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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董竞成:“中医”作为学科概念及其实质的古今变迁

已有 559 次阅读 2021-10-26 08:02 |个人分类:思考中医|系统分类:论文交流|文章来源:转载

资料来源:中西医结合研究院 2018-08-16


董竞成,教授,博导,博士后流动站站长。复旦大学国家“双一流”及上海市高峰学科-中西医结合学科带头人,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临床医学院中西医结合系(临床)主任,华山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世界卫生组织复旦大学传统医学合作中心主任。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卫生部国家临床重点专科负责人,教育部高等学校中西医结合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建设负责人,世界华人医师协会理事,世界华人中医医师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理事兼呼吸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促会中医分会副会长,《传统与现代医学》(英文版)杂志主编。主要从事中西医结合肺病、肿瘤、老年病的诊治及相关基础研究,也从事中药新药的开发,以及多个民族传统医学比较研究和中国传统医学整体架构的研究。发表论文230余篇(其中SCl文章80余篇),获得省部级以上奖项5项,专利及软件著作权6项,主编专著多部。

摘要:“中医”是一个随着中国传统医学史的演进和医学实践发展而不断变化、深化和丰富的概念。从现代科学的学科分类的角度看,中国传统的学术基本上是文史哲等分界不清,在西学东渐潮流影响下,才出现了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分科,为跻身现代学科体系,传统学科纷纷在寻找着自己的学科归属,“中医”学也概莫能外。故本文从学科的角度,分析了“中医”从一个原初的医学概念,到一个具有等级层级的医学概念,再到一个表述与西医/现代医学某种程度上相对应的医学体系的概念的变迁过程;从主要表述单一的汉民族传统医学的概念演变为表述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医药在内的中国各民族传统医药统称的概念的变迁过程;从“中医”一元格局,到中西医二元格局,再到大力发展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实现了中医、中西医各自独立存在、中西医汇通、中西医结合等医学格局的变迁过程。通过引入“大中医”、“三分法”、“五要素”、“三融合”等创新性的医学理念、医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对未来医学的发展趋向进行了思考与展望,提出去粗取精,“智者察同”,通过融合中国各民族传统医学中“不自觉地领先于现代医学的部分”、“已和现代医学达成共识的部分”等,构建中国传统医学新体系;也表达了未来创建兼融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人类新医学的期盼。

“中医”学,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受中国传统思维影响,是一个主要包括阴阳、五行、运气、藏象、经络等学说以及病因、病机、治则、治法、预防、养生等为内容的传统医学学科,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民防病治病丰富经验的总结与提升。严格意义讲,古代没有明确的“学科”概念,因而也没有中医学科的说法,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医”一词的概念本身也存在一个演变的过程。“中医”不管是作为一个学科概念,还是作为一种能够代表中国传统医学的统称,都是在近代伴随西方科学技术和西方医学发展并波及影响中国而生的产物。所以,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中医”既有沿袭之同,又表现为演进之异。梳理“中医”学科内涵和外延的千年变迁,对进一步厘清“中医”学的概念,特别是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进,以及未来在人类共同医学学科体系构建、人类卫生健康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等方面有重要意义。

01 “中医”作为学科概念的古代含义

一般而言,学科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学科概念的形成大抵经过以下过程。先是人类的实践活动产生经验,继而经验的积累和消化形成简单的认识,认识在通过思考、归纳、理解、抽象而上升为知识,知识在经过运用并得到验证后进一步发展到科学层面上形成知识体系,处于不断发展和演进的知识体系根据某些共性特征进行划分,最终逐渐形成不同的学科。中医学的发展演进过程,也是一个经验累积、知识总结、实践运用、科学凝练并归属为一种独特和独立知识体系的过程。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正如在中国近现代以前,并无称谓上的“中医”概念一样,“学科”的概念也是一个现代意义的概念。但是“学科”的内容,却又有宽泛的指向,即可以是历史的范畴,也可以是当代的范畴,并不是要先有“学科”的概念,才有具体的“学科”内容。同样,“中医”虽然是一个后起的概念,但是“中医”作为中国医学(最早是汉民族传统医学)的历史范畴和实际内容,原本在古代就已经存在并且不断演变发展。基于此思路,下面首先从两个层面论述“中医”作为学科概念在古代的含义。

