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是哈佛大学招生歧视审判的前一天，抗议者在波士顿科普利广场(Copley Square)的一场集会中发生了殴打。负责此案的联邦法官在周一主持并听取了各时期的学生关于大学招生保有种族倾向重要性的陈述。

在联邦法院上，作为哈佛亚裔美籍妇女协会的联合主席叶卡捷琳娜·何(Catherine Ho)描述了一种日本甜年糕“麻糬”，并解释了该组织最近如何邀请同学们在一个赞助的文化活动上制作这种受欢迎的甜点。同时，身为大二学生的何(Ho)说道“教育不仅仅是你在课堂上所学到的东西。”

过去两周，招生官员和统计专家的证词主导了一场备受瞩目的诉讼，坚决反对哈佛大学招生歧视。一个组织声称哈佛大学歧视亚裔美籍申请人。随着审判进入第三周，法院终于听取了小部分来自少数族裔的哈佛学生和刚毕业的学生的意见。

八位证人一个接一个地描述了他们在大学的个人经历，他们将这些经历视作一项正在进行的证词，少数族裔的学生在某些方面受到了欢迎，但在另一些方面却遭到了排斥。他们描述了在校园中感到与他人紧密联系和与人异化疏远的某些时刻。他们还解释了他们认为在招生中申请者的种族十分重要，正如种族对于他们的个人生活的重要影响。

何(Ho)在肯塔基州长大，她说她的父母是作为难民逃离越南的。她后来在申请哈佛大学的论文中描述了她的家庭经历。当她在大学入学后看到自己的录取文件时，她说:“我有点害怕。”

然而，当何(Ho)看到招生人员对她论文大加赞赏时，她给父母打了电话告诉他们这个消息。在周一的开庭审判中，她作为证人陈述道：这件事情就是一个信号，表明学生们不一样的经历在招生入学环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自从进入哈佛大学以来，何(Ho)一直帮助组织学生聚会将代表不同少数群体的学生聚集在一起。去年秋天，哈佛亚裔美籍妇女协会(Harvard Asian American Women’s Association)联合赞助了一项名为“亚裔美籍人社区中的反黑人种族主义”的活动，在这个活动中，一群形形色色的学生进行了最直接的讨论。

何(Ho)说，这样的交流是她在哈佛求学经历的重要部分。因此，她也有机会与其他少数族裔的学生一对一地接触。例如和她讨论过学校招生歧视的黑人室友一样，或者是和她讨论过第一代学生如何感到成功的巨大压力的拉丁裔学生。她说“通过了解这些经历，我们可以一起变得更坚强“。

和周一出庭作证的大多数证人一样，何(Ho)表达了对哈佛的一些矛盾情绪。在去年夏天提交的法庭文件中，她对哈佛大学招生办公室针对亚裔美籍申请人有偏见的指控表示担忧。

不过，正如她周一在法庭上所说的，她支持保有种族多样性意识的招生计划。一名律师要求何(Ho)设想一下，如果哈佛不考虑申请者的种族，如果校园里少数族裔的学生人数因此而减少了，这会影响她的学校经历吗？“毫无疑问，”何(Ho)说，“这样只会更糟糕。”

“我终于可以呼吸了”

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学生和校友的证词可能只是一段插曲，甚至只是来分散注意力的。在经历了几次激烈交锋之后，这天是审判中安静的一天。原告的律师很少提问，他拒绝盘问大多数证人。

然而，这些生动的，有时令人心碎的证词提供了有助于形成案件的最终结果。在审判开始的时候，一名为学生公平入学辩护的律师说，“多样性不作为审判的标准。”然而，代表哈佛大学、一些学生和校友组织的律师们在案件审判中实际推进的大多是保有招生生源多样性及它带来的有意义的一面和具有种族倾向的招生计划正遍布各处的实际情况。

周一，这些律师问了哈佛学生和校友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要求他们解释哈佛大学的招收生源的多样性是如何吸引他们成为申请者的，并是如何使他们在学校的各个角落受益的。如果没有有力的解释，证人们的含糊其辞则说明了少数族裔学生在顶尖校园中的经历是很复杂的。

伊策尔·利伯塔德·瓦斯奎兹-罗德里格斯(Itzel Libertad Vasquez-Rodriguez)是一名2017届毕业生，自称是土生土长的墨西哥裔美国人。她回忆起从其他学生那里了解到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她说，和来自不同种族和民族背景的人在一起让她变得更具有探索精神，也让她成为了“一个更有批判精神和更独立的思考者”。

