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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末梢、碎屑與崩解──讀胡嘉明、張劼穎《廢品生活──垃圾場的經濟、社區與空間 ...

已有 805 次阅读 2018-4-16 19:12 |个人分类:工业文明批判|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工業文明, 垃圾, 分形

文明的末梢、碎屑與崩解

——讀胡嘉明、張劼穎《廢品生活——垃圾場的經濟、社區與空間》

 

田松

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學院

 

2009年可以稱為中國的垃圾年。在這一年里,垃圾問題全面爆發,北京、南京、上海、廣州,圍繞垃圾填埋場和焚燒廠的選址和建設,各種群體性事件此起彼伏。在這一年,王久良推出了他的攝影展和同名紀錄片《垃圾圍城》,產生國際影響。從這一年開始,主流話語對垃圾問題的態度發生了巨大的轉折,從無視到重視,從輕描淡寫到濃墨重彩。垃圾問題上了頭條,揮之不去。

與此同時,對垃圾問題的討論也逐漸從技術層面擴展到社會、文化、觀念等人文領域。2007年秋天,在我結束了伯克利的訪問回到北師大之後,不斷被毛達介紹認識來自歷史學、人類學,以及地理學領域關注垃圾問題的人文學者,雖然,總人數仍然非常之少。胡嘉明和張劼穎的研究我事先並不知曉,見到她們的著作,有意外之驚喜。

《廢品生活──垃圾場的經濟、社區與空間》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於2016年出版,這是一部社會學和人類學視角的著作,兩位作者描述了在北京六環外一個叫做冷水村的地方,一個以垃圾為核心,與城市若即若離的另一重社會生活。這重生活平常被“折疊”起來,不僅遠離金領白領,連藍領鐵領也很陌生。雖然,在高檔小區的院門外,人們常常會看到他們駐扎在一個地方收廢品,但是很少會關注他們。他們沒有話語權,發不出聲音,幾乎是透明的。




兩位作者的調查經歷也是很好的故事。張劼穎作為北大社會學碩士自2007年11月,胡嘉明作為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城鄉移民項目組成員于2008年底,先後來到冷水村調研,在那裡相識,并開始合作。“冷水村的廢品從業家庭共25戶,分佈聚居在五個大院和數個小院。”(xxiii)到2011年,有17戶家庭成為兩人穩定的調查對象,13戶家庭成為她們“相互信任、深入交流“的朋友。在此基礎上,張劼穎完成了碩士論文,前往香港中文大學攻讀人類學博士,胡嘉明轉至香港中文大學文化與宗教系任教。二人重聚中大,決定合寫此書,又于2012年、2013年前往冷水村回訪。此書雖然不厚,卻是從六年累積的田野筆記和錄音中萃取出來的,信息量龐大。(xxiii)

這本小書我陸陸續續讀了幾個月,此後又集中精力,從頭到尾完整地讀了一遍。心情沉重,五味雜陳。書中所描述的現象我并不完全陌生,也符合我以往對垃圾問題的判斷。但是,本書提供的大量細節,還是讓我感到震撼,讓我不由得思考這些細節之間的關聯,并把它們放到我現在關注的文明問題的框架之中。而為了闡釋這種關聯,我不得不尋找新的話語。

這篇文章其實並不是對《廢品生活》的評論,我只是把她們講過的故事重講一遍。

很可能,一座巍峨的大廈不是轟隆一聲被推倒了,而是噗嗤一聲,散了。

1.   食物鏈,垃圾與文明

我自1990年代中期開始關注垃圾問題,2000年我在納西地區進行田野調研的時候,特意調查每個村寨的垃圾現狀及垃圾觀念。当时,垃圾问题還是人文學者的盲點。直到現在,人們也普遍認為,垃圾問題不過是枝節問題,是個節約問題,無關大局。同時,人們本能地覺得,垃圾問題是技術問題,可以通過科學和技術的發展而得到解決;或者是管理問題,可以通過社會治理的完善而得到解決。

我的研究首先從物理學入手,把人、社區、城市、乃至人類文明整體視為熱力學系統,討論其中的物質與能量轉化。結論則讓我自己也感到意外:技術進步不能解決垃圾問題,反而會使垃圾問題更加嚴重。我可以相信某一種特別的技術對某一種特別的垃圾能夠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技術的總體進步必然會使社會整體的垃圾問題更加複雜,更加嚴重。

