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萍. 晚清“西医”“中医”称谓及二元格局的形成. 中华文化论坛. 2020,(5)：39-46

【摘要】 “西医”“中医”的概念不是从来就有，“中”“西”初始也非对立词汇。晚清口岸开放，西方事物一时俱来，医学是其中一端。外来各国本非一国，却逐渐以一整体的“西方”形象成为中国的竞争对手乃至学习榜样。中西二元对立局面由此形成。“西医”概念、形象的确立与此趋势相伴亦相似。来华的外国医生虽分属各国，但因同属现代医学阵营，又是西力之一部分，于是逐渐形成一个整体的西方医学形象，并对中国本土医学形成冲击，两种医学竞争的局面出现。在此过程中，“西医”称谓形成，中国本土医学也渐获“中医”之名。“西医”“中医”由此成为对峙的两端。

中、西本非对立词汇①。然自晚清口岸开放，中与西却渐立于“对待之地位”。1913 年，主张中西医学汇通的严国政说 ：“自五大洲交通以来，而后有中西二字之名词发现于世界。自中西二字之名词发现以来，而后欧美等国之各种学术，时随太平洋、大西洋之潮流灌输入于亚细亚东南之中国。而医学亦各种学术中之一端也，当西医之学术未行于吾国时，固无中西医学之可言，洎西医之学术盛行于吾国，于是遂有中西医学之派别。”② 这一观察表明，正是由于世界的交通，才有了中、西的区分，医学上的中、西派别也是因此而生。诚然，西方医学来华后，渐渐以其医术特别是外科手术的影响进入民众视野，人们的认知中才渐有了“西医”“中医”的概念。对于西方医学来华，学界已有较多梳理③。但包含欧洲各国的西方医学如何形成为一个整体上升的“西医”，中国本土医学如何被认知为“中医”，以及两者并立局面的出现乃至权势易位，仍有一些探讨的余地。本文即拟探讨“西医”“中医”这一对称谓及认同形成的过程，并及晚清之际中医所面临的变局。

一、医学西来

若严格地以地域划分医学，西方医学传入中国，恐怕要追溯到古代印度医学、阿拉伯医学的传入。这些亚洲国家均处于中国的西方，他们所传入的医学自然也可称为“西医”①。只是后人的“西医”认同中，并不包括这些国家，这固在于古代印度医学、阿拉伯医学的传入对中国本土医学影响不大，时人没有这样的认同；清季口岸开放之初“西方”在各方面的冲击，强化了“西”的认同或者也是要因之一。

以欧洲各国为主的西方医药知识大约是在明朝万历年间开始输入中国的。范行准《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详细论述了明季清初西洋医学的传入②。他认为明季西洋医学的输入是第一次西洋医学传入时期，清末的传入则是第二次。明季西方医药知识的输入，一直持续到清政府实施闭关锁国的政策。耶稣会于1763年解散，此后较长一段时间，来华教士中断。至 1805年，西洋医学牛痘接种法传入。1820年，英人马礼逊（Robert Marrison）与李文斯敦（Living Stone）在澳门创设赠医所；1835年，伯驾（Peter Parker, 1804-1888）来华，西方医学有组 织的传入开始，这是“第二次西洋医学传入时期”③。不过，明清之季传入的西洋医学与晚清传入的西方医学实际有着很大区别，当时的西洋医学还远未发展到现代西方医学的程度④。并且，明季输入的欧洲医药知识，基本是在上层及一些习医的士人中流传，对中国本土的医学并未形成整体性的影响，也未造成较大的冲击，时人似乎并未形成“西医”的认知。至鸦片战争之前，民间对西方的医药知识虽偶有接触，但也未形成一个与中国传统医学对立的概念。

