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松

好像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会困惑。我这一年的时光都做了什么？有哪些是一定要做的，有哪些是不得不做的，哪些是不应该做的。

时间是一维的，单向的。就像我永远也不能回到25岁去爱一个姑娘，甚至回到45岁也不能——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年里，我的45岁过完了。

似乎从念博士开始，我的生活重心就转向功名利禄上来了。从2006年起，我试图放松、放松、再放松，但都不见成效。蒋劲松问：你自己停下来了吗？我甚至没有时间回应他。

今年仍然是十年里普通的一年，极为讽刺的是，就在我竭力放松的时候，却是功名显示度最高的一年，共发表了一篇A&HCI文章，五篇CSSCI文章。单是年终科研奖励就拿了九千块。最后一篇因为统计时尚未出刊，未计入，不然就一万了。且按时间次序，一一道来。

一，文章

2011年1月，前一年在《读书》上发表的关于转基因问题的文章《推广转基因技术首先不是科学问题》被收录在花城出版社《2010年中国随笔年选》中，标题采用了我后来在博客贴出时的那个：《天行有常，逆之不祥——转基因问题首先不是科学问题》。作为一个曾经的文学青年，我的文章没有被收入到杂文年选，而是随笔年选，颇为欢喜。

这篇文章继续推进我“历史依据”说，把“历史依据”作为一种方法，应用到转基因和工业化农业上来。同时，使用了“哲学依据”：1，从机械论、还原论、决定论的数理科学自身的问题，论证转基因作物必然会对生态和人体构成伤害；2，从科学实践哲学的角度，以转基因为案例，消解科学的所谓普适性，论证其与环境和人体的冲突。

还是1月，前一年在《自然辩证法通讯》上发表的《为什么量子力学会引起我们的困惑——兼谈玻尔的“现象”概念及互补原理》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科学技术哲学》转载。这倒没什么特殊的，因为我的大部分学术文章都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了。其实这篇文章的初稿在2005年就已经完成了，还曾在那年长沙的全国科学哲学会议上报告过。不过，那次大家记住得更多的是我跟华杰的学术相声：“学妖与四姨太效应”。量子力学哲学虽然与我的其它工作相距甚远，但它构成了我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从非实在论的角度看去世界，世界就成了人的一部分。从此视角看SSK，非常容易理解。

2月，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科学的技术与经验的技术——兼论中西医学之差异》。这篇文章延续了我1998年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从太和殿的建造看经验、技术和科学的关系》中的思路，其中的概念关联已经酝酿了十多年。并且，我已经把这个工作与我后来展开的文明研究实现了对接。此外，从功名利禄的角度，这篇文章发表刊物的级别比较高，在师大属于B类。

3月，《科学的技术与经验的技术》之英文版A Study of Experiential Technology and Scientific Technology, Exemplified by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发表在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 第二期上。中英两个版本的内容有很多差异，英文版定稿时间更早，内容更加丰富。中文版删去了文章后面讨论两种技术与两种文明关系的部分，删去了与人类学相关的部分，同时补充了哲学上的论证，包括一点文献梳理和对马克思理论的引用。

还是3月，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二期上发表了《人类文明的生态、技术和文化前提》，这是我把人类文明整体作为研究对象的第一篇正式的学术论文。所谓“文明研究”，将是我未来若干年的工作的重点。

同样是3月，《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了去年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的文章《工业文明的痼疾：垃圾问题的热力学阐释及其推论》。这篇文章可能是我垃圾研究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相对于以前的大众文本，这一篇算是一个总结。垃圾研究是文明研究的基础之一。

3月的最后一天，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了《核电站：将人类带向天堂还是地狱》，对核电发展进行批评。篇幅短，未能展开。我已经写完了一篇系统的论述，尚未发表，暂不多言。

