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枫的推荐下，我沉痛地读到他的博文“一个人的命运——物理化学家萧光琰之死”（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e17e990102ebo2.html），其中转载了原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白介夫的“我与萧光琰的苦涩友谊”。从文章看，白介夫的文笔功夫炉火纯青，八十多岁的中庸平和让人不得不信任他的描述与评价：真实和中肯。而且搜索发现，其文最先出自于《炎黄春秋》2005年第7期（责任编辑：吴思），后汇编于吴思的《亲历记：走向1949》，更增添了让人钦佩的历史学者式严谨与睿智。

    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毫无疑问，白介夫的“我与萧光琰的苦涩友谊”（以下简称“白文”）描写了一个现代版的命运悲剧（悲剧是戏剧主要体裁之一，含英雄悲剧、家庭悲剧、命运悲剧三大类），这种类型的悲剧实际上是必然与自由的悲剧冲突（古希腊的“命运悲剧”就是这种悲剧），常常表现“小人物”平凡命运与来自社会各个角落的有形与无形的巨网的冲突。所谓“命运”，不过是那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及自然与社会的法则，即一定社会历史条件对人的生命活动的限定而已。

    有鉴于此，本文结合本案例从个人与社会制度设计两个方面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思，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小人物命运的个人选择

    从历史的维度看，物理化学家萧光琰不过是一个小人物。小人物不同于大人物，他们的生活往往是世俗生活而非政治生活，他们斤斤计较于自己的现实选择，而与高瞻远瞩的政治抱负、高人一等的政治情操相去甚远。从“白文”看，萧光琰的悲剧命运首先肇始于他的一时冲动，从那个充满激情，或者说充满天真无知的“选择”开始，命运悲剧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降临了。可以说，“白文”客观中允地展示了萧光琰悲剧的必然性：对于“来自社会各个角落的有形与无形的巨网”而言，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可以看出，他的待遇无论如何都不是最坏的，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获得了相当的宽容。但是，从美国回来的他的一家首先是与国内基本状态在文化、思想上的落差。

    “白文”描述：“有一次在会上，他听着根本听不懂的批判内容，面对着他根本无法理解的革命群众，产生了难以忍耐的愤怒，气得把眼镜都摔了，他这种对抗运动的态度，也让群众对他更有看法。他认为很多批判实在太无理，盼望有人出来澄清事实，可是没有。当时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表达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萧光琰想这也许是下面的人臆想出来的不实之词。遇到不合理的事，要据理力争，不能沉默。他要向上面讲清楚，于是人们经常看到他给领导写信，凡事都要求‘有个说法’。他自己说话有理有据，也要求别人有科学态度。
　　“当时的领导碰到这种情况经常是不了了之，不想明确回答，也无法明确回答。运动是他们领导的，他们的责任是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当然向萧光琰没办法解释。
　　“得不到‘说法’，萧光琰无法忍受。在美国，得不到回应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罢工或换地方。换工作不容易，于是他就自行‘罢工’。有时候好几天都不去上班，在家闹情绪。那时候，人们对美国回来的博士还是两重态度，既觉得政治上比他高一截，心理上又有些敬畏。所以也没人管他，这又引起周围一些人对他更大的不满。”

    “白文”在“与众不同”的章节下接着描述：“在那样一个大讲艰苦朴素的年代，萧光琰总是衣冠整洁，头发吹得一丝不乱，戴着金丝眼镜，英气焕发。这使他与众不同。他把美国的工作习惯也搬到中国，工作时要高效严谨，但不认为每天八小时都要高度紧张，必须劳逸结合。他的休息不是悄悄抽只烟，躲到哪里待一会儿，暗自偷点儿懒，而是认真地订出咖啡休息时间，饮茶休息时间。他觉得这是为了养精蓄锐，或在轻松的环境里进行业务交流。可当时的中国，萧光琰的这些做法被认为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作风，让很多人看不惯。
　　“萧光琰那时生活水准远远高于一般人。他夫妇俩待人真诚热情，家里招待客人，常常是一般人享受不到的橙汁、巧克力。当时对大多数人来讲能吃上水果已经是很奢侈了，萧光琰不仅经常吃水果，而且保留了一些他自己的习惯，有时还用酒精擦水果的皮进行消毒。这些事一经传开，群众中再加以渲染、夸张，就成了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白文”在“他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打击”中分析：“在美国，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是再正常也没有的事了，如果有两个地方都要你，当然要反复进行比较。可当时人们要达到的思想境界是‘我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安，放到天安门城楼上不骄傲，放到厕所里不悲观。’大家都在表示坚决服从分配，即使不服从也都找个说得出口的理由。萧光琰的做法显得很个别，他的犹豫被看成是患得患失，个人主义。而他自己则浑然不知周围人对他的看法，他认为选择到哪里工作，完全是个人行为，自己有选择的权利。”