清末，牛痘术传入，传教士医师陆续来华。马礼逊之后，1827 年，东印度公司英国医生 哥利支（又译郭雷枢，Thoman Richardson Colledge, 1796-1829）来到澳门，他注意到“华人 患眼疾者极众，遂尽罄个人之资创设赠医所于澳门，专治一切眼疾旁及其它疾病”⑤。1828 年 他离开澳门，至广州与美国医生伯福氏合作开设一赠医所，另留一比医生在澳门继续办理眼 科医院。1835 年伯驾受美国海外传道部派遣来华，得到广州行商伍怡和的帮助，在其新荳栏 工厂内创立医院（即博济医院之最初），直至 1856 年⑥。澳门、广州两处居民遂开始接触尚在发展中的西方医学。

19 世纪中期以后，来华的西人医师日渐增多，有合信（Benjamin Hobson, 1816-1873）、洛克哈特（Dr.William Lockhart, 1811-1896）、嘉约翰（John Glasgow, 1824-1901）等，合信与洛氏于道光十九年（1939）来华，合信游历香港、澳门、广州、上海等处，“计诊无数，立效者更多”，并著有《全体新论》《西医略论》《婴妇新说》《内科新说》《博物新编》五书。洛氏则在舟山设立医院，又在上海创立仁济医院①。中国的西式医疗机构逐渐增多，西法治病逐渐扩展至各口岸，西方的医学知识也因此得以流传。不过，根据赵洪钧的研究，类似牛痘术及施治较多的眼科手术等在当时均未给中医学造成重大刺激，故未引起中国医界和官方的充分重视②。

在民间，西方医学的流传也非一帆风顺。人们对陌生迥异的外来事物自然的排斥使西方传教士医师在传入的最初阶段常无病人可治。如伯驾医生1835 年 11 月 4 日开始诊症，但终日无一就医者。至次日有一患眼病之妇人就诊，第三日有六人，以后才逐渐增多③。当时求治于西方医生的，常常是中医视为不治之疾者。即使求治，也对西医的治疗手段有诸多抗拒，如博济医院的一名男性患者病势危急，需要进行截臂治疗，但他坚决不肯接受手术割治，后经渣甸医生许诺“以五十金予之”，他才同意接受手术治疗，而“卒获痊愈”④。这种不得已而求治及医生施以金钱诱惑治病的情形足以显示西方医学在传入之初的边缘地位。

这种边缘地位也有传教士医师自身一面的因素。传教医师最初的到来是出于教士自身健康的考虑，主要并不是替中国人治病。他们自己就说：“向来有公司之时，公司医生虽亦有医治中国之人，惟因他们不甚识中国人之言语、品性，况又不是专心，所以就医者少”⑤，只是在他们发现“各样事业之中，只有医学乃系中国之人颇肯信之”⑥时，便开始以医疗作为传教的途径，教会派来的传教士或多或少都掌握有一些医疗技术，虽然他们大都还不是熟练、专业的医疗执业者⑦。这样的一个结果即是“斯时以来，中国人亦颇信欧罗巴各国医道之妙手，即已稍肯就医”⑧，西来的传教士医师从中看到了己方医学在中国的光明前途，伯驾的诊所和博济医院的例子似乎也应证了外来医学的潜在发展趋势。

在潜势尚未成为主流，西方医学的有效性并未证明之前，求治于传教士医生的多为贫苦之人或病到无可奈何的情况⑨。外来医学对大部分人来说可能只是一个想象，民间流传着不少错误的认识和猜疑。如传教士医生诱拐残害婴孩，挖眼、剖心等不经的说法①。此种情形之下，外国医生时常的赠医成为西方医学被了解的途径之一。较早来华的外国医生大都采取了赠医的手段。如马礼逊与李文斯敦1820 年在澳门设立的赠医所；1827 年哥利支（郭雷枢）医生在澳门创设赠医所；几年后又至广州与美国医生伯福合作开设一赠医所②。伯驾、合信、嘉约翰等早期来华的医师也多采取赠医之举。并且当时“牧师教士每下乡讲书宣道之时，遇有急难危疾，亦常带药施送”③。稍后的医院亦如中国善堂一样或每月或每周定期施诊，平日求治者若贫病无告或病重也常常不收诊费，甚至反赠资费④。

