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顿·克拉克(Burton R. Clark)，美国高等教育界的著名教授。1921年生，历任耶鲁大学的高教所所长以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和高教所所长，致力于高等教育的比较研究。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界最为熟悉的外国学者之一，其所著的相关高等教育作品如《高等教育系统》、《高等教育新论——八个学科和比较的观点》等在我国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一书以“高等教育以知识为主要材料”为出发点，从组织的观点阐明高等教育系统的基本要素，并通过各国之间的比较研究来进一步阐述如何更好地组织协调、管理及改进高等教育研究水平。作者认为，高等教育是一个系统，从实质上来说，也是一种权力斗争系统。研究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就是“集中研究这个系统本身是如何决定行动和变革的。”全书脉络清晰，主要可分为三编，分别从高等教育系统基本的组织要素、高等教育系统如何整合与变革以及价值观妥协与权力分享的规范性理论进行阐述。

在全书的开篇，克拉克教授就指出，不同于企业组织、政府部门和许多非营利性机构，高等教育中知识即材料，“尤其是高深知识的材料，是高等教育系统的目的和核心。”因此，由于知识所具有的的专门化、自主性、永无止境以及传承性等特征，也使得高等教育系统具有着学术活动所特有不同于其他的一些特殊的运行特点和问题。而教学和研究则是可运用的主要技术。针对这个以知识为载体的系统所特有的特点，克拉克教授从其基本要素展开论述：

l 高等教育系统基本的组织要素

克拉克教授认为，高等教育系统基本的组织要素主要分为工作、信念和权力。

1.工作即这个系统内部的劳动分工和安排方式。

根据知识特性，各国高等教育工作都可按照学科(discipline)和院校(institution)来进行划分和组合，且具有高度交叉性。这也是高等教育系统的一个显著特性。其中学科既能实现不同领域的专门化，也能以综合的方式将不同院校的人进行联合，它更是主宰学者工作和生活的力量，“如果让学术工作者在单位和学科之间做选择，他或她一般都选择离开单位而不是学科。”从院校的分工来说，横向层次分为部类，纵向层次分为不同等级。部类如学部、专业学院和普通学院，还有讲座、研究所和学系等，在此方面，各个国家部类之间的依赖度程度不同，如“欧洲和拉丁美洲学部高度的自主性和低微的相互依存性，反映出其官僚的软弱性，而美国较强的行政管理制度，也一定程度促进了学系与学部的联合。”根据序列原则（the principle of sequence），高等教育系统也具有着不同的等级和层次。如美国大学包括主要从事普通教育、专业化能力有限的第一层次四年制本科生及第二层次的研究生院和专业学院，而只有第二层次，才是进入了高级专业领域。

根据以上部类及等级的划分，克拉克教授还对各国高等教育系统做了分类与比较。其中横向主要分为单一公立系统中的单一机构部门（即系统垄断，整个高等教育几乎为一种统一的国家系统，整个系统实质只包括一次形式，即国立大学。如意大利、西班牙、瑞典、葡萄牙等）、单一公立系统中多重机构部门（虽然只受一层次政府部门管理，却分化为两种或更多的机构,是较为普遍的模式如法国、泰国、伊朗、波兰等）、多重公立子系统单的多重机构部门（分化为许多州级及省级系统，主要在联邦制国家如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及私立和公立并举的多重机构部门（私立和公立中存在多种机构类型，相互竞争，如美国日本等）。

2.学术系统的多样和复杂性决定了学术信念作为第二大组织维度的重要地位。

作为学术组织，高等教育系统内存在着不同人员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就像是一种深厚的情感及信念纽带维系着组织的发展。克拉克教授认为，学术系统内部主要包括学科文化、院校文化、专业文化及系统文化五种信念。其中学科文化是学习本学科人员所共享的观点与思想，在分享理论、方法论、技术和问题中形成的他们所特有的知识传统与思想范畴，而这些信念又“只能由成员含糊的感受而不易为外人察觉”。作者尤其提到，有时，学科文化甚至可能含有偶像崇拜。此外，由于不同组织规模的不同、整合方式的差异及内部冲突等问题，不同院校也会产生各自特有的院校文化。如美国的文理学院，形成了自己强烈且统一的自我信念，在无休止的对课程顺序、研讨课等的争论中，也更加形成了他们共同的情感。这样的院校信念，可以说，既是自我形象，也是院校盛誉。而像教师、学生、行政管理人员等院校中多样的角色，也形成大学里特有的亚文化，影响着院校整体的信念。专业文化则是信奉自己专业的人，作为“学者共同体”的成员在其中分享自己区别于其他人的兴趣。自由的观念是其核心。而有时有些学术信念也需要依附与该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也就是系统文化的影响,如意大利高等教育的人文主义及德国的科学传统等。不同国家的系统文化在入学信念、专业信念、就业信念、研究信念等方面产生差异。

克拉克教授强调信念对于系统的重要作用在于，这些信念的介入既有助于作为缓冲器促进各方的理解，也有助于组织内各个层次的整合，如当不同类型专家致力于共同的使命时，就可以带来跨学科合作。

