出做艰苦旅行,体验物质的缺乏感有助于其回去后更好地感受人生的幸福。类似的,做义工等行为也有相同的机制在其中。因此,对于一个有着健康的心理和生活方式的人来说,适当节俭、奉献爱心不仅有助于社会,也有助于其自己。

以上例子都属于通过明晰期望值r*i来强化幸福感的例子(有些混杂了其他机制),还有一些情形下的强化机制比较特殊,这种方式不仅可通过明晰期望值r*i来获得幸福感,还可通过自我强化来提高幸福感的效用zi(即通过提高感受当量zi从而提高该指标的幸福感Hi =r*i *zi,最终达到该指标幸福感的最大值)。革命志士在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下为何会宁死不屈?应该就是这一机制(再加上前文提到的补偿机制)发挥的作用,此时可能会出现被折磨的越厉害,志士的自我崇高感越强的现象。也就是说,当强化机制和补偿机制协同发挥作用时,可以造就英勇不屈、宁折不弯的英雄,或者说英雄为何会英勇不屈、宁折不弯,往往是补偿机制和强化机制在其身上协同发挥作用的结果。类似的,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等也会有相同的机制和现象存在。

强化机制也可以反向进行应用(即改变为负强化机制,或者说弱化机制)。比如前文提到的,如果自己在某项指标上的期望值和实际值差距过大导致了自己的过度痛苦,一时间又难以降低自身的期望值,或者说自身在某些指标上的期望值难以在短期内有效降低或自己不愿降低,除了可以采取补偿机制来提高整体幸福度H,也可以通过强制性和临时性淡忘、淡化期望值r*i的方法来减轻该项指标上的幸福感Hi损失。

三、结束语

从上述各章节的推理和推广过程可知,幸福函数理论的确能有效解释许多的人生百态和社会现象,在此不再一一总结。值得注意的是,幸福函数理论还可以引出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尽管这个结论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得到或早已被人得到。知道未必信,同样是知道,有人信有人不信,都是有内在理由可分析得八九不离十的):人对幸福的感受是实时的,人生的真正幸福感或者说人生的意义并不在于追求幸福度H的历年总和。虽然人们普遍会为自己的人生设定各种期望值,但这些期望值本身并不带来幸福感,人生真正的幸福感取决于当下的各人生指标的实际达到值以及实际达到值与期望值之间的差距。也正因为人对幸福的感受是实时的,只有实时的幸福度H才是实实在在的人生感受,因此人生的意义在于过程,而不在于结果,在于人生过程中点点滴滴幸福感的感受和积累。

但同时,一个过度追求眼前利益的人是庸俗的,有品味的人生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对人生的较高期望值或者说追求或者说理想,虽然大多数时间无法达到。人生就是在一个在追求理想而不得的艰辛甚至痛苦,与满足于当下世俗利益所带来的愉悦的矛盾中度过的,达成理想不易得,平淡的世俗利益较易得。因此,并不存在一个绝对最优的人生策略,相对优且适合大多数人的策略是:知足+视自己的能力和天赋情况来适当地为自己设置对未来的期望值,如此方能既愉悦于恬淡的日常生活,又不失些许人生激情和理想。

此外,该理论还能得到这样一个推理结论:一个人的价值观系统是复杂的,幸福度指标系统是复杂的,因此其行为表现看起来比较复杂是正常的,因此,不能因为一个人好就以为他什么都好、一直都好,也不能因为一个人坏就认为他什么都坏、一直都坏。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社会环境、社会条件的变化都会对其行为产生重大影响,除非其意志力极其坚定,同时又拥有很好的自省能力。

 

后记:

本文的最早构思是在2009.7.22左右的一两天(在中午午睡的时候,在半梦半醒中突然想到的一个点子,可能是第二天或第三天的时候做的笔记,因此时间上会偏差1-2天)。距今已有近4年(期间有过大概两次短时间的回顾),是时候做个了结写出来了。最近一个月花了不少时间来整理和完善这个思路,越推理延伸得越广,有时很兴奋,因为这个思路的确很有效;但有时也感到有些累了,就到此为止先。此事了结后,就该开始我的其他计划和学习计划了,为再次打开那个思维潘多拉盒子做铺垫。

正式起笔从201318日写到115日才写完,一个星期。

 

 

本文为半学术半随笔性质,由于我在做该文相关思考和研究的过程中几乎从未参考任何严肃的学术论文,全凭自己的个人思考和人生感悟而成,因此无法也不愿意以严肃的学术论文范式进行撰写,肯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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