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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优势与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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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优势理论，一般算是美国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chenkron，1904-1978)在1962年创立的。但是，很多后发国家的思想家事实上早就有了后发优势理论的雏形。例如孙中山，在鼓动追随者时就多次提到，国家落后不可怕，因为有先进国家的知识、技术、经济、政治体制可以现成学习，也有先进国家走过弯路的教训可以吸取，因此中国一定能用更少的时间，“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则其成功，必较革命之破坏事业为尤速、尤易也。”
当然，我们现在回顾，没有那么尤速、尤易也。为什么呢？孙大炮在鼓吹后发优势的时候，忘了说先进国家并不是傻子，坐在那里看着你赶超。所以这里有一个博弈问题，就是说：后发优势只是一种潜在的优势，先进国家可以想办法让你发挥不良。
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理论，看起来屁股是坐在先进国家这一边，研究后发优势国家的命门，应该怎么来收拾的理论。我这里只谈知识、技术发展上的后发优势与博弈。
1． 对先进技术的模仿和借用，使后发国家一开始就可以处在一个较高的起点，少走很多弯路。或者说，学习成本远远低于创新成本。博弈：先进国家要充分利用掌握的话语权，知识产权，技术封锁权，加大后发国家的学习成本。
2． 后发国家在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已有一定的技术创新能力的前提下，可以直接选择和采用某些处于技术生命周期成熟前阶段的技术，以高新技术为起点，在某些领域、某些产业实施技术赶超，即所谓“蛙跳”(Leapfrogging)模型。博弈：先进国家要鼓励或迫使后发国家在条件不成熟时就提前蛙跳。
不多写了，奇怪的是，我们国家有人研究这些博弈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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