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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为什么要有科学依据——《警惕科学(完整版)》之第二节

已有 636 次阅读 2017-11-9 09:21 |个人分类:科学文化|系统分类:人文社科|关键词:中西医 科学主义 话语权


【发表于《社会学家茶座》2006年第一期,总第十四辑。第6368页。收入《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科学出版社,2007)、《警惕科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这里是《警惕科学(完整版)》(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的版本,文字上略有调整,并增加了小标题。】

中医为什么要有科学依据?

田松

近两年,关于中医的话题频现传媒,有斥之伪科学者,有誉之为中华瑰宝者。又有老中医以绝食表演赚取眼球,事后被某家带有科技字号的报纸评为2004年十大科技骗局之首,随后被老中医诉诸公堂。近闻老中医初审胜诉,网上网下又是一番吵闹。仿佛回到民国初年中医存废之争的时候。想起几年前,在一个饭桌之上,一位年轻的女士义正辞严地问:“中医有什么科学依据吗?”

问话者气贯全身,双目炯炯,仿佛使出了必杀技,一道寒光呼啸而来,我只好谦虚地反问:“您说中医有没有科学依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一,科学依据,还是西医依据

中医有科学依据吗?这是一个只有在科学主义意识形态下才会出现的问题。然而,这个听起来很科学很有劲的反问句其实充满了歧义。在我们长久以来的大众语境中,科学是一个大词,一个代表着绝对正确,代表着最高价值判断的大词,简而言之,总而言之,就是那个超越了文化差异、地域差异、民族差异的冥冥中的尺度——冥尺。什么东西只要符合了科学,就获得了当然的正义性;而一旦被斥为非科学、伪科学,一下子就失去了立脚的地方。勉勉强强苟延残喘的,也不好意思出门见人,只好披上科学的外衣——于是就真的成了伪科学了:)然而,如果你要细究:难道科学就绝对正确吗?那些坚持要问中医有无科学依据的人士马上又会说:“我从来没有说过科学是万能的”、“我从来没有说过科学是绝对正确的”,甚至有人还可能引用一下波普尔,说:“科学是可以证伪的,可以证伪的才是科学。”当然,他们也会打个补钉:“但是没有科学是万万不能的”,“虽然科学不是万能的,但它是迄今为止最能的”。他们中的某人还可能会整出一句不知从哪儿弄来的警句:“而且科学具有自我纠错功能。”看似理所当然,其实不知所云。我姥姥家的狗狗还具有自我纠错功能呢。好比一个乡里选举,有个壮汉上来说:“大家选我吧,因为我力气最大,所以我一贯正确,就算不是一贯正确,也是最正确的。而且,我还有自我纠错功能。”如果有人追问,“为什么你能自我纠错呀?”他就会说:“因为我们家里的人个个自私,每个人都憋着劲儿找别人的错,打别人的假,所以就没有人敢犯错,没有人敢造假,就算有人犯了错,造了假,马上就会被人找出来,不就纠错了?”一下子我就明白了,反正得你们家人说了算才行。

“中医的科学依据”,这个词组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怎么样才算是有科学依据呢?

在我们的大众话语中,科学常常是作形容词用的,一个“科学的”东东,就相当于“正确的”、“高明的”、“有效的”、“经过了证实的”东东。先不管最后一个词与波普尔的矛盾,照此理解,中医要有科学依据==中医要有正确的、高明的、有效的、经过证实的证据。然而,什么是正确的、高明的、有效的、经过证实的证据呢?在表演绝食的那位老中医看来,他阅读过的古籍,他自己的行医经历,乃至于他的绝食,都已经构成了正、高、有、证的证据,都是“科学的”证据。而在他的反对者看来,这些东西连“证据”都不算,更不是“科学”。这样打起来肯定是一场糊涂仗。好比小孩子骂仗,都跳着脚喊我是好人,你是坏人,闹到最后,力气大的把力气小的打得不敢说话,或者说不出话,就可以单方面宣布胜利了。力气小的顶多是小声嘀咕一下:“可是地球还在转动。”

王朔的《顽主》里有这样一个情节,马青当街高喊:“谁敢惹我?”来了一个大汉,说:“我敢惹你!”马青大汗,马上喊:“那谁敢惹咱们俩儿?”在科学强大的话语地位之下,大家都纷纷把自己归到科学旗下,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人说:“中医是科学!”把那些眼睛里揉不得中医的科学警察弄得血丝满瞳。我也常常好心地劝告那些想要拉科学大旗做皮的中医范斯:“你干嘛非得跟人家参乎,不是科学就不是科学呗?”可是他们不干,掉头就跟我急了:“就是,就是!”这仗打得别提有多糊涂了。

说到这儿,估计早有人坐不住了:“不要搅浑水!我们说中医要有科学依据,不是你说的那个抽象的东西!”好,那我们就来点儿具体的。具体的嘛,无非就是说:中医的理论与来自西方的解剖学、生理学不能对接,比如中医的经络至今找不到解剖学的证据;中医的药方没有经过双盲实验;很多中药的有效成分至今写不出分子式;中药药理不能用来自西方的药理学予以解释……肯定我列得还不全,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这时,我要做恍然大悟状:“噢,原来你问中医有没有科学依据,其实是要问:中医有没有西医的依据!”

