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3点，收到短信，让4点钟去21号会议室参加教授委员会会议。

到了会场，打听到会议的议题是要讨论新的科研成果奖励办法。哈！这是个重要的会，要拿出参加B类会议的精、气、神。

给会议划分成A、B、C三等，是老马干的。有一天，我先是下午参加了一个学习会，晚上又继续给研究生们开会。当我语重心长、苦口婆心地告诉研究生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知识改变命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时,发现大部分学生在玩手机，根本就不听！刚想发作，想到自己下午在听会时也和研究生们一样在玩手机，甚至还为自己小学四年级的同学们建了个微信群，也就忍住了。

当天晚上，老马到我办公室聊天，我感慨地说，现在的微信太害人了，老师和学生在开会时多数人在玩手机，会议效果不堪设想呀！

老马轻蔑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缓缓而谈，说大可不必在意会议效果。一个会议的重要与否是因人而异的：如果让你主持一个会，或者让你在会议上讲话，这个会议对你就非常重要，就属于A类会议；凡是自己不发言、不讲话的会议都不能算A类会议，最多算个B类。B类会议是有内涵、有信息、有效率、有效果的会，这类会议大家一般都会高度重视，很少有人玩手机了。剩下那些耗时害命的会议属于C类会议，你不让大家玩玩手机、放松一下，还可能把大家憋出病来呢！

听完老马这些话，我怀疑老马在讥讽我每周给研究生开的研讨会都无用，都是在浪费研究生的生命，就找个理由给自己解围，说：“难怪老外一句话，叫‘One man’s meat is another man’s poison’.”

但今天这个会，事关真金白银的科研奖励办法，这是大家共同的meat，千万不能让自己和学科吃了亏。老马说“劳力者在制造产品，劳心者在制定规则”！古人言“不战而屈人之兵”，说的都是这个理呀。于是我关了手机，准备好好开会。

高松年校长沉着脸，开门见山地说明了会议主题：

“大家安静！今天召集大家开会，是要讨论一下如何重树科研工作者的军心，重建我校的科研氛围。”

“大家可能都发现了，最近大家都不搞科研了，给项目也不要了，却在流行着一种什么‘慢生活’！不追求自己今天是否看了两篇文献、是否做了两个小时实验，却在惦记着每天要散步2万步，还不停地在朋友圈里晒养生、晒游玩、晒美食，完全忘了我们“干就干好，争就第一”的校训！”

“最近，我连续几个晚上在校园转悠，发现实验室都黑着灯，几乎没有人做实验了。后勤的同志告诉我，我校今年的用电量还不到去年同期的一半！大家都不做实验、不用电了，电厂不烧煤了，天空能不蓝嘛？好家伙，遇见一个蓝天，人人都在发蓝天照，比获了诺贝尔奖还高兴。”

“有的同志可能已经知道了，今年我校的进账经费又大幅度减少了！学校的排名又下滑了！我们必须想办法尽快改变这种局面。今天这个会，就是希望大家讨论出个新的科研工作奖励办法，对潜心做科研、出成果的教师进行重奖，鼓舞一下士气。”

“现在政策变了”，高校长继续讲到：“上级也早就要求我们要改革科研成果评价办法了，我们的办法也是要与时俱进的……”

高松年的训话还没讲完，校长办公室副主任唐晓芙急匆匆地走到高校长身边，俯身耳语了几句。

高校长马上站起来说：“很抱歉，省委组织部长突然来了，我要接待一下。今天的会议就由汪处厚教授主持吧，希望你们能订出新的奖励办法来。我对新的办法有三个要求：第一是绝不能再重数量轻质量、重形式轻内容了！第二要能激励士气；第三是让大家都满意！拜托大家了，拜托处厚教授了。”说完，高校长就在唐小姐的陪同下，匆匆离开了。

文学院院长汪处厚连忙站起身来，跑步送高校长下楼，没想到高松年似奔丧般，马上就没了人影。汪教授只好用士逢知己的目光追随了一会高校长啪啪、啪啪下楼的脚步声，这才转过身、挺直腰回到会场。

汪处厚缓缓坐到主席的位子上，环顾了一下会场，说：“兄弟临时受命主持一下，但还是要仰仗大家。刚才高校长已经将会议主题讲得很清楚，也提出了三点希望。大家谁先发言呀？”

新闻学研究所所长李梅亭对学校的奖励办法早就恨之入骨了，抢先说：“现在我校的科研奖励办法有两大弊端：一是形成了一种重科研、轻教学的风气，已经严重影响了对本科生的培养质量了。我们大学的使命是什么？是培养学生！但是，现在即使你教学再好，也没什么奖励，比如我讲授的‘先秦小说史’课程，几年来学生评价都是全校最好的，结果一分钱奖励也没有；而一些青年博士，一年能发好几篇SCI文章，一篇文章奖3万，一年光科研奖励就能拿到10万多了，这太不公平了！”

方鸿渐在心里冷笑：先秦哪有什么小说？先秦文学史还差不多，但诗词歌赋你李梅亭懂吗？要讲小说你最好还是从清代讲起吧。

方鸿渐的心里活动并没有影响李梅亭的发言激情：“科研奖励已经造成了学科之间的严重不公平，妨碍了一些学科的发展。比如说，理工科有SCI、EI、专利等等奖励，但我们人文社科主要是研究和繁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都不如我们国内，却因为我们发不了SSCI文章，而不给奖励，这也太不像话了。”

