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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基金基层管理工作的感想之一

已有 2977 次阅读 2013-11-12 15:55 |系统分类:观点评述|关键词:国家| 国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管理是众多国字号以及省字号基金中最规范、最科学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一点也是得到广大科研人员和科研管理人员认可的。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是国家自然基金委职能相对单一的结果,相比较科技部、发改委及各省科技厅、教育厅广泛的业务量,国基委的业务和工作目标就有一个“用好基金,评好项目,出成果,出人才”。用一句话概括基金委的优点就是“因为业务单一,所以更专业;因为任务明确,所以更科学”。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优点和好处不用多说,凡是申请或准备申请的科研人员都有自己定义,不然的话也不有那么多科研“大V”和"小强"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写本子,绞尽脑汁及穷尽手段(一部分人)的想获得立项。作为一名普通高校的科研管理人员,虽然没有亲自写本子申请的光荣经历,无法体会经历努力奋战、煎熬等待后中或不中的那种冷热两极的心理落差,更无法从学科专业的角度评价国家基金的是与非!但是,多年的基金管理工作经历使我从对国家自然基金的申报和管理体系有着深刻的体会和认识。(由于本人在地方高校从事科研管理,下面所阐述的观点和想法只限于在本单位工作中的体会)。

和曲高和寡的973、863、科技支撑项目相比,国基金是唯一一个门槛低、受众广的国字号基金,在科研人员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可以说国基金的一举一动都牵动了广大科研工作者的心。尤其是对于地方高校,随着国基金的经费总盘子的大幅提升,原先想都不敢想的国基金突然间平民化了。几年前,我所在省份的地方高校,一些省属重点大学一年能获得几项国家自然基金已经是了不起,现在搞个一二十项都不意思开口对外宣传。原先能获得国基金都是少数教授的事,现在想评教授的那要先搞上国基金。再加上现在的教授要分什么一类、二类、三类的,要评博导,要凭什么国家、省特贴、要评什么学者等等这些,国基金也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在地方高校领导要搞国基金、教授要国基金、青年教师要搞国基金,于是乎便形成了全民(有一定实力的地方高校)申报国基金的风潮。为了实现目标,各种申报手段层出不穷,虽然具体操作细则不同,但是基本方法无外乎开会动员、强制申报、配套、奖励等。有的地方高校甚至按照1:3的比例进行配套,如果该校老师幸运的获得80万元的面上项目,那就将获得配套经费240万元(多大的诱惑呀,谁能经得起!!!)。

从国家自然基金委的角度来说,所有的申报人员都是一样的——都是科研工作者,都要按照评审程序写本子—网评——会评,质量好的才能获得立项。但是从广大科研人员的角度来说,申报人员确是千差万别,具体可分为以下若干种:官员型学术大腕(担任校长、院长的院士、长江学者之类);学术大腕(院士、长江学者之类);官员型教授(担任校长、处长的教授);学术型教授(比较牛被学术圈广泛认可的纯教授);一般教授(教授中的弱势群体);名师之后的青椒(师从某位院士或某位校长);名门之后的青椒(毕业于清华、北大等名校或某国字号重点实验室等);海龟的青椒(在国外呆过一年以上的);普通青椒(普通学校毕业或师从普通教授,当然这里还可以分留校的和外来的)等等。不同类的申请者学术造诣肯定有高低之分,申请国家基金的成果率自然也是不同。如果完全是学术造诣决定了国基金的成功率,我们当然应当起立鼓掌欢呼。关键是其他的因素总是在这里若隐若现的出现,而且影响了很多科研人员的科研心态。

我个人认为一个项目能否被国基金立项除了一定的学术水平外,还取决于申请人对国家自然基金的参与度和影响力,而决定申请人对国家自然基金的参与度和影响力的因素具体可以概括为“学术权利”和“行政权利”两个方面。

所谓的“学术权利”是指申请者的学术影响力和学术决定力,其又可以分为“直接学术权利”和“间接学术权利”。“直接学术权利”是指院士、长江学者、知名教授等这些在术水学术上位于国内顶尖水平的人士,他们一方面具有绝对的学术权威,一方面又具有评判别人学平的权利。“间接学术权利”是指名师之后的或名门之后的青椒,虽然他们本身还没有达到影响他人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权力,但却可以通过老师、师兄等学术权威去影响国基金立项过程中最终的学术判断结果。

   所谓的“行政权力”是指申请者的行政身份,行政级别越高其自身的直接行政权力对国基金的最终结果影响就越大。当然校长、处长的学生也同样具备间接的“行政权力”,也同样可以通过师生的关系影响“直接行政权力”在国基金立项过程中的参与度。