1.1 古之已有“中医”概念的古代阐释

“中”,《说文》载:“中,内也,从口,上下通。”其为象形字,甲骨文的书写像旗帜形状,字形中的“口”的形状即为旗帜的中央,所以此字本义为古代氏族社会的旗帜[1]。后引申为与两端等距离的时间或位置,或范围之内。“中”作动词使用时(去声zhòng)有合乎心意、达到目标、遭受、受到等字义。“医”字究竟起源于何时,无法可考,但是其丰富的含义和演变,反映了丰富的古代医学文化元素。简体“医”和繁体“醫”本是两个不同的字。《说文》:“医,盛弓弩矢器也,从匸,从矢[2]。”很明显“医(yī)”在古代与战争有关,而为士兵取箭之人就是“医生”。“医”后来逐渐成为“醫”的简化字。“醫”,从殹(yì)表示箭伤,从酉(即酒,古代医病用酒)会意,表示用酒调治箭伤,这个字非常形象地把古代医生的作用、治病的手段、方药的使用、诊治的场所等这些和医/医学有关的元素集于“醫”字。后来又有异体“毉”字,从殹(yì)从巫,表示医学发展早期巫与医同源、混杂的阶段。周朝以后,人们逐渐摒弃从巫的“毉”,保留了更多从酉的“醫”。

上述从构字法的角度分析了最早“中”和“医”的丰富含义,作为一个组合——“中医”一词的出现,目前史料可知始于东汉时期的班固,其所著《汉书·艺文志》记载:“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故谚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3]”。“有病不治,常得中医”,难道要讳疾忌医,贻误病情,显然并非此意。从班固所述上下文字的比较来看,首先论经方适宜治疗的原理和预期效果,后论经方失宜的表现和后果。综合比较才得出谚语所言“有病不治,常得中医”的含义。宋·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对此作过解释:“不服药,胜中医。此语虽不可通行,然疾无甚苦,与其为庸医妄滥投药,反害之,不得为无益也。”可见班固本意并不是指有病不医治,而是指有病不乱投医,如此相当于得到了中等水平医生疗治的效果。在此最初的“中医”之意浮出水面,无疑是指中等水平的医生或中等水平的医术或中间水平的一个治疗效果。所以溯源“中医”的概念以及古人最早对“中医”的理解,关键在于对“中”字的理解。今天我们所谓中医之“中”,主要是一个地理上或者民族及政权上的概念,最早的“中”,特别是与“医”相结合,往往倾向于是一个上中下的层级或等级概念。

针对这一点,我们还可以通过“上医”概念,来对古人“中医”概念进行补正和推论。据现有史料记载,“上医”概念出现在春秋时期,较之班固“中医”的概念要早约600年。《国语·晋语》载:“平公有疾,秦景公使医和视之……文子曰:医及国家乎?对曰:“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4]。”医和认为,关心参与国政,是上等医生职责所系。所以远在班固关于“中医”概念之前,“上医”以及“上医医国”的概念已经存在,这里“上医”无疑是指上等的医生或医术。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正巧也提到:“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3]”,尽管前后相隔约6个世纪,很明显班固“中医”的概念受到“上医”概念的影响,这其中相互承袭的关系可见一斑。后又有唐代孙思邈所谓“医有三品,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上医听声,中医察色,下医诊脉”等说法,皆沿袭医和、班固观念,如此“中医”意指中等医生或医术的概念在古代逐渐得以推广传播,后世宋元明清时期关于“中医”概念的理解和表述,几乎不出其右。当然,也有人认为中医之“中”,应为“中(zhòng)”是“符合”之意,或应为“中和”、“中庸”之意,取天人合一、阴阳中和、阴阳平衡等意义,我们认为这些都是后续在医和、班固、张仲景、孙思邈等人“中医”基础意义之上的延伸扩展。所以概而言之,古代有“中医”一词,但是古之“中医”与今之“中医”并非等同。

