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terlilyqd的个人博客分享 http://blog.sciencenet.cn/u/waterlilyqd 翻译--编辑--信息分析从平凡中见神奇! Journal of Mountain Science科学网博客

博文

翻译:世界粮食与农业----过去50年的教训(4. 1970s 年代)

已有 7940 次阅读 2014-8-28 23:52 |个人分类:翻译实践|系统分类:观点评述| 农业, 粮农组织, 经验与教训, FAO

《世界粮食与农业--过去50年的教训》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摘译自(FAO)出版的《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2000》一书

     

·粮食与能源危机以及较不稳定的发展环境

·世界粮食大会        

·非洲的饥荒

·土改与农村发展世界大会

·环境问题,贸易争端

·渔业及海洋法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战后发展环境的转折点,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件给国际秩序带来了不安定的因素,很多发展中国家所想像的稳定的经济增长、相对可预测的市场和价格及大量的国际粮食储备都化为泡影。新的不稳定环境是美元贬值,石油价格陡涨,粮食产量不足以及粮价、农资价格和以石油为基础的能源价格暴涨的结果。经济秩序的极端变化为有些国家(主要是石油输出国)带来了大笔财富,同时也为有些国家创造了出口市场,但损害了很多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前景。

世界粮食危机

和1970年以前的十年相比,七十年代呈现出农业的一系列衰退迹象。1972年全球粮食生产下滑,1974年再次下滑,主要是由于粮食生产国的气候条件对农业生产不利。1972年世界禾谷类粮食产量减少了4100万吨,发达国家和发达中国家皆出现减产;1974年减产3000万吨。这几年粮食的减产使库存粮食急剧减少,尤其是传统的粮食出口国。世界小麦库存从1971年的5000万吨下降到1973年的2700万吨,为20年来的最低水平。由于亚洲主要稻米消费国的水稻产量下降使水稻供应也出现短缺。世界所有地区所有食品的销售价格上涨,给穷人造成了苦难,降低了人民的营养水平,特别是降低了脆弱人群的营养水平。亚撒哈拉非洲地区遭受到严重的苦难,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5年其粮食生产处于停滞状态。

虽然1973年世界粮食生产得到了恢复,粮食产量增加1亿吨,但增加的粮食尚不足以抵消主要出口国粮食库存的减少量(尤其在北美国家),而且在粮食增产地也不能阻止粮食价格的持续上涨。世界农业还受到能源危机、通货膨胀、货币不稳定、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缓慢和大环境的不稳定的极大冲击。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头5年中,区域水平和本地水平严峻的粮食短缺与全球农业生产衰退相吻合。两次大的旱灾后非洲爆发剧烈的粮食危机,一次持久的旱灾发生在萨赫勒国家,如乍得、马里、毛里求斯、尼日尔、塞内加尔等国。1973年,旱灾达到高峰,该年度中萨赫勒国家的人均粮食产量只有1961-1965年平均水平的1/3,有10万人死于这次饥荒,而饥荒又是疾病流行的根源,在拯救帐篷中的情况尤其如此。1973年初,为了挽救生命,大量的国际紧急援助开始启动。在萨赫勒建立的永久抗旱国家间委员会就是这次持续干旱的直接结果。

1972至1974年,另一场干旱造成了埃塞俄比亚的饥荒。由于国际援助太迟,以至使总人口只有2700万人的国家中有5万至20万人丧生,受灾最严重的有渥罗、提格拉依、哈里格黑几个省,受灾最严重的是那些偏远地区的游牧民。

FAO内外广泛地讨论了埃塞俄比亚饥荒的原因和后果,但当年出版的《粮食与农业状况》却令人惊讶地只字不提。几年以后,SEN在报告中解释了原因,他写道:“埃塞俄比亚饥荒是在粮食的不正常减少情况下发生的,1973年饥荒高潮时埃塞俄比亚的人均粮食消费量总体来讲是正常的。而1973年渥罗省的粮食产量极剧减少,而渥罗省又不能利用外面的粮食是该省购买力低的结果,渥罗省饥荒的显著特征是粮价几乎没有上涨,即使粮食售价与旱灾发生前相似,人们还是死于饥饿。这种现象可以理解为渥罗省的各个部门间普遍的权力失效。

