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农业大学的毕业生，到学校工作几年来，却一直兼任着英语类课程的教学工作。学生们经常问我：老师，你当年是如何学英语的呢？

我是1978年暑假以后开始学英语的，那一年我刚上初中一年级。相比起年长我几岁的学兄、学姐来说，我们还是幸运的，因为他们的中小学时代整个处于文革时期，中国之大，已经难以容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外语更是让人和里通外国联系起来，在中小学几乎已经绝迹。1973年出了个“马振扶事件”，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进行英语考试，学生张玉勤因不会答题而在试卷上写下了以下几句话：“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也能作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其班主任和校长对她进行批评并令其作检查。后张玉勤投河自杀。（参见本人博文：http://mjm0305.blog.163.com/blog/static/56297720061128111544440/edit/ 补记）此事被江青等人大肆渲染，在全国教育界掀起轩然大波，外语教育更是被全面废止了。

文革结束后，邓公主政，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全国从中学恢复外语课程。我恰好在那年暑假升初一，幸运地搭上了头班车。

但当时面临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经过十年文革，外语教育出现断层，师资力量严重不足。以我所在的本村学校来说，全校十几名教师，年纪大的在五十年代学过一点俄语，长期不用也基本忘光了，年轻老师更是什么外语也不会，看见26个英文字母，就会当汉语拼音念。为了救急，那年的暑假，县教育局组织了一个英语教师强化培训班。我们村一个原来教语文的老师被抽调去临时培训了一个多月，回来就教我们。

坦率地讲，以现在的标准看，当年我的第一位英语老师的业务素质确实是不合格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发音不准，几乎每一个英语单词的发音都不准，听起来都像几个莫名其妙的汉字读音组合，而且有些诸如词尾没有元音的“t”、“k”等也都把音发实了。有些语法也搞不太清楚。但我依然很佩服这位老师的学习精神和勇气，短短一个暑假，就敢于挑战自己从来未曾涉足的领域，并且把她的学生领进了外语之门。

对于我们学生来讲，英语就更是新鲜了。听着老师奇怪的读音，习惯了读单音节汉字的我们怎么也记不住，自然就想到了，往单词的旁边加注读音相近的汉字。于是，“杯子”就成了“卡坡”（cup）；“茶缸”就成了“马哥”（mug） ；“书包”叫“白哥”（bag）；“旗子”读成“福来哥”（flag）。没办法，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录音机，当然更没有复读机、VCD、电脑了，只好跟着老师读这种洋汀浜的英语。等后来听收音机里的广播英语教程，才发现自己的读音已有千里之谬矣。

初一就这样带着对英语的新鲜感和各种谬误过去了。升初二时，我考上了乡里（当时还叫公社）招收的重点班，到离家三公里左右的公社重点初中就读。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位令我终生难忘的英语老师曹岑昆。曹老师是文革前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刚毕业时在保定某学校任教，在文革那个知识分子大倒其霉的年代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文革后恢复工作在本地教学。曹老师英语功底深厚，语法基本功扎实，讲解细腻，条理清晰，特别是对各种时态分析非常到位，令我等受益匪浅。而且曹老师发音纯正地道，从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英语这门语言的韵律美。他系统地给我们讲授了英语的音标，各种元音、辅音正确的发音方法，纠正了我们原来的一些错误发音。可以说，我现在英语的读音之所以比较纯正，实际是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

自私地说，对于曹老师而言，珍珠蒙尘，流放乡野，当然是其个人和这个社会的不幸，但对于我等莘莘学子，实乃人生之一大幸。

曹老师为人刚正，对学生热心关爱，且爱好广泛，尤喜足球。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曹老师又调回了保定化纤厂子弟学校。而后来，我又恰好在保定读大学，所以经常去拜访。1989年的一天，当我再次踏入曹老师家门的时候（我已经有几个月没有去了），却惊闻噩耗，恩师已经在5月19日驾鹤西行了。就是在那一天，中国足球队与香港队在一场至关重要的比赛中输球，引发球迷骚乱，正在通过电视直播看球赛的曹老师也因过于激动而导致心脏病突发猝死。呜呼，痛哉痛哉！

也就是在初二、初三那两年，我开始注意到模仿在外语学习中的重要作用，除了有意识地模仿老师的发音外，也开始模仿收音机里的英语教育节目主持人。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北京大学的英语教师陈琳，当时买了一套陈老师主编的广播电视英语教程课本，跟着收音机学（那时候家里还没有电视），收获很大。捎带说一下，当年还是青年教师的陈琳，现在已经成为全国著名的英语专家，教授了。

记得那时候我学英语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看见一本英语类的杂志或图书即如获至宝。我有一位初中同学，他大哥是文革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当时在南开大学上学。我那位同学又一次把他哥哥在大学的英语课本拿到了班上，颇有几分炫耀的意思，但实际上他很少读，也很难读懂。后来我把那本书借到手，已有时间就赶紧读一会儿。现在的大学生们难以想象，堂堂南开大学的英语课本竟然也是从ABC学起，比我们当时的初中课本难不了多少。（其原因前边已经说过，比我高几届的学生在中学压根就没有学过外语！）现在仍清楚地记得，那套课本留下了太过鲜明的文革烙印，在开始的几课中，屡次出现“••••••万岁”（Long live ••••••！）这样的句子，虽然随着伟人的仙逝，人们知道，所谓“万岁”是不可能的。南开课本的词汇量要多些，语法讲得也更系统全面，读完此书，自然是收获颇多。更重要的是，它使我的自信心大大增强了——大学英语不过如此，有何惧哉？（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