1.2  今之“中医”概念的古代阐释

如何理解今之“中医”概念在古代的表述和阐释,应回到古代医学的原点,特别是“中医”作为一门医学学科的起点。

首先,“中医”学作为中国古代汉文明唯一的医学门类,不管是作为理论学科还是应用学科,其在古代最早的表现形式和承载就是医/毉/醫,前面并无“中”字作为限定。所以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古代之“医”学,虽无“中医”之名,但具备“中医”之实;虽无“中医学”之名,但具备“中医学”之实。从汉语“医”、“醫”、“毉”不尽相同的构字元素和组合,反映了古人对医学的原初认知。在中国汉文化最早的文字形态——殷商甲骨文中,已有不少含疒、疾、病等意思的字形以及简单的医疗名词。《山海经》、《周易》、《尚书》、《左传》、《诗经》、《周礼》、《礼记》等也有零星的医药学知识,主要以药名、病名、医生(主要是巫医)名、病状病因简单描述等为主。这表明我国在商周及春秋战国时期,中医学初具雏形,但是显然只具有中医学的早期知识,而没有中医学的概念。直到《黄帝内经》的出现,才“奠定了具有辨证思维的中医药学理论体系”[5]。《黄帝内经》充分借鉴和运用古代古朴的哲学思想,系统地整理前人留下的医疗经验和医药知识,使得中医学第一次拥有了独立于神学巫术之外的系统理论体系,并结束了中医学有医学知识而无医学理论的历史。《汉书·艺文志》的记述可以说是从学科角度对汉以前的中医学的一个总结,它把“医”分为4类:曰医经者,如《黄帝内经》、《外经》、《扁鹊内经》、《白氏内经》等;曰经方者,如《五藏六腑痹十二病方》、《五藏六腑疝十六病方》、《风寒热十六病方》、《汤液经法》等;曰房中者,如《容成阴道》、《尧舜阴道》、《黄帝三王养阳方》等;曰神仙者,如《宓戏杂子道》、《上圣杂子道》、《道要杂子》、《右神仙十家》等[3]。当然上述古籍不少已经亡佚。从《汉书·艺文志》对医学的初步分类来看,先秦两汉时期,正处于中医学理论体系初步形成的历史阶段。《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著作的出现,才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确立,即理、法、方、药体系的基本形成[6]。

张仲景进一步将《黄帝内经》的理论系统化、具体化,奠定了中医辨证施治和理法方药的基础,中医学第一次展示了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相互融合的成果。然而仲景以伤寒、杂病为主论医,从学科分科和深化的角度,又为后者留下了进一步开拓的空间。唐宋以后,中医学下面各分支不断兴起,王叔和的脉学、孙思邈的方药、巢元方的病理、皇甫谧与王惟一的针灸、钱乙的儿科、唐宋的官方本草等,中医学各学科专业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均得到了丰富和发展。特别是经过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朱丹溪、叶天士、吴鞠通等人的推动,中医学从以伤寒为特色、方药为主的医疗实践步入伤寒、方药、热症、温病等各专科全面发展的时期。至此,中医学作为一门传统医学学科的发展,在理论层面其体系和内容趋于完备,在实践层面其作为中华民族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得到充分的发挥。

当然,中国古代通称为“医”的学科,是既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又作为一门自然学科,同时还兼有人文学科性质的学科,这种特点决定了在学科的演变发展中,其还具有其它的称谓。比如医学作为一门技艺方术,称之为医术;鉴于黄帝和岐伯对医学的重要影响,称之为岐黄;在实践中因高明医术和高尚医德产生了不少传说佳话,因而又有杏林、悬壶、橘井等别称;对于医生的称谓也是五花八门,除了北宋以后惯用的以官职尊称医生为郎中、大夫以外,尚有从不同视角和对象范围等对医生的称谓,如基于传统文化背景分类的儒医、道医等,基于主要服务对象不同的御医、走方医,基于医疗水平的上医、大医、良医、神医、庸医等。现今,中医学有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广义的“中医学”即是“中国医学”,即中国境内从古代的“各民族传统医学”到现代的“中西医结合医学”,其中“各民族传统医学”包括汉民族传统医学和其他“民族传统医学”(如藏医、蒙医、维医、壮医、哈萨克医、苗医等);而狭义的“中医学” 当仅指汉民族传统医学(亦称“汉医”、“国医”或“中医”)[7]。