4月，在台湾《哲學與文化》月刊上发表《從文化研究轉向文明批判——書評：張華夏：〈現代科學與倫理世界（第二版）〉》。2009年，华杰访谈张华夏教授，谈到了我的偏激命题，科学已经从神学的婢女，堕落成了资本的帮凶。张华夏教授称我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并作了深入讨论，称之为“田松八题”。并把这个讨论收入到他这部著作的修订版中。我通过对他这部著作的评论，对默顿科学社会学的基本结论——科学的思想精神气质进行了否定和批判。我强调，这只是默顿构建出来的理想，从来不是科学共同体实际运行的规则。科学并非是独立于社会的力量，而是与社会深深地镶嵌在一起。科学受科学共同体左右的程度比默顿想象得要严重得多。可惜此文发得稍微晚了一点儿，此刊名列A&HCI，在师大算A类，与《中国社会科学》同级，如果提前一个月，我就能满足师大申请副教授博导的硬指标，有望在2012年招收博士研究生。按照师大的规则，职称评定的所有文章都截止到4月1日之前。副教授博导要求三年之内发表8篇文章，其中两篇B类以上的文章。8篇我不止，但只有一篇B类，以前还有两篇，都已了三年——歌云：“左三年、右三年，这一次见面有几天？新三年，旧三年，还不如不见面。”

还是4月，为蒋高明著作《中国生态环境危急》所写序言《最后时刻的呼喊》在《绿叶》上发表。蒋高明此书呈现了中国环境问题的全景。我们常常自我安慰，问题是局部，整体是好的。但是，把一个个局部都标出来，就会发现，问题已经是全面的、整体的了。最近几年写了不少序，有时候是责任，有时候是虚荣。

5月，在《读书》杂志发表《二人转的前世与今生》，相对系统地介绍了家父的工作，履行了对家父的承诺。在家父的二人转理论建构过程中，我一直参与其中，也跟着阅读了大量二人转史料，提供了N多建议。十多年前，在我进入科学哲学这个行当之前，曾一度迷恋文学理论、电影理论和心理分析。这篇文章让我过了一把插足文艺的瘾，不仅以前的杂学有了用武之地，后来的人类学也被我引入其中。此文得到了圈里圈外诸多朋友的称赞，自恋中～～。

5月18日，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活色生香的色动力学》，介绍了曹天予的一本书，《从流代数到量子色动力学》（From Current Algebra to Quantum Chromodynamics: A Case for Structural Realism，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算不上书评，只是介绍，偶尔重操旧业而已，极其偶尔。

6月，在《绿叶》发表《在工业文明的框架内，环境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此文也可以定位为文明研究。《绿叶》是环保部主办的刊物，最近几年以专题形式讨论了诸多与环境、生态及人类文明相关的重大问题。

8月，“M851我们的科学文化”之七《好的归博物》出版，本期专题是博物学，华杰又发挥了他的对话强项，与另外两位对话高手江晓原、刘兵结成崔妮蒂，讨论博物学编史纲领。我贡献了一篇短文《博物学编史纲领的术法道》，强调，原创出于自己的问题。没有自己的问题，就只能讨论别人的问题，也就没有自己的原创的学术。专辑中的另外两篇文章，高旋《家乡的变化》和赵皓月的《史宽克》（剧本），都是我2010年环境哲学课上同学的作业。

9月，在辽宁的《艺术广角》发表《天上地下二人转》，文章很短，讨论了《二人转的前世与今生》未能充分讨论的问题，更加深入地引入了人类学视角。传统二人转在东北民间具有文化传承的社会功能，此功能对其演出内容有根本上的影响。现在的小剧场二人转不具备这个功能，便没有价值荷载，其最重要目的在于争取眼球，为此，最省事儿的方式，就是色情与搞笑。

11月，在《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博物学：人类拯救灵魂的一条小路》。这一期杂志的重头戏也是博物学。华杰是封面人物。文章虽然短，但此杂志是CSSCI，在绩效考核上有显示度。

12月，在《科学与社会》（原《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季刊，CSSCI杂志）第四期发表《第四主体：面向生态文明的科学传播理论建构》。此刊也是CSSCI。

其实，还有一篇文章，题为《垃圾》，发表在《今天》2011年春季号上。《今天》这一期以王久良的摄影展“垃圾围城”为切入点，集中讨论了垃圾问题，可见垃圾问题在社会各领域渗入的层度。作为一名曾经的文学青年和校园诗人，发表在北岛主编的文学刊物上，应当是比较荣幸的，不过我此篇文章的身份是社会学者。