美元贬值和能源危机

七十年代早期还有两大事件对世界经济造成了持久的影响,包括对农业生产和贸易的影响。第一件大事是1971年8月美国政府暂停美元的固定黄金可兑换性,这意味着美元相对于其它国际贸易货币的贬值。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它们的经济对国际价格波动的脆弱性,货币的重新校准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产生极大的负效应。第二件大事是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DPEC)对美元贬值作出反应,决定大幅度提高原油价格,从而造成全球恐慌。世界原油出口价格指数从1973年的196上升至1974年的641,而1970年为100。对农业而言,这意味着以石油为基础的农资如化肥、农药成本剧烈上涨,同时也使对农业具有重要意义的灌溉、农业运输、销售、加工所需的燃料和能源成本大幅上涨。1974年一年间化肥价格翻了一番,甚至四番,全球化肥用量下降近400万吨,导致减少了100万吨植物营养。在联合国第六次特别会议(1974年4月至5月2日)上证实有42个发展中国家因必须进口产品(粮食、石油、化肥)价格的急剧上涨而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联合国建立了特殊基金来帮助这些国家减轻其经济苦难。FAO建立了国际化肥供应计划,在1974/75年间向作物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提供了7.3万吨化肥。

1976年的《粮食与农业状况》有专门的章节报道了“能源与农业”这个主题,文中得出结论认为燃料与化肥价格的上涨使能源消耗集中的农业投入利润急剧下降,尤其是园艺、畜牧生产、捕捞、水产养殖业;同时文中陈述了在利用国内能源提高进口农业投入利用效率,动植物残留的循环利用和农业机具的选择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世界粮食大会

1974年的世界粮食大会建立了农业发展和农业与食品供应监测机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粮食危机和石油价格陡涨所带来的困境促使1974年在FAO和UN的联合支持下世界粮食大会的召开。大会旨在确保全世界在价格和计划方面的一致性,从而提高粮食产量和生产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改善粮食消费和分配;建立更有效的世界粮食安全机制,包括预警制度、有效的持股政策,紧急粮食救援制度;建立更有序的农业贸易与调整制度。

大会的主题是建立和保持国家或地区级以及国际充足的粮食储备水平。这些粮食储备预期要能够为本地、全国或地区粮食紧急情况提供保障,从而满足国际救援的需要。《粮食与农业状况》提供了定期的国家储备政策发展情况。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五年对粮食安全的认证还只是针对供应方面。世界粮食大会还强调了降低人口增长率和减少农村失业人口和减少就业不足人口的重要性,使农业生产多样化,拓展依靠农业耕作和非农业创收的渠道。在当时创建的机构中(见附4)至今仍然有3个在起作用,即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IFAD)、全球信息与预警系统(GIEWS)、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CFS)。

附5  世界粮食大会

1974年的世界粮食大会号召:

1.建立世界粮食委员会作为一种协调机构,全面地综合地而且连续地关注粮食生产、营养、粮食安全、粮食贸易和粮食援助以及其它有关问题所涉及的政策的协调和追踪。

   2.立即建立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FAD),“主要为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的农业发展项目提供资金”,特别是针对贫困的农民。

   3.建立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和投资顾问小组,该小组由“双边和多边资助者及发展中国家代表组成”。

这次大会还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4.认同了保证世界粮食安全国际事务的目标、政策和指导原则。(注:世界粮食安全国际事务于1974年发起,号召世界各国自愿参与到这项行动中,确定储备足够的粮食以备粮食短缺和紧急情况之需,减少世界粮食生产和粮价的大幅波动。)

5.登促粮农组织建立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CFS),并将它作为粮农组织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在连续的考察中使基本粮食制品满足当前的供需和储备,……对目前和将来的出口国、进口国及总体粮食储备水平进行阶段性的评估。

6.推荐了粮食援助事前计划的概念,要求援助国“从1975年起每年提供至少相当于1000万吨粮食的物资援助或资金援助,同时提供足够数量的其它粮食商品”。

世界土地改革和农村发展大会

进口替代政策导致了过分强调工业化,从而使农村人口向城区迁移,这种现象说明需要更多地关注农村发展。

由国际劳工组织纪律(ILO)执行的几项研究强调,单靠经济增长不足以保证均衡持续的发展,还应该考虑财富的分配和政治权力的划分。在这方面,特别关注土地的拥有权和土地租赁法的改革。第二个联合国发展十年计划(1970-1980)也强调要将农村发展作为战胜贫困、缩小城乡差别发展战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个十年发展计划进一步强调建立全国就业目标的重要性,在现代非农业活动中吸纳更多的劳动力。1973年的《粮食与农业状况》对1950至1970年农业就业情况进行了调整,同时对1980、1990、2000年的情况进行了预测。调查表明,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在整个经济活动中所占的比例从1950年的38%下降到1970年的21%,预计2000年全球农业人口为55%左右,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其它行业的速度比预期的慢。