那我就要反问了:“中医为什么要有西医的依据呢?”

而且我还要问:“你那个西医,它有中医的依据吗?”

二,话语权

所谓科学乃是分科之学,科学是具体的,你可以相信存在一种抽象的、整体的、绝对的、冥尺般的科学,但是在讨论具体问题的时候,如果不能落实到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解剖学、神经解剖学、植物神经解剖学……之类的学科上,是否有科学依据之争就会蜕变成何为科学之争,而归根结底是话语权之争。然而,即使我们把科学具体到解剖之学、生理之学上来,仍然是一场话语权之争。凭什么中医要有西医依据,而西医天然地就不需要中医的依据呢?比如你那个阿司匹林,有中医的药理依据吗?

中医为什么要有西医的依据?因为西医是科学,而中医不是?因为中医不是西医,所以中医不是科学?然而,既然中医不是科学,为什么要求中医具有科学依据呢?——图穷匕现,如果中医不是科学,中医就不具备合理性!这话等于:如果中医不是西医,中医就该灭亡!——这不摆明了是欺负人嘛!

话说到这儿,又会有人跳出来,说:“不要搅浑水!根本不存在中医西医之争,而是中医与现代医学之争!”这种推理大概是这样的:正如现在已经没有中国天文学和葡萄牙天文学之别,只有中国古代天学与现代天文学之别,不但中国古代天学要让位于现代天文学,印度古代天学、莫桑比克古代天学等所有古代天学都要让位于现代天文学。时代在进步,科学在发展,现代医学是没有国界之别的,它是代表现在,代表未来——代表进步的。什么藏医、蒙医、印度医,都必须让位于现代医。

这种话我还学得还真是不大像,总而言之,这个所谓的现代之学,所谓的未来之学,也是一个超越地域、超越文化、超越民族的一个绝对的东东——那就是个冥尺呀!比如有位郑军先生写了一篇文章,说科学不是西学,而是现代学,是世界学。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认识一位写科幻小说的郑军,有一本我的朋友们还曾相互推荐过,如果他们是同一个人的话,我真是有点儿意外。——从他的小说可看不出他有这么糊涂啊!一来,这完全无视科学本身源自古希腊的具体历史;二来,如果真有这么一个代表现代、代表世界、代表世界未来的冥尺一般的东东,凭什么它就应该是来自西方的“这个科学”呢?人家朱清时还说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呢,为什么我大清我大唐我大汉的“那个科学”——那个中医所基于的阴阳五行之类的东东就不能代表未来呢?——于是又进入了话语权之争的逻辑循环。

当然,郑军的世界说并非空穴来风,在其更大的语境之中隐含着某种话语策略的意味。不管怎么说,放弃自己的东西,接受别人的东西,多少有点投降的意思,感情上有点儿过不去。但是,如果我们接受的不是别人的东西,而是某种代表未来的全球一统的东西,不但我们要接受,全世界人民都要接受,那就不是投降,而是迎接光明,走向进步了!比如我们把kilometer翻译成“公里”,而不是“西里”;把kilogram翻译成“公斤”,而不是“西斤”;再比如我们现在把格里高利历说成是“公历”,而不是最初的“西历”。说科学不是西学,而是现代学、未来学、世界学,大概隐含着同样的意思。然而,你说科学是“公学”,有什么“科学依据”吗?

三、经验依据与科学依据

最近我经常琢磨这个问题,我们在判断一个事物是否具有合理性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有“科学的依据”?科学依据是否是唯一的依据?在科学依据之外,我们是否还有别的“依据”?比如我们是否可以强调“经验的依据”或者“历史的依据”?在科学的依据与其它依据发生冲突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以科学依据为标准?在一种方法获得科学的依据之前,是不是应该先把它废掉?人们的生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依靠科学的?

