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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位朋友跟我谈起在美国读博时遇到了一位很变态的恶导师,导致这位朋友后来不得不转学,甚至在以后的数年时间里,这个恶老师的阴影仍然在心中久久不散。这让我想起我也有过类似的遭遇。
1998年,我被美国东海岸一所五星级大学录取为博士生,满怀憧憬地来到美国。结果刚到学校不久,招我们入学的原系主任退下来,他的位置由一位罗马尼亚裔的女教授(以下简称R教授)接任。这位R教授五十出头,没有结婚,平时浓妆艳抹,穿得花枝招展,常常在系办公室外的小路上穿着高跟鞋边踱步边抽烟,见人却也很少说话,大多数时候一个人沉默地踱步、吸烟。系里同时招进来两个中国学生,两个罗马尼亚学生,还有一些其他学生。这个R教授对那两个罗马尼亚学生格外照顾,而我们两个中国学生似乎做什么都不入R教授的法眼,她对我们的态度常常莫名其妙的、冷冰冰的。当然,我们初来乍到,因为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也许没有和她沟通好,或者不知不觉做了些让她看不顺眼的事,这都有可能。另外,我做第一个rotation的实验室的导师M教授是个高大的加拿大白人。现在看来,他就是个很“push”的导师。他希望我最大限度地呆在实验室干活儿,但又没有明说。只是当我每次上完课,或者做完助教,或者从图书馆学习完后,回到实验室,就会看到他不满的眼光。有一次甚至在实验室的黑板上写道“Where are you, Jianjun?”。当时我不太懂,没有意识到这是很严重的警告信号,而且自己也的确很尽力了。刚来美国,语言,文化和生活都要适应,还要在功课和实验上全力以赴,这对很多初到美国的中国学生都是挑战。如果遇到一个通情达理,有耐心,比较宽容的导师,那就算很幸运了。我恰恰不是很幸运。另外一个中国学生来自北医,她在另外一个实验做rotation,具体的情况我现在也想不起来了,连她的导师是谁,人怎么样都忘了。当时自顾不暇,也许压根儿就没有留心过。第二个学期,我换到了H教授的实验室做Rotation。这也许更激怒了M教授。因为是M教授电话面试的我,所以他认为我就应该留在他的实验室。可是按理说,我应该是系里的学生,因为我拿的是系里助教的资助,所以在做完Rotation前,我并没有固定的导师。H教授也是个新来的教授,人很好。在他的实验室我做得很愉快,实验结果也很好。即使在我离开数年后,我的结果仍然被收入一篇论文发表了。
就在我第二个Rotation做的顺利愉快,第一个学年快结束时,一个由R教授和H教授酝酿已久的计划实施了。有一天,R教授和H教授突然找来我们两个中国学生说,你们的表现没有达到要求,你们需要离开系里。听到这个决定,我当时很懵。觉得自己成绩也不错,也没做错什么啊。当时毕竟没有经验,不知如何理论,感到很无助,就无奈接受了。然后,我就开始疯狂的发申请,联系其它的学校。然而,在联系其它学校的过程中,成就了我一生中一段难忘的经历。
发了一段时间的申请后,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有个教授回信,要我去面试。但只答应给我报销一部分旅费。我一算,坐飞机太贵了,就买了灰狗公司的长途汽车票。一是省钱,二是方便,因为汽车站比机场要近很多,而我那时还没有汽车。另外,我当时也想顺便一路上看一看美国的“大好河山”。我从美国东北部的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的康涅狄格州一路坐到最南部的植被茂密、炎热潮湿的路易斯安那州,中间依次路过有各种不同气候和风景的美国东部各州。其中,巴尔的摩的破败的黑人区和美丽的郁郁葱葱的北卡森林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上车后才知道,灰狗长途车的主要乘客都是低薪甚至无业的美国社会底层民众,其中以黑人居多。这里毫无种族歧视的意思,因为沿途遇到的黑人大多数都很好,很nice。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大都很胖。有的女士需要侧着身子挤过汽车中间的对我来说很宽敞的过道儿。或者,当一个胖大的黑人男士坐在你身边的座位时,你的空间会顿时被压缩得很狭小。他们很多人交谈起来都很有趣儿,对我这个中国人感到很好奇,问了很多问题。