二，学术会议及报告

2011年参加的会议比较多，尤其是暑假期间，密度极高。

2011年6月18-19日，第三届全国科学传播学术会议，四川绵阳。此会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专业委员会主办。我的报告“哪些是事实，哪些是想象”讨论了一个具体的问题——南方周末柴会群先生在肖传国事件的报道，是否尽到了记者的专业职责，是否符合媒体的职业道德。

2011年8月7-8日，“后现代哲学与生态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天津，河北工业大学。此会由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美国过程研究中心、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等机构主办。我应王治河先生之邀参会，我的发言依然是关于工业文明批判。

2011年8月10-13日，第五届全国现象学科学哲学学术会议，山东烟台。此会是一个小圈子的学术俱乐部，由吴国盛教授牵头，每年一次，不公开征集会议论文，与会代表均为组织者特别邀请。不过，从明年起向学术同行开放。本次承办单位是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我的会议发言是“垃圾现象学”，虽然讨论的是垃圾，但是很哲学。

2011年8月24-27日，第15届全国科学哲学学术会议，大连理工大学，主办单位：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我的发言讨论了科学共同体在工业文明中的角色转换——从知识共同体转变为利益共同体。相关文章早就写好，一直未能发表。

大连会议还有两件事与我有关。其一，我带了一位学生王曦赫参会，王曦赫的参会论文《尤卡山计划为什么终结——核废物处置中的科学论证和利益博弈 》是她的本科学位论文（我指导的），所在小组是“社会科学哲学与科技伦理学”。王曦赫现在是我的硕士研究生，但当时还没有正式入学。王曦赫小组报告时，我在另一个小组主持，不在现场。在吴彤教授的倡议下，王曦赫被推荐为大会发言。大会一个四个小组，每组推荐一个大会发言。另外三个小组推荐的都是著名教授，只有王曦赫是一位刚刚毕业的本科生。其二，会议结束时，大会宣布全国科学哲学学会增选几名理事，田松副教授添列其中。

2011年12月25-26日，上海交通大学冬至会议，此会由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的研究生主办，每年一次，我是第一次参加。在吴国盛教授的提议下，本次会议加强了南北沟通，吴国盛带三位学生参加，刘兵也带三个学生，我赶上了，也带了一个学生。上海本地的复旦大学、东华大学等，都有学生参加。规模空前。会议专设了教师专场，我做20分钟报告，介绍前面说的那篇量子力学哲学文章，《为什么量子现象需要解释》。王曦赫的报告还是尤卡山，已经补充了新的资料。

此次冬至会议还有一个项目，即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与悉尼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签订深度合作协议。交大一位副校长到场讲话，观念之新、水平之高，让我意外。他说，人类创造的能力，大大超出了人类自己掌控的能力，他强调对科学和技术的反思与重新认识，进而强调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重要。最后透露，交大将加强对科学史的扶持，交大此系即将升格。

2011年的国际交流不多，有两项。

由“拉中经济友好促进会”发起，墨西哥尤卡坦自治大学组织了“中墨地区可持续发展对话研讨会（Dialogo Mexico-China por el Desarrollo Sustentable realizado）”，共有四位主讲人，两位中国学者，两位墨西哥学者。承蒙从未谋面的拉美学者索飒女士推荐，我成为两位中国学者之一。“拉中经济友好促进会”在京负责人Gina与我多次商谈，讨论演讲内容。她对我的文明批判非常感兴趣，还专门写文章介绍我的观点。会议原来安排在2010年11月，后来改到2011年的9月底。

2011年9月28日，我从北京出发，经旧金山转机，前往墨西哥城，受到了“拉中经济友好促进会”墨西哥城联络人Jose-Maria的热情款待。第二天，29日，在墨西哥城的El Colegio de Mexico（墨西哥学院）做一小时演讲：从垃圾问题看工业文明的不可持续性。这是Gina特别给我安排的。她觉得我去一趟墨西哥，只是做一个报告，未免浪费。墨西哥学院在墨西哥的性质相当于中国社科院，但是规模非常之小：三百个全职教授、三百个学生。让我惊异的事，在这儿遇到了很多说中文的人。具体邀请我演讲的是这儿的一个东亚研究机构，负责人Lilijana教授说一口流利而腔调有趣的中文。据Jose-Maria说，她可能是墨西哥中文最好的人，连总统访华都带着她。还遇到了一位刚从西班牙来到墨西哥学院的Antonio教授，他也会说一点汉语，访问过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30日一早，飞到尤卡坦州的梅里达城，当天下午在尤卡坦自治大学与墨西哥学者进行文明对话。我作一个四十五分钟演讲，介绍我的纳西族署自然观研究。承办单位是该校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吴小燕来自华南师大。

