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

昨天的博文，两位博主不约而同地谈起李约瑟和钱学森，其实就是中国与欧洲对科学的贡献大小问题，我最近刚发表了一篇小豆腐干文章，从泵浦发展史来认识李约瑟难题，也算有一点研究心得，这里谈一谈中欧的地理与气候差异对火灾和文明进程的影响。

我在研究消防科技史发现，当前中国所使用的消防技术和战术，统统都是西方的，中国历史上的消防传统（工具、战术和组织方式），碰到西方的消防技术之后，土崩瓦解，现在只剩下问责制和人祸论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这要从地理条件和气候变化来认识。

说起地理条件对文明进程的影响，不得不提一下老亨廷顿（不是写作《文明冲突》更著名的撒缪尔亨廷顿，而是艾尔沃斯亨廷顿。他在1900年前后到中亚内陆冒险一游之后，写作了《文明与气候》一书，以社会达尔文思想来诠释人种的差异，给社会思潮，尤其是法西斯主义带来很大的反响。他的人种优越论是建立在对地理条件的简化处理，即环境温度和湿度决定种族的动力，因此某些北方民族比南方民族优越。由于当时对气候变化的认识不够深入，所以他的简化认识受到广泛的批评，但他仍然是地理决定文明论的开创者，在这一领域可以和达尔文比肩。研究社会发展史（文明史），或者人类发展学的学者，都不能绕开老亨廷顿的观点去研究历史。

说起中欧之间的差异，最大的差异是地理条件，也就是纬度的差异，具体说来，就是中国的气候暖湿，欧洲的气候冷干，暖湿气候需要排水，冷干气候需要抽水，所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都用来研究水车，目的是为了排水，陆游的那首对雨水过多的担心，其实就是整个中华民族对水利设施的担心。李约瑟甚至认为，正是存在对水利建设的组织需要，导致了中央集权的必要性。中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支出是工部，工部的主要任务是治水，治水的主要任务是排水，这是中国的地理条件对社会产生的主要影响。

而欧洲，虽然冷湿也会成灾（比如许靖华的观点，从气候移民看气候变化），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冷干的气候，这导致火灾是经常性的威胁。在这种条件下，导致欧洲建筑的砖瓦化（即社会的文明程度）较早起步，消防工作常抓不懈，职业消防覆盖广，消防工作靠地方自治。欧洲北部很难发展中央集权，因为没有大型的灾难，遇到气候灾难大家就逃难，所以中国有吐火罗人，印度有日耳曼人，这是当地的地理条件决定的结果。

那么，这些地理条件对科技文明有什么影响呢？由于欧洲的火灾威胁是经常性的，所以欧洲对消防技术的改进也是经常性的，从1400年开始，每一次气候变化都会推动消防科技的进步，欧洲的消防世家特别多，这些高度的专业化发展和职业分工，导致欧洲的科技进步从一开始就是高度分工和逐步积累，代代改进的。

相比之下，由于中国的水源多，所以空气湿度高，空气湿度具有很好的阻燃效果，所以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没有经常性的火灾问题，只有气候发生变化的关键点，才会有严重的火灾问题。这样导致一种灾难处理模式，一旦灾难发生，立即通过问责制和人祸论来转移目标，既平息了民愤，又转移了矛盾，随着气候的变化，火灾的风险也消除了，好像也解决了问题，所以问责制和人祸论就这样成为对付灾难的有力武器，带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避免深入研究真相，避免技术改进，避免制度进步，避免科技创新。泵浦技术引进中国快400年了，中国人对泵浦技术改进的贡献几乎为零，因为中国水多，需要水车（重视流量），不需要泵浦（重视压头）。也就是说，中国的地理条件导致中国对技术的关注点和欧洲不同，而气候变化导致中国通过问责制和人祸论应付灾难（即在制度上创新），而欧洲的地理条件决定了他们需要经常性地应对火灾，只能持续地改进技术（即在科技上创新），通过职业化的发展和技术的代代积累，完成科技进步。换一句话说，中国的消防文化（或制度创新，虽然是贬义的创新）发达抑制了技术进步的需要，而欧洲没有消防文化和制度的限制，只能靠技术创新来应对气候的挑战，才产生了诸多的科技文明。晚清政府清流派的自豪感是有道理的，正是这种所谓的消防文化（或制度），抑制了对消防科技的需要。文明，是社会对危机的适应，欧洲靠科技进步来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中国靠道德建设和文化糟粕（即阿Q精神）来转移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关注。正是对同样的气候变化有不同的反应，所以会产生李约瑟难题，即中国与欧洲关注的对象不同，制度对科技的束缚程度也不同。

在上一个气候周期，冷相气候不仅给伦敦带来严重的污染问题，还给加州带来严重的火灾问题，在灭火组织上，美国开始强调中央的统一协调作用，这种协调是过去欧洲北部国家所没有的，只有南部雨水多的国家，如古代的罗马，当代的法国和中国，才有中央的调度和管理。其实美国的气候条件是靠近法国和中国的，只不过，美国的消防制度起源于波士顿，来源于英国，所以美国的消防制度从一开始靠近欧洲北部国家（消防自治），随着气候的变化，火场损失越来越严重，所以美国也不得不学习法国和中国搞中央调度，这是社会管理方式对地理和气候条件的一种适应性措施。