1972年《粮食与农业状况》有专门的章节报道了有关发展方面的讨论,标题是“发展教育与培训”。该章节概述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农村教育,介绍了人力资源计划战略,农村教育和培训过程的优先设置,以及有关培训教师、推广人员的培训,年轻人的能力建设,教学辅导和交流媒介等有关的问题。

对这些问题和有关农村发展的其它社会问题的深入的正确评价后,1979年召开了“土地改革和农村发展世界大会”。这次大会是探索解轻农村贫困的方法的里程碑。“土地改革和农村发展大会”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起,这次大会采用在17个主要地区被称为“农村宪章”的《原则宣言》和包括土地改革和农村发展的国际政策及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行动计划的《行动计划》。《行动计划》包括土地改革和农村发展的监督,知识的分析和传播,技术援助的提供,对资源流动的支持。

 

联合国人居环境大会

1971年“罗马俱乐部”出版的《增长的限制》引起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这本书的出版向世界人口增长和废物的大量堆积所带来的世界资源状况恶化敲响了警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秘鲁渔业的崩溃提示我们过去认为的永不枯竭的资源的脆弱性。

环境恶化问题和解决恶化问题的措施是1972年联合国人居环境大会的主题。这次大会在斯特哥尔摩召开。大会通过了“斯特哥尔摩宣言”和包括与经济有关的所有行业的环境问题的109项决议的“行动计划”,109项决议中有51项与自然资源管理有关。大多数决议是专门关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涵盖了农村发展、环境计划、土壤管理与肥力、病虫防治、农业污废物的循环利用、遗传资源、森林和水产资源的监测、渔业管理。斯特哥尔摩大会加速了联合国环境署的建立,该署于1973年建于南非内罗毕。然而其推荐措施的前瞻性可能超前于当时的公众思想。又过了十几年才见到大量的全球范围的环境恶化现象——森林毁坏,臭氧层破坏、大气中温室气体增加、海洋污染等等,赢得了公众对环境问题采取措施的支持。

联合国环境署建立后,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一直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议事日程。1971年的《粮食与农业状况》中有专门章节综述了水污染对水生生物资源和渔业的影响,确定了水污染的主要特征,追踪了水污染对鱼类的生物学和生态学效应。这一章引起人们对水污染的地区差异的关注,提出了监测这种污染现象的监测标准和监测体系,同时提出了降低污染实现可持续发展所要采取的法律措施和政府所要采取的措施。

继1972年斯特哥尔摩大会后,1977年《粮食与农业状况》又有专门的章节介绍了自然资源和人文环境状况,包括土壤、水、草原、饲料资源、森林、野生动物、鱼类、遗传资源,分析了农业集约化对环境的影响,以及避免自然资源退化和环境污染所采取的法律措施。报道中指出,发达国家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是高水平的工业化和对能量集约型农业体系的依赖。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环境问题不是污染而是自然资源的退化和枯竭。本章提出了更好的数据收集方法,通过多学科研究分析了不同土地利用计划对自然资源的生产力的影响,运用当地的知识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建立合适的机构体系和法律体系来进行自然资源的管理。

人口和粮食供应

1974年8月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的“联合国世界人口大会”上,人们广泛关注自然资源基础和人口增长率日益升高之间可能出现的不平衡。

大会采纳“世界人口行动计划”,此计划特别关注粮食生产不断增加和生产力不断提高的重要性,以便发展中国家能够以合理的价格获得粮食。在1974年《粮食与农业状况》“人口、粮食供应与农业发展”一章中报道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对布加勒斯特大会所作的贡献;本章还分析了1952—1972年间人口增长和粮食供应的趋势,注意到了提高粮食生产的可能性,强调了饥饿和营养不良的原因和影响范围及影响粮食的长期需求的因素。

