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以前，韦伯发表的演讲《学术作为一种术业》依然对科研工作者产生着持续的影响。在演讲中，韦伯讨论了科学对于人生的价值：托尔斯泰认为,‘科学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她并不回答对人类唯一重要的问题,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该怎样生活？’,无可辩驳的是，科学的确无法给出这样的回答[1，S17]。“科学假定，科研产生的知识应是重要的，因为这些知识是值得去了解的，而这就是我们所有困难的来源，因为这个假定却无法用科学的方法去证明”[1,S17-18]。如果科学不提供人生的价值判断，那么对于已经选择从事科研的学生而言，该如何作选择，什么又是有价值的、值得做的科研课题呢？

科学难以给出人生的价值判断，韦伯给出了一个更加容易理解的例子：现代医学的任务是维持生命并且尽可能地减少痛苦，如果痛苦的苟延残喘会使病人承受巨大的痛苦，但是医生却无法放弃延长病人寿命的努力，即便这样的生命在病人看来是毫无价值的，因为医学并不回答生命是否（或何时）有价值这一问题；韦伯将这样的思考科学对人生的价值的问题作为一个开放的问题，鼓励后人去思考[1, S18]。对于罹患绝症的人而言，他/她有两条路可选：理性地对待绝症，放弃痛苦的治疗，共同与家人创造一段美好的有质量的回忆，然后平静地离世；抱着一丝希望，尝试新药或新的医疗手段，并且承担药物的副作用、疾病对身体与内心的折磨，以及最后可能依旧医治无效的结果。这两种选择对于当事人来说都是无可厚非的，人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但是这后一种非理性的执着，医生与病人们的执拗，一次次去研发尝试新药与新治疗手段，才突破了很多过去无法跨越的绝症的高墙，在延长生命的同时减少了痛苦。的确，科学无法给出人生价值的判断，但是长期来看，科学可以给人生提供更多的选择。

科学可以给人生提供更多的选择，也就是说，科学可以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这时，她的价值依赖于目的或用途的价值，比如核物理可以用于制造武器，也可以用于产生电能造福人类。如果一个习武者，没有自身的价值追求，比如金庸笔下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那么到头来，结果很可能是“任你（武功）天下第一，也只是件工具”[2]。所以从事科研的人也需要一定的人文与哲学修养，了解一些经济学的原理，寻找和培养适合自身的价值观，比如学习追求人类最大幸福的效用主义(utilitarianism)[3]等等的哲学。 当然对哲学的理解与修习，并不需要极致到困扰自己的程度，需要自己的平衡科学与哲学的追求。就好比可以对围棋的历史文化内涵的深入了解，但并不代表是一个好的围棋手。

因为科学内部本身并不存在一种价值衡量，所以科研人员并不应该保有鄙视链，比如粒子物理学家看不上化学家，化学家看不上生物学家，等等。用鲁迅先生的话就是，“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4]。有些学生有一种看法，觉得抽象的东西更高级，追求抽象化理论化，追求理论物理，却忘了物理本身的美，忘了生命的美（思考也是生命才有的能力，不是吗）。我们对星空与脚下的土地同样地无知，宇宙的起源并不比生命的起源更加高档，即便前者可以用更多抽象方程来描述（描述科学的语言并无高级之说）。

当科学与现实世界结合时，科学变得更加精彩。统计学者唐纳德·鲁宾谈到对他影响深远的人，“（我的博士生导师）比尔教我什么是好的统计：可以处理重要的现实问题的活动。如果一个项目与现实世界无关，比尔认为那也是无妨的，这个项目会让一些人感兴趣，但他不感兴趣。如果(科研中)有很棒的数学，那么我应该去说服数学家，而不是他，因为他不感兴趣也无法做这样的（数学）评价。这些年来，我也慢慢给自己的博士生们灌输这样的态度。”[5] 科学反映现实世界中的价值与意义。虽然癌症机理的研究对比暗物质的研究，在科学上没有高低之分；但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克服癌症的效用比暗物质的解释更加重要。中东地区缺水，那么在中东，海水淡化技术就比较重要；在非洲与东南亚的疟疾肆虐，那么疟疾的研究很重要；在欧美的老年人看护成本高企，所以阿尔兹海默综合征的研究很重要。现实世界的重要问题决定着科学的投入，通过研发基金的方式。近代以前的科研，不少产生于欧洲的贵族家庭，因为他们不需要为生计而担心。走进现代，科学研究一般由政府与捐助的基金所支持。现代的科研更具有竞争性，比如对基金的追逐，对于科研课题有一定限制，但是却让不同家庭出身的学者都有机会进行科学研究。

