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提高科研产出，中国的高校在发表国际SCI论文方面给在职科研人员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但是迄今为止，对中国的这种愈演愈烈的“publish-or-perish”（要么发表要么出局）文化的研究调查很少。

4月1日，一篇相关的研究调查论文在开放获取期刊《Publications》上线。西安交通大学的学者通过深度访谈的方式调查了中国中部某大学的科学和工程学科的7位青年科研人员。调查表明，青年学者面对着巨大的发表国际SCI论文的压力。

参访者表示，因为发表论文的压力，他们难以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科研活动，包括教学训练。他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写作上，导致身体健康问题，并影响家庭关系。参访者称他们不得不急于仓促发表论文，因此很难做出高质量的或有新发现的研究。这个研究调查证明了作者对中国高校使用国际论文发表量作为学者学术表现的评估手段和激励方法的判断。

理文编辑摘取了原文中青年学者对调查的回应，这些心声反映了他们对所处困境的认识，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中国青年学者在科研界的生存现状。

令人窒息的发表压力：

为了评职称，候选人必须在三年内在几个国际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在接受访谈时，只有一位受访者发表了足够的论文。所有的受访者都表示发表论文压力太大。国内的职称评审制度给科研人员带来了焦虑。

“时间太紧迫了，3年要发5篇SCI文章，相当于每6个月1篇，压力当然大了，压力山大！”

一位受访者自2015年与学校签合同后尚未发表SCI论文，他做了详细的回应：

“我对新的政策怎么看？除了压力还是压力……想想看，投稿审核论文需要2、3个月，同行评审又需要2、3个月，最终论文还有可能被拒稿。”

不仅仅中国面临publish-or-perish的情况，受访者称这在国际学术界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他们不得不理解并接受这个现实：

“在新加坡某大学助理教授需要在6年内发表30篇SCI论文。他们面临着极大的压力。没论文？那么走人！”

“我的美国博士导师在开始他的职业时，他总是催促他的学生做试验。因为他必须定期向研究中心负责人和学院领导汇报进展，这样才能在3年之后申请终身教职。朋友告诉我说美国高校里的新讲师都像疯了一样拼命的工作。全世界都这样。”

“Publish-or-perish就是学术圈的明规则。就这么简单。没有谁能改变这点，也没有哪个国家能改变这点。”

此外，受访者倾向于认为在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论文能公平地表明他们的研究能力。因为有这样的看法，他们与新的考核体系和光同尘，甘愿承受现存的发表压力。新政策导致了这样的两个结果：一方面，研究者内心怀着失去工作的担忧；另一方面，他们在研究，写作和发表上的积极性变得更高，而这可能会带来更高的科研产出，至少在国际认可的论文发表量方面是这样。

“如何评价科学研究？如何评价科研人员的水平？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更好的办法。但在找到更好的办法之前，我们应该遵循现在的办法。如果没有任何评价标准会怎么样？中国可能会回到上世纪60年代的“大锅饭”时代。如果没有发表论文的要求，那我就不用努力做研究，每天办公室露个面就行了，是不是？如果不要求发表SCI收录论文，大量的低质量论文会被制造出来……”

“我不能仅仅满足于学校的最低要求。我需要发表尽可能多的论文。发表的论文越多，未来的晋升空间就会越大。”

发表压力产生的影响：

受访者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以论文来评价学术表现是公平的，这样的政策也能带来机遇，也能激发他们在学术道路上不断进取。但是，通过进一步交流，访谈发现新政策带来的后果不止上面这些，还有很多负面的影响。

对于质量和数量的争论：

受访者一致认为他们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研究的质量。

“考虑到大学的政策，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被迫采取‘急功近利’的做法。如果要发表一篇高质量研究的论文，你可能需要3年、4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采集数据。但一旦你把它完成，你的研究会有真正的影响力。”

“如果没有量化考核，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自己的方式来工作，然后我们肯定能静下来做点有意义的研究，这是肯定的。但现实是量化考核而我们不得不应付它。”

“例如，我有一批好的研究发现可以写一篇高质量的论文，但实际上，为了达到学校的要求，我不得不分成5篇或者6篇论文发表。要数量就没有质量。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我正在做的研究是继续我原来在美国做PhD时的研究，这样能快速写出论文来。”

“像我这样PhD阶段研究的数据用完，不得不从头再来的人，必须加快进程。我通常花半年时间做实验得到数据，再花两个月写论文，投稿，然后立刻开展新的实验。我更愿做一个大课题，但那需要一年或者两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考虑到学校的评价机制，我们最好着眼于研究一些公认的热点课题。如果你的研究太过新颖，还未引起集中的关注，你可能会在发表方面遇到麻烦。如果你没有发表足够多的论文，那可能过几年你就被淘汰了。”

“我们管我们这样的行为叫灌水。因为我们总是用同样的研究方法，研究不同的对象。我们所做的就是向水塘中灌水（笑）。”

