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一篇不那么鼓噪的评论给许多人，包括本人，带来了一阵惊喜。尽管有些悲哀，但比较值得可喜。

以前极少看到这样比较客观务实的言论，从另一个方面折射出意识形态宣传生态。

尽管这种比较客观言说，不一定意味着主流宣传观念的转变，不一定意味着真实面对现实，但毕竟还是撕开了那么一丝丝裂缝。

希望这是一个时代的开始，而不是把关不严的意外事件。

环球时报今日“变脸”引发热议

胡印斌

《环球时报》12日一篇题为《“境外势力”“媒体炒作”莫成万能借口》的文章引发热议。文章指出，“那些在每一件具体事情上都试图描绘境外势力干预路线图的做法未必是准确的。”“迁怒于媒体，宣称是媒体炒作导致了不良局面。这种逻辑的蔓延对全社会总结经验和教训相当不利。”

这篇评论中国与世界、中国与媒体错综复杂关系的文章，迅速引起各界瞩目。很多网民在跟帖中点赞，认为这是一篇不像《环球时报》风格的奇文。有人士甚至宣称，《环球时报》发出这样的声音，或将意味着中国在意识形态管理上发生变化。

确乎如此，这篇文章无论从态度还是文风上，均与以往有所不同。这种不同首先体现在更接地气，它强调“西方社会对中国政治制度存在严重误解和偏见”同时，又认为动辄手指西方，有“淡化、掩饰自己工作的不利，推卸责任”之嫌；它沿用惯常的风格说，“舆论炒作就像空气中飘着的淡淡雾霾”，却又表示，“发现并处置内因应当是我们着力的首要方向”。

文章将讨论的落点，放在解决好自己存在的问题上，断言“我们立足以不断自我完善而实现自强、直至最终胜出的总战略”，而不再简单归咎于西方某些势力的抹黑、国内异议者利用媒体捣乱等等，让众多批评人士感到喜出望外。

但如果因此视之为某种信号，解读出意识形态管理变化的动向，未免想象力过于丰富。

在现实中，一些地方官员在出了极端事件时，把矛头引向“境外势力插手”以及“国内舆论炒作”，往往在当时就会遭到公众舆论质疑，很多人甚至将类似乱找借口的说法，视为官员的雷言雷语，经不起逻辑推演和事实推敲。

而媒体及公众的不满，更多体现在对官员懒政的不满，《环球时报》文章批评的其实主要是官员的不作为，而非外界揣测的意识形态管理方面的变化。

实际上，境外势力、媒体炒作两个万能借口，也不是新鲜说法，之所以引起关注，更多的是因为《环球时报》特殊的身份以及一直以来的话语腔调。

《环球时报》批评一些地方动辄归因西方社会，立意也在于凸显其一贯的中国自信，是另外一种“恨铁不成钢”。主要意图，还是在督促、劝导官员“不以盲目防范境外势力破坏作为工作轴心”，“更大胆地对外接触，从不断对外开放中受益。”也就是说，与意识形态管理关系不大。

说到底，这不过是一篇立论较为公允、说理还算平正的评论文章而已，所论多为常识，且多着眼于具体的工作指导，并没有太多的微言大义，也没有透露出更多的政策信号。试图从字里行间演绎出意识形态管理的变化，怕是徒劳。

当然，《环球时报》在体制内一向享有很大的舆论空间，让同行羡慕，这份最高党媒子报能够如此发言，也是极大的进步。它至少表明，中国社会的割裂，没有一些人表述的那么夸张，只要愿意回归到常识，共识还是能够找到的。

“境外势力”“媒体炒作”莫成万能借口

《环球时报》2015年8月12日社论

全球化与互联网时代的叠加给中国社会治理带来前所未有的考验，在很多时候我们感受到两个因素的隐约冲击，一是境外势力插手，二是国内舆论的炒作。

　　一段时间以来，官方一些机构习惯于在谈论工作困难时突出这两个因素，有些部门甚至把它们作为本单位工作不利的主要原因加以总结，这样的情况如果多了，就可能误导人们对问题本质的认识。

　　应当指出，西方社会对中国政治制度存在严重误解和偏见，加上地缘政治竞争的作用，导致一些敌视中国的力量不断在我国境外出现。随着互联网成为中国社会运行的中心介质之一，传统媒体和网络社交媒体联合聚集公众注意力的能力不断凸显。恰在这时，境外一些势力得以借助互联网更方便地向中国社会渗透政治主张和价值观，这一切组成了中国现代社会治理新的现实条件。

　　假设中国能够把境外势力的影响阻断在“国门之外”，而且我们能够在全面使用互联网的时候，将它带来的舆论炒作负效果过滤掉，恢复前互联网时代的舆论秩序，那么中国治理或许会轻松得多。

　　然而世界已经变了，中国社会治理必须正视新的现实。境外势力已不再是什么特殊的插入性因素，它随时都在，并且其所释放的影响很多是无形的，难以像捉鬼那样逮住，关进笼子里。我们同境外势力的斗争并非都能分解成一场场具体战役，那些在每一件具体事情上都试图描绘境外势力干预路线图的做法未必是准确的。

　　中国除了与那些境外势力斗争外，更多要立足于同它们竞争。而这种竞争的基本方法就是自强，认真、坦诚解决自己的问题。当我们工作效果不理想，或者出了较大麻烦时，如果第一时间就把主要原因归于境外势力插手，而不认真反思自身的失误和不足，这会引偏我们开展修正或者补救努力的方向，甚至错上加错。

　　在现实中，确有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出了极端事件且处置不力时，把境外势力插手作为事态恶化的关键原因进行宣扬。人们有理由怀疑它们这样做是为了淡化、掩饰自己工作的不利，推卸责任。

　　对待“国内舆论炒作”这个问题，道理几乎是一样的。一定程度的所谓“炒作”是媒体的天性，认为很多工作可以在毫无舆论“干扰”的情况下进行，这是一种幻想。现在有的地方在出了问题后，第一个反应就是试图阻止媒体报道，一旦处理不当，就迁怒于媒体，宣称是媒体炒作导致了不良局面。这种逻辑的蔓延对全社会总结经验和教训相当不利。

　　全球化时代的境外势力就游荡在我们面前，舆论炒作就像空气中飘着的淡淡雾霾。它们常态化地附着到大多数敏感事件上，一些内在的缺口和差错会导致它们的集中爆发。所谓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发现并处置内因应当是我们着力的首要方向。

　　我们当然要与极端的境外势力开展较量，了解它们对华发难的种种手段。社会也要对互联网时代的媒体活动加以管理和引导。但这些都不应影响我们立足以不断自我完善而实现自强、直至最终胜出的总战略。

　　不以盲目防范境外势力破坏作为工作轴心，我们就能更大胆地对外接触，从不断对外开放中受益。不以避免媒体炒作的任何干扰为目标，我们的工作计划就会更切合实际，经得起各种突发因素的考验。媒体的空间大了，它们当中就将涌现出能与西方主流媒体分庭抗礼的力量，这实为中国国家利益的一项急迫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