实际上,在我们绝大多数的日常生活中,科学的重要性是很小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些事情的发生都不需要了解科学在先。你能否骑好自行车,并不取决于你是否学好了牛顿力学。倘若要先有了科学依据才能行事才能生存才能有效地生存的话,猴子们还有活路吗?我们吃大米,并不需要知道水稻的DNA图谱,并不需要知道水稻的各种氨基酸含量。中国工匠李春没有学过科学,也能造出赵州桥。对于我们的生活起直接作用的是技术,而技术并不需要有科学在先,完全可以凭借经验的累积而不断发展和完善。

人体是一个接受刺激反应的生物体,有一个刺激,产生一个反应;换一个刺激,产生另一个反应。一个正常的人在他的生长过程中,会逐渐获得足够的对外界刺激作出恰当反应的能力。一个人是否心怀恶意,我们能够一望而知或三思而知,不需要进行“科学的”调查,不需要包括科学在内的任何理论的依据就可以根据我们的“经验依据”做出判断。而科学在这些问题上常常是无能为力的。

最直接的判断依据是经验依据。而历史依据则可以看作是长时段的集体的经验依据。毫无疑问,这个依据是与民族传统和地域文化密切相关的。

比如刀耕火种,从最直观的想象和缺省配置出发,我们会觉得它会破坏环境,会认为这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如此,则从长时段来看,刀耕火种的民族所生活过的地方应该留下一片片荒山秃丘才对。然而实际上,人类学家看到的却是“一面刀耕火种,一面青山常绿。”也就是说,“刀耕火种破坏环境”这种说法是没有“历史依据”的。

中医也是这样。

在中华文明的语境之内考虑,中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已经经过了正、高、有、证的检验。在理论上,中医有着自己完备的具有生长能力的思想体系,虽然,这套体系与西方现代医学目前所基于的还原论、机械论、决定论的“科学方法”是水火不容的。在实践上,中医拥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依据,经验依据。这些理论和实践依据远在西方现代科学诞生之前就已经完善成熟了。为什么要等西医出现之后,为什么要在获得了西医的证据之后,才能获得价值、获得意义、获得生存的权利呢?

相反,按照托马斯·刘易斯的说法,现代西医作为一门年轻的科学,只有一百年的历史。也就是说,现代西医虽然有科学依据,却没有充分的历史依据。比如四环素,相信上市的时候也经过了临床实验,获得了科学依据,但是十年之后发现,小时候有幸享用这种科学产品的孩子长出了一嘴四环素牙。还有那个著名的“反应停”,只用了几年功夫,就导致了上万名婴儿畸形。这个东东刚发明出来的时候,也一定有科学的依据吧,大概也会装饰着为人类造福之类的说辞吧?当然,科学卫士们会说:反应停之所以酿成悲剧,恰恰是因为它上市的时候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从“科学依据”到“充分的科学依据”,呵呵,多了三个字。然而,怎么样叫做“充分的科学依据”呢?是不是没出事儿就做充分,出了事儿就叫不充分呢?这不是事后诸葛亮嘛!如果我们把“充分”理解成足够的时间长度,那么,又有哪一种医术比两千年的中医更加充分呢!

中医不仅仅是经验的技术,中医这种完整独立的理论,同样不需要科学赋予其正当性。

说到这儿,我已经获得了一个诡异的结论。如果从宽泛的意义上理解科学,中医已经具有了科学依据。如果从狭义的具体的意义上理解科学,中医不需要科学依据!

四、话语何以获权?

我们为什么相信一件事物,至少涉及到这样几个方面:1,个体的经验;2,权威的看法——主流意识形态;3,最广大群众的看法——大众语境。哪个方面起作用,因时因地因人而异。过分相信个体经验的,我们称之为偏执狂。所以后两者常常有决定性的作用。当科学在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话语中获得了超越一切的话语权,以至于到了要成为“公学”——于是西医成为“公医”——的地步,中医的话语空间当然就被大大地压缩了。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医是否有科学依据这样的问题才会冒出来。回到一百年前,这种问题毫无意义。

当然,否定中医者也常常喜欢问这样的问题:“现在是相信中医的多,还是相信西医的多?人们是更愿意接受中医的方法,还是更愿意接受西医的方法?”我相信,一定是相信西医、接受西医的人多。但是,这不能证明西医代表了现代,代表了未来。而恰恰表明了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对传统的压制和摧残。因为中医的文化土壤已经被消解了将近一百年了。只需要看看中小学课程就可以知道,我们现在的中小学生的缺省配置,是按照西方文化来格式化的。甚至连语文课本都是按照还原的机械的方式进行设计和教学的,在这种文化这种思维中熏陶出来的人,自然而言地亲近西医而疏远中医。

要知道,中医是在四书五经的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这种中国传统的认知事物的方式,现在只能在正式教育之外通过传统的惯性,比如通过武侠小说为人接受了!一百年来,这种惯性怕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吧。这里要用一句中学时从语文课本里学来的作为嘲讽对象的感叹: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啊!——我们变得不是中国了。我们的文化记忆,我们的思想模式,已经被替换了!如果全世界都主动地把自己给换了,你说科学是世界学,是未来学,我也无法反对。只不过那种未来,我并不觉得好。

那是一个没有多样性的世界,那是一个单一的平板的世界。并且,那个不断加速的工业文明的世界,在我看来,很快也要走到尽头了。

这里,我还要引用费孝通先生的遗训:“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2005622

200587

200594

北京稻香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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