有一段时间,他们还在狭窄的空间里摆动腰肢,连唱带跳,让一路抑郁沮丧的我都被他们快乐的气氛感染了。我还遇到几个中国同胞,他们都是福建偷渡过来的。有的命运和我一样,呵呵,被中餐馆老板解雇,只好坐长途车投靠朋友介绍的下一个中餐馆。其实对方收不收他也不是很确定。他们全部的家当就是一个编织袋,还要挣钱后给家里寄钱。用他们的话说“我们走到街上,就像逃荒要饭的”。他们最大的困难是语言不通,一点英语都不懂,甚至连汽车票都不会买,上了车就担心坐过站,一刻不敢闭眼睡觉。他们见到我是学生懂英语,就像见了救星,让我帮忙买票,和司机交流,提醒下车等。他们虽然东西不多,仍然很慷慨地拿出袋子里不多的家乡特产与我分享。他们甚至还撺掇我,“你上学多苦啊,你英语这么好,到饭店打工,老板肯定不让你干脏活,都是前台领客,点菜,一天下来小费就上百美元,你跟我干得了“。我真佩服他们这种闯天下的精神,不会英语,举目无亲,怎么就敢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呢?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还这么乐观幽默!每次有人到站,下车离开时,我都有一丝伤感,“朋友,你能找到下一个打工的餐馆吗?等待你的命运是什么呢?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祝你好运吧”。总之,一路上,我见到了我从来没有见到,以后也许再也不会见到的人和事,感触太深。我觉得我其实很幸运!
经过数个日夜的旅行,终于到达路易斯安娜州。在最后一站的卫生间里,我洗漱一番,可一不留神,我放在洗手台上的手表竟然不翼而飞了。从那以后,我有很多年都不戴手表,因为的确也不太需要啊。
面试时,我做了个seminar,那位教授很满意,愿意收我作学生,并让我回去后,把所有的旅费单据都寄给他报销。可当我回去后,威斯康星医学院的录取通知就到了,没有面试,直接录取,而且七月一日就可以入学,不必等到八九月份。有这么好的机会,我当然接受了威斯康星医学院的offer。威斯康星医学院负责招生的J教授是一位善良而严谨的学者,我直到现在还记得他常常独自一人俯身在实验台上做实验的背影。还有我后来博士的导师B教授。每天早晨,他走进实验室,总是一手叉着腰,另一只手捋着嘴上的小胡子,看着你微笑。整个博士读下来,我们学生一致认为“老板“并没有具体教我们任何一项技术,但我们却都觉得从他那里学到了太多太多。导师做到这个份儿上,还有什么可说的?
有一段时间,我很恨M和R教授,他们在我带着理想和憧憬刚到美国的时候,就给我当头一棒。我离开时,甚至发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心里早已平复。博士毕业后,我又回到东海岸哈佛医学院做博后。有一次开车路过那个学校,我还特地绕弯儿在熟悉而陌生的校园转了一圈,真是物是人非啊。前两年,我无意间翻到那个系的网站,发现R教授好像退休了,而M教授这么多年怎么还是副教授?我倒希望是网页好久没有更新吧。回想在美国的二十年,我更多的是感恩,感恩我的博士和博士后导师,还有很多其他教授和同学,以及现在的同事们和我的实验室的学生们。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我们要抱着怎样的态度去对待遇到的各种人和事在很大程度决定我们是否成功、快乐。如果遇到“恶人”或者遭受不公平的待遇,你是一直耿耿于怀,记恨下去,还是向前看,走好自己的路?毫无疑问我们要选择后者。为什么?因为生命太短,我们为什么要把时间花在与“恶人”和“烂人”纠缠或者因为别人的错而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抑郁暗淡呢?其实,本文中的“恶导师”也不是什么值得斗争的“十恶不赦”的人,他们也许做了错误的决定,但他们在其它方面可能是个好父亲,好丈夫,好科学家。所以,人生难得的是以平常心看待“好与坏、“善与恶”、“得与失”和“福与祸”等。遂赋诗一首与朋友共勉:人生屈指百十年,莫与“恶人”做纠缠。一寸光阴一寸金,享受当下常感恩。重利轻身世人病,到头一切化浮云。敢问人生为何来?难倒多少古圣贤。
最后,不管现在中美两国政治上如何变化,中美人民的友好交流应该永远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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