垃圾問題的技術解決存在一個物理學的上限。一個麵包可以直接拿著吃,碎成渣可以捧著吃,因為物質不滅,能量守恆,這是熱力學第一定律。如果把麵包渣撒出去,渣渣當然還在,儘管,一粒一粒完全搜集起來,依然等於原來的麵包。但是,需要注意,一粒一粒地撿渣渣,需要付出更多能量。渣越碎,越分散,付出的能量越高。如果這個能量大於麵包所能提供給人的能量,這個麵包就是不可回收的了──得不償失。按照熱力學第一定律,物質和能量在轉化的過程中保持總量守恆,但是按照熱力學第二定律,即熵增加原理,這種轉化是有方向的──只能從低熵狀態轉化為高熵狀態,簡單地說,只能從可用的轉化為不可用的,從能用的轉化為不能用的。理論上,一個手機裡的各種金屬都在,可以一粒一粒地檢出來,但是,所付出的成本會遠遠大於收益。這就意味著,所謂“垃圾是放錯了地方的資源”,只是一個幻覺。熱力學第二定律,為技術解決設定了不可突破的上限。

垃圾問題是內在于工業文明的。由於垃圾問題的不可解決,工業文明註定是不可持續的。

我把現代化的全球化和全球化的現代化比作一條食物鏈,它所運行的前提和結果是:上游優先獲取下游的能源和資源,同時把垃圾送到下游去。上游和下游不是絕對的,在任何一個尺度,都存在著上游和下游。在全球範圍內,歐美、日本是上游;非洲、南美、中國和東南亞等發展中國家是下游;在中國範圍內,東部沿海是上游,西部是下游。一般而言,城市是上游,鄉村是下游;大都市的城市中心區是上游,城郊是下游。[1]

按照這個食物鏈理論,作為下游的鄉村必然要為作為上游的城市輸送相對廉價的能源、資源和勞動力。同樣,大都市的垃圾一定會從城市中心區被送到近郊、遠郊、更遠的郊。垃圾圍城是這個食物鏈運行的必然結果。

在《廢品生活》所描寫得冷水村,食物鏈中的兩個子鏈條鉸在一起。一方面,圍城的垃圾,成為一部分賴以為生的資源,這部分人來自位於下游的鄉村。另一方面,鄉村為城市輸送的廉價勞動力進入城市,其中一部分進入城市的末梢,以城市的垃圾為生。他們從一個下游,到了另一個下游。兩位作者細緻地描述了他們的生活。

 

馬大姐租了一個整院,房租一年6000元,房間住人,院子用來堆放廢品。一個大鐵門,旁邊掛著一個木牌,用油漆寫著“廢品收購站”。院子裡面,有堆積如山的塑料瓶子,還有各式廢品,堆得很高。一進她家,就可以看見各種小學生的獎狀,新新舊舊的,貼滿墻面,而地面上一塵不染,床單乾淨平整。整個房間十分敞亮,整潔得讓來客有點兒手足無措,不知道坐哪兒,也不好意思隨便亂坐。實際上,要進她家並不十分容易。他們夫婦戒備心很強,很封閉,不輕易相信任何人。14)

 

如果說人往高處走,那麼在這些人看來,即使都市末梢的冷水村,在食物鏈上的位置,也比他們的故鄉要高一些。

2.   背景的对象化:“非”的生存

要描述冷水村的生活,首先遇到的,我想是語言問題:對於這個長期被折疊的人群,沒有現成的概念來指稱、界定、描述他們,研究者只能不斷地發明新的詞語。

胡嘉明和張劼穎用“非正式經濟”一詞界定這個特殊群體在社會經濟中的角色。“非”這個概念,意味深長。

一幅畫中,有對象有背景。對象是能夠明確辨識的,有名字的,容易描述的。而背景通常是被人忽視的。在攝影家的變焦鏡頭中,背景常常被虛化了,變成一團朦朧的色調。只有在經過精心設計的鑲嵌畫中,比如埃舍爾(M. C. Escher)的一些作品,對象與對象互為背景,把所有的對象都去掉之後,畫面才會是空的。在正常情況下,在對象去掉之後,剩下的背景,都是凌亂的,無法識別的,難以描述的,甚至沒有現成的名詞可以指稱。如果把對象視為集合,則對象去掉之後的背景,是“非集”。

“非集”是依附於“集”而存在的。

《廢品生活》所描述的正是我們這個社會的非集。在社會這幅風俗畫中,這些人原本是作為背景存在的。因為是背景,所以是隱形的,被人視而不見的,被“折疊”起來的。

 

