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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观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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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渔《亚当·扎加耶夫斯基：相信诗歌的永恒性依然存在》
（《南方都市报》 2014年10月05日GB06）
扎加耶夫斯基说，不停的漫游为他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故乡的丧失，二是世界性眼光的获得。故乡的丧失可以通过诗歌的还乡来弥补；而在德语、法语、英语区的漫游生涯，则让他同时得到了三种语言文学的滋养———德语文学“对于永恒的渴望”，法兰西文化“富于洞察力的聪明和詹森主义者的道德主义”，以及莎士比亚、济慈和罗伯特·洛威尔“富于独特的魅力、激情和对话的文学”。这使他的个人风格与周围世界进行了有效的融合，开始强调世界的丰富性和具体可感的细节，以及日常经验的形而上学。
扎加耶夫斯基的早期诗作充满了反讽和批判精神。作为一个来自“第二欧洲”的流亡作家，他天然就带有一种道德遗产和一颗“黑暗的心”，他被要求讲述他的历史和记忆。扎加耶夫斯基的前辈米沃什也认为，艺术只能孕育自记忆。
与前辈们相比，扎加耶夫斯基始终是清醒的，他认识到“反讽”在对抗野蛮的、没有灵魂的官僚制度时也许是有用的，但反讽很难将我们带到高处，很难让我们“在阿尔卑斯山顶支起帐篷”。因此，即使在“反讽”和“对抗”的同时，他也没有失去赞美的热情和能力。他摒弃了狂暴、夸张的牺牲姿态，而是以“安宁”和“平静”来对抗周围的一切。他说，只有当他感到幸福、平静时才能写作。他相信文学的永恒性依然存在，这个永恒性的基础就是肯定世界、赞美世界的能力，就是以意义来对抗虚无，以“基本的信赖”对抗“基本的不信赖”，就是米沃什所说的“诗最重要的特质是给人生经验一种肯定的评价”。
对于诗人来说，也许反讽和批判来得更直接、更痛快，但只有赞美才能“正确地激励我们走向更美好、更高处的事物”，扎加耶夫斯基在《为热情一辩》一文中说，热情才是文学建筑的基础，反讽只是在热情的墙上开凿的洞。// 以扎加耶夫斯基的创作实绩(他的诗歌和大量随笔作品)和创作路向(以热情赞美的能力来对抗残缺、破碎和虚无)，他是当之无愧的大师。
黄灿然译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十二首
提要：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善于把日常生活陌生化，在熟悉的处境中揭示新意，带来各种令人惊奇的效果。这是“发现”而非“发明”，是对世界矛盾本质的呈现而非评判。相应地，诗人在描写人类的处境时，既能深入其中透视，又能站在远处以略带讽谕的态度观望；在描写大自然的风景时，既能展示其辽阔的画面，又能保持细节的清晰。
关键词：扎加耶夫斯基 惊奇效果 音乐营造 风景描绘
大约是五年前，在我工作的报馆附近的曙光书店，老板马国明拿出三本亚当·扎加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的书给我。一本是诗集《神秘主义入门》（Mysticism for Beginners），另两本是散文集《两个城市》（Two Cities）和《另一种美》（Another Beauty），后者由苏珊·桑塔格作序。
扎加耶夫斯基的名字，我好像在哪里见过。我浏览诗集里的诗，有一种熟悉的陌生感：我在到沃尔科特和后期的布罗茨基的诗中，都曾体会过这种熟悉的陌生感。他们处理日常生活时，总是留有足够的空间，仿佛是抽象的，且含有一种明显的当代性。这是一种尖锐的日常性或者说日常的尖锐性。
如果浏览一本诗集而有点陌生感，而非一看就不喜欢（充满陈腔滥调），一般来说就有读头，这是我的经验。《神秘主义入门》只有七十页，很薄，只有不到五十首短诗，就连封面设计也淡雅。所谓《神秘主义入门》并非这本书的主题，尽管它确也有点神秘主义色彩。书名指的是诗集中一首诗，在诗中作者看见一名德国青年在咖啡店露台展读一本书，叫做《神秘主义入门》，于是抒发了一番意味深长的感想。
在买了诗集约一星期后，我因耳垂下长了一个小脓包，午夜下班后便去附近医院看急诊。我知道可能要等上一两个钟头，该带本什么书呢？办公桌上那本薄薄轻轻的《神秘主义入门》映入眼帘，于是抓了就走。在候诊室，我打开诗集。那种陌生感依然吸引着我，接着我慢慢读出某种宁静、轻快、愉悦的东西。还读到一些格言似的句子，例如：
我们看见穷国们，因它们古老的仇恨
而变得更穷。
我读到流亡者的心声：
我们的死者不住在这个国家——
他们多年来一直在旅行。
他们留在发黄的明信片上的地址
已不能分辨，铭刻在邮票上的国家
早就不存在了。
我还看到作者与诗保持距离的态度：
诗歌召唤我们过一种更高的生活，
但低处的事物同样雄辩……
以及对诗人的温和讽刺：
诗人们都十分重视
获奖和成功，
但是一个秋天接着一个秋天
把叶子从那些骄傲的树上撕走，
当我读到《自画像》的时候，我的兴趣高涨起来；读到《三个天使》，惊叹不已；读到《善心的修女》，再次赞叹。《自画像》佳句迭出：“我的半天过去了。有一天半个世纪也会这么过去。”将半天与半个世纪放在同一行里，既自然而又令人吃惊，生命的短暂、宝贵和生命在这跨度里可发挥的主动性，全都包含在内了。“我在音乐中看到三种元素：软弱、力量和痛苦。/第四种没有名字。”前一句已够有概括力的了，后一句则把这概括变成抽象，变成无限。这些句子都是层层推进，或突然把小放大，在常识中披露真理。再如“我已不再年轻，但总有人更老”，也只是把老生常谈翻新而已，但诗歌的妙处，往往就是在这里，尤其是当常识被变成真理那一瞬间，我们都愣住了。而在“观看我的同类们被嫉妒、愤怒/和欲望所驱策，充满活力”中，这“充满活力”也同样令人意料不到。这句诗，像上面其他诗句一样，并不是被发明出来的，而是被发现出来的，这“充满活力”是呈现世界的矛盾本质，使得这句诗也立即生机勃勃，把“扁”的叙述变成“圆”的张力。《自画像》显然受马查多的《画像》影响，所以作者在临结尾时不能不提马查多。马查多在其诗中说：“当最后告别的那一天到来，/当那艘永不返航的船准备启航，/你会发现我在船上，轻松，带着几件随身物品，/几乎赤裸如大海的儿子。”
《善心的修女》并非写修女，而是写童年。用善心的修女来形容从河边升起的纤细的杨树，实在太奇特了，而更自然且又一次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接下去说“不害怕陌生人”。“桨果这么黑，夜晚也羡慕”我没把它译成更明白的“桨果黑得连夜晚也羡慕”，是为了保留原来的逗号所给的空间，尤其是保留原来不过分强调的语气。