有趣的是，虽然科学无法提供人生的价值价值判断，但是却有衡量科学价值的指标，比如影响力，被引次数，H指数等等。这里的不和谐或者矛盾如何解释呢，可以类比体育来考虑。对体育精神的追求没有高低之分，但是现代的竞技体育有输赢之分。举例来说，一些剑道修炼者认为，柔道成为奥运比赛项目，确实扩大了影响力与流行度；但是一些较为“机械”的评分规则，对胜利的追逐，影响了竞技柔道作为艺术的特征（武术通常翻译为martial arts的art部分），而且有时候因为裁判的倾向或误判，出现观众投掷矿泉水瓶的粗鲁行为，影响了对礼与道的追求。竞技体育的确有一些副作用，但是具有普及的优势，是现实的权衡。同样的，现代科研的学术活动成为一种职业（profession），类似竞技体育的存在，对于初入科研的学生而言，没有办法去改变比赛规则，更多需要适应这种规则。学生不应该因为衡量指标对科学反感，因为这不是科学的“锅”，而是科学竞争的“锅”，或许学生成熟以后，可以改变这种科学竞争的规则。

在现代科研活动中，课题的选择非常重要。“没有任何的技术能力比怎样选择激动人心的研究课题更重要”[6, p.2]。我们可以从不同的领域的发展获得一些感受。统计或机器学习的研究生第一年的课已经涉及2000~2010年的研究成果了，而物理的研究生课第一年内容则还在学习1950-1970年的量子场论研究结果，力学专业研究生课的内容中纳维-斯托克斯方程甚至是1850年左右的发现。新的、热门的研究领域，有更多未开发的土地，孕育更多的新发现。王国维对文体进行了如下的评论，“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 [7] 宋代文学家在唐代诗歌以后，通过宋词的表现形式，开始了文学新的征程；有条件的学生可以在这些新兴领域选择感兴趣的课题。

在科研的现行评价标准中，课题的选择也是通过竞争分配的，好的课题更多被高产或有影响力的科学家获得。学术界的科学家的收入不平等也进一步加剧[8]。学生选择课题的时候，也由过去的考试成绩等方式综合评价，更好的课题可能已经被其他领先的学生获得，这时候又该怎么办呢？更加“普通”的研究生（能够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已经很不普通了）也不用过于失望。我们普通人不会因为顶级选手百米跑进10秒，自己只能跑13秒，而放弃自己感兴趣的跑步吧。科学哲学家库恩将科学研究分成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那样的巨大突破性的科学革命与普通科学（normal science）两种。“（普通科学）的细小的发现往往也蕴含着种子——大尺度变化的种子与破坏孕育自己的范式的种子。”[9] 所以普通的学者也一样可以坚持，关注着领域内的大问题，在自己感兴趣的细小问题耕耘，追逐自己求真与发现的快乐，这一些点滴的发现铺垫着通向科学突破的道路。

除了自身的追求与努力耕耘，一个人的科研成果的取得，离不开科研的整体环境。发表引用次数高的研究论文，或者取得科研的成果，不仅与人的智慧，或者考试选拔的成绩有关，更与科研环境有关。进入印度的几所最著名大学印度理工（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不同分校），会比进入中国的苏州大学更加困难，但是苏州大学的高引用论文（自然指数）比任何一所印度理工都高[10]。类似的，二十多年以前进入清华北大的难度，比美国进入一个州立大学困难，但是当年的清华北大的科研论文质量也不一定高于这些州立大学。科研有一个追赶与继承的部分，如今中国在科研产出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所以学生的成果也更加优秀。