垃圾也是一個非集。“垃圾”這個名詞很特殊,它不具體地指向任何事物,但是又可以指向所有事物。沒有哪種東西造出來就是垃圾,但是所有的東西都可能成為垃圾。所以“垃圾”這個詞,其實是一個非集,指那些不是東西的東西。[2] 以垃圾為生的人,是非正式的人;這種生計,是非正式經濟。都是難以描述,難以名狀的。書中專門有一小節講“非正式經濟與垃圾所建構的曖昧身份”(45﹣47)。

 

我們認為,本書中所呈現的拾荒者和收廢品人的身份是曖昧的、矛盾的、難以界定的。而正是這種身份的不確定性,一方面構成了他們在城市生存和取得收入的基礎,另一方面也遮蔽了他們被剝削和雙重歧視的處境。46)

 

書中寫到,“收廢品者”來自農村,但是與作為工廠工人或者建築工人的典型的“農民工”不同。他們“兼具自我僱用者和工人的雙重特性”(46)他們像是“小老闆”,可以對自己的“生意”做主,工作時間和工作節奏都可以自己安排。同時,他們又是從事收集、分揀、分類、運輸等高強度勞動的“工人”。(46)

 

與其說王大哥是拾荒者,不如說他更像一種低端的“企業家”──每一分錢都是依靠毅力(每天在外奔波)、意志(透過網絡、熟人,自己努力尋找廢品),精打細算成本和賣價,還有自己的勞動力,對臟臭的忍耐,一分一毛的累計(積)起來,經營一個可以養活一家人的廢品買賣生意。當然,他沒有任何的保障、社保、假期、福利。26)

 

“與其說是,不如更像……”從字裡行間可以體會到,作者無法用現成的單一詞語來描述王大哥,只能從現有詞語中進行多項選擇,用多個詞語加以描述。

3.   末梢與分形結構

分形是一個後現代科學的術語。分形幾何的發明人曼德勃羅說,分形幾何是大自然的幾何學。我們熟悉的歐式幾何描述的是理念的世界,理想的點、線、面,圓和球,都是現實中不存在的。在面對現實中的云、樹、海浪時,歐與非歐幾何都無能為力。分形的第一大特點是自相似。一棵樹是分形結構,樹幹、樹杈、樹枝,不斷細分下去,任何一個局部的結構,都與整棵樹相似。乾旱土地上的裂紋也是分形結構,任何一個局部的裂紋放大,都與整體相似。人體中的血管、肺葉,都是分形結構。數學的(理想中的)分形結構的第二大特點是,永遠可以細分下去。無論一個多麼微小的局部,把它放大,就能看到更微小的局部。

 

1 一株具有分形結構的草。從中大致可以看出局部與整體的自相似結構,也能預期到,每一個局部都會繼續生長,繼續細分。田松摄影。

 

把分形這個概念適度拓展,也可以描述社會現象。比如以往討論科學與社會的關係,默認的前提是,科學與社會之間存在明晰的界面,可以把兩者截然分開。但是劉華傑教授認為,科學與社會之間的界面是分形結構,這意味著,科學與社會全面纏繞在一起,在任何一個尺度上,都無法把科學與社會截然分開。

如此,前述上游與下游的關係也是分形結構:在任何一個小的區域,都存在上游與下游。同樣,社會組織也是分形結構:在社會的末梢處,會自發地形成微小的結構,并發揮功能。

冷水村位于工业文明的下游,這裡是宏大社會組織的末梢;也是物質轉化鏈條的末梢。《廢品生活》把這個末梢放大了,調整焦距,把原本的背景變成了對象。

 

收廢品人是聚群而居共同的勞作、生活──垃圾被運回大院處理和存放,吃、喝、拉、煮也在大院裡完成的模式很普遍。在冷水村,這樣的大院有五個。外來打工人口守望相助,老鄉們共同居住,形成大院;大院對於外界封閉,內部互動密切;大院同時是居住場所,也是生產勞動和交易空間。47)

 

胡嘉明和張劼穎兩位姑娘進入到這個封閉的空間,看到了內部的結構。

 

廢品場有一個獨特的現象,我們稱之為“組裝家庭”。……在他們共同生活的群落中,常有這樣的情況:不同的小家庭組合起來,合夥吃飯、娛樂;老中青三代不是一家人,卻坐在一起吃晚飯、烤火,共度一天不多的閒暇時光;還會相互提供各種生活、家務上的幫助,尤其是帶孩子。……組裝家庭為社群的成員提供著情感的慰藉,也提供著生活的便利和支持。……對於其中的某些居民來說,這裡就像是他們的家園,甚至像老家一樣。(50)

 