   在工作上，萧光琰的严格也与国人的模糊格格不入。“白文”继续描述：“他和我说，有些人做实验像炒菜一样，大概地加点酸加点碱，没有严格的定量概念。他在实验室建立了很多‘清规戒律’，常常在给每个人挑毛病。这个瓶子要用蒸馏水冲洗，那个反应加试剂后要充分搅拌。结果组里有的人看到他，有些紧张，因为他几乎是永远能发现操作不严格的问题。中国人讲情面，他的做法让很多人不适应。
　　“萧光琰打算回中国时，曾在美国收集了很多他认为有用的工具书。他一直认为一个好的科技人员就是会利用图书馆的人。他经常去所里的图书馆，发现图书馆里的书虽然不少，但多已过时，而他带回来的书相对讲更新更有价值，所以他决定把这些书交给图书馆，也可以让更多的人享用到这些前沿知识。图书馆的人很高兴，就说你把书拿来吧，我们会折价给你一些钱。这完全是客气话，人家并没有认为接受图书还要给钱，当时有‘中国特色’的表现应该是毅然决然地拒绝收钱，并表示贡献给国家是最大的快乐。可他径直说：你们看着办吧，象征性地给点就行。美国书非常贵，他当之无愧地接受了他认为是象征性的回报。
　　“因为萧光琰捐献的书和资料很多，结果用他捐的书又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人们可以更经常、更容易地去翻阅那些图书资料，看到那么多人去翻阅他带来的书，萧光琰由衷地感到欣慰。他根本不知道别人对此事另有看法。
　　“1958年，萧光琰所在的“催化过程研究室”要迁到兰州，那里的条件当然远不如大连。萧光琰根本不认为要‘哪里艰苦哪安家’，而是‘哪里科研条件好，哪里能搞我的催化剂，哪安家’，他要求留在大连。所里研究以后同意萧光琰留在大连。别人认为这是对他的照顾，他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

    好了，不再转引。诸如上述，萧光琰的悲剧命运无不源于他最初的那个一时冲动的个人选择。

    二、国家命运的制度选择
    以上，我们反思了“个人选择”在萧光琰命运悲剧上的主导作用，但从国家命运角度能否再进行进一步反思呢？

    实际上，我相信大多数人在阅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心疼的还主要在国家与民族层面：一个报国赤子竟然落得如此下场，难道不值得反思？

    我只从小人物的“世俗生活”如何被绑架成大人物的“政治生活”这一脱离实际的“乌托邦”简单说说。因为第一，历史不可重来；第二，留待政治学者去剖析，自己缺乏那样的专业训练。

    经历过的人都知道，那的确是个“充满激情的岁月”，个人生活毫不留情地被政治“乌托邦”所淹没，每个人都是革命的“螺丝钉”，处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你死我活的较量之中。那时候，意识形态决定一切，家庭出身决定一切，小人物的个人生活、个人尊严不值一提，常常被有意无意的忽视，甚或践踏。“文革”结束后，大规模的“平反”实际上是对那个时代的一种本质上的反省。尽管今天看来，一切都顺理成章都是水到渠成，具有不可改变的历史趋势，我也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反思，但我觉得一定要反思，否则许多血的教训，岂不白白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