在尤卡坦参观了两个玛雅遗址Uxmal, Chichen Itza, 在墨西哥城外参观了Teotihuacan遗址，巨大的金字塔，印象深刻。又按照索飒的步伐，参观了墨西哥南的另一座城市Puebla,以及Puebla附近的一个小镇Cholula。一路上，我都在阅读索飒的著作《把我的心染棕》。索飒书中说，Cholula有365座教堂，每座教堂下面都有一座印第安神庙。西班牙殖民者把教堂建在神庙之上，并用从印加帝国抢夺来的黄金，装饰教堂。

索飒是中国最优秀的拉美学者，我曾在《读书》上读过她N篇介绍拉美的文章，受益颇多。她的著作《丰饶的苦难》等都是对于拉美文化极为深入的解读。不过，我寻遍多家网点，只在京东上找到了这本《把我的心染棕》，行前送给了可以读中文的Josa-Maria。

10月6日，离开墨西哥城，前往旧金山，在伯克利停留十个小时，前往机场，奔赴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参加2011年10月7日-9日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举办的国际会议“全球视野下的东亚科学、技术和医学”（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in Global Perspective）。我有30分钟发言，“经验技术与科学的技术，兼论中西医之别”。

2011年走穴的学术报告也不少，去过的地方大概有北京大学、协和医学院、中国农业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航大学、大学网、北京科委各区县培训班，有有钱的，有没钱的，讲得最多的车是“人这种动物为什么要喝牛那种动物的奶——营养主义批判”、“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核电带我们走向毁灭”、“中医为什么要有科学依据”、“超越科学去看转基因问题”、“所见即所能见”、“从还原论到整体论，从机械论到有机论”，等等。

2011年出镜较多，有北京电视台N次，中央电视台M次。并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的特约专家聘书。

三，

2011年的情感生活一波三折，悲欣交集，此处略去两万字。感谢爱我的人，恨我的人，愿意被我爱的人，不愿意被我爱的人。是你们构成了我的生命。

四，

2012了，传说中的世界末日就在我生日的那一天。

虽然我相信末日不在今年，但是也不会很远。2007年，我在《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中说，工业文明还有一百年；2010年，我说还有五十年，《前方五十米是悬崖》；2011年，我说只剩下二十年了。

工业文明将在二十年内结束，结束的原因不是能源枯竭，而是因为垃圾无处可放，环境污染无药可解，最终，生态危机逼死盖娅。

这是一个可以证伪的命题。

即使如此，一个绝望的悲观主义者也可以乐观地活着。抗战时期，有人讨论战时教育该如何办？蒋委员长最后决定，战时教育还按平时教育办。淡定，高远！

2012年，我的主要任务是放松，还债，聚焦。1，不再申请课题；2，也不接大项目，3，，小活儿尽可能推掉；4，还清欠下的稿债。三本书，一个课题。

还债的同时，把文明研究提到日程上来，争取明年下半年能够开工，把它写成我的传世之作。

这将是一个小册子。

下个星期六，2012年，又将动身，开始旅程。

洛杉矶一个星期。期间参加一个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chnology, Knowledge and Society，此会规模较大，链接在此。http://techandsoc.com/conference-2012/ 我将有15分钟发言。蒙王治河兄安排，在克莱蒙做一个报告，见科布先生。

然后，伯克利一个星期，与女儿过年。

再然后，夏威夷两个星期，哈哈，趁华杰还在，先放松一哈！

先预告一下，我与华杰的对话录《学妖与四姨太效应》即将由上海交大出版社出版，与晓原兄与兵叔的《要科学，不要主义》凑成一对儿。

2011年12月31日

2012年1月6日

北京 向阳小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