蓝色和黄色的国家生活在地图里；
大国吞噬小国，但在邮票上
你只看到安静的鹰、斑马、
长颈鹿，和优美得令人窒息的小山雀。
这些美丽而哀伤的句子，把小孩的天真和成年人的理解揉合起来，把近在手边的、小小的地图和邮票与遥远的、广大无限的痛苦揉合起来。简言之，把美与残忍揉合起来。
《三个天使》中，所有人的抱怨都那么真实也都那么陈套，而两位天使的安慰尽管充满诗意和冠冕堂皇，但也难以抚慰——而难以抚慰也是面对这种场面的一种陈套了。所有那些抱怨、诉苦和安慰，也都已变成人间苦难的大合唱的饰音了。那长久沉默的天使是全诗最有诗意和最神秘的，代表着诗人所了解或假设的更高的存在对芸芸众生的态度。他是全知道了，全看到了，也许他最痛苦，也最接纳。沉默是一切的总和。沉默也许是真正的救赎之道。
我相信，我遇到又一个大气派的诗人了。手术后，我必须每天早晨到住所附近医院洗伤口，连续一个多月，而在这期间，我就在候诊室读这本诗集，即是说，我把它读了二三十遍。在大约读了半个月之后，我上网订购他的最新诗集《没有终结：新诗和诗选》（Without End: New and Selected Poems）。在诗选还未寄至的时候，我忍不住在书架上翻各种欧洲诗选，找他的诗看。但我发现，他以前的诗并不吸引我，颇抽象，也有点枯燥，是典型的东欧诗，也是典型的好诗（指技术之无懈可击）。而《神秘主义入门》则是具体、多空间、松散得近于清淡，那是一种大境界，个人声音如此清晰，不是一句“好诗”可以概括的。我又读他的散文集，亦是角度独特，但不致于像他的诗那样给人只此一家之感。
《没有终结》收到后，我从头至尾把它读了两遍。我的感觉得到证实，扎加耶夫斯基是在大约八十年代未期、九十年代初期，也即是他四十多岁的时候，找到自己的声音的。他是波兰诗人，生于一九四五年，是他那一代诗人中最重要的诗人。曾介入团结工会的抗争，八十年代流亡法国，现在巴黎和美国休斯敦大学交替居住。我还从他某些诗的题献中，得知他与前辈波兰诗人米沃什、布罗茨基和沃尔科特有交往。
在《没有终结》中，最令我着迷和反复阅读的是前面约五十首新作，即是继《神秘主义入门》之后的作品。这些诗作，乍看起来似乎没有像《自画像》、《三个天使》和《善心的修女》那样眩目的作品，实际却是，他的境界愈来愈大，技巧愈来愈隐蔽。另外就是他非常有耐心地营造诗中的音乐。在《神秘主义入门》一诗中，他就展示他这种耐性，全诗实际上只有两句，后一句多达二十余行——而我自己一直酷爱写一句直落的诗，因此简直有遇到知音的喜悦。
但在扎加耶夫斯基这批新诗中，他对音乐的营造更有耐性，犹如马勒的交响曲的乐章。最明显的是《维琴察的早晨》和《卡西斯的日出》，前者要说的其实就是最后一节，也即对布罗茨基和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充满深情的悼念，但作者并不急于切入主题，而是用了两节时来铺排，描绘周遭的风景，把气氛扩散，把节奏调慢调低，然后才在最后一节潮水般升起，掀起飞溅的巨浪；后者要说的实际也就是日出那个镜头，但是诗人花了多大的笔墨去描绘黎明前后的风景！我个人认为，《卡西斯的日出》和《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是扎加耶夫斯基最杰出的作品。
音乐，风景。扎加耶夫斯基确实是喜欢音乐又喜欢艺术。像上面提到的《维琴察的早晨》和《卡西斯的日落》就像两幅印象派的油画。这是就全诗的整体印象而言。在不少诗作的具体句子中，他也常常制造印象派的效果。例如“八月的酷热把城市溶化成冰淇淋”、“杨树和房屋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溶化成一团团”。但他在写到细微之处，又往往能保持绝对的清晰，例如《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中最后几句：
你在秋天的公园里拾橡果，
树叶在大地的伤口上旋转。
赞美这残缺的世界
和一只画眉掉下的灰色羽毛，
和那游离、消失又重返的
柔光。
扎加耶夫斯基还有不少较短的诗，可称为小品诗，包括对绘画的观后感和对诗歌的读后感，也都意境深处。例如对弗美儿那幅戴珍珠的女孩的描写，胜过所有关于这幅名画的评论，极能引起我们的共鸣。另有一些诗点缀着格言式的句子，注入轻松的元素，那并非为了调剂，而是诗人站在较远的位置看人类的处境。实际上，哪怕是在他最深情的作品中，在最严重的时刻，他也往往能抽身而出，以一种略带讽谕的角度来处理。就像他在哀悼朋友时，也能把“悲伤”与“欢乐”置于同等的地位——同样是把生活和世界“圆化”而非“扁化”，因此也使得悲伤和欢乐都更真实。
我发现他是我理想中那种令人喜爱的诗人，而不只是好诗人或大诗人。当你新喜爱一位诗人，他立即会在你身上产生某种排斥性，排斥其他诗人，甚至排斥你喜爱的其他诗人。然后，经过一段时间，读悉了，你就会把这位新喜爱的诗人移到你喜爱的诗人的万神殿，并期待另一位新喜爱的诗人的出现，而每逢没有新发现的诗人可读，便把万神殿里的诗人请出来。而扎加耶夫斯基在我身上产生的排斥性是如此巨大，我甚至发现我在此之前几位最贴近我心灵的诗人，莱奥帕尔迪、托马斯·哈代、安东尼奥·马查多、菲利普•拉金、布莱希特、爱德华·托马斯、卡瓦菲斯、翁巴托·萨巴等等，也都得暂时退避一舍。
扎加耶夫斯基产量不多，他在一首诗中说道：
我写得很慢，仿佛我可以活两百年。
从《神秘主义入门》之前的诗集《画布》（Canvas）到《神秘主义入门》，再到之后诗选中的“新诗”，可推断他每年约写十余首诗，是很理想的成熟诗人的产量。
值得一提的是，英译者Clare Cavanagh译笔无比精妙。他是《神秘主义入门》和诗选中的新作的译者，即是说，扎氏新近作品都是由他操刀的。
最后：当我在书架上找一本诗集的时候，偶然发现其实我早已有扎加耶夫斯基第一本英译诗集《震颤：诗选》（Tremor: Selected Poems），前面有米沃什的序，封底有布罗茨基的推荐语。我在扉页上写明是一九九○年在曙光书店买的。我想，我当初买它，是因为两位名人的推荐。但是，我显然更相信自己的直觉。《震颤》没有在我脑中留下印象，并非我的过错，它确实远远比不上后来的扎加耶夫斯基。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诗十二首
黄灿然译
神秘主义入门
天气很暖和，光很充沛。
咖啡馆露台上那德国人
膝上搁着一本小书。
我瞥见那书名：
《神秘主义入门》。
突然间我明白了，那些
打着尖利的忽哨在蒙蒂普尔查诺
街道上巡逻的燕子，
和来自东欧、也就是所谓中欧的
怯生生的游客的低声谈话，
和站在稻田里的——昨天？前天？——
修女般的白鹭，