02  “中医”作为学科概念的近现代含义

众所周知,今天的“中医”之谓,主要从文明和文化、国家和民族归属而言,是专指中国境内的传统医学;从医学体系而言,是相对于西医(现代医学)而言的。中医学作为我国的传统医学,虽然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但是真正以“中医”之名对应今天一般所以为的“中医”之义,通常认为是从近代开始,是当时国门打开和西方现代医学兴起之后的一个概念,是对外开放和不同医学比较下的产物。

马克思指出,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这揭示了人类时空发展的共性规律。在一定时期,每种事物的构成不论表面上看来如何简单、恒定与稳固,然其在本质上不过是一种发展状态而已。从医学发展的动态和动力层面分析,中医学、现代医学的发展也是如此。至鸦片战争,一方面,以古希腊—罗马医学为代表以体液病理学为核心的西方传统医学,已被现代医学所取代,其时的西医已非古代的西医。现代医学在西方科学技术的助推下,历史虽然短暂,但是发展迅猛,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寄生虫学以及细胞学说不断取得突破,很快形成了具有还原论思维以及对抗治疗为特点的现代医学基本架构以及学科体系和治疗体系,并以不可阻挡之势从西方到东方,逐渐发展成为世界医学的主流。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中医学发展至明清时期,在医学理论、病因病机、理法方药、传统技艺、专科发展,特别是医疗实践及其诊治水平等方面实现了长足的发展,可以说是达到了人类经验医学的最高境界。中医学在几千年中华文明繁衍生息中体现出来的学科实力和学科积淀,既表明中医学至鸦片战争时期已经到了一个相对完善与较高的发展阶段,也预示着中医学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与现代医学抗衡角逐的能力以及未来两者融合的可能。

综观整个中国医学史,近现代时期的中医学,是中医学历史上变化最大最剧烈的一个时期。近现代时期“中医”作为学科概念及其实质的演变,是中医学作为一门学科向纵深和横向发展的体现。

2.1  从“中医”独秀到“中西医”并存

鸦片战争后国门的打开,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很多新事物和新说法应运而生,特别是“舶来品”往往都会被加上“洋”或“西”的定语,比如大家熟知的火柴叫洋火,肥皂叫洋皂,钉子叫洋钉,镜子叫洋镜或西洋镜,衣服叫西服等等,对于医学而言,自然也必须要有区分,所以逐渐有了西医、中医的说法。今义“中医”一词使用至今为160年左右。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医学传入我国大约在16世纪中叶的明末清初,距今360年左右。在西方医学进入我国最初的两个世纪里,医学在称谓上并无中、西之分,直到英国传教士医生合信1857年在上海编译出版《西医略论》,才开启“中医”一词叫法的今生[8]。该书“例言”曰:“后附锯割手足等图,系西国习用之法,不得不载,恐中医一时未能仿行[9]”。而1936年国民政府训令颁布的《中医条例》,与1930年颁布的《西医条例》相对应,条例中正式确立了“中医”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法定称谓。应该说,正是在近代这样的时代背景和中西医学学科差异的前提之下,才有“中医”及其相关和相对应概念的应运而生。比如称“华医”、“汉医”、“旧医”、“国医”等,比如“华医-洋医”、“中土医学-西土医学”、“旧医-新医”、“中土医士-西国医士”等。这些概念的涌现,既反映了中西方医学不同医学体系之间的竞争、对立、碰撞,也折射出当时外强入侵、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和国人救亡图存的心理。

2.2  从“中医”到“中西医汇通”