在書中,冷水村這個社會的末梢呈現出豐富細緻的社會結構。比如,同樣是依靠廢品為生,有人拾荒,免費;有人“包樓”,付費。四川人與河南人有不同的風格。五個大雜院也各有不同。人們通常可能會覺得,收垃圾是件簡單的事兒。但是書中指出,收垃圾是一個複雜勞動。除了要付出體力,還要迅速判斷廢物的價值,決定收不收,用多少錢收;要知道哪些東西去哪兒賣,還要記住隨時波動的價格。不然,會賺不夠錢,甚至虧本。

 

冷水村自身還直接體現了上下游關係的分形結構。作為北京的下游,冷水村內部有著複雜的結構。村裡有一個國營企業,是一家附設了民用和軍用產品車間的國有研究所。這曾是村裡的最上游。村裡大多農民工都曾在所里打工。所里有一些“正式”工人,享受社會主義福利,包括住房──這個國企的家屬院,當然也是上游的一部分(105)。下游是大片的平民平房,除了留守農民外,都出租給外來人,全村“八成的居民是每天往返北京城裡工作的農民工”。(102)下下游是本書的主角,幾個超過一千平米的大院子,成為“廢品生活”發生的場所。(103)讓村民意外的是,2009年,部分農地被征,建起來一群豪華別墅。一下子躍居冷水村最上游:人造歐式風景,五星級會所,與平民平房只有一渠之隔。(106﹣107)

 

城鄉交合區最獨特的是它進一步集合和壓縮這些“斷裂”的空間,把不同的時代、文明和發展進程,壓縮在一個很小的區域裡。在這裡,農民工平房還沒有抽水馬桶,富人別墅可能已經是智能家居。這裡有些工廠以最原始的勞動密集模式運作,一方面有廠子卻以科技機械營運。在單位的家屬院一邊,可能是新蓋的豪宅,另一邊可能還是老農民的四合院。這種種斷裂的社會關係、勞動模式和發展水平,卻在同一個空間裡互相對立、並存。109)

 

這段描述中的發展主義我并不認同,不過,其中清楚地表現了社會末梢的分形結構。

4.   ANT,圍繞垃圾建構起來的生活

序言中提到了卡龍(Michel Callon)和拉圖爾(Bruno Latour)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 Network Theory, ANT),這倒是應了我專業。拉圖爾是科學知識社會學(SSK)後期的重要人物,他和卡龍的ANT理論影響頗大。這個理論的核心概念是Actor,翻譯成行動者,並不十分妥帖。當然,兩種語言不可能存在完美的對應,翻譯總是包含著偏差和誤讀。英文actor最常見的意思是演員,而且是男演員。一个actor,在一個事件中,不是完全被動的,而是有行動能力的,是能夠對事件進程發揮作用的。在ANT理論中,actor不僅包括人,還包括非人類動物,以及環境、物體。ANT理論影響大,爭議也大,同時也多誤解和誤讀。即使是專業同行,也不能例外。為了寫作此文,我專門找出卡龍的早期文本。

通常認為,ANT最有啟發性的部分在於,把非人動物以及環境、物體與人相提並論,視為有行動能力的主體,而不是被動的客體。在我們通常的觀念里,只有人是事件進程中的核心。所以以往的社會學家更著重討論生產、分配;平等、壓迫;階級、階層……各種相對穩定的角色。不過,這樣的理論並非絕無僅有。

比如傳媒學者麥克盧漢的名言:“媒介就是信息”。一盞電燈掛在房子中間,不說話,卻讓人的生活圍繞它重新建構。人造光源使人不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是按照固定的時間上下班。

具體到《廢品生活》中的世界,垃圾不僅不是被動的物品,反而是處於最核心的角色。正是垃圾,使得這25戶人家從不同的地方來到冷水村,構建了以垃圾為核心的生活。在書中,常常可以看到ANT理論的影子。

 

垃圾在我們的研究中,就是這樣一種具有建構性能力的“能動之物”(actant)。垃圾被城市空間排除,城市空間保持了其現代化、衛生、潔淨的特徵,以及其作為生產和消費場所的身份。垃圾被運輸到城市的邊緣──城鄉交合區,又建構了新的空間和社會關係。47)

 

書中描述了新的社會關係建構的過程。我們不妨做一個簡單的重構。在早期來到北京從事廢品收購、垃圾回收的人中,一部分人掌握了這個複雜勞動,積累了經驗,事業做大,於是把老家的親戚朋友帶出來,就出現了一個小社會。人越聚越多,這個小社會的細節越來越豐富。

 