 一个令人担忧的情况是学者在发表压力下是否会有数据造假行为：

“学校附属医院的同事们压力更大，他们在忙着治疗病人的同时，还需要SCI文章才能晋升。他们没有搞科研的时间，所以只能采取一些‘有效的’的手段来造论文。”

“他们的很多实验是由一些公司完成的，他们从公司手里取得数据，然后再让他们的学生撰写论文……通过这样的方式做出来的论文的质量如何有保障？你让以利益驱动为第一位的公司来做你的研究，天知道那些公司提供的实验结果是真是假？”

发表论文vs.其他学术任务

学校要求签tenure-track合同的学者要选一门选修课旁听，担任助教。如果学者没有海外经历的话，要访学一年，还要参加各种不同的培训项目。

“批改学术的作业，答疑辅导，负责学生的考试，批改试卷，这些活儿我们都得做。”

不时地学校还会安排额外的任务，从参加学术会议到各种行政的后勤的工作。

“学校经常邀请一些教授来做讲座，为了让这些教授有面子，学校要求我们必须出席这些讲座，尽管这些讲座跟我们的研究无关，我们根本听不懂。”

 受访者表示，这些任务耽误了他们在发表上的时间，他们用“毫无意义”，“无用的”和“非常烦人”来形容学校的这些任务。

没有海外经历的必须要出国交流一年，这个要求已是强制性的。必须要通过CSC指定的英语考试，英语水平不足的还要学习英语。还要联系国外的教授寻求邀请，到了国外还要申请使用实验室。

身体健康上的影响：

由于发表论文的压力，受访者称他们每天工作10到15个小时，每周工作7天无休。过量的工作导致身体上的疲劳。

“拼命的努力才能获得PhD。拿到学位时，你是非常非常累的。你需要休息一段时间才能缓过来。但是现行的政策不允许你有时间缓冲，说实话，我现在跟做PhD时一样累。”

长期加班工作的后果可能要比身体上的劳累更严重。一位受访者说起他的导师时很激动，他的导师是一位从美国著名大学回国的海归，全心全意致力于他的研究工作。但一天夜里，他的导师猝死在办公室，当时仅50多岁。

“他每天都在办公室工作到很晚，常常在晚上十点叫我们去他办公室讨论论文。他手把手的教我们怎么才能写好论文，我们总是讨论到很晚，直到凌晨两点才回家。”

导师的死对这位学者影响很大。这些年轻的学者第一次认识到，他们引以为豪的勤奋，可能对他们的健康造成很大的伤害：

“我们去医院做了全面的体检。结果发现我的胃有问题，可能因为我很少按时吃饭，有些同事查出身体虚弱。我们经常感冒，因为我们的免疫功能太差……我们决定课题组每周至少要打一次羽毛球，我以后要三餐按时吃饭。”

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冲突：

为了达到发表的目标，年轻学者被迫长时间工作，受访者介绍了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冲突：

“吃过晚饭，如果有实验我就回到实验室。我的妻子她……能理解这一点，她也必须理解我……试验是最重要的事情，无论任何情形，你必须去。”

“做PhD时我们还能时不时的出游或者聚会。但是现在我们没有这个时间了。因为压力悬在头上，你必须不断向前进，不然你就被淘汰出局。”

“我女朋友和我住在一起。每天我回到家时，晚饭已经做好了，不用再在学校食堂吃，我觉得很温馨……”

“我觉得我很幸运，因为我的妻子一直支持我，家务她全承包了，我什么都不用做。”

“她在城市的另外一端工作，那里很远。她想支持我，但是她在上下班的路上各要花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我告诉我的妻子，我努力工作所以你就努力工作，她同意。因为如果两个人都辛苦工作，谁来照顾家，谁来照顾双方父母？”

“她原来在另外一个城市的市政府工作。为了跟我住在一起，她把工作辞了。她为我做了很大的牺牲。”

“妻子和我想要一个孩子，但是我们没时间。”

“要孩子的事只能延期，家里的事情也得以后再处理。我妻子对此不满，但是我们没得选择。”

当前的环境对女性学者来说特别困难。在中国，20多岁的女性面临着结婚和生育的社会压力。一位女性受访者为了完成论文发表规定推迟了自己的个人生活。她的一位朋友说：

“我的一个朋友去某大学应聘，面试官直白的说‘因为课题组刚获得一个项目，你接下来几年不要生孩子’……如果她不同意，她就不会被录取……对于女性来说，我们别无选择。这个世界一直是不公平的。”

中国一些高校里流行的激励和评估政策一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比如提高了科研产出，提高了学者的待遇和竞争力。但另一方面，“数论文”这样粗暴的评估方式同样带来了很多的负面影响，学者们为了论文的数量牺牲研究的质量，为了达到评估条件采取造假手段。同时，学者迫于发表的压力，身体健康和家庭和谐方面的问题也愈加突出，还有潜在的性别歧视问题，都值得深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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