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什么而活”——这是人生中最重大的问题。然而，在现代研究理想的影响下，今天的大学从教室里摒除了这一问题。在这本雄辩、流畅而又深思熟虑的著作中，安东尼·克龙曼教授通过考察人文学科的衰微、学术研究理想的转变、大学的转型等重大主题，探讨了大学放弃追寻人生意义的深层原因。作者主张，大学不仅是传播知识，也是探讨生命意义的场所。他呼吁复兴大学中失去的人文学科传统，通过精细而批判性地阅读文学和哲学巨著来追寻人生的意义。

本书作者安东尼·克龙曼曾在芝加哥大学执教，后担任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长达十年之久，现担任耶鲁大学讲席教授（SterlingProfessor），在耶鲁大学的本科生院——耶鲁学院的新生项目中执教，教授哲学、历史、文学、政治学。1968年获美国威廉姆斯学院文学学士学位，1972和1975年分别获得耶鲁大学哲学和法学博士学位。代表著作有：《马克思韦伯》、《合同法：案例和问题》、《迷失的律师》等。

作者在书中围绕“人生的意义”这个被高等教育忽略的问题，对美国高等教育界、美国思想界直至整个美国社会和时代精神进行深刻反思。作者认为高等教育对于人生意义问题的疏忽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接着依次从世俗人文主义、研究理念、政治正确性和科学时代的精神这四个方面展开阐述。全书层次清晰、思维流畅，在为我们搭建多角度认识人文学科的平台的同时，也能够引发我们对当下社会和人生的进一步反思。以下是对该书的主要章节和主要观点的摘录：

 

世俗人文主义：人生意义问题的逐渐疏远

在世俗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大多数学校选择迎合现实需要，向社会提供物质享受服务、宣扬民主精神，这是对经济和政治做出的巨大贡献。同时，学院倾向于为年轻人的职业生涯做准备，直接帮助学生实现已确定的目标。但是，这样会导致一些人尚未确定自己想做些什么，或对于该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的问题很不明确。作者认为学校教育应该帮助学生过一种值得过的且不局限于狭隘的职业生涯成就的生活。

每门本科生的博雅教育课程的目的都是为其学生提供此类机会，但如今关于捍卫人生意义、人生目标和价值的观点在美国高等教育中越来越罕见了，甚至有人认为人生意义问题不适合在学校中研究。17世纪初，人生意义还是年轻人必须研究和学习的主题。从南北战争时期直到20世纪中期，世俗人文主义建立了多元研究视角和对人文学科全方位的批判传统，这种传统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末，人生意义问题已被驱逐出人文学科的教学主题了。

 

研究理念：现代性研究的前奏与新学科的权威性

学术生活的意义是什么？韦伯阐述的学术理念不再是仅让德国人着迷的奇思妙想，学问的生产和传播今天已经是全世界高等教育一个核心的、有组织的目的。所有的美国学院和大学的教师在研究生院开始了解学术职业规范，研究生们把自己的学科思考成独特的研究领域。渐渐地，学术工作呈现出专业化趋势。这也是整个现代世界大趋势的冰山一角。

现代的研究理念是19世纪的创造，广义的学问当然比它的历史更悠久，但是在19世纪以前，大部分学者和科学家都是各自为政地在任何有组织的机构环境之外工作。而现在的研究体制起始于19世纪初期的德国大学，新的研究理念推动了第一批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建立，其中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碰撞为新理念提供了思想来源。19世纪初，受到浪漫主义影响的古典主义者不再以永恒范式的方式考虑他们的学科，而是把任务转向抓住独特文明产物所反映的这种文明的个性。这种观点赋予事实性知识更大的重要性，即有限性的研究选择替代了古典知识的圆满模式。