20世纪之前中国医界是中医一元格局,但到了清末民国初年之后,随着现代意义西方医学的进入,中国医界逐渐形成了中医、西医二元格局[10]。近代以来,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和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勃兴,中医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为了谋求发展,近代中医不断改良、汇通、论战、抗争,直至尝试“科学化中医”,希望改造中医,使其融入近代科学的体系[11]。而中西医汇通是中国传统医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它是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产物。

鸦片战争之前,中医一枝独秀,未有受到外来医学的有力冲击,鸦片战争之后,西医大规模输入中国,开始触动中国传统医学的根基。中医界开始出现分化,保守者认为中医学已尽善尽美,毋须向别人学习;激进者认为中医学一无是处,要全盘接受西医学的内容;折衷者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必须吸取西医之长,为中医所用,这就是中西医汇通思想,这部分人称为“中西医汇通派”。1881年罗定昌著《中西医粹》,将中西医并列;1890 年李鸿章为《万国药方》作序时提出:“倘学者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以造于至精极微之境,与医学岂曰小补[12]”。1892 年唐宗海出版著作《中西汇通医经精义》,开始运用“中西医汇通”这一词,并公开宣传自己中西医汇通的医学思想主张:“盖西医初出,未尽周详;中医沿讹,率多差谬。因摘灵素诸经,录其要义,兼中西医之说解之,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13]”。后更有中西医汇通学派的代表人物恽铁樵、张锡纯、朱沛文等,正是在这些远见卓识者的奔走呼喊和积极实践中,中西医学从相互对抗甚至你死我活中走向了融合汇通[14]。而从整个中国传统医学史的宏观角度看,这一时期,无疑是“中医”经历阵痛,迎来新生的时期。从中医学作为学科的角度分析,其完备缜密的医学理论体系、确切有效的医疗实践、历经千年的代传发展等,无疑使得中医学也具有了与西医学(现代医学)进行抗衡、融合的基础以及继续前行的力量。

上海是我国最先受西方文化侵袭和冲击的地方,是我国中西医汇通之滥觞,是早期汇通思想的起源地之一,又是我国近代中西医汇通医家集中之地[15]。代表人物如蕴育期(清末至1903年)的王宏翰、刘仲衡等开始阐述汇通见解,著述立说。发轫期(1904-1916年)的周雪樵、张山雷、何廉臣等,他们在“中西医汇通,改造中医”的旗帜下创办社团,出版刊物,制造舆论,开展讨论。成熟期(1917-1937年)的恽铁樵、陆渊雷、余无言、张赞臣等,他们在中西医汇通方面开展了大量的探索和实践。充实期(1938-1949年)的姜春华、钱今阳、吴涵秋、朱小南等,他们取西医之长,补中医之短,冶新旧于一炉,以振兴固有医学[16]。

2.3  从“中西医汇通”到“中西医结合”

从中西医汇通到中西医结合,使中医学发展迎来新契机和新动力。毛泽东主席1956年提出:“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在历届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中西医结合事业取得了巨大发展。在临床上提倡中西医互补“病证结合”,提出微观辨证[17]、潜隐证、生理性肾虚[18]、血瘀临界状态[19]等概念,并研发出系列药物,让中医的辨证论治更加准确,提高临床疗效。教育方面,我国开始培养中西医结合研究生(包括硕士和博士),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设置“中西医结合”学科,1985年第一位中西医结合专业博士研究生通过论文答辩,开拓了培养中西医结合高级人才的途径。科研方面,在中西医结合领域,取得了青蒿素治疗疟疾、现代科学技术研究肾本质和活血化瘀、三氧化二坤治疗白血病等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成果。陈可冀、李连达两位院士领衔完成的“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沈自尹院士的“肾阳虚证的神经内分泌学基础与临床应用”获得2010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1]。

中西医结合的医药卫生方针,从五十年代提出一直延续至今并不断发扬光大,中国医学中西医(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并存共同发展的二元格局不断深化巩固,成为我国医学不同于其他国家医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和独特的竞争优势。无疑,这个时代和世界既需要现代医学,也需要传统医学,更需要一种基于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优势互补协同的“新医学”。