為了工作方便,節約成本,拾荒者的生活空間和工作空間是合二為一的。他們需要每天長時間和垃圾打交道,生活也會圍繞垃圾來安排,例如和垃圾相處,就決定了他們甚麼時候以及如何吃飯、清潔、休息,穿著甚麼樣的衣物,以及使用甚麼樣的生活用品。如此,生活、工作和垃圾融為一體,就形成了聚群而居、在這個空間中又工作又生活的獨特形態。聚居的群落,也結成了相互交織的緊密的關係網絡。48)

 

一個以垃圾為核心的社會就這樣生成了。這個社會是有活力的,具有自組織能力,也能夠生長出更多的細節。比如,會有為他們服務的小吃店、雜貨店(同樣非正式,沒有執照),以及黑車。

5.   隨時崩塌的生活

精讀卡龍的文本,我發現,ANT的高妙之處還不止於此。

通常人們認為,存在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外部客觀世界,這個客觀的世界存在一個同樣客觀的規律,仿佛冥冥之中存在一塊刻著真理銘文的石碑,科學家只是石碑的發現者,他們的任務無非是用拂塵和抹布把石碑上的泥土擦去,讓預先刻就的銘文呈現出來。這種意象的真理銘文,只能是上帝刻上去的。不過,按照SSK的觀點,科學家只是科學知識的生產者,他們手裡拿著的不僅是拂塵和抹布,還有錘子和鑿子,上面的銘文是他們刻上去的。[3] 也就是說,並沒有一個預先存在的確定的知識。

ANT把這個邏輯推廣到社會關係上。功能主義社會學把社會視為由一些相對穩定的角色(roles)構成的實體,角色之間有相對穩定的關係。社會學家的任務是把已經存在的關係發現出來,闡釋出來。ANT討論的是actor,按照SSK的邏輯,無論是actor還是他們的關係,都不是預先存在的,更不是固定的,一成不變的,而是在相互的交往中生成的,並且處於變化之中。

《廢品生活》中所描寫的各種人物,他們與垃圾的關係,也都不是固定的,確定的,是在變化之中的。

 

不少廢品從業者都有過這樣的遷居史:本來住在二環,後來遷到三環、四環、五環、六環的頤和園附近,最後落腳在六環外的冷水。我最初以為他們是農民工,對北京市毫不熟悉,慢慢發現他們才是老北京,見證北京的發展軌跡的同時,不斷被邊緣化、農村化,每一次城市化的擴張,都把他們擠向外圍。104)

 

他們的生活在變化,他們與垃圾的關係在變化,他們與城市的關係也在變化。於是這本書所描寫的,只能是在變化的過程中的一個片段,既不是起點,也不是终点。

有的家庭已經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多年,他們熟悉這個城市,但是這個城市從來不屬於他們。儘管,每個家庭都是actor(或actant),有一定的主動權,有一定的行動力。不過,他們的主動權和行動力都是非常有限的。他們在冷水村的住處,隨時可能被征用,被推倒。他們只能被動地應對這類變化,遷往更遠的地方。

這種“被”的生活,“非”的生活,使他們無法制定長遠的規劃。

 

……這些在城市邊緣討生活的人,是多麼容易改變主意。他們多面習慣於沒有計劃,或者隨時改變計劃,不管是長遠的還是近期的。……很多時候,他告訴你一個日期或者一個計劃,但後來你發現他並沒有真的那麼做。不需要問,每個人的計劃都在變動當中。沒有人能肯定未來的打算。58)

 

ANT深刻的地方還在於,那些試圖“揭示”、闡釋、闡發這些關係的學者,也是一個actor。在這個意義上,《廢品生活》所描述的,其實是兩位作者觀察到的現象。而她們的觀察,參與到了她們所觀察到的現象之中。在長時間的調查、訪談中,她們本人,也成了冷水村的“非正式”成員,她們出的主意也會收到重視,對被調查者的生活產生影響。(62)

6.   物質和能量轉化鏈條的末梢

印象派大師高更有一幅畫,題為“我們是誰,從哪裡來,到哪裡去”,當我們對都市中的一切物品,不斷追問這個問題,就會發現,都市中的一切,歸根結底,都來自於森林、礦藏和天然水體(低熵狀態的物質和能量);在被廢棄之後,又成為各種形態的垃圾(高熵狀態的物質和能量)。工業文明如同一個熱機,把大自然轉化成垃圾場,熱機的功率越大,技術越發達,轉化垃圾的能力越強。從大自然到垃圾場是一個“能物流”。人類社會,作為一個熱力學系統,依賴著這個能物流。任何人要在城市里生存,都要從這個能物流中截取一部分。顯然,在物質和能量轉化鏈條的上游,能物流如大河一般,密度高,流速快;到了下游,到了末梢,就變成娟娟細流,獲取同等能量和物質需要耗費更多的成本。