渔业

1975年3月17日至5月9日在日内瓦召开了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大会,但对海洋和海底开采权等重大问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越来越多的沿海国家将其对渔业的管辖权扩大到12海里的限制以外,而12海里的限制范围是300年前普遍采用的方法。1979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大会采用的唯一经济区(EEZs)为FAO的渔业工作增加了新的空间。在新的海洋立法范围内,沿海国家的水产资源以EEZs的形式直接置于其国家管辖之下。

1980年的《粮食与农业状况》有专门章节报道了由国家管辖的新时期的海洋渔业,这一章综述了沿海渔业因国际共同体接受基于EEZs的管辖权后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解释了海洋法的修改对沿海国家鱼类捕捞和开放捕捞的影响,沿海国家的调整问题和对具有大型远海舰队的国家影响,EEZs对鱼类的国际贸易和新体制下沿海渔业管理的影响。

贸易扩张:东京回合多边贸易磋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国际贸易迅速扩张,主要是由于石油价格上涨和国家财富的重新分配所引起的。农业贸易也有所增长,但不是所有国家都享受到了这种好处。从其进口的工业品的价格通胀来看,主要出口热带农产品的不发达国家的收入严重下降。能源上新增的花费高于其主要农产品出口价值的增加。

1973年发起了关贸总协定下的东京回合多边贸易磋商。尝试通过一系列国际商品协定将对国内农业市场的干预延伸到国际贸易中,结果没能具体化。这轮回合的磋商达成了一定的农业协定,标志着政府在国际农业市场的进一步参与,在随后的10年继续成为一种趋势。

THE 1970s

Food and energy crises and a less stabl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the World Food Conference,
Famines in Africa
the World Conference on Agrarian Reform and Rura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concerns, Trade issues
Fisheries and the Law of the Sea

The early 1970s marked a turning point in the pattern that had characterized the postwar environment for development. A series of shocks introduced elements of instability to an international order under which steady economic growth, relatively predictable markets and prices and large international food stocks were taken for granted in the case of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new unstable environment resulted from the de facto devaluation of the US dollar; a sharp increase in the price of petroleum; and, in the area of agriculture, large grain production shortfalls and soaring prices of food, agricultural inputs and petroleum-based energy. This radical shift in the economic order brought large income gains to some countries (mainly petroleum exporters) and created export market opportunities for others but damaged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many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Soaring petroleum prices had an adverse effect on most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although they brought large income gains to petroleum-export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world food crisi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previous ten years, the 1970s were marked by a series of relapses in world agriculture. Global food production declined in 1972 and again in 1974, reflecting in both cases unfavourable weather conditions in major food-producing areas. In 1972, world production of cereals was reduced by 41 million tonnes, shared equally betwee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regions, and by 30 million tonnes in 1974. These declines resulted in a sharp depletion of stocks, especially in the traditional cereal-exporting countries: world stocks of wheat were drawn down from 50 million tonnes in 1971 to 27 million tonnes in 1973, the lowest level for 20 years. Rice was also in short supply owing to falls in production in the major rice-consuming countries of Asia. Consumer prices of food items rose in all regions of the world, causing hardship for the poor and reducing the level of nutrition, particularly of vulnerable population groups. Hardship was more severe in sub-Saharan Africa, where per caput food production had remained stagnant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70s.

Although world food production recovered in 1973 (cereal ouput increased by 100 million tonnes), the recovery was insufficient to prevent the depletion of cereal stocks in the main exporting countries, especially in North America, nor could it halt the steady rise in the prices of food. World agriculture was also afflicted by the energy crisis, inflation, monetary instability, the slowing down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nd a general atmosphere of uncertainty.

This global relaps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oincided with grave food shortage situations at regional and local level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70s. A dramatic food crisis erupted in Africa following two catastrophic droughts. One was the prolonged drought in the Sahel countries (Burkina Faso, Chad, Mali, Mauritania, the Niger and Senegal), which reached its peak in 1973. In that year, net food production per caput in the Sahel countries was one third less than the average for 1961-65 and some 100 000 people died as a result of the famine, which was also instrumental in the spread of epidemic diseases, especially in the relief camps. To save lives, a massive international emergency relief operation was started in early 1973. The creation of the Permanent Interstate Committee for Drought Control in the Sahel (CILSS) was the direct consequence of this prolonged drought.