同样在上一个气候周期，伟大领袖面对气候带来的社会生产危机束手无策，只好发挥老祖宗的老办法，“顾左右而言他”，“抓革命，促生产”，通过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来掩盖自己对经济发展的认识不足与无能为力。这又是一次典型的通过制度创新来避免科技创新的例子，只可惜了那些满腔热血回国创业的老海归。当一个国家把所有的资源都用来折腾的时候，钱学森之问是不言而喻的，这不是学校的问题，而是社会没有产生足够的机会。

看欧洲泵浦发展史，思路十分清晰，人人都从亚历山大的特希庇乌斯说起，从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开讲。没有几何，就没有阿基米德，没有阿基米德的杠杆原理，就没有特希庇乌斯作为水力学大师的众多发明和创造了。由于东方的印刷术传到欧洲之后，欧洲的科技发展史有非常详细的明确的研究发展思路。每一次改进的时间和作者都有记录，这样整个科技发展史显得脉络分明，思路清晰。，

细看中国水车发展史，除马均以外，没有任何发明者或者改进者青史留名，只有一大堆传播者（比如汪大猷、姚文献、段续、毕岚等人）和记录者（比如王桢、宋应星等人）。看中国的水车发展史，到现在都搞不清说不明源头,技术似乎是横空出世的，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对技术发明的忽视。即使是马均，也只有几十个字，到现在也搞不清他发明的是手动还是脚踏翻车。不是他的发明没有用，而是他的发明在中国社会属于工匠的“奇技淫巧”，得不到社会的重视。

欧洲为什么要改进发明泵浦？因为有经济的动力，产品出来，立即有人买。欧洲产生了多家父子泵浦改进者，如英国的纽沙姆父子和韦瑟父子，法国的杜贝利埃父子、荷兰的范德海顿父子、德国的豪施父子，他们的家庭产业伴随着兢兢业业的改进努力，带来泵浦技术的稳步改进。中国的发明和改进者，只有马均是留下名字的，其他都是技术传播者，说得不好听就是在有关方面的鼓励下大规模合法抄袭，却无法获利，当然也就不存在持续改进的努力。这样的人，得到全面的讴歌和赞美，这是中国文化当中功利性的一面，只要解决问题，不在于来源和报酬，但是对于技术的长久改善是不利的，所以技术改进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材料的制约。欧洲的技术发展史，哪怕数千年，也有泵浦原型出土，当然不会是木材产品。可是，古代民间缺乏金属，所以大部分工具都是使用竹木材料，大多没有几十年就腐朽不堪了。这导致古代的科技传播者，很多没有见过实物（也就是道听途说），或者不会制图，用过于简陋的古代汉语描述复杂的机械，给后来的仿造者平添了很多麻烦。中国的水车，有几十种名字，从未有人认真从现代科技（力与能）的角度加以梳理。一方面，是当代人对古代科技文化没有兴趣；另一方面，是当代人对西方理论认识肤浅，看不到古人的技术当中的现代科技原理。

最后一点，就是李约瑟问题的答案，为什么欧洲重视泵浦，而中国重视水车？泵浦重视压头，水车重视流量，两者用于不同的场合。欧洲地处北方，寒冷干燥，所以日常生活就多火灾，所以欧洲的泵浦大多有轮子，因为出动次数多，所以对便利性和机动性很重视。中国相对欧洲算南方，最大的问题在于水源太多。水车的两大目的，一是灌溉，二是排涝，都和水源多寡有关。而水源多，就会导致木材多；木材多，导致燃料多；同时，水源多导致空气湿度大，空气湿度保护木材，所以日常发生的火灾少；但是，气候要变化的，一旦气候发生变化（变干或者大风），中国的火灾规模比欧洲大很多（因为湿气抑制了日常火灾，所以，燃料密度累积很大，一旦失控，火灾普遍规模大）。因为中国日常生活当中的火灾少，消防从未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要部分，历代消防政策都强调工具的维护，因为平常用的少，所以担心关键掉链子。所以欧洲的泵浦到中国，大部分要拆掉了轮子，简化动力传递环节，减掉任何复杂部件（怕维护问题，因为不常用），努力用人工来替代机械环节（如抬龙）。另一方面，燃料总是要烧掉的，一旦气候合宜，中国就发生大规模灾难，间接导致了问责制，总得有人作替罪羊啊，于是本来应当调查的真相，因为有人受过而放过了。这是气候导致火灾，火灾影响文化，有着地理和气候的双重影响。

表1，中欧地理与气候条件差异导致的消防形势与消防对策之对比

总之，中欧的地理条件不同，在相同的气候变化挑战面前，就不得不采取不同的办法，欧洲没有强有力的政府，只好靠科技进步来应对挑战。中国有强有力的政府，所以能够推广问责制和人祸论，转移对科技进步的渴望，通过人事问责来消灭对自然的每一次探索机会。每一次重大灾难，如果有人被判刑，就一定有真相无法见光，靠着对当事人做替罪羊的雕虫小技，古代政府化解了一次又一次的气候危机。碰到这种问责制，任何伟大的科学家，都不能和政府作对不是？所以，就产生了钱学森之问，中国永远是为了问责而作研究，和为真相作研究的欧洲，同样的投入，产生的效果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很对人对问责制津津乐道，却看不到为了问责导致的法律沦丧和真相不明，以及永远无法产生人才的钱学森之问，这才是在国内作学问的最大伦理学困境。

附录：我的豆腐干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