03  “中医”作为学科概念的最新含义

历史在螺旋式上升和否定之否定中赋予中医学和现代医学新的更宽广的发展空间。不同的文明形态、文化土壤、不同的国度及其医学政策、参差不齐的传统医学学科发展水平,决定了不同的医学选择和发展道路。西方国家通过取代传统的希波克拉底医学建立新医学的方式(新旧更替)完成了医学脱胎换骨般的转型和继续向前发展,其中原来的传统医学几乎销声匿迹。中国医学则选择了传承创新传统医学同时大力发展现代医学的方式(新旧结合)对医学进行改造升级,其中中医学依然是国家医药卫生和健康中的重要力量。同时,中医学还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软实力之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其发展和振兴越来越受到重视和推进。在这个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医”的称谓及其内涵外延,也从国家法律层面予以重新界定。2014年,董竞成教授在《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介撰文,提出了“大中医”的理念[22,23]。2016年12月颁布、2017年7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后简称《中医药法》),其“总则”中明确指出:“中医药,是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医药在内的我国各民族医药的统称,是反映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独特理论及技术方法的医药学体系”。同时指出,“中医药事业是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实行中西医并重的方针”。2018年3月22日新华社播发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支持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鼓励中西医结合”[24]。至此,“中医”作为一个学科的概念及其实质,真正由之前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国传统医学(旧“中医”),正式科学法定为包括中国各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在内的、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中国传统医学(新“中医”),意义重大而深远。

战略意义的顶层设计及其推动实施,往往需要优良的理论架构作为支撑。在新时期如何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中医政策和战略部署,认知和理解并推动中医学朝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行发展,则需要在正确理解学科概念及其内涵、学科知识谱系、学科历史发展、学科发展定位和目标等基础之上,掌握科学的医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知识。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院董竞成教授团队在此研究领域精研数十年,其提出并倡导的“大中医”、“三分法”、“五要素”、“三融合”理念,对于廓清横亘在中医学、西医学、中西医学之间的认知和实践误区,促进未来医学朝向正确、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所谓“大中医”理念,指新时期的中医学,是包括汉医、藏医、蒙医、维医、傣医、壮医、苗医、瑶医、回医、哈医等中国各民族传统医学在内的中国传统医学,是建立在中华大地、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上的我国各民族传统医学的统称。“大中医”不是汉医“一枝独秀”,也不是各少数民族医学的“各自为阵”,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各民族传统医学竞相发展的“满园春色”。目前此理念已经被《中医药法》吸纳成文。

所谓“三分法”,是针对中国传统医学整体构建,并有利于认识和区分与现代医学的关系而言的。如何看待当今医学,特别是中医、现代医学交织共处于同一时代的医学,我们提出任何传统医学的基本结构均可分为以下三个部分,即不自觉地领先于现代医学的部分、已和现代医学达成共识的部分、需要重新认识和加以摒弃的部分[24]。如此,可为中西医学、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正确地认识和看待自己,存异求同,和而不同,共同发展提供有力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导。

所谓“五要素”,即任何传统医学,均为临床经验、古典哲学、区域性文化、若干群体信仰、原初的基础医学知识等的混合体[22,23]。过去我们习惯于看民族传统医学之间的差异,而对于它们的共性很少关注。各民族传统医学核心理论,如汉医的阴阳五行学说、藏医的三因学说、蒙医的三素学说、维医的四体液学说、傣医的四塔五蕴学说,实际上相似性大于差异性[25]。各民族传统医学之间的很多诊疗手段、遣方用药等在某种程度上也趋于相似。“五要素”,是“大中医”理念的扩展和延伸,是架构中国传统医学存异求同、多元一体“大中医”的核心要素。

当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跳出中国从世界医学的角度看中医学,日本汉方医学、韩国韩医学、朝鲜高丽医学、越南东医学等都是以中医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所以,我们对“中医”学科概念及其实质的科学认识与理解,似乎更应基于当今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发展实际,以及对未来医学的展望中去思考。