The other drought caused the Ethiopian famine which lasted from 1972 to 1974. International aid arrived too late and between 50 000 and 200 000 lives were lost in a population of 27 million. The areas worst affected were the provinces of Wollo, Tigrai and Harerghe. The people who suffered most were the Afar community of nomadic pastoralists.

The Ethiopian famine and i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have been extensively discussed within and outside FAO but contemporary issues of 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were surprisingly silent about it. As for its causes, several years later Amartya Sen wrote: "The Ethiopian famine took place with no abnormal reduction of food output, and consumption of food per head in the height of the famine in 1973 was fairly normal for Ethiopia as a whole. While the food output in Wollo was substantially reduced in 1973, the inability of Wollo to command food from outside was the result of the low purchasing power in that province. A remarkable feature of the Wollo famine is that food prices in general rose very little, and people were dying of starvation even when food was selling at prices not very different from pre-drought levels. The phenomenon can be understood in terms of extensive entitlement failures of various sections of the Wollo population."4

Devaluation of the dollar and the energy crisis

The early part of the decade was marked by two other events with long-lasting effects on the world economy, includ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rade. The first was the decision by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n August 1971 to suspend the fixed-gold convertibility of the US dollar, which meant a devaluation of the US dollar vis-à-vis other internationally traded currencies. For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currency realignments had major negative repercussions because of the vulnerability of their economies to international price fluctuations.

The second event, which caused worldwide panic, was the sharp rise in the price of crude petroleum, decided in 1973 by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 in response to the devaluation of the US dollar (since petroleum prices are based on the dollar). The world export price index of crude petroleum rose from 196 in 1973 (1970 = 100) to 641 in 1974. For agriculture, this implied a sudden increase in the cost of petroleum-based inputs such as fertilizers and pesticides as well as fuel and power, which are of crucial importance for irrigation and agricultural transport, marketing and processing. Fertilizer prices tripled and even quadrupled in the course of one year and, in 1974, the world consumption of fertilizer dropped by nearly 4 million tonnes, resulting in an estimated shortfall of
1 million tonnes of plant nutrients in relation to projected demand. The UN, at its Sixth Special Session (9 April to 2 May 1974) identified 42 developing countries as being most seriously affected (MSA) by the sharp rise in the prices of essential imp
orts (food, petroleum, fertilizers). It established a Special Fund to assist these countries in mitigating their economic hardships. FAO established the International Fertilizer Supply Scheme, which provided 73 000 tonnes of fertilizers to MSA countries in the 1974/75 crop year.

The subject of "energy and agriculture" was covered in a special chapter of 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1976,which concluded that the rise in prices of fuel and fertilizers was causing sharp declines in the profitability of using energy-intensive inputs, particularly in horticulture and livestock production and capture and culture fisheries. It stated that there was much room for the economic use of domestic sources of energy for agriculture, raising efficiency in the use of imported inputs, recycling of plant and animal residues and being selective in the use of farm machinery.


Box 14

AGRICULTURAL TRADE - CHANGING TRENDS AND PATTERNS

Amid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direction and composition of world agricultural trade, a number of paradoxical features have emerged during the past decades. While losing relative importance in total trade, agricultural exports have remained a key element in the economies of many countries. Nevertheless, those economies that depend less on agricultural trade have generally made the largest gains in agricultural market share, while economies that are more firmly based on agriculture have not only lost market share but, in many cases, have also seen their agricultural trade balances deteriorate in the face of persistently high or even increasing economic dependence on agricultural exports as well as dependence on imports for food security.

Other general tendencies have been a decline in the real international price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value-added products compared with primary products in total agricultural trade.

Declining importance of agriculture in world trade

Agricultural trade has expanded significantly faster tha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ver the past decades, underlying the growing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gration of the world's economies. Despite its relative dynamism, however, trade 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has tended to lag behind trade in other sectors, particularly manufactures. An important factor behind this process has been the decline in agricultural prices relative to manufactures. On a global basis, agricultural exports now account for less than

10 percent of merchandise exports, compared with about 25 percent in the early 1960s (Figure A). The tendency for agricultural trade to lose importance in external trade has been common to all regions, but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y regions the process was particularly pronounced in the 1960s and early 1970s.