“梅亭的意见我同意”，汪处厚插话道：“我愿意将梅亭教授的意见作为我的附议。我认为我校现在的奖励办法就是‘拿来主义’，不顾我们的实际，通通套用西方的定量评价指标，这肯定影响了一些学科的发展。”

李梅亭没想到汪处厚竟然会帮他说话，竟一时语塞。以前人们说‘夺妻之仇、杀父之恨’可以让两个男人不共戴天，但是，对中年的李梅亭而言，夺位之仇却是最大的仇恨——老婆跑了反而可以像汪处厚一样，找个年轻的大学生；老父死了到省去了赡养，说不定还能闹到经济赔偿——两年前，高松年本来答应自己当文学院院长，结果让有背景的汪处厚给半道上劫去，从此，李梅亭一直视汪处厚为死对头。

“咳咳”，韩学愈干咳了两声，表示自己要发言，看到大家都静下来竖起耳朵，这才一字一句地说:“我在国外呆了多年，但我同样认为老外的评判标准也有问题，就拿《星期六文学评论》来说吧，只有一些水平非常高的学者才知道这是本非常好的期刊，结果因为没有被收入A&RHI数据库，就不算成果，我在上面发了三篇文章了，一次也没奖过。”

 “我说几句。”外国语学院的刘东方院长站起来说：“现在的科研成果奖励办法，就好比奖励一个人打死了多少个苍蝇，看谁打死的苍蝇多，然后根据死苍蝇的个数来奖励，却不奖励生产苍蝇拍的人。大家都知道外语是一种工具，我们教外语的老师辛辛苦苦地教会了理工科的人掌握了外语，让他们能够用英文写出SCI文章，相当于给他们做好苍蝇拍，结果他们拿着死苍蝇要奖励。如果理工科的老师们不会英语，能写出SCI文章吗？为什么奖励就不会分给做苍蝇拍的人一点？”

陆子潇忍不住了，向汪处厚举手示意要发言。汪处厚让大家静一静，听工学院陆教授讲话。

陆子潇说：“大家刚才的发言我完全同意，现在的评价体系是存在学科歧视的现象。但我不同意将理工科划为一类，工科完全不能与理科比。物理的老师不需要实验，拍拍脑瓜子可能一晚上就能出篇文章。我们工科要做大量的实验，但我们最好的学报是《神州机械厂学报》，在上面发一篇文章很难，而且还不被SCI收录。我建议应将《神州机械厂学报》按照SCI的二区刊物来奖。”

物理学教授顾尔谦听到陆教授点名提到自己的学科，马上站起来反驳：“我同意陆教授的工科发表SCI文章难的观点，但坚决反对陆教授说的物理学科发表文章容易的臆断。除了理论物理外，大部分物理学科都要做实验，而且文章也很难发，即使发表了，影响因子比材料学科也差远了。”

材料学教授董斜川不满意了，站起来环顾了一下会场，发现生物学教授褚慎明不在会场，就说：“陆教授不要讲外行话，我们的科研奖励早就不按影响因子奖了，而是按期刊的分区来奖了。要说影响因子，材料学科期刊的平均影响因子比生物学科差远了。”

赵辛楣摇摇头说：“按照期刊分区奖励也不科学，如果你的论文发表在二区刊物上，但别人都不引用；而我的文章发表在三区期刊上，他引很多，结果你的奖励就比我多，这肯定不合理嘛！我建议还是按照他人引用次数来奖励。”

孙柔嘉弱弱地插话：“赵叔叔的发言我原则同意，但按照引用次数来奖励，对我们数学学科是不合适的。在我们数学领域，最重要的成果是你终结了一个难题。这个难题被你解决了，就没人再研究了，也就没有他引了。但如果你解决错了，反而有不少人评论你的文章，引用次数就上去了。”

汪处厚一看，这样吵下去永远形不成共识，高校长走时特别叮嘱新的办法既要激励士气，还要让大家都满意，这该怎么办？汪处厚毕竟做过几年官，知道如何推谢责任，便决定让大家对提出的建议一条一条进行举手表决，超过八分之七同意的就通过。

教授们都反对举手的表决方式，只愿意采用无记名投票来表决。

表决结果一出来，会场哗然：没有一个建议超过八分之七票。教授们又吵吵着要第二次投票！

汪处厚没想到教授比官员还难对付，只好宣布散会，等请示了高校长后再说。

我对这个结果很诧异，散会后径直走到老马的传达室，向老马快速简要地介绍了会议经过，问老马：“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常说‘三个臭皮匠抵一个诸葛亮’，这么多大牌教授，按说集众人智慧，应该能出台一个好办法呀！”

老马吸了口烟，眯着眼睛说：“如果让一个人来集众人智慧，那就是‘三个臭皮匠，抵一个诸葛亮’。但你要让大家都同意，那么每个人都必须拉抵自己的智商，这样‘三个诸葛亮也抵不上一个臭皮匠’了。群体智慧只能比个体智慧更低，而且人数越多越愚蠢，乌合之众就是这么形成的。这可是一百多年前法国人Gustave Le Bon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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