和擦去中世纪房子的轮廓的
缓慢而有系统的黄昏，
和任由风吹日晒的
小山丘上的橄榄树，
和我在卢浮宫细看和赞叹的
《无名王子》的头，
和闪烁着花粉的蝴蝶翅膀般的
彩绘玻璃窗，
和在公路旁练习演说的
小夜莺，
和任何旅行、任何一种观光，
都只是神秘主义入门，
是基础课，是一场
延期的考试的
前奏。
弗美尔的小女孩
弗美尔的小女孩，如今很出名，
她望着我。一颗珍珠望着我。
弗美尔的小女孩的双唇
是红的、湿的、亮的。
啊弗美尔的小女孩，啊珍珠，
蓝头巾：你全都是光
而我是影做的。
光瞧不起影，
带着容忍，也许是怜悯。
自画像
在电脑、一支笔和一台打字机之间，
我的半天过去了。有一天半个世纪也会这么过去。
我住在陌生的城市，有时候跟陌生人
谈论对我是陌生的事情。
我听很多音乐：巴赫、马勒、萧邦、肖斯塔科维奇。
我在音乐中看到三种元素：软弱、力量和痛苦。
第四种没有名字。
我读诗人，活着和死去的，他们教会我
坚定、信仰和骄傲。我试图理解
伟大的哲学家们——但往往只抓住
他们宝贵思想的一鳞半爪。
我喜欢在巴黎街头长时间散步，
观看我的同类们被嫉妒、愤怒
和欲望所驱策，充满活力；喜欢追踪一枚硬币
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慢慢地
磨损它的圆形（皇帝的侧面像已被擦掉）。
我身边树木不表达什么
除了一种绿色、淡漠的完美。
黑鸟在田野踱步，
耐心地等待着，像西班牙寡妇。
我已不再年轻，但总有人更年老。
我喜欢沉睡，沉睡时我就停止存在；
喜欢骑着自行车在乡村道路上飞驰，杨树和房屋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溶化成一团团。
有时候在展览馆里画对我说话，
反讽会突然消失。
我爱看妻子的面孔。
每个星期天给父亲打电话。
每隔一星期跟朋友们见面，
从而证明我的忠诚。
我的祖国摆脱了一个恶魔的束缚。我希望
接着会有另一次解放。
我能帮得上忙吗？我不知道。
我肯定不是大海的儿子，
像安东尼奥·马查多写到自己时所说的，
而是空气、薄荷和大提琴的儿子，
而高尚世界的所有道路并非
都与迄今属于我的生活
交叉而过。
黑 鸟
一只黑鸟栖息在电视天线上，
唱着温柔、爵士乐般的曲子。
你失去谁，我问，你哀悼什么？
我在告别那些去世的人，黑鸟说，
我在告别这一天（它的眼和睫），
我哀悼一个住在色雷斯的女孩，
你不会认识她。
我为那株冻死的柳树感到难过。
我流泪，因为一切事物消逝、改变
又重返，但永远以另一种方式。
我狭窄的喉咙几乎承受不了
这些急速转变所带来的
悲伤、绝望、愉悦和骄傲。
一个送葬行列从前面经过，
每个黄昏都是如此，在那儿，在地平线上。
每个人都在那儿，我看见他们并说再见。
我看见剑、帽、头巾和赤脚，
枪、血和墨水。他们慢慢地走，
消失在河流的雾霭里，在右岸上。
我告别他们和你和光，
然后迎接黑夜，因为我服侍她——
还有黑丝绸、黑力量。
大提琴
不喜欢它的人说它
只是一把突变的小提琴
被踢出了合唱队。
并非如此。
大提琴有很多秘密，
但它从不呜咽，
而只是低声唱。
不过并非一切都变成
歌。有时候你听到
一句低语或私语：
我很寂寞，
我睡不着。
三个天使
三个天使突然出现
在这里，在圣乔治街这家面包店旁。
不是又来做人口普查吧，
一个疲倦的男人叹息道。
不是的，第一个天使耐心地说，
我们只是想看看
你们的生活怎样了，
日子的滋味如何，以及为什么
你们夜里总是充满不安和恐惧。
没错，恐惧，一位可爱、眼睛像做梦的
女人回答；但我知道为什么。
人类的脑力撑不住了。
他们寻求他们找不到的
帮助和支持。长官，请看一看
——她把天使叫做“长官”！——
维特根斯坦吧。我们的哲人
和领袖都是忧郁的疯子，
他们知道的甚至比我们
普通人还少（但她可
不普通）。
还有呢，一个正在学
小提琴的少年说，晚上
都只是一个空纸盒，
一个没有神秘的棺材，
而在黎明时，宇宙看上去
像电视屏幕般枯燥和陌生。
此外，那些爱音乐本身的人
少之又少。
其他人纷纷发言，悲叹声
汹涌而来，膨胀成愤怒的奏鸣曲。
如果先生你们想知道真相，
一个高个子学生喊道——他刚
失去母亲——我们已受够了
死亡和残忍、迫害、疾病，
毒蛇的眼睛般呆滞的
长久的沉闷。我们土地太少，
火太多。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
我们迷失在森林里，黑色的星星
在我们头顶上懒惰地移动，仿佛
它们只是我们的梦。
但是，第二个天使依然腼腆地应付道，
总有一点快乐，美的事物甚至
近在手边，在每个时辰的
吠叫声下，在专注安静的心中，
还有，我们每个人身上都隐藏另一个人——
普遍，强大，不屈不挠。
野玫瑰有时会散发
童年的味道，而在假日，少女们
一如往常走到户外散步，
她们绕围巾的样子
带有某种永恒的含义。
记忆活在海洋里，在奔腾的血中，
在黑色、烧燃的石头里，在诗中，
在每一次安静的谈话中。
世界跟原来一样，
充满阴影和期待。
他原可以继续这样说下去，但是人群
愈变愈大，无声的
愤怒浪潮扩散
直到使者们终于轻轻飘起，
升入空中，他们逐渐远去时
继续小声重复：愿你们平静，
愿生者、死者、未出生者平静。
唯独第三个天使一言不发，
因为他是长久沉默的天使。
中国诗
我读一首中国诗，
写于一千年前。
作者谈到整夜
下雨，雨点敲击
他的船的竹篷，
以及他内心终于
获得的平静。
现在又是十一月，一个
有浓雾的铅灰色黄昏，
这仅仅是巧合吗？
另一个人正活着，
这仅仅是偶然吗？
诗人们都十分重视
获奖和成功，
但是一个秋天接着一个秋天
把叶子从那些骄傲的树上撕走，
如果有什么剩下来
也只是他们诗中的雨声的
低语，
不悲不喜。
唯有纯粹是看不见的，
而黄昏趁着光和影
把我们遗忘一会儿的时候
赶忙把神秘的事物移来移去。
说游泳
这个国家的河流甜蜜
犹如行吟诗人的歌，
沉重的太阳向西闲逛，
乘着黄色的马戏团马车。
乡村小教堂
张开一块寂静的丝绸
又旧又纤巧，哪怕呼吸一下
也会把它撕裂。
我喜欢在大海里游泳，大海老是
跟自己说话，声音单调
犹如一个流浪汉，再也
记不起他到底在路上多久了。
游泳就像祈祷：
双掌合了又开，
合了又开，
几乎永无止境。
善心的修女
那是童年，再也回不来——
浆果这么黑，夜晚也羡慕；
纤细的杨树从狭窄的河边升起，
像善心的修女，不害怕陌生人。
从阳台我看得见一条小街和两株树，
但我也是皇帝，无忧无虑地聆听
我的无数军队呼啸，
被夺取的土耳其战旗飘动。
我喜欢牙齿间青草的味道，
苦涩的枫叶，口中第一枚
六月的草莓的酸甜。
星期天早晨母亲弄真正的咖啡，
教堂里老神父对骄傲开战。
每当我见到穷人就心痛。
蓝色和黄色的国家生活在地图里；
大国吞噬小国，但在邮票上
你只见到安静的鹰、斑马、
长颈鹿，和优美得令人窒息的小山雀。
在那家幽暗的商店落满尘埃的货架上
一罐罐粘糖果堆积着。
一打开就有成群的红蛾飞出。
我是一名童子军，懂得树林中的孤独，