However,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and in sub-Saharan Africa, agricultural exports still finance about one fifth of the total import bill. Economic dependence on agricultural exports has remained very high in many individual countries. In 1998, 12 out of 48 countries in sub-Saharan Africa depended on agriculture for half or more of their total export earning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10 out of 37 countries were in the same situation (four in the Caribbean). Extreme cases, where 70 percent or more of export earnings were agriculture-based, included Belize and Paraguay in Latin America, and Burundi, C?te d'Ivoire, Ethiopia, Kenya, Guinea-Bissau, Malawi, Uganda and the Sudan in Africa.

Contracting developing country share in agricultural markets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world total and agricultural trade has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 While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gained market share for total merchandise exports between the early 1960s and recent years (from about 20 to more than 25 percent of the world total), their share for total agricultural exports has declined from more than 40 to about 27 percent (Figure B).

All the developing country regions, with the exception of Asia and the Pacific, progressively lost world market share for their exports. That Asia and the Pacific has actually increased its share in world agricultural exports since the mid-1970s is all the more remarkable given that this is also the region that has been most successful in diversifying its export base away from agriculture. In contrast, despite the persistently strong agricultural component of its external trade, sub-Saharan Africa's presence in world agricultural markets has tended to lose significance since the early 1970s.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experienced pronounced market losses after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80s, a period of slow growth in the volume of agricultural exports and of strong decline in export prices (Figure C).

Falling real agricultural prices

Throughout the 1950s and 1960s international prices of food and non-food products remained relatively stable and only lagged slightly behind those of manufactured goods. The 1970s marked a new period of greater price volatility and divergence between agricultural and manufactured goods prices, with the latter tending to rise significantly faster than the former (Figure D). As a result, the net barter terms of trade (or "real" prices) of agricultural exports deteriorated markedly (Figure E). The decline in real agricultural prices was more pronounced for the developing than for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reflecting the commodity composition of their exports, with those of temperate products typically exported by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showing a relatively firmer behaviour than those of tropical products overall.

The volumes of exports, by contrast, showed a steady upward trend throughout much of the period. Nevertheless, because of the price increase differential, the current value of agricultural exports rose on the whole much faster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than in the developing ones.

Shifting from primary to processed exports

An issue of considerable importance i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been able to shift from exports of non-processed primary commodities towards value-added products. The different developing country regions recorded varying degrees of success on this account. In both Asia and the Pacific and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the share of processed products in total agricultural exports rose from around 10 percent in the early 1960s to about one third of the total in recent years. This share has risen to considerably higher levels in the more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in these regions. Thus, in Argentina and Brazil the comparable figure is about 50 percent, while in Malaysia it is more than 70 percent.

In sub-Saharan Africa, on the other hand, the share of processed products in agricultural exports has remained at about 15 percent throughout the past three decades. Behind this stagnating pattern some countries showed pronounced temporal variations. For most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however, the general picture is one of a high and undiminished dependence on a limited range of primary product exports. In the Near East and North Africa, the high share of value-added products in the total generally reflects the strong weight of a few processed products in a relatively small agricultural export base. Processed shellfish and other sea products, as well as canned and preserved fruits and vegetables, accounted for much of the total.

Figure A
Figure B
Figure C
Figure D
Figure E
The World Food Conference

The world food crisis of the early 1970s and the difficulties created by the sharp rise in the cost of petroleum prices led to the convening of the World Food Conference in November 1974 under the joint auspices of FAO and the UN.The aims
of the Conference were to secure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on policies and programmes to increase food production and productivity, especiall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improve the consump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food; to put in place a more effective system of world food security, including an early warning system, effective stockholding policies and emergency food relief; and to bring about a more orderly system of agricultural trade and adjustment.

The 1974 World Food Conference created institutions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monitoring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supplies.

The building and maintenance of adequate levels of food stocks at national and/or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were a central theme of the Conference. These stocks were expected to provide food security guarantees against local, national or regional emergencies and also to cover international relief needs. 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reflected this concern by providing regular accounts of developments in national stock policies. Thus, the perception of food securit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70s was still firmly supply-side oriented. Nevertheless, the World Food Conference also stressed the need for lowering the population growth rate and reducing rural unemployment and underemployment by diversifying agriculture and expanding on-farm and off-farm income-generating activities. Of its institutional initiatives (see Box 15), three remain today - the International Fund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FAD), the Global Information and Early Warning System (GIEWS) and the Committee on World Food Security (CFS).