能物流的前端必然進入社會建制化的管道,被優先分配,這就是“正式經濟”。剩下的部分,就是“非集”了。“非正式經濟”只能從建制化管道的縫隙中截取漏出來的能物流。廢品和垃圾原本是能物轉化鏈條的末梢,是被拋棄的部分,而廢品回收則要對這個末梢再次分割,提取價值。

 

書中引用了Joshua Goldstein的研究,在計劃經濟時期,垃圾回收曾經是正式經濟的一部分。1950年代,大約有7000名從事垃圾回收的個體組建為一個叫“北京市廢品回收公司”的國營單位(xv),後來改名為“北京物資回收公司”。2000年后,這家公司“逐漸把原本駐紮社區的回收站,變成地產開發點和出租車公司項目,原來全市兩千多個回收站降為後來的幾個,也順理成章地把單位的老員工分配到新的業務上”(xvi)。國營回收單位一方面壟斷著重型金屬的工業回收,一方面開發新業務。“薪水福利好的國企工人,不願意也不需要在全市迅速增長的小區生產的垃圾堆里尋找、分揀、跨城運送可回收物品。這種勞動力成本和投入都超高的工序,在這二三十年由十幾萬農民工一力承擔。”(vii)有意思的是,北京物質回收公司也曾嘗試吸納農民工為其工作,“給他們穩定工資、制服、規定工作時間等等,但是這種嘗試大都以失敗收場,收廢品人根本不願被收編到體制裏。”(xvii)這種收編的努力一直持續到今天。不過,顯然,在廢品回收這個領域是明顯的國退民進。

兩位作者在一個腳註中說,“非正式經濟”是“指政府和正規資本都不介入的經濟領域”(11)。“政府不介入是因為它不屬於認為應該提供的服務,而政府要管理這些活動又成本太高;正規資本不介入是因為利潤太低,由於無法集約生產,成本太高。”(11)其實在我看來,政府不介入與資本不介入的原因是一樣的:麵包渣太碎了。

雖然,麵包屑對於人來說,已經過於零散,撿拾成本太高,但是對於螞蟻來說,還可以看做是富礦。“蟻民”依靠能物流的末梢生活,要付出更大的代價,放棄更多的權利。

如前所述,熵增加是不可逆的。從本以高熵狀態的廢品和垃圾中,析出部分低熵物質,必然會導致周邊環境更大的熵增。從宏觀上看,這項活動一定是以環境污染為代價的,空氣污染、水污染都在所難免。對他們自身而言,難免要付出自身和下一代的健康。

 

拾荒的工作和生活環境,確實令初來者難以忍受。地面無處下腳,下雨會把整個院子變成坑窪的泥沼,而僅僅是垃圾裡面流出來的膿液,也會讓地面濕滑不堪。當然,進入這個空間,最受到衝擊的首先是嗅覺。撲鼻而來的那種垃圾特有的酸臭氣息,衝進口鼻,強烈的味道令人窒息作嘔。在這樣的空間待得久一點,會令人頭暈。45)

 

就這樣,非正式的人,從事非正式的經濟,過著非正式的人生。

而即使這樣的生活,也能吸引他們離開家鄉,可以推想,鄉村的退化該是何等嚴重。

7.   自由,尊嚴與夢想

不久前,在一個鄉建活動中遇到歌手孫恆,他為大家唱歌,他說,當富士康十三跳之後,他再也坐不下去了,他要為他們寫一支歌。人不是機器,每個人都有尊嚴。

 

胡嘉明和張劼穎在調查中發現,冷水村很多人剛來北京時,都曾在國有研究所裡打工。但是一兩年后,紛紛跳槽。國企雖然位于冷水村食物鏈的上游,但是真正享受這個上游的是國企里的有編制的正式人員。而他們,作為“非”的合同工,只是這個上游中的下游。這時,對於他們來說,村里的廢品回收行業,反而成了下游中的上游。“收廢品正是一個需要一定市場資料和勞動技能,又能獲取高工資的行業。”(106)顯出上下游分形結構的複雜性。

 

更有意思的是,差不多所有放棄當工人的,都跟我們說希望更自由一些。(106)

 

在這本書里,“自由”是一個關鍵詞,在不同的地方反復出現。

 

事實上,這一點令人驚訝──這個大院幾乎所有的拾荒者,都喜歡說自己“自由”。“自由”在這裡是如此高頻出現的詞語,令我們不得不重新理解,自由對他們來說,到底意味著什麼;自由和垃圾,又有著怎樣的關係。(86)