当黄昏降临，猫头鹰啼叫，
橡树的枝桠不祥地嘎吱作响。
我读骑士小说、俄罗斯民间故事
和显克维奇没完没了的三部曲。
我父亲为我建一座微型磨坊，
它在山溪里迅速地旋转。
我的自行车跑得比喷着气的火车还快，
八月的酷热把城市溶化成冰淇淋。
浆果这么黑……苦涩的枫叶……
那是童年。血和盛宴的时光。
维琴察的早晨*
纪念约瑟夫•布罗茨基和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
太阳这么纤弱，这么幼嫩，
我们都有点害怕；一个不小心的动作
也有可能抓破它，仅仅喊一声——如果有谁
试着喊——也可能伤及它；只有疾飞的雨燕，
翅膀硬如铸铁，
敢于纵情歌唱，因为它们刚在泥巢里
度过短暂、不安的童年，
挨着兄弟姐妹，疯狂的小行星，
黑如森林的桨果。
小餐馆里困倦的侍者——黑夜最后的影子
在他双眼下会合——往大衣袋里
掏着零钱，咖啡散发庄严的油墨味，
甜味和阿拉伯味。天空的湛蓝
应允着一个漫长的下午，一个无尽的白昼。
我仿佛第一次看见你们。
就连这座帕拉第奥建筑的圆柱也似乎
是新生的，它们从黎明的潮水中升起，
像维纳斯，你们年长的同伴。
从乱涂乱抹中开始，计算损失，计算死者，
开始新的一天而没有你们，首先是你，
我们葬你两次，哀悼你两次，
你活了两次且跟别人一样强，在两个大陆，
用两种语言，在现实世界和想像世界——然后是你，
有着清秀端正的面容，那目光放大了
各种物体和和心灵（永远太小）。
你们两个都走了，从现在起我们将过一种双重生活，
同时在光里和影里，在明亮的阳光
和石头般的厅堂的冰冷里，在悲伤中和欢乐中。
*译注：维琴察是意大利城镇，以帕拉第奥建筑闻名。
**译注：布罗茨基（1940-1996）美籍俄罗斯诗人，用俄语和英语写作，在纽约逝世，其遗体后来迁往威尼斯埋葬。基耶斯洛夫斯基（1941-1996），著名波兰导演。
卡西斯的日出*
在半暗中白色建筑群耸立，还未完全
成形，而建筑群旁，那灰沉沉的葡萄园，那黎明前的宁静；
犹大算着银币，但在猛烈祈祷中
扭弯的橄榄树比任何时候都更深入大地。
太阳在哪里！现在依然寒冷，
一片谦卑的风景在我们周围铺展；
星星已离去，牧师们睡得正沉，鸟儿在八月
不许歌唱，偶儿才有一只
结结巴巴，像中学拉丁课上不用功的男生。
现在是凌晨四点，绝望住在如此多的房子里。
这时候脸孔狭长的忧伤哲学家
正雕琢他们陈旧的格言，而疲乏的指挥家，
他们昨晚刚使布鲁克纳和马勒复活，
此刻无人鼓掌地、不大情愿地迷糊入睡，而妓女们
回到她们寒酸的公寓里。
我们恳求葡萄园
被赋予生命，它们灰沉沉，像涂上一层火山灰；
恳求远方那些大城市从冷漠中苏醒，
而我恳求别误将自由等同于混乱，
恳求重获那样一种信仰，它连接
可见和不可见的事物，但不钝化心灵。
在我们下面大海变蓝，地平线的轮廓
逐渐清晰，像一条细长的带子
深情而牢牢地环抱我们这转动中的星球，
我们看见渔船可靠地摇晃，像海鸥
在深蓝色的水面上，而不一会儿
太阳深红色的圆盘从围成半圈的群山里浮现，
归还光的礼物。
*译注：卡西斯是法国著名渡假胜地。
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
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
想想六月漫长的白天，
还有野草莓、一滴滴红葡萄酒。
有条理地爬满流亡者
废弃的家园的荨麻。
你必须赞美这残缺的世界。
你眺望时髦的游艇和轮船；
其中一艘前面有漫长的旅程，
别的则有带盐味的遗忘等着它们。
你见过难民走投无路，
你听过刽子手快乐地歌唱。
你应当赞美这残缺的世界。
想想我们相聚的时光，
在一个白房间里，窗帘飘动。
回忆那场音乐会，音乐闪烁。
你在秋天的公园里拾橡果，
树叶在大地的伤口上旋转。
赞美这残缺的世界
和一只画眉掉下的灰色羽毛，
和那游离、消失又重返的
柔光。
原载《外国文学》2007年第5期
附：另一个版本的《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
试着赞美这遭损毁的世界
试着赞美这遭损毁的世界。
回想六月漫长的白昼，
野草莓、滴滴红葡萄酒。
那井然有序地长满
流亡者废弃家园的荨麻。
你必须赞美这遭损毁的世界。
你见过那些漂亮的游艇和轮船；
其中一艘，漫长的旅途在前头，
另外的，带咸味的遗忘等着它们。
你见过无处可去的难民，
你听到过行刑者兴高采烈地歌唱。
你要赞美这遭损毁的世界。
记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在一个白色房间里，窗帘晃动。
回想中重返乐声骤然响起的音乐厅。
在秋日的公园你收集橡果，
树叶回旋在大地的伤口。
赞美这遭损毁的世界吧，
和一只画眉遗落的灰色羽毛，
以及重重迷失、消散又返回的柔和之光。
■为激情一辩
王东东译
当欧洲深入休息的八月，我们在美丽异常的风景地托斯卡纳的基安蒂（inChianti,apartofTuscany）度过了两个星期。在一个富丽堂皇的庄园的庭院里，一场室内音乐会上演了，这个地方是一个十一世纪的修道院，几个世纪以来都没有修道士居住，早已成为了一个有着可爱花园的宫殿。出席音乐会的观众都非常显眼，当然也有例外（其中就有这些文字的作者），他们由拥有宫殿、别墅以及其他房产的富人组成。这个国际性聚会有相当数量的英国人（也有几个由于不为人知的原因而决计以英帝国老套方式行为的英国妇人），一些美国人，当然，还有一些意大利人。换言之，这个美好庄园主人的邻居。他们中的一些人来此度假，另一些人则是托斯卡纳的常住民。音乐会以莫扎特早期的一首四重奏开始；四个年轻的女子表演得非常精彩，但是掌声相反只稀落几下。我有一点恼怒，当场就认为这是该为激情一辩的时候了。为什么那些富人观众不能欣赏精彩的表演？财富果真消损了我们的热情吗？为什么激情洋溢的莫扎特演奏不能得到同等激情的接受？
我那时假期阅读的书中恰好有一本托马斯•曼的随笔集，里面收录了他在三十年代写就（并做过演讲）的《弗洛伊德与未来》。曼的随笔与一群富人在音乐会上的懒洋洋的反应会有什么关联呢？也许只是我在曼那里同样找到的一种对工作的夏天式的反讽态度，在写作《约瑟夫和他的兄弟》时，他在寻找一种新的心智方向。不用说曼的动机决不同于下午音乐会上玩厌了的观众。在那篇随笔里，曼将弗洛伊德的主要目标解释为类似雷区工兵的工作：我们在应对具有巨大能量的爆炸性物质。古代神话隐藏着极大的危险；它们是必须拆除引线的炸弹。当然我们必须以历史视角来阅读曼的随笔，回想起它们的上下文关系。《布登勃洛克一家》的作者将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看作是向神话世界的力量，向古代神话的毁灭性暴力的回归，他希望以人文主义者的反讽的安慰性主旨来对抗恐怖的巨大冲击波。但是这种反讽并非全然无以自卫，它不是简单的抽象的“音乐会”反讽。它也扎根于神话，但方式不同；它不依赖暴力而鼓舞了生命。