Box 15

THE SIX INTERNATIONAL INITIATIVES OF
THE WORLD FOOD CONFERENCE

The 1974 World Food Conference called for:
1. A World Food Council to be established "to serve as a co-ordinating mechanism to provide overall, integrated and continuing attention for the successful co-ordination and follow-up of policies concerning food production, nutrition, food security, food trade and food aid, as well as other related matters....";
2. An International Fund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FAD) to be established immediately "to financ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rojects primarily for food produc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focusing in particular on poor peasant farmers;
3. A Consultative Group on Food Production and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be established and "be composed of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donors and representative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Conference:
4. Endorsed the objectives, policies and guidelines of the International Undertaking on World Food Security
1 and welcomed the creation by FAO of GIEWS.
5. Urged FAO to establish the Committee on World Food Security (CFS) as a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FAO Council to,
inter alia, "keep the current and prospective demand, supply and stock position of basic food stuffs under continuous review, ... to make periodic evaluations of the adequacy of current and prospective stock levels, in aggregate, in exporting and importing countries....";
6. Recommended the concept of forward planning for food aid and called on donor countries "to provide commodities and/or financial assistance that will ensure in physical terms at least 10 million tons of grains as food aid a year, starting from 1975, and also to provide adequate quantities of other food commodities".

1 The International Undertaking on World Food Security, launched in 1974, called on countries to participate voluntarily in programmes to secure adequate food reserves for use in times of shortages and emergencies and for reducing fluctuations in production and prices.

The World Conference on Agrarian Reform and Rural Development

The disproportionate emphasis on industrialization resulting from the policy of import substitution, and the consequential migration of rural people to urban centres, brought to the surface the need for greater attention to rural development.

A number of studies carried out by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 (ILO) stressed that economic growth alone was not enough to ensure balanced and sustained development.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political power also had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this respect, access to land and the reform of tenancy laws were given special attention. The United Nations Second Development Decade (1970-1980) also underlined the need for treating rural development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combating poverty and narrowing the income gap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families. The Second Development Decade had further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establishing national employment objectives and the need to absorb an increasing proportion of the national working population in modern types of non-agricultural activity. 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1973 conducted a survey of employment in agriculture covering the period from 1950 to 1970, with projections for 1980, 1990 and 2000. The survey revealed that,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as a group, the share of agriculture in the total economically active population declined from 38 percent in 1950 to 21 percent in 1970 and was projected to drop to 5 or 6 percent by 2000 (a fairly accurate projection). The corresponding ratios for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s a group were 79, 66 and 43 percent, respectively (currently it is around 55 percent and so the flow of labour out of agriculture has been slower than expected).

An earlier contribution of 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to the development debate was a special chapter in 1972, entitled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development. This provided a bird's-eye view of rural education in the developing regions and outlined the strategy for human resources planning, the process of priority setting in rur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special areas of concern such as the training of trainers, extension workers, capacity building for the young, teaching aids and communication media.

The deepening appreciation of these and other social issues concerning rural development resulted in the 1979 World Conference on Agrarian Reform and Rural Development (WCARRD), which was a landmark in the search for ways of alleviating rural poverty. WCARRD, which was sponsored by FAO, adopted a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 known as the "Peasants' Charter", involving 17 major areas and a Programme of Action that included national programmes of ac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cies for agrarian reform and rural development. The latter covered the monitoring of agrarian reform and rural development; the analysis and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the provision of technical assistance; and support for the mobilization of resources.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

Growing concern for the environment was aroused by the publication of The limits to growth by the Club of Rome in 1971. The publication raised alarm about the deterioration in the status of the world resources in relation to population growth and mounting economic waste. The collapse of the Peruvian anchoveta fisheries in the early 1970s was a reminder of the fragility of what had been perceived to be a virtually inexhaustible resource.

The question of environmental deterioration and means of combating it was the subject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 held in Stockholm from 5 to 16 June 1972. The Conference approved the Stockholm Declaration and a Plan of Action including 109 resolutions on the environmental aspects of all sectors of the economy, 51 of which related to na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 The majority of the resolutions were specifically addressed to FAO and covered such diverse areas as rura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planning, soil management and fertility, pest control, recycling of agricultural waste, genetic resources, monitoring of forests and aquatic resources and the management of fisheries. The Stockholm Conference expedi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 in Nairobi in 1973. Yet its far-reaching recommendations were probably in advance of contemporary public thinking. It was to take another decade or more for the accumulation of evidence of profound environmental deterioration on a global scale - forest destruction, ozone depletion, increased greenhouse gases in the atmosphere, marine pollution, etc. - to raise public support for the initial remedial steps to be taken.