 

在程大叔的故事中(85﹣94),兩位作者寫到,程大叔很少真的不出門工作,每天長時間在外面奔波,沒有節假日,嚴寒酷暑、颳風下雨也是每日照舊,“自由度”並不大。不過,相比于在工廠打工,兩位作者總結到:這種自由首先是“給自己打工”所帶來的安全感,不用擔心隨時會被辭退,會被拖欠工資,只要勞動就有收入,並且可以迅速變現;另一方面,這種自由來自那種自己做決定、自己安排時間的“當家做主”之感。(87)

在這裡可以看到,自由與尊嚴是聯繫在一起的。在工廠打工,處於工廠食物鏈的底端,地位卑微,長期被忽視、被冷漠、被剝奪,要忍受與“正式工”同工不同酬的屈辱,大多數人沒有升遷的渠道,更何況工資並不算高。雖然收垃圾也會頻繁遭到白眼、鄙視、屈辱,但是,它們並非來自同事與上級,心裡感受大為不同。

 

作垃圾生意十幾年,程大叔算得上是個行家了。任何你想得到想不到的東西,他都會告訴你用途和銷路。舊球鞋的底會拆下來,賣到橡膠加工廠;舊衣服可以用來做被子的填充物──當然,這被子並不是給人蓋得出,而是大棚裡蓋蔬菜用的;完全沒有腐敗的食物,還可以賣到養豬場餵豬。88)

 

從這番描述里,可以感受到,程大叔熟悉自己的工作,也從這個工作中獲得了尊嚴。他是專家,是他在掌控自己的工作,而不是被工作所掌控。

 

與尊嚴相關的,還有生存的價值和意義,以及夢想。

故事的主人公也不認為“廢品生活”是一個正常的生活,他們很多人都有一個理想中的故鄉。他們把北京的生活當做臨時的生活,他們忍受這種生活,是為了回到故鄉。很多人拼命賺錢,在家鄉建一個大房子。王大哥甚至在家鄉縣城的高檔小區裡買了一個電梯房。(29﹣30)。他們把家鄉的房子裝修得極為現代,家具家電,廚衛設施,一應俱全。而在北京則是各種應付。與廢品和垃圾生活在一起,也的確難以講究太多。但是實際上,家鄉的那個大房子好房子,他們往往只能在春節時才能享用。北京的“臨時的”房子,卻是他們生活時間最長的地方。王大哥的電梯房他更多地是在視頻中享受(29),程大叔家裡的新房子空無一人,還要付錢請鄰居幫忙看家(93)。

他們長期“臨時地”生活在北京,但是他們生存的意義要在很少回去的家鄉里獲得,恰如米蘭.昆德拉小說的名字:生活在別處。

然而,家鄉,他們實際上已經回不去了。

8.   無處可退:鄉村的風化與崩解

春節後一次飯局,劉成紀教授說起回老家,說等村裡的老人都走了,老家就回不去了。我說,主要是因為沒有祠堂了。

中國自古皇權不下縣,縣以下鄉紳自治。鄉紳是傳統文化的繼承者,是地方社會的組織者。在鄉紳階層整體消失之後,鄉間失去了傳統的自組織力量,也失去使自己得以作為自己的文化力量。在全球化的狂風之中,傳統鄉村迅速風化,崩解。

1980年代之後,中國全面走向市場經濟,而農民的市場經濟地位一直是不清楚的。人民公社解體,土地重新分給農民,但農民並不擁土地的所有權,只擁有幾十年的使用權。農民仍然不能為自己生產的糧食定價。農民在土地上勞動一年的收入,還不如進城打工一個月。義務教育普及,新一代農民接受更多的教育,有更多的能力去城裡打工。而城市膨脹,也需要農民進城從事下游的工作。他們召之即來揮之即去,價格低廉的工資甚至還要拖欠、抵賴。

從單一單向的工業文明的發展主義看來,傳統的文化都是落後的、陳舊的、迷信的,沒有價值的,應該丟棄的。1950年代之後,在全國一統的制度化教育中,預設了發展主義、進步主義、科學主義的價值觀,多樣性的文化失去了傳承的正規渠道。相反,農民的孩子受到的學校教育越多,學得越好,越看不起自己的傳統。我把這稱為“傳統地區的教育學悖論”。城市代表進步,鄉村代表落後。使得農民在自己的家鄉失去了意義[4]。鄉里小學的好學生,被認為應該去縣里讀中學;縣里中學的好學生,該去省城、北上廣讀大學;當然,大學生又把出國當做下一個目標。

