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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和他的大历史

已有 1372 次阅读 2018-12-4 16:40 |个人分类:思想观点|系统分类:人文社科

本文发表于《科技日报》2018年12月14日8版嫦娥副刊。

黄仁宇和他的大历史

徐耀

  黄仁宇发明了一把历史尺子,可以用来度量中国历史,这就是“中国大历史”观点,他因此而蜚声史学界,尤其是华人世界,为了坚持用这把尺子解读中国历史中的长期合理性,却又受到学界很多争议。

  任何学界内的研究都会受限于既有研究方法的限制,发生对著名学者开辟的既有路径依赖,学术上的创新就难在这里。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西方人习惯于用“白雪公主或者老巫婆”看待中国的长期思维定式下,黄仁宇这个走过了中国现代最严重战乱的旧军人却给西方历史学家建立了新的方法、得出了新的结论,实属西方思想界和学术界之幸,反过来也给中国史学界送来新风。这个新的方法就是把研究中国历史的时间尺度从几十年放大到几百年,据此研究者可以一睹中国历史中的结构特点,从我这个理工科研究人员的观点来看,这很合理:观察一个物质,要从微观和宏观两方面入手,当物质的局部显微不能提供结论性的判断时,要把视野放大,看到全貌。这么合乎逻辑的方法却被他所在的美国历史学界不能接受,由此可以窥见那个最发达国家的学界里也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

  我初次接触黄仁宇的著作,并非其代表作《万历十五年》,而是《中国大历史》,那时作者刚刚故去,其后又阅读了五部他的著作,可以说黄仁宇的写作能力超过同行,著作非常吸引人。最近花了一个月时间读了他的回忆录《黄河青山》,对他发明我所谓之“历史尺子”理论的曲折经历有所了解,结合自身做自然科学研究的感受,发现任何突破性的研究都会遇到阻截。新理论的提出,既是学界保守主义的悲哀,也是开创者的赞歌。

  美国的历史如此之短,以至于美国学者的历史研究尺度往往限于二三十年这样一个长度,如果把这个长度作为尺子来丈量美国历史,就像裁缝量布匹一样,无非十来下就量完了,如果拿来量中国的历史,那就只能见微失著了。就好比胃粘膜的自相似结构,如果做几何研究的拿着放大镜看,他会觉得这是个完美的分形表面,可是在动物学家眼里,那只是一个消化器官而已。如此类比,方显得黄仁宇的研究对于美国人正确、全局地认识中国的古往今来是多么重要,这也是黄仁宇作为一名自认为归化美国的华人公民的报国之举,当然,这个国是美国。即便如此,美国的同行们囿于传统方法、政治正确、生存竞争等因素,并未给予黄仁宇足够的重视,而他本人也出于尊严和学术坚持显得另类。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发挥影响力得益于两个“反过来”:《万历十五年》在中国出版后引起华人世界的喝彩,反过来提高其著作在西方的知名度;学界外公众的认可反过来影响学界同行对其观点的评价。这两个“反过来”如此重要,有助于学界人士从自己置身的象牙塔里走出来,摘掉眼镜,看看阳光和青草不是他们在故纸堆里看到的那个样子。如果脱离了群众路线,学术研究就会限于“三自”的境地:自说自话、自娱自乐、自高自大,这在中国当下的研究领域已经十分严重了。黄仁宇发明这个“历史尺子”最初的目的恰恰就是为了给讲台下的大学生灌输一个中国历史的全貌,这个目的同样适合于中国的历史课堂。

  概其所有著作,黄仁宇的中国历史观包括两个核心观点:第一,地理和气候因素造成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但古代政府不能在数目字层面上管理基层社会和经济活动,为了维持国家的统一,帝王和文官们使用意识形态达成同质化的社会,以求降低自我、减少个人利益,支持全国的普遍利益。第二,财产权的绝对至高无上、信用的扩张是资本主义诞生于欧洲沿海国家的根源,在此基础上任何事物/事务都可以交易,都可以用数目字来管理。我认为第一条基本上正确,有钱穆的观点“中国的改朝换代基本上是由政府失去对基层的控制而引起”可以印证。由第一条延伸出来,中国明清的失败也是由官僚管理所导致,事实也可能确实如此,明朝的东林党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文官集团,一群道学家组成的虚伪而无能的文人结党。关于资本主义为什么在中国没有自发产生,黄仁宇在和李约瑟合作《中国古代科技史》的期间,将之与中国为什么没有诞生现代科技相关联:国家对基层的数目字管理在贸易量扩大时需要更多分工,于是促生了现代科技,而现代科技反过来帮助数目字管理。

  黄仁宇对马克思的理论应该研究不多,却隐隐在反对马克思主义,不知是作为一个最大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公民必须如此说,亦或是他对财产权的绝对化如此笃信所致。不管如何,走过了整个20世纪的他没有看清楚马克思理论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合理性,实属遗憾。究其原因,与他的出身和经历不无关联。他的父亲来自湖南一个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曾加入“同盟会”,投身革命,但十多年的乱世军旅生活让他父亲厌恶革命,最终只是在时代的夹缝中苟活幸存。黄仁宇曾说:“他(父亲)让我自觉到,我是幸存者,不是烈士。这样的背景让我看清,局势中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我不需要去对抗早已发生的事。”这样的观点在其回忆录《黄河青山》中一再体现。在我看来,他的这些观点有些悲观,可能更多受到他在国民党军队中经历的影响,表现出一种对失去的地位的眷恋,这也表现在他对蒋介石的评价上。尽管他主张用大历史的观点来评价国民党和蒋介石,但无论如何他都没有抓住本质:国民党在中国的失败不仅由于对农村的无法管理,更是由于中国具备了实施马克思主义的条件,这是我从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中收获的观点。

  作为一个经历东方式战乱后接受西式历史教育并作出成果的历史学家,黄仁宇无疑是重要的,我们评论其价值,不在于标榜其为大师,称其为奇侠式的学者,那些恭维之词无助于正确评估。在我看来,他对历史研究的贡献就限于发明了一个“历史尺子”,揭示了西方史学研究使用的尺子长度不适合量度中国,有这一点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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