托马斯•曼最终得胜了吗？既然今天，不管怎样我们总是在最为时髦的后现代圈子听到类似的论调。这是真的，反讽改变了它的含义；它不再是一个朝向在欧洲核心区域崛起的原始体系的野蛮开火的武器。他表达了一种伴随着乌托邦希望的沦丧的极度幻灭感，一种由视像的腐化堕落和丧失信誉激起的意识形态的危机，而这种视像希望以末世论的政治理论来替代宗教信仰的传统形而上学。不止一个东欧诗人运用反讽作为对野蛮的绝望的抵抗——在这里是野蛮共产主义及其呆板乏味的官僚体系（这个时候过去了，——新的资本主义不是一个精明机智的反讽者吗？）
但是没有，托马斯•曼并没有赢，这是全然不同的反讽。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种很是反讽和怀疑的景观里；我的全部感知都显露一个相似的意象。也许只在我的祖国，还有最后几个碉堡，以更为坚定的态度在放哨站岗。
一些作者在反讽的辅助下鞭策消费社会；另一些作者继续以此发动对宗教的战争；还有一些作者与资产阶级为敌。在不同时候反讽表达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在一个多元社会里的挣扎泅游。而有时候反讽只不过掩盖了心智的贫乏。因为在我们不知道如何做的时候反讽就总是能够手到擒来。我们会在后面说明这一点。
柯拉科夫斯基在他一度著名的随笔《教士和傻子》中也赞美过反讽。它当初真是很有名，不只是在学术圈子里。在华沙和布拉格，在索菲亚（Sophia）和莫斯科，并且可能在东柏林，它都被热心地研究过。光辉灿烂并且深刻玄奥，这篇随笔预示了一个新的观念。它要求注意古老神学传统的无处不在，哪怕是在当代形式的伪装下。僧侣阶层教士的诸多教条——每个有心智的读者都能意识到这是在对斯大林主义进行充满感情的批评——都受到傻子的行为的反对，拥有急智，且像普洛透斯（Proteus）一样变幻不定，傻子嘲笑那种建基在教条之上的已然石化的文明。这篇随笔历久弥新，即使在今天，还保持着它的推理的异乎寻常的力量。在对共产主义文化的批评方面它标志着一种实质性的贡献；同时它也是从那个时代的情感状态中引发出来的。从中我们还听到了无数的灵感充溢的狂欢的大学生小酒馆的回声，在格但斯克（Gdansk），在华沙，在克拉科夫（无疑还有莫斯科魔爪所及的其他欧洲城市），正是它们产生了一种反苏维埃幽默的香槟酒。我们也能从中捕捉到和诗歌中“‘傻子’的”本体论相似的语调（比如希姆博尔斯卡，她那个时期的诗歌和柯拉科夫斯基的纲领性随笔可以同台朗诵）。
柯拉科夫斯基比他的宣言走得更远——他自身的演进对神学问题显示出一种逐渐增大的迷恋（它总是刺激他的好奇心）。《马克思主义主流》的作者，哲学的极好的“工具”，从来不会毫无征兆地接近信仰问题，仿佛是说（如果不是一个诗人，他就永远不会直接站出来并且说出）你不可能永远处在愚人的位置，因为它的意义已经被它的好辩态度，被它对强有力对手无休无止的针刺耗尽了。
在一篇较晚的随笔《世俗世界对神圣的复仇》中，柯拉科夫斯基说，“一个丧失了对‘骶骨’的感觉的文化也就完全丧失了它的意义。”
没有傻子，教士照样过得去；但是在沙漠或森林隐居处，没有人会被认作傻子。然而我们的时代，历史的恋青春狂（pueraeternus）——崇拜性情乖张的反常事物。巴赫金“狂欢”的观念，也即对等级制的反抗，对文学教授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决非偶然。
在《艺术的去人性化》的一个雄辩地题为“注定反讽”的章节中，奥特加•加塞特（OrtegayGasset）指出了二十世纪先锋艺术的反讽性质，以及它对怜悯和崇高的狂烈的憎恶：“反讽的不可避免的猛进……为现代艺术带来了一种势必会让它自己反胃的单调重复。”
在反讽的世界勾留得太久，唤醒了我们对不同的可能更有教益的作品的渴望。我们又有了阅读柏拉图《会饮篇》的冲动，阅读狄奥提玛对爱的垂直漫游的经典言论。而美国学生第一次听到这个言论会说：“但是柏拉图是男性优越论者。”另一个学生在读了荷尔德林《面包与酒》的第一节后会说，在今天的大都市我们不再能够体验到真正的黑暗，真正的灰尘，因为能源不断，灯火长明，计算机也不会关闭——仿佛他不愿看到这里真正起作用的东西，从白日迷乱向“外来者”，也就是夜晚提供的沉思默想的过渡。
我们被留在了一个印象里，现在的日子只占无尽的永恒之旅中的一幕。这个旅行最好用借自柏拉图的概念来描述，metaxu，也就是“在其间”，在我们的大地，我们的（我们如此设想）可理喻的结实的物质环境与超验神秘之间。中介（Metaxu）描述了人类无药可救的“在路上”（“enroute”）的状况。西蒙娜•薇依和埃里克•沃格林（他们是憎恨极权主义的思想家，从他们我懂得了柏拉图的Metaxu）以不同方式运用过这个概念。沃格林甚至用为其人类学的一个关键概念。
然而，我们不可能一劳永逸居于超验领域。我们不可能完全洞悉它的含义。狄奥提玛正确地激励我们向更高一层美好的事物挺进，但是没有人可以在阿尔卑斯山峰顶居住下来，在那里安营扎寨，也无人想要在冰天雪地里建造一个家。我们会回头向日常（哪怕只是睡觉……夜晚有两张脸。它是召唤我们沉思默想的外来者，但夜晚也是绝对冷漠，是睡眠的时间。睡眠要求根除狂喜。）我们总会回到平凡琐屑：经历了顿悟显形，写完一首诗后，我们走到厨房盘算吃什么，手拿电话账单打开信封。我们总是会从灵感流溢的柏拉图不断转向可感可触的亚里士多德……这也是应该的样子，否则在上面等待我们的是疯狂，在下面等待我们的就是厌倦。
我们总是“在其间”，我们的持续运动总是以某种方式背叛了另一边。在现实生活中墨守成规，沦落在鸡毛蒜皮之中，我们早忘记了超凡入圣。而在超凡入圣的途中，我们会忽略了日常具体，对琐屑之物不屑一顾，而它们原本是赫伯特诗歌的题材，他歌颂冷酷而平静的独立存在。
而崇高与低俗的联系是复杂的。让我们看一下夏尔丹（Chardin）的静物画，以挂在纽约弗利克美术收藏馆（FrickCollection）的《李子》（StillLifewithPlums）
为例：我们只看到一个厚玻璃酒杯，一些闪闪发光的搪瓷器皿，一个盘子，一个凸肚瓶。但是通过它们，我们学会了热爱具体的事物。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存在，它们是冷漠的，也就是说，不可腐化。我们会学会尊重客观、忠实描述和精确记录——在一个如此擅于揭发谎言的时代，尤其是在中欧。