新一代農民對於土地越來越疏遠,越來越沒有感情,越來越不會做農活。尤其是那些讀了高中的學生,在人生成形的青春時代,沒有用來向父輩學習在土地上耕作,而是用在學校──學習那些首先用來備考大學的知識上,一旦考不上大學,就成了徹底的邊緣人。沒有能力也不甘心回到農田,只好成為城市里飄蕩著的邊緣人。

 

歌手孫恆在農村長大,上過大學,做過音樂教師,做過流浪歌手,後來創辦了北京工友之家,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意義。任職北京工友之家的呂途博士寫了兩本關於農民工的著作:《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和《中國新工人:文化與命運》。他們拒絕使用農民工這個詞,認為其中包含歧視,也不準確。他們認為,這個詞在1980年代用來描述那些在農閒時進城打工的農民還算恰當,而現在這些人從來沒有從事過農業,甚至就在城裡出生,所以他們發明了一個新詞:“新工人”![5] 既不同於曾經作為統治階級的國企工人,也不是農民。有時,他們也採用打工者,工友來代替。

新工人這個概念似乎還不能包括《廢品生活》故事中的主角,但他們的境遇是相似的。都是第一代離開農村,在城市的邊緣生活,差別只在一者服務于“正式經濟”,一者服務于“非正式經濟”。相對於城市“主流社會”而言,他們有更多的共性。就如呂途和北京工友之家所總結的,城市是“待不下的城市”,家鄉是“回不去的農村”,只好“迷失在城鄉之間”。胡嘉明和張劼穎也提出了類似的問題。

他們的下一代,更加難以回去。他們所能做出的最大的努力是,讓下一代上學,讀書,離開“廢品生活”。比如馬大姐,堅決不讓兒子碰垃圾,一下也不能碰(18)。不過還有很多人的後代,轉了一圈,又回到冷水村,與垃圾為伴。

 

其實可以說,小玲是在這個院子長大的,這裡的人都是她的四川老鄉或者親戚,雖然中間回老家上學,但是放假又會回到北京和父母一起。可以說,她不像一般的農民工“京漂”。反過來,她本來就是在北京長大,北京有太多她的成長記憶。她後來回四川上學、結婚、生小孩,然後又回到北京“老家”,跟一直留京的四川親戚鄰居“重逢”。69)

 

回不去的原因是雙向的。一來,他們的關係、人脈、圍繞垃圾建構起來的生存技能,在家鄉完全沒有用武之地(72);二來,家鄉已經被風化了。

在文化上,鄉村已經普遍地喪失了自組織能力,不再能為她的子孫提供生活的價值和意義。生態上,經過了三十年的工業化農業,農田已經變成了污染源。環境上,作為工業文明食物鏈的下游,鄉村成為工業文明廢棄物的終端。在他們建在家鄉的大房子外面,隨處可見的很可能是農藥瓶子、化肥袋子,不知來處的建築垃圾,乃至於工業廢棄物。

這種現象是詭異的。他們在都市里過著“廢品生活”,努力減少著都市里的垃圾,而在他們夢想中的家鄉,在他們寄託價值和尊嚴的大房子外面,是另一個垃圾的世界。

 

她昂著頭,高跟鞋踩過垃圾場,就像是冷水村這個多元社會的絕妙隱喻,令人覺得超現實,又難以言喻的逼真。(140)

 

這是《廢品生活》最後一個故事的最後一句,一種難以言喻的末世景象,我借來作本文的結尾。

 

 

 

 

 

2017年2月10

2017年2月19日

北京 向陽小院

2017年7月3日

香港 天水圍

2017年7月16日

福建 永春

2017年7月17-19日

北京 向陽小院

 

 

 

 

 

胡嘉明、張劼穎,《廢品生活》,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年。本文括號中的數字,均為該書頁碼。

發表與香港《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17年8月號,總第一六二期。pp122﹣134. 發表時有刪節,這裡是原版。

 

 



[1] 詳細論述參見田松,《有限地球時代的懷疑論──未來的世界是垃圾做的嗎》,科學出版社,2007年。

[2] 詳細論述參見:田松,垃圾,《今天》雜誌,2011年春季號,pp284-306

[3] 參見田松,何以知其然也──上帝視角與相對主義,《科學與社會》,2015年第四期,pp62﹣69

[4] 田松,在自己的家鄉失去意義,《稻香園隨筆》,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52頁。

[5] 呂途,《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法律出版社,2013年,第0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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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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