专业化是原创性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一个人不可能拥有本领域中的全部知识，每个人的原创的、昙花一现的点滴都成为日益扩大的沧海中的一粟，而新研究理念下的学者们正希望为知识的沧海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但这种新的研究理念也否定了世俗人文主义设想下的人类生活的终极价值。转到学术领域，一个学科的结束和圆满恰恰是就研究而言宣判这个学科的死亡。现代研究理念使我们摆脱对生活的圆满性的整体关注，而要求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生活的某个狭小方面。研究理念在今天已经是每个学术性学科工作中的组织原则，但它使人文学科失去了它曾经拥有的作为人生意义导师的特殊权威性。

 

政治正确性：古典主义与多样化思想的碰撞

人文学科在接受新研究理念的同时失去了威望，研究理念的价值破坏了世俗人文主义的传统，损伤了人文学科教室曾经拥有的对帮助回答此问题的能力的自信，于是他们感到无法夺回失去的威望。这种焦虑和空虚使得政治思想趁虚而入，其中有民权运动、多元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观念。

民权运动即平权运动，实质上是多样化思想在教育价值上的体现。世俗人文主义也承认多样性的价值，以上都是政治自由主义的价值。多元文化主义的产生受到政治利益和作为改善公正手段所起作用的激发，它所谋求的改善主要是信念和价值的改善。结构主义与多样性和多元文化主义不同，它不在道德和政治事件中形成观念，而在被称作认识论的哲学探究分支中有自己的起源。结构主义者肯定“人的世界”，否定了世界“天然”地存在某些特征，具体到多样性问题上，它进一步强调多元价值，承认自由发明在创造意义和价值中的作用。

古典主义对生活的意义提供有组织的教导，这种教导基于一种“内在价值”，而结构主义恰恰谴责这种内在价值的观念。多样化和多元文化主义的观念也提倡每种前提都存在一个具有价值的理由。但这实质上摧毁了人文学科关于能为探索人生意义问题提供有组织的指导的诉求。这些观念的道德和政治上的前提让人生意义问题失去必要性，一些我们所不能改变的关于我们自己的事实：种族差异的存在、各文明差异的存在、“自然”和“真理”的存在，这些关于人的自由的观点扩展到了无意义的选择上，这些观念用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毫无可靠性而言的新年阻碍了人文科学。但是，人生意义问题仍然存在，因此原教旨主义的重要性就体现了，因为人文学科曾经和原教旨主义紧密相联。但信仰不应是独占人生意义问题的权威。

 

科学时代的精神：科学主导下新时代人文学科的诉求

在这个科学主导的时代，自然科学的权威性和知识基础稳固而不可动摇。科学的权威性始于技术，我们对技术的接受与日俱进，我们对技术力量的服从也与时俱进，我们不能想象没有技术的生活，也不希望有这样的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权威性。而技术的权威性扩展并返回到隐藏在它背后的科学，我们通过科学发现所产生的技术的功效，这反过来证实了科学的真理。

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工作的教师和学生有很强的目的性，并且能感到自己工作的价值，大部分社会科学家也是如此。社会科学不能通过发明来证明自己，但社会科学是客观地引导我们去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最佳手段。现代的政治社会不再适用过去的管理模式，社会组织逐渐依赖一种专门的管理技能，而这种技能正是社会科学的产物。社会科学面对的不是解决现代社会的行政和管理问题，而是首先向我们提供对人类社会的理解途径。这种状况在经济学案例中尤为清晰，经济学在今天演化为管理科学和决策科学。

从整体来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高等教育领域所享有的威望，是科学和它的产物在我们的文明中享有至高权威性的局部表现。但人文学科则没有分享这一权威性，因为它不属于科学系统的一部分。技术是一种凝聚力，而文化是一种离散力，它本身又缺乏权威性。那我们要人文学科有什么用呢？答案就是，我们需要人文学科去满足我们时代的植根于科学本身的霸权主义中的更深层次的精神期盼。科学创造了它无力填补的一个空洞，是引起当代人烦恼和渴望的原因。科学提高了我们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并产生了不计其数的技术奇迹，也正是科学同时削弱了我们对人的条件本身的认识。而这个空洞，是原教旨主义者信仰泛滥的温床。我们需要人文学科，就是因为它们做出的响应比宗教做出的响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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