影响一个学生科研的最重要的环境因素便是导师。优秀的导师比如费米，他的博士生或博士后中至少有8个获得了诺贝尔奖[11]，有的教授人品好到甚至教博士生学车考驾照[12]。学术上，什么样的是适合自己的好导师，由于学生与导师的性格不同，两者之间的交互也有各种不同的成功模式，难以一概而论，但我们可以从学术的传承中去尝试着理解。医学院的医生需要在教学、研究与治病进行平衡。医学医术的传承，要求著名医生适时慢慢退出一线手术台，给年轻人多一些历练；如果什么手术都由著名专家来完成，无法培养出新的青年才俊，那么失去了可持续发展，最后导致某项技能失传，对整个社会都是损失。学术上，虽然有些导师倾向于手把手地教导，有些鼓励自己独立动手，但是不管怎样的互动，已是成年人的研究生，应该能感受到导师是否有心培养自己。生命科学的博士生通常有一些轮转（rotation），可以感受不同的导师。没有轮转的其他专业的学生，如果遇上实在不合适的导师，也要勇敢退出，即便曾经自己央求套磁自己的教授，因为“在选择导师时的错误可能导致多年的挫折与挣扎”[6, p.30]。当遇上这样的困难时，需要面向未来，谨记沉没成本是无法收回的。

科学或许真的无法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生活，应该追求怎样的人生。社会发展以后，有了生活的物质基础以后，人们有闲暇可以做自己认为重要的事。就像电影《阿甘正传》里跑步的阿甘，跑步对别人有意义么，或许没有，但他就是想跑跑看，而他不想跑的时候就不跑了。读研时如果有能力解决重大的现实问题，给社会创造价值，非常优秀；如果只是解决一些细小的问题，能够享受发现的过程，也是幸福。

引用文献：

[1] Weber, Max, The vocation lectures： Science as a vocation, Politics as a vocation,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David Owen and Tracy B. Strong, translation by Rodney Livingstone. Hackett Publishing, 2004.

[2] 乐岩，《血荐轩辕》豆瓣剧评，陈鸿烈演的（得）出色，

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1301610/ 

[3] 约翰·穆勒，徐大建译，功利主义，商务印书馆，2019年，xxv，译者序，援引盛庆琜的观点，“（1）‘功利主义’一词在非学术的场合习惯上用为贬义词，往往指重利轻义的态度和行为，虽然‘功利主义’在哲学上的意义不同于其通俗的意义，但仍容易引起误解……（2）utilitarianism一词源于utility，而utility除哲学家外，也是经济学家和决策理论家常用的术语，意思都是指人的主观效用，完全没有重利轻义的意思，为了统一译名，utilitarianism最好译作‘效用主义’”

[4]鲁迅，鲁迅杂文精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小杂感，选自《而已集》，p112.，全句是“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5] Donald Rubin, Matched sampling for Causal Effects, 2006. My introduction to matched sampling, p.2

[6] Peter J. Feibelman, A PhD is not enough, basic books, revised edition,2011.

[7] 王国维《人间词话、王国维词集》，陈永正注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p.56

[8] Lok, Corie. "Science’s 1%: How income inequality is getting worse in research." Nature vol. 537, 7621 (2016): p.471.

[9] 彼特高德佛里斯密斯，理论与现实，科学哲学概论，2003年出版，Peter Godfrey-Smith, Theory and realit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2003,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82

[10] 2021自然指数的大学与研究院所的排名，Nature Index 2021, https://www.natureindex.com/annual-tables/2021/institution/all/all

[11] Orear, Jay. Enrico Fermi-The Master Scientist. 2004.

[12] 葛力明，数学的纯粹，数学通报，2008 年第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