中介状态远非只是悬搁在大地和天空之间悬而不决。对思想者和作者来说，这个范畴具有一种实质性的双向的警示作用。既然我们在两端都不能停留，我们就必须看好自己——如果我们追求更高的现实——不受修辞学的蛊惑，虔诚者最容易沦为它的猎物。有时虔诚会导致难以忍受的自我确认，在心理学（和语言学）的意义上产生教堂里那种浮夸华丽的套话。纵然如此，也许我们仍然不应该夸大。这也是凯思琳•雷恩（KathleenRaine）应对如上指责的方式，在自传《未知的土地》中她写道：“现行规范愈来愈倾向于彻底反转已有的礼俗标准，后者规定什么应该说，什么最好不说。我们认为承认低下的思想行为更为“诚挚坦率”，也因而更为诚实，比坚持只有当我们跳出平凡的“我”才会出现在地平线的感知。一说看到了美丽崇高的事物就会被认为是虚伪的自我赞颂。”
贝奈戴托•克罗齐1933年在牛津大学的演讲，《为诗一辩》中的说法也是有道理的，批评家“天赋一种奇怪的免疫力，让他们一生钻研几卷诗歌，忙于加注，出版著作，辨析疑义，汇拢资料，追踪传记信息，等等，不一而足，而丝毫也不必冒受到诗歌之火感染的危险。”他对教士阶层也嗤之以鼻：“伟大的头脑和芸芸众生都能感受到宗教的召唤，但是掌握圣器的人却不然，教士和管堂员执持礼乐而无动于衷，有时连尊重之情也全无”（当然并非所有教士都如此！）
另一方面，“冰冻”入反讽和自发的日常存在是容易的。我认为，这才是我们这个历史时刻的真正危险，而非那种教士式的傲慢（虽然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宗教的原教旨主义）。此外——虽然我在这里可能并非一个中性的旁观者——激情和反讽并不能等量齐观，它们的关系并不对称。只有激情才是我们文学建筑的第一块基石。反讽，当然不可或缺，但是只能是第二位的存在，反讽是“终极调停者”，就象诺尔维特（Norwid）称呼它的那样；反讽更像是门洞和窗户，没有了它们我们的建筑不过是坚实的纪念碑，而非可以栖居的空间。反讽在我们的墙壁上敲打出有用的洞，但是如果没有墙，它只能在虚无里穿凿附会而已。
我们学会了尊重事物仅仅因为它们存在。在一个充斥了疯狂意识形态和乌托邦鬼话的时代，事物以它们微小而坚韧的尊严承受着苦难。不止于此，还因为它们的一切是那么独特、尖锐和明确。没有含混不清，没有花言巧语，也没有越轨放肆。而《会饮篇》中的狄奥提玛在一种狂喜状态中，受伤感力（pathos）的指示哀婉凄艳，也许会随时飘然远离——谁又知道呢——她可能让我们局促不安。而我们的神学家——不是渴望将我们遗弃在冷静的海滩，那块我们仍可以追随他们的地方？我们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们是不是走得太远了？
实际上，那些学生试图缩减狄奥提玛的言说和赫尔德林的开篇的意义，他们防备自己受到伤感力的影响，仿佛他们惧怕狂喜经验吞噬人的力量；他们蜷缩进了我们怀疑的时代也就是反讽敦促者的声音指示的方向。但也正因为如此，那奇迹般的va-et-vient（往复运动），古今并无二致，那在有限与无限之间、在冷静的经验主义与对不可见事物的陶醉之间、在我们个别具体的生活与神圣之间的协商都被遏制在一个较低位的层次。学生并非是始作俑者；很多在纸媒和网上发言的人，也就是我们的精神（更确切地说是智力）权威和文化领袖，我们现在的思想正统者bien-pensants都难辞其咎。
不确定与激情并不冲突。如果我们想要保持中介的创造性张力，不确定（和怀疑不是同一回事！）就不能永远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外来之物，因为不管我们多么渴望，我们今天的出现和我们的信仰都不会获得绝对和永久的认可。而反讽相反却削弱了不确定。当反讽占据了一些人思想的中心位置，它就会成为一种极为悖谬的确定的形式。我们当然可以找到对反讽的许多运用。举例来说，在齐别根纽•赫伯特的诗里，反讽经常被指向正在下判决的人，那个真理或律法（希腊Nomos）的追求者，而且经常采取自我反讽的形式。真理追求者怀疑地反观自己——“然而要警惕不必要的自负/一直看你镜里的小丑的脸”——怀疑对象并非是真理或律法，而对它们的反讽在当代作家这里经常发生，以怀疑除自己之外的一切事物为乐。
而我们也应该记住，在一个忧患重重的时代投向“美”，也可能发源自一种不纯洁的意识，一种道德上可疑的境遇。因而在一篇严厉的随笔《作家阿尔弗雷德•安德施》（DerSchriftstellerAlfredAndersch）中，W.G.锡巴尔德（W.G.Sebald）嘲笑了上尉恩斯特•荣格尔（ErnstJünger）看见巴黎着火而狂喜不已:DasBrennendeParis,einherrlicherAnblick!（燃烧的巴黎，多么美丽！）。同一篇随笔中锡巴尔德还写道：“在KirschenderFreiheit（《自由的樱桃》）〔安德施的自传〕中，里面讨论到周末飞逃进美学中去，以允许作者在提埃坡罗（Tiepolo）糖果般的葱青画境中纵情享乐，但这再一次流露出他自己迷失的灵魂。”
飞逃到美学中去！我不太了解阿尔弗雷德•安德施的作品——他在早期与第三帝国有过交易——但是我想锡巴尔德可能是对的。（当然只是部分正确——而非全部！——对荣格尔的评论也应这样评判。）锡巴尔德没有引用安德施更形征兆的声明：“我对极权主义国家的回答就是极端内向。”
任何对今日文学的状态感兴趣的人都必须警醒，有一条通向柏拉图式高度的道路就是虚伪的道路。而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摆脱了伪信的其他道路。锡巴尔德指责安德施的更多是极权体系怪异的病症，为澳大利亚人和爱斯基摩人闻所未闻———甚或对我刚才提到的诗人凯思琳•雷恩也是如此。也许今天长大的一两代人也不知道。美在极权主义国家确实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它是曼德尔斯塔姆在沃罗涅什从舒伯特和阿里奥斯托那里渴望的东西，也是波兰诗人雅诺什瓦夫•伊瓦什凯维奇（JaroslawIwaszkiewicz），大量诗歌的作者，一个完全的政治投机分子在波克瓦利斯纳（PodkowaLesna）渴望的。它是普里莫?莱维描述的(PrimoLevi)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但丁诗节。也是瓦特（译按应指亚历山大•瓦特，波兰作家，二战前期在利沃夫遭苏联逮捕，后被投放在古拉格群岛）在臭名昭著的苏联卢比扬卡倾听的巴赫音乐。看来这里有必要做一个严肃的修正：向“高远”事物的远征应保持在个人诚实的状态下进行。
对幽默的感知呢？它能和激情并存吗？E.M.齐奥兰在他身后出版的日记《笔记本》中说：“西蒙娜•薇依没有幽默感。但如果她有，她就不会在精神生活里如此深入。因为幽默感阻止我们经验到绝对。神秘主义和幽默并不协和一致。”然而下一个笔记即修改了这一观察；齐奥兰一定是觉察到他的评论只有一半是正确的，纠正了它：“让我们说神圣可以共存于幽默甚至反讽的时刻吧。但神圣也很难忍受系统反讽而幸存下来……”