   国基金本身就是行政计划指导下的国家科技投入的产物,无论其过程是如何发挥同行评议的作用,也摆脱变不了行政权力的干预或影响。同时国基金评审全过程都采用有同行评议的方法又决定了行政权力干预的有限性。如果两者能够合理均衡,具有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人没有交集,理论上的国家基金应该是完全公平公正的。然而,现实却是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行政管理体制是“内行管理内行”,教授中的少数兼有“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他们一方面要鼓励被管理的多数科研人员积极申报国基金并出台了的具有丰厚的精神和物质回报的内部管理办法,同时自己、自己的学生及团队成员也要和这些科研人员一起去申报。而且具有双重身份和双重权利的这些教授相比一般的教授更需要国基金,因为他们需要继续证明自身的学术能力,强化自身学术权力,需要更多的经费维系团队的运转,需要积淀更多的资本去争取更多的头衔和光环(行政更上一个级别、学术头衔刚上一个层次),当然也能带来更丰厚的物质和金钱(上文已提到各单位都有奖励或配套,这些政策的制定者更明白其诱惑有多大)。

国基金毕竟是稀缺资源,除了少数单位可以一年立个几百项之外,绝大多数单位应该都在二位数以内。如果说国基金立项绝对是靠申请人个人的学术水平,和依托单位半毛钱关系都没有,那我只能说你需要重新学习哲学了。在地方高校为了争取能多上国基金,很多学校可以说动用了全校的资源(前期预研费、请专家指导等等),于是在申报单位内部出现了“把资源集中在谁头上,让谁尽可能立项的问题”,我想不用多说,在当前高校的行政管理模式下,用脚趾头也可以想出来学校会把资源集中到谁头上(这种现象在那种一年只能获得少量国基金的地方高校尤其明显)。资源集中到谁头上,谁就会有更大的机会获得立项。这里我并不想否定集中资源重点支持少部分人申报国基金的单位行为,只是这种单位行为在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利的影响下很多时候具有明显的不公正的操作痕迹。

基于上述,个人认为国基金作为国家基础研究的风向标,除了继续加大投入,出成果、出人才,继续探讨基金科学管理模式外,更应该发挥其受众广、影响大的优点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出发树立学术权威榜样,排除行政权力影响。

树立学术权威并不等同于培养至高学术权利,而是要营造公平、公正、开放多元的学术评价制度;要培养学术大师而非学术权利大腕;要克服学术中的小团队思想,要摆脱狭隘小众学术圈,营造开放型的大学术圈。具体的来说就是要尽量避免师生评价、校友评价、同学评价;要尽力避免今天你评我,明天我评你的轮流坐庄评审;尽量避免都973负责人了、科研经费都过千万了还来混个基金项目;尽量避免在基金委还未公布结果就有一些人知道上会了、知道立项了;尽量避免评审还没有开始,就有人知道自己的材料在哪个专家手里。总之就是要让学术决定学术,而非学术权利决定学术。

  排除行政权力影响是国基金最应该努力而且也是最急需,如果说国基金的同行评议的本质很难鉴别或根除学术权力的不端影响,那么排除行政权力的参与就相对更容易操作,而且更能让科研人员觉得舒心。如果说学术权利还可以让科研人员接受的话,那么当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利集中于一人之身的时候,就很难让人清楚的界定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行政权利还是学术权利,就会让普通的科研工作者产生牢骚和抱怨,甚至会让一些优秀的科研人员迷恋行政权力。

我们天天都在讲高校应该去行政化,应该教授治校,理论上讲现在高校基本上已经实现教授治校,放眼望去有那所高校的领导班子主要成员不是教授,但是当我们看看高校的教授委员会的时候又会发现有几个委员没有官衔?这就是我们绝大部分高校的现状——官学不分,学术搞好了就当官,当官了还要继续搞学术,然后再当大官,说白了学术已变成部分人升迁的资本。我们不能否定别人学有所成后想当官的理想,怎么说也是为国效力;我们不能否定别人当官的同时还想搞学术的激情,怎么说也是废寝忘食,甘心科研。但是作为国基金应该引导科研人员正确的科研心态和合理规划个人的发展路径;应该把国基金给那些可以全身心投入到科研中的人;应该确保国基金的每一份钱都可以被高效的利用;应该确保国基金的项目负责人能够足额按照项目标书中注明的每年研究投入时间亲自进行研究。所以国基金应该尝试禁止或限制担任行政职务的人员申报项目,努力形成“搞科研的不当官,当官的不搞科研”的科研新风尚。这样可以尽量排除行政权利力对国基金的影响,可以引导科研人员专心走科研之路,亦可以从局部引导高校政学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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