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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前200年)是人类精神史上一个非凡的转折点。雅斯贝尔斯指出,在这一时期,中国、印度、西方几乎同时涌现了孔子、老子、佛陀、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赛亚等思想家,人类开始以理性的方式反思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在这一思想革命中,因果关系——人类理解世界“为什么如此”的核心范畴——经历了深刻的重塑。
1 亚里士多德与古希腊:四因说与整体因果观
在古希腊,因果思考的高峰由亚里士多德登顶。他在总结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四因说,认为要完整回答“为什么”这个问题,必须考察四种原因:质料因(事物由什么构成)、形式因(事物的本质是什么)、动力因(事物如何生成)、目的因(事物为了什么而存在)。
四因说的革命性在于:它将因果关系理解为一种整体性的关联,而非孤立的线性链条。四种原因“相互间是不同的,但又是共属一体的”-1。以耕作土地为例,土地与种子是质料,人的开垦与阳光雨露是动力,果实是目的,而种子成长各阶段的外形是形式——这四者被耕作行为凝聚为一个整体,实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心和照料”。
更为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赋予了自然事物内在的目的因。自然事物有其自身的目的,不受人的控制,人应当“照料和守护”这种目的因。这意味着,轴心时代的古希腊因果观不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工具,而是人与自然相互联系、共属一体的整体性框架。
2 中国先秦哲学:生化模式的因果观与天人合一
中国轴心时代的因果思考,虽未形成亚里士多德式的概念化体系,却同样建构了深刻的因果模式。美籍学者成中英将其概括为“生化模式的因果观”,具有三大特征:
整体论特征:所有事物相互联系、共属一体,反对原子化的割裂。内在论特征:万物的始源不仅产生万物,还分配了每一事物的内在本性,这种本性在现实中表现为它们各自的位置。有机论特征:事物的变化是其内在本性与外界相互作用的结果,而非单纯由外力推动。
这种因果模式的最重要推论是天人合一的理念——人与自然应当平等相处、和谐共进。儒家讲“天为万物之始”,道家讲“道生万物”,都强调人不是自然的征服者,而是自然整体中的一部分。
3 祛魅的先声:从“吉凶由天”到“吉凶由人”
轴心时代的中国思想还呈现出另一条因果思考的线索:对天命鬼神观的批判与祛魅。
春秋时期涌现了一批杰出的政治精英,他们对弥漫的天命鬼神观提出了深刻的质疑:
天象无涉人事。郑国子产在面对彗星出现的预言时明确表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自然现象有其内在规律,与人间的吉凶祸福根本无关。
异象无关吉凶。周内史叔兴在回应宋国奇异天象时说:“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陨石、鸟倒飞等异象只是自然界的客观现象,没有所谓的人间寓意。
吉凶由人。鲁国大夫申繻指出:“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这意味着世间本无鬼怪,吉凶祸福都是人类自身行为的结果,而非超自然力量的操控。
这一系列论述“实是一步步祛魅天命鬼神,而力图理性化地理解一切的思想过程,其中隐含了一种重要的精神转折,即由膜拜鬼神,转而倾心于对人自身的省视和肯定”。
更进一步,春秋智者提出了“民为神主”的命题。随国大夫季梁指出:“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周太史史嚚也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这些论述空前凸显了人的主体地位,而将神置于依附从属的位置。
4 两种因果思维的张力与汇合
综观轴心时代的因果思考,可以发现两种看似矛盾却相互补充的思维倾向:
(1)整体论的因果观:以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和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为代表。这种因果观强调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赋予自然以目的和价值,要求人以“关心和照料”的态度对待世界。
(2)人文觉醒的因果观:以春秋时期的“吉凶由人”“民为神主”为代表。这种因果观将因果关系的锚点从神转向人,从超自然转向自然秩序,开启了理性化理解世界的先河。
两种思维并非对立。整体论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人文觉醒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合在一起,构成了轴心时代因果思考的完整图景:世界是有意义的整体,而人作为这一整体中的主体,既要理解世界的秩序,也要承担自身的责任。
5 轴心时代因果观的历史位置
将轴心时代的因果思考置于更长的历史坐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嬗变线索:
从更早的神话思维来看,因果被归因于神祇的意志:雷电是宙斯的愤怒,丰收是大地母神的恩赐。轴心时代的突破在于,因果被从人格化的神那里解放出来,进入理性和哲学的领域。
从后来的近代科学来看,轴心时代的因果观又带有鲜明的整体论特征。有学者指出,人类发生了从“轴心时代的整体因果观向近代科学的动力因因果观的嬗变”。近代科学将因果简化为“动力因”:A推动B,B推动C,线性、可量化、可操控。而轴心时代的因果观保留了更丰富的维度:质料、形式、目的、整体关联、内在本性。
轴心时代并非将因果关系“解释清楚了”,而是将它“问题化了”,赋予了它哲学反思的维度。四因说、生化模式、天人合一、吉凶由人……这些思考共同构成了一座思想宝库,其回响至今仍在因果哲学和科学方法论中激荡。这正是轴心时代留给后世的最深刻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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