3.学术系统内部的权力分配和权力合法化是系统运行的最重要的方面

正如阿什比勋爵所言，“大学的兴旺与否取决于其内部有谁控制。”大学内部权力的分布对大学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因此高等教育系统更是一种“作为权力系统的学术系统”，且具有复杂性、权力弥散等特点。克拉克教授认为，大学内部的权力可分为六个层次，从底部到顶部分别为系或讲座-研究所的结合、学部或学院（school）、整所大学或学院、学术管理组织、州省及市政府本身、一国政府及有关部局与立法机构。而在不同的高等教育系统中，这些层次的重要性也不一致，集权系统很显然下放的自治权力就比较少。此外，从权力形式的角度，可以将大学内部权力分为扎根于学科的权力（学术权力）、院校权力（董事、院校权力）及系统权力（政府、政治权力），而这些权力的百搭牌就是“感召力”，这种感召力有助于个人或特定职位的人获得权力的合法性。其实，大学内部这样多样化的合法权力其实就像是一种“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

根据对各国高等教育系统权力分配特点的分析，克拉克教授概括出三种典型的权力分配模式，分别为：大陆型、英国型及美国型。大陆型模式中权威的分布是教授行会和国家官僚的二者结合，即权力结构上主要反映高级教授和政府部门官员的利益，但是大学层次及其组成部分层次自治权威较弱。英国模式的权力分配则是教授行会、院校董事及行政人员的结合，行会权威较大。而美国模式也是综合了教授控制和院校董事管理及行政控制等形式，但与英国不同在于其教授控制的力量稍弱，董事及行政人员影响较为强大。此外，作者认为，日本模式是这三种模式整合的产物。克拉克教授指出，日本参照了这三种主要模式并根据当地的传统条件进行了自己的结合，其国立大学具有较大的声望，同时私立院校也具有像美国一样多样的组织形式，是一种“相对对立的组织与权威形式的迷人的组合。”

l 高等教育系统的整合与变革

在了解了学术系统的基本要素后，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在这些要素的作用下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整合与变革过程。

在大众化时代，由于高等教育各类“工作”的增多，各式信念的交织以及各种形式权力的拉扯使得其整合似乎也面临着各类的麻烦。总的来说，高等教育系统整合的过程主要通过官僚、政治、专业和市场四个方面的协调。官僚制的不断协调主要通过内部分层、扩大管辖权、扩大编制、行政专门化及设置条例等方式；作为高教系统内部的合法权力，政治协调主要通过上升的政治优先、政治卷入深化及内部利益强化等方式；专业性协调则是通过学科专长的扩充、中央学术团体的扩充及教师利益组织的扩大等方式；此外，市场协调作为“无形的手”，自发的通过消费者市场、劳动力市场、院校市场等方式对系统进行调节。

“大学是所有社会机构中最为保守额机构之一。但同时，它又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能促进社会变革的机构。”当谈到大学变革时，也许美国教育家西奥多·姆·赫斯伯格的这句话最合适不过。当大学系统内部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工作模式、信念模式和权力模式时，它的变革总是充满了各种约束的力量。“体制结构在影响变革方式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同时，这样一个成熟的系统，相对来说也更容易应对变化，也更能有意识的进行调整“，然而，这样的变化却可能是无形的、点滴的。”机构越老越长寿。”除了受到工作、信念对变革的影响，由于内部权力分配的不同，各个高教系统内部变革的产生也受到官僚、学术权威、市场等多方因素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高等教育系统这样一种受到多方面因素推动和牵制、产生各种矛盾却又能够自我生存的情况，可以说就是一种“无序中的有序”的状态。这样的状态也进一步推动着各国高教系统在国际移植的相互学习中不断走向分化。

l 价值观妥协与权力分享的规范性理论

在全书的最后，通过对各国高等教育系统所做的分析与讨论，克拉克教授从价值观及权力多元的角度提出其规范性理论。

作者认为，社会正义、能力、自由及忠诚是各国高等教育工作者所共有的基本且重要的价值体系。但高等教育系统若要把这些价值观念都有效表现出来，势必会是充满矛盾与妥协的。因为这些价值观念所引起的行为会经常发生对抗或冲突，我们需要通过调整和协调，允许这些观念同时存在，也只有“在一种兼容并包的结构中才能照顾各种互相对立和矛盾的价值观念。”

在价值观妥协的前提下，能使系统内部达到一种“各显神通”的状态。在此基础上，克拉克教授进一步提出其对于如何能促进高等教育更好发展的观点：即权力分享、支持多元化及无序的合理化。由于高等教育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不可简单地用经济系统等标准来评价高等教育系统，通过对其工作、信念、权力基本要素的分析，克拉克教授认为：第一，作为一种权力系统，高等教育需要走向权力的分享，“过于集中的权力是最大的危险。结构松散不失为一种办学方针”。第二，分权也意味着需要支持多元化。协调并不意味着趋同，而是让不同部分发挥最佳作用。第三，强调并赞扬无序状态。因为对于高等教育系统来说，也只有这样的状态才能最大限度的挖掘内部潜力。看似混乱，实际却更加灵活。

（作者：赵蓉，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