Concern for the environment had been high on FAO's agenda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a special chapter in 1971, 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reviewed the effects of water pollution on living aquatic resources and fisheries. It identified the major characteristics of water pollution and traced its biological and ecological effects on fisheries. The chapter drew attention to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aquatic pollution and proposed criteria and systems for monitoring this phenomenon as well as proposing legal and institutional measures required to reduce water pollution as part of the larger effort in pursui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follow-up to the 1972 Stockholm Conference, 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1977 included a special chapter on the state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human environment. The assessment covered soil, water, grazing land and forage resources, forests, wildlife, fisheries and genetic resources. It provided an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intensification on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legislative aspects of avoiding natural resource degrad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t attributed the major causes of pollution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to the high level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reliance on energy-intensive agricultural systems. On the other hand, the major environmental problem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was not pollution but the degradation and deple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The chapter proposed a better and more coherent method of data collection;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assessing the impact on the productivity of natural resources of the application of different land use planning; adaptation of local knowledge for raising the efficiency of natural resource use; and developing the appropriate institutional and legal systems in the manage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Population and food supply

The pervading concern about the possible imbalance between the natural resource base and the demands placed on it from
a rising rate of population growth underlay the 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Conference, held in August 1974 in Bucharest.

The Conference adopted the World Population Plan of Action, which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ce of increasing food production and productivity so that food could be made available at reasonable prices for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FAO's contribution to the Bucharest Conference was contained in a special chapter (Population, food supply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1974. The chapter took stock of the trends in population growth and food supply for the period 1952-1972, noting possibilities for increasing food production. It stressed the dimension and causes of hunger and malnutrition and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long-term demand for food.

Fisheries

The thir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 III) took place in Geneva from 17 March to 9 May 1975 but ended without any definite agreement on the major issue of exploitation rights over the sea and seabed.Nevertheles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oastal states were extending their jurisdiction over fisheries beyond the 12 nautical mile limit, which had broadly prevailed for the previous 300 years. In 1979, the adoption of Exclusive Economic Zones (EEZs) by the FAO Conference added a new dimension to FAO's work in fisheries. As a result of the new legal regime of the oceans, fishery resources of coastal states were brought under their direct national jurisdiction in the form of EEZs.

Marine fisheries in the new era of national jurisdiction was covered in a special chapter in 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1980. The chapter reviewed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coastal fisheries arising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acceptance of the EEZ-based jurisdiction. It explained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changes in the Law of the Sea on fish catch of the coastal states, the effects of open access, problems of adjustment for coastal states, repercussions on countries with large distant-water fleets, the effects of EEZs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fish and the management of coastal fisheries under this new system.

Expansion in trade: the Tokyo Round of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

The 1970s witnessed a vast expans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spurred by the rise in the price of petroleum and the radical re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wealth that this entailed. Agricultural trade also increased, although the benefits were not shared by all countries. The less developed exporters of mainly tropical agricultural commodities suffered from severe declines in their income terms of trade as price inflation of their industrial imports and higher energy bills more than offset increases in the value of their mainly agricultural exports.

The Tokyo Round of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 (MTNs) under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 was launched in 1973. Attempts to extend interventions in domestic agricultural markets into international trade through a series of international commodity agreements covering grains, oilseeds, dairy products and meat failed to materialize, and the Round, which concluded with only a modest agreement on agriculture, marked a turning point in the extent of government involvement in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markets - a trend that was to continue in the turbulent decade that followed.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314423-823120.html

上一篇:will internet changes the country life in China?
下一篇:翻译:世界粮食与农业----过去50年的教训(5. 1980s 年代)
收藏 IP: 210.75.233.*| 热度|

0

该博文允许注册用户评论 请点击登录 评论 (0 个评论)

数据加载中...
扫一扫,分享此博文

Archiver|手机版|科学网 ( 京ICP备07017567号-12 )

GMT+8, 2024-4-17 00:22

Powered by ScienceNet.cn

Copyright © 2007- 中国科学报社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