不管是当今医学,还是未来医学,无非传统和现代之分。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融合,才能创造人类共同的医学文明。医学作为玄奥的系统科学,目前,不论传统医学还是现代医学,我们对于这门系统科学的认知还非常有限,我们的实践还尚有望洋兴叹之难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尽管如此,现代医学已是当今人类共同的医学文明,是人类医学认知的共同阶段,而传统医学能够丰富和助推现代医学文明的发展。为此,我们在积极倡导“大中医”、“三分法”、“五要素”的基础之上,提出未来医学发展的“三融合”:一是中国各民族传统医学之间的融合,建立一种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上的中国传统医学新体系;二是世界各民族传统医学之间的融合,建立一种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之上的世界传统医学新体系;三是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融合,利用现代科学和现代医学的技术、理论与方法挖掘传统医学的精华,丰富传统医学的内涵,提高现代医学的发展水平。

历史和时代的发展越来越证明,中医学和西医学,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属于各有特点、各有千秋的医学体系,谁把谁诋毁,谁把谁打倒甚至废除,都不是未来医学发展的正确道路。未来医学,一定是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共谱的恢宏与和谐的交响乐章,是一种“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医学情怀和格局。未来“中医”学科概念及其实质,其核心在于传承创新好“中医”学科之所以为“中”的独特品质,特别是中医独特的原创思维,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辨证论治的个性治疗、众多理法方药的实践经验、治未病的养生理念等等。与此同时,其方向和力量在于融合,与现代科学和现代医学有机融合,借融合之势,不断激发中医学的特色与优势,丰富中医学的内涵,提升中医学的现代水平,推动现代医学的发展,从而催生出兼融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新医学。

04  结论

概念是反映事物特有属性的思维方式,概念的形成往往是将特殊经验、知识等纳入一般规则或归类的过程。人思考事物时常涉及类的概念和知识的范畴[26]。概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文化地域、不同的历史时期可以有不同的存在形态和内容,所以概念自身也在变化和发展。起初与人们的基本物质交往和语言交织在一起,只对周围事物进行简单而又直接的概括,抽象程度不高,认识也不深刻。随着文明的进步和社会实践的发展,概念反映客观世界的广度和深度也随之而发展。它既有确定性,又有灵活性;既是恒定的,又是变化的。但只有经过长期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实际和规律的概念才是正确的概念[27]。“中医”作为一个学科门类的概念及其实质,就是一个随着历史演进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和丰富的概念。鸦片战争之前,它在最初的“医/毉/醫”的概念基础上产生,最初的“中医”概念只是表明古代医学或医生及其医术的一个等级,但是后来作为中国古代汉文明唯一的医学门类,古“中医”的概念及实质其实无疑是指中国古代的汉民族传统医学,其中包含了丰富的汉医思想、理论及其实践。鸦片战争之后,“中医”作为与西方医学/现代医学相对应的概念,才有今之“中医”的概念,即中国传统医学的概念,但其实质仍然是以汉民族传统医学为主,人们习以为常认为的“中医”其实就是汉医,一般不包括藏医、蒙医、维医、傣医等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同时,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以及解放后国家大力发展中医的举措,使得“中医”作为学科的外延得以扩展,分别形成了“中医—中西医并存—中西医汇通—中西医结合”的发展局面。后董竞成教授等提出“大中医”等系列理念[14,22-24],以及2017年国家《中医药法》明确法定“中医”的最新定义,“中医”作为一门学科门类的概念及其内涵与外延有了科学的明晰的界定,“中医”实际是包括汉医、藏医、蒙医、维医、傣医等我国各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在内的中国传统医学的统称。与此同时,从时代发展和人类医学整体格局而言,现代医学是为当今人类共同的主流医学,然而传统医学的重要性和地位同样应该受到重视。“中医”作为目前世界传统医学领域中的中坚力量,其必将也应该在坚持“中医”本色的同时,以开放的姿态拥抱现代科学和现代医学,并且在此新的进程中,得到新的发展,展现新的内涵,从而共促共建人类共同的医学学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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