然而，瓦斯奎兹-罗德里格斯(Vasquez-Rodriguez)也描述了在校园里看到许多白人面孔和走进以白人命名的校园建筑时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她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真的开始感到厌倦了。”她作证说，在大多数学生都是白人的班级里，她经常感到紧张，不愿发言。她还说，“如果黑人和西班牙裔学生的数量下降，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将是灾难性的。”

尽管有一些负面的经历，瓦斯奎兹-罗德里格斯(Vasquez-Rodriguez)在少数族裔学生的校园组织中找到了安慰。“在这些群体中，我终于可以呼吸了，我可以做我自己了。”2016年从哈佛大学毕业的萨拉•科尔(Sarah Cole)也将少数族裔的学生组织描述为一股帮助部分被忽视的学生继续前进的力量。作为黑人学生协会的前任主席，科尔(Cole)说，这些团体能够用大学无法做到的方式来支持学生——给他们“一个他们可以依靠的强大社区”。科尔(Cole)说，“如果被忽视的少数族裔的学生人数减少，从事这项工作的学生就会减少。” 

“我的故事被倾听了”

哈佛大学四年级学生Thang Q. Diep在法庭上表示，哈佛大学需要更多的不同种族的学生多样性。迪普(Diep)是一名来自越南的移民，他描述了自己对校园内一些亚裔美籍群体的代表性相对较低的看法。

他说：“这很糟糕”（“It’s sucky,” he said.）。当一位律师礼貌地请他选择一个不同的词时，法庭里爆发出一阵笑声。法官笑了。迪普(Diep)也笑了。“我觉得自己被边缘化了。”他变得严肃起来说道。尽管如此，有志成为儿科医生的迪普(Diep)说，在哈佛学习如何与非白人学生合作加深了他对文化认同的理解，并塑造了他对自己希望成为什么样的医生的想法。“如何以一种相对全面的视角看待年轻人，并考虑到他们的全部经历？如何将人视为人，而不仅仅是一个身份？”

也许没有人的故事能像陈莎莉(Sally Chen)的那样有说服力。陈(Chen)是哈佛大学的一名大四学生，她描述说有一次一名大学员工直接误认为她是游客，还告诉她，她必须离开校园楼。 在那一刻，她说她觉得自己“永远是外国人”。陈(Chen)称自己被哈佛录取是一场胜利。她说，多年前，她的高中辅导员建议她，有些亚裔美籍人经历的申请论文“写得太过了”。她忽视了这一建议，写下了成为中国移民之女的感受，她把这段经历与拉尔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的小说《看不见的人》(Invisible Man)联系起来。“这对我是谁来说真的很重要，我想我不可能漏掉它。仅凭数字和简历不可能告诉你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陈(Chen)在法庭上说，如果哈佛大学的招生办公室当初并没能考虑到她的种族，她也不认为自己最终会去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大学。她说:“仅凭数字和简历不可能告诉你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当时他们关注到了我的申请论文中的个人故事。”

2003年，在Grutter v. Bollinger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支持大学对申请者种族以及其他许多因素的考虑，以进一步引起人们对“来自多元化学生群体的教育福利”的强烈兴趣。本案的一个关键证据是:密歇根大学法学院(University of Michigan Law School)详细描述了从该学院招生考虑的学生种族、宗教和其他有助于提高申请者录取率的相关信息，不包括年级和成绩。在一个充斥着数据的案例中，那些独特的个人经历脱颖而出。

周一公布的消息是否会对法官产生影响还有待观察。但对于许多挤在法庭后面的，穿着浅蓝色“捍卫多样性”字样的T恤的少数族裔学生来说，这些故事，至少在一天内意义重大。

As Harvard Trial Winds Down, Admissions Director Takes the Stand — Again

随着哈佛大学的审判结束，招生主任再次站稳脚跟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As-Harvard-Trial-Winds-Down/244993?cid=RCPACKAGE

Harvard’s Star Witness Testified All Day. Here Are 4 Moments That Mattered.

哈佛大学的明星证人整天都在作证。这里有4个重要时刻。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Harvard-s-Star-Witness/244979?cid=RCPACKAGE

Dueling Economists: Rival Analyses of Harvard’s Admissions Process Emerge at Trial

竞争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招生过程的竞争分析在审讯中浮出水面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Dueling-Economists-Rival/244964?cid=RCPACKAGE

文章来源链接：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At-Harvard-Trial-Statistics/244957?cid=at&utm_source=at&utm_medium=en&elqTrackId=048cabf768534211a7967d1bac92a70b&elq=471336a8cf0041f0aca88639c8a8327f&elqaid=21190&elqat=1&elqCampaignId=10078&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