而足够容易，去想象迈斯特•艾克哈特（MeisterEckhart）大师发笑甚至狂笑。我看不出幽默和神秘经验有什么根本的矛盾；二者都要将我们从暂时的既定现实中抽离出来。无论如何，我们的头向后仰，既伴随着一阵笑声，也伴随着一阵宗教献礼的虔诚的突然喷涌！
在1912年发表于《新法兰西评论》的一篇随笔中，保罗•克洛岱尔对阿瑟•兰波有一句著名的妙语：“阿瑟•兰波在野蛮的国度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它可被轻易用来描述全部诗人，他们动情地追求隐秘的真理。此外，它对神秘主义者同样适用。去想象一个已被驯化的诗人，一个安定下来的神秘主义者，或者一个有一项日常工作的神秘主义者不是可能的吗？一个欢喜于他的捕猎的诗人？非常不幸的是，我们一下子想到我们是多么经常遇到自鸣得意的诗人和自我满足的神学家。而真正的寻求，无论如何，也只能施行在“野蛮的国度”……克洛岱尔自己是一个佳例。他的《五大颂歌》充满了奇迹般的“野蛮”章节，但是他后期的宗教诗歌却被打上了无以复加的“驯化”的标志。
“我们想必是犯了一种将诅咒降临在我们身上的罪，因为我们已丧失了全部的宇宙之诗”，西蒙娜•薇依说。一些人会反对这个观点：“但可能，我们也有一些收获，我们变得对降临在我们和身边人头上的不幸负起了责任，而将我们自己从可以感染诗歌爱好者的冷漠中解放了出来。不仅如此：我们还成了社会现实细心的、批判的观察者。”我并不会轻视一种批判的立场（只要不是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形而上学），它甚至非常重要，而如果在此我说到另外的寻求，我并不想被误认为是一个用宗教关心来否定社会批评的人。毕竟，东欧先前的异议者永远不会贬低一种诚实的充满勇气的社会批评的重要性——而不管他们自己的兴趣随时间发生了如何变化。如果忘了这个我们就会变成白痴……
但是什么是诗？
任何人只要查看大图书馆的目录索引，就可以发现一系列“为诗一辩”的变体。它几乎是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拥有它自己可贵的传统（菲利普•西德尼，雪莱和贝奈戴托•克罗齐是其经典）然而同时，这也是一个失望的体裁，它里面有什么东西被恐惧攫住了。仅就其题目来说，它们力图让我们相信诗歌的“必要性”，生命力，不可或缺，但是听起来可疑地几近于投降。你必须全力以赴抗辩……约瑟夫•布罗茨基一类作者有时能轻松让人信服，因而他们以极大的激情为诗歌辩护——有时富于迷人的侵略性——多少有点幸运地让对方处在被告席上。（不幸的是对方一般甚至并不知道他们已经奄奄一息；为诗一辩当然只是被朋友们阅读。）
幸运的是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诗歌，也不应该采取分析的方式得到答案。没有一个（确实有很多）定义能够终结这个目标。我也没有这样的雄心。然而看到诗歌“在其间”（“between”）这种运动已足魅惑——它既是一个向上提升我们的媒介，同时也让我们理解到激情先于反讽。激情是大地的炽热之歌，我们用自己不完美的歌来回应。
我们需要诗歌一如需要美（而我也听过在某些欧洲国家这个词被严厉禁止）。美不只是为唯美主义者准备的；对每一个寻求严肃道路的人，美都为他们准备着。美是一种召唤，一个允诺，如果不是如司汤达期望，有关幸福的，也是有关一种伟大的无尽旅行的。
“我们想必是犯了一种将诅咒降临在我们身上的罪，因为我们已丧失了全部的宇宙之诗。”我们其实不仅是丧失了全部的宇宙之诗（我们每天都丧失毫厘，这证明，合乎逻辑地说，我们并未完全丧失，而是一段时间以来就生活在某种不断丧失的永恒状态中，就像某些国家的外债持续增长而仍能繁荣）。我们也体验了托马斯•曼在《魔山》中精确描述过的那种感知的分歧。宇宙之诗分离——就好像现代科学家，一个分子生物学专家观察过的细胞——成了纳夫塔（Naphta）恶魔般的低语与塞特姆布里尼（Settembrini）人道主义的话语。
托马斯•曼并没有发明这个分裂；它更多是一个通过审慎观察得出的诊断。
这是我们时代的不幸：那些从来不犯错误的人犯了错误，而那些犯错误的人是正确的。恩斯特•荣格尔对“基础”的观察评论，《文化概念笔记》中的托•斯•艾略特，还有其他许多保守作家，他们对现代性中的人的分析在“本体论”意义上可能并不是错的。但是他们完全沉浸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中，而对我们从自由民主得到的非凡（和脆弱）的益处视而不见。另一方面，那些以异乎寻常的敏锐分析政治问题的人，那些对不公做出反应的人，经常在精神上处在一种迷茫的状态。可能这与查尔斯•泰勒在《自我的根源》中卓越的评论有联系：在我们的时代，启蒙价值在公共领域里成功实现了，至少在西方是如此，相反在私人生活里我们却将自己交给了浪漫主义的难以餍足。当公共的社会事务处在危机中，我们会求助于理性主义，而在家里，在私人领域，我们却无休无止地寻求绝对，不再满足于我们在公共范围里的共识。
那些反形而上学的但在政治上可靠的自由派在左边（或者可能是中心），而那有潜在威胁的被精神占据的人在右边：一个人有可能如此总结我们特定的分歧状况。
而这不是真的吗，我们依然在和《魔山》中的英雄打交道？和非常吸引人的赛特姆布里尼打交道，他在电视新闻节目中客串亮相，或者在流行报纸上开专栏为民主和人道辩护？我们感兴趣，听他说话，读他的文章，但是有时候怀疑他有某种浅薄。而恶魔般的纳夫塔，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喜欢，但他不是经常以对文化世界的非凡洞察让我们惊骇不已？很难看到纳夫塔在电视上露面；他只在晦涩的杂志上发表观点，而普通人中快乐的大多数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些杂志。
当议会选举的日子临近，我们本能地倾向于赛特姆布里尼，因为我们认为虽然他有些混杂，但仍然会指导我们走向一个合适的政党，它不会拯救我们（反正选举又无关救赎之事！），但也不会将我们引向歧途，引向深渊，引向一些悲惨的极端政治的结局。
然而一旦选举的热潮消退，当代文化的可敬景观恢复了原状，塞特姆布里尼不是让我们多少有一点厌烦吗？我们不是开始想念那个有趣的纳夫塔先生？渴望和他聊一聊我们形而上学的焦虑（别忘了他是一个专家）？他会不会以他世界在根本上是统一的观念迷住我们？我们会原谅他可疑的幽默感，他的笨拙不雅，只要他能够振作起奇异而又尖锐的形而上学颤栗，我们可以不时地接收到，而这是和蔼可亲、诚实的塞特姆布里尼无力提供的。
另一个例子：很多年前，在路德维希•洛纳（LudwigRohner）编辑的一本德语散文集中，我无意中发现路德维希•库齐乌斯LudwigCurtius（不要和出色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家E.R.Curtius弄混）的《在贝尔维德勒的阿波罗塑像前的会面》（《BegegnungbeimApollovonBelvedere》），故事发生于1947年。在随笔里，库齐乌斯讲述了他和一个年轻的德国建筑师的会面（不管真实的还是想象的），一个奇迹般地逃过了世界大战杀戮的退役老兵——作为士兵他曾被征召进纳粹德国国防军，派往许多前线参与战斗。这位建筑师已被最近事件的恐惧耗尽，但仍然与随笔作者在一起待了三个晚上，做了三次精彩纷呈的演讲。分歧点是贝尔维德勒的阿波罗塑像，它曾一度被文克尔曼（Winckelmann）和歌德尊崇，但后来就像很多其他雕塑一样被证实为只是罗马的仿品，因而它的声誉在很多专业的艺术史家眼里大大降低了。但是年轻建筑师仍然对阿波罗塑像保持着忠诚，在里面看到一种稀有的品质，他称之为“尊严”，发现这正是很多当代的艺术作品里匮乏的。第二天他谈到了评论里“协调”的重要性，而更重要的则是对建筑作品的体验。最后在第三天，他热情洋溢地谈到伟大艺术作品的“神秘”，就像苹果的核隐藏在里面。
我们听到的演讲，在路德维希•库齐乌斯的简略版本里，非常精美。
第四天，这个闪光的严肃建筑师离开了——他驶向了阿根廷。永远。而读者也不能确定，他们是否可能在和一个寓言的成分大于真实成分的人物打交道。因为整个随笔也可以被读作是向德国文化的形而上学元素的一次告别。而随笔的作者，更为年长也更有经验，为他年轻的同事惊讶不已，通过他，也向德国知识阶层的象征性的未来说了告别。
同时我们也希望——如果这个年轻建筑师并非出于虚构——他并没有严重的问题要去阿根廷，以躲避战后同盟国的法庭。（所有这些，要记住，是发生在罗马，而罗马在战争刚刚结束那些年并没有最好的声誉）。
这最后一个怀疑是有征兆的——但也近乎是自动的。激情，形而上学的严肃性，强有力的观念态度的危险声音，在现今的日子都是可疑的。它们立刻坐在了被告席上，甚至无需漫长的负责任的调查。然而，我必须承认，这种对年轻建筑师战争时期个人历史的怀疑也发生在我身上。
一个更普遍的问题以相当不同的方式浮现出来。这种精神的分裂，这种象征符号的狡猾，这种正在进行中的派别划分，出现在服膺启蒙精神的塞特姆布里尼与尊崇中世纪（或浪漫主义）的纳夫塔之间，这种表明凡是每一个有很强的宗教渴望的人都会自动沦为“右翼”的分歧——的确是给定的吗？或者，这种当代的病痛是否可以治愈？
然而，并非每一个当代作家都合乎这种分裂的法则。西蒙娜•薇依当然根本用不着害怕《魔山》中二元范畴的考验。契斯拉夫•米沃什同时富于理智和诗性的作品也是如此。这类作品的标志就是，它们不会认同于简单的意识形态划分的算术。米沃什是《幽柔之国》的作者，题目取自布莱克的个人神话。这部作品谴责了我们时代对形而上学问题的全然冷漠；它痛心地追踪了宗教想象缓慢的腐化过程。但是米沃什很难被称作“反动保守主义”的作家，或是纳夫塔的学徒。他当然也是《被禁锢的心灵》的作者，这本书在所有那些知识阶层只能梦想法治的国家都被热心研习（我听说近来古巴的知识分子也在读它）；不同书的用心的读者，属于连泛泛之交都谈不上的两种知识分子的政党，他们永远不会找到一种共同的语言。但是米沃什依然做到了让他对自由社会（在公共论坛里它已经多次表达了自己）的关注与有力的形而上学渴望和解。
让我们倾听：
我闭着眼睛。请不要催促我
你权力、火和力量，天还早。
我活过很多年，像在半梦中，
感到我正在到达变动的边界，
其上色彩和声音都变得真实
这个世界的事物也获得统一。
那么请不要强迫我张开嘴唇。
就让我相信，深信我会到达。
就让我在米特博格海姆溜达。
我知道我会。它们陪伴着我：
秋天，木制的轮子，屋檐下
悬挂的烟叶。这里，和每个
我转向的地方都是我的家乡
不管是在何种语言里我听到
孩子唱歌和情人交谈的声音。
比谁都更快乐，我将会得到
星星微笑着的一瞥在膝盖处
像丝绸的皱褶。我将走过山
在白天的柔光里恬静地注视
水光、城镇、路和人的习俗。
你权力、火和力量把我握紧
你的手掌，你的有力的掌纹
就像南风吹拂的巨大的山谷。
你给予肯定，在恐惧的时刻，
又在怀疑的星期里确定什么
现在还早，就让酒慢慢成熟，
让旅行者睡在米特博格海姆。
（英译者契斯拉夫•米沃什和理查德•劳里RichardLourie）
这是《米特博格海姆》中的摘录，米沃什在1951年写作这首诗的时候——我们从他自己的评注里可以知道——他正受到二十世纪中叶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的折磨。在为共产主义的外交服务了若干年后，他“选择了自由”，为此他遭到了流亡团体的无情攻击。这些攻击使他陷入绝望，开始怀疑诗歌。阿尔萨斯•米特博格海姆（AlsatianMittelbergheim），朋友们邀请他来访问的一个村子或城镇——这个地方的名字有一种欢快的巧合，它同时具有“山”、“中间”和“家”这几个含义——给了他内在复生的可能。他有了一种精神的经验，一种关于“其他事物”的经验，这种经验是一个人在巴黎承受强压很难遇到的，尤其在四五十年代，巴黎这座超级城市被意识形态所渗透，就像一块吸足了水和肥皂泡沫的海绵；这是一种对自然、世界和火的精神体验。
这个阿尔萨斯镇向诗人透露了一个维度，以超越二十世纪中叶特有的意识形态争论。这个阿尔萨斯镇，抑或这个世界，陈旧也好新鲜也好，一个有着山峦、葡萄园和斑驳院墙的乡村家宅的世界。
不止诗歌，在米沃什的全部作品里，我们都能找到一种无休止的曲折迂回，在思想观念和神秘超验之间，在对集体生活中的诚实和透明的需要，对善的需要，与对顿悟显灵，对狂喜陶醉的另一方面的需要之间，后者显示（但是从未完全，从未能够一览无余）了一种更高的意识。米沃什非凡的承受巨大压力的能力，从社会范围向形而上学的领域进发的能力，赋予了他一种无限的诗学能量，一种在今天极少见到的能量。这源于他自身的能力，将中介（metaxu）状态转化为一种持续不断的生动的朝圣旅行，一个道路修远的艺术家的工作。
尼采的追随者总会想起安提亚斯（Anteus）的神话，他在接触大地的时候更新了自己的力量。米沃什改写了这个神话，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安提亚斯，只有同时触及大地和天空才会重获自己的力量。
米沃什诗性（和随笔的）天才的欢乐的双重性，它的一丝不苟的关注，对集体生活中的真理，同时对更高的狂喜形式的真理，让他创造了一个作品的主体，在它面前纳夫塔和赛特姆布里尼都会停下脚步——不仅带着巨大的尊重，还有深邃的兴趣。因而有可能，真正的激情不再分裂；它统一了。它既没有导致狂热盲信也没有导致基要主义。可能有一天激情会重返我们的书店，重回我们知识分子的心智之中。
2014年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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