但赠医只是一种方式，如果没有好的医疗效果，赠医再多，外来医学同样不能传播声名，被人信任。19 世纪上半期，西方医学虽未发展到大成阶段，来华的西人传教士医师也并非样样病症都能医，但可能确实医好了相当数量的病症，特别是割瘤之类外科手术的奏效，很能让病患惊叹；而“医痊之人，多有写信到来感谢”，于是“医道之名，传遍各处”⑤。林乐知稍后谈到医院来历时说，“道光十九年，有合信氏、洛氏两先生来，合信游历香港、澳门、广州、 上海等处，计诊无数，立效者更多，由是西医之名渐著矣”⑥，也反映了这种情形。这种趋势之下，外来医生在民众中的影响渐增，求治者越来越多。伯驾 1839 年回国时，澳门地方“凡系知道医生伯驾好处之人，莫不祝他在路上平安，并速速回来”⑦。这种对西来医生的信任与支持，逐渐促进了“西医”观念的传播与渗透。

但这一时期国人接触的外国医生，欧美各国以及各教会都有，且各自独立。故在国人的认知中，西人医生尚未成一整体的形象，也就不可能有统一的称呼。

二、从各国医生到“西医”

在笔者所见的资料中，清末较早谈到外国医生的是王大海。他在其《海外番夷录·海岛逸志》（1807 年刊）中记载了王珠不得已请“和兰医”割疽疗伤而愈，以为“我华人外科无其技也，虽华陀、扁鹊何以过焉？”⑧ 荷兰医属于西方（欧洲）医学体系，王大海直称之“和兰医”，可以知道其时尚未有“西医”的认同。值得注意的是，与明季输入的欧洲医学不同，这一时期，美国医学也作为欧洲医学体系的一分子加入进来，并在来华的外国医生中占有相当比例。伯驾、合信、嘉约翰等均为美医。根据英国人威廉·F·拜纳姆的研究，美国医学承自德国医学，在19 世纪，大量的美国人到德国或者讲德语的大学学习医学，故其仍是欧洲医学一系的①，但美国医学的加入至少使得西方医学在地域上不再限于欧洲各国。

早期来华的外国医生，大多设立医疗诊所。这种医疗方式是异于中国传统医学的。在中国，通常是将医生请至家中为病人医治，并无固定的医疗场所；江湖郎中、走方游医尤其能体现这一特色。传教士医师的来华，将这一医疗形式带到了中国。根据林乐知的介绍，最早的西式医院应算嘉庆九年（1805）英国医官公司皮沈者在澳门设立的传种牛痘的诊所，道光十二年（1832）离开，持续有二十七年之久，对牛痘术的传入有直接影响。之后陆续有马礼逊、李文斯敦、郭雷枢、伯驾等诊所的设立②。根据邓铁涛先生的统计，从1805 年算起，至1860 年陆续来华的传教医师约达 30 人，开设了 32 所诊所或医院。鸦片战争后，由于中法《黄埔条约》明文规定可在通商口岸设立医院，各地的西式诊所、医院愈益增多③。这些西式医疗机 构的建立，为西来医生提供了更为便利的行医条件，促进了西方医学知识的传播。在诊所这个有形的、具体的形式下，西方传教士医师渐渐形成一势力群体，民众视野中那原本模糊分散的外国医生形象渐趋具体，最终形成为“西医”。

传教士医生传授医术及翻译西方医学书的活动也促进了西方医学知识的流传，从而使“西医”的形象逐渐走向具体。他们将西方医学知识介绍、传授给中国人，一方面是认为己方的医学优于中国，更加先进；更主要的是希望华人对西方医学有所了解，从而渐渐接受。译书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④。博济医院创立百周年纪念时，当事者回忆说：“当时欲以西方医术传授华人者无不感觉绝大之困难。盖除用英文课本讲述别无他法。因此将医药书籍译成中文实为必需之急务。”⑤

此后不久，《申报》作者就观察到了西来医生译书的努力，说“西国医学虽尚未流行，而西医之航海来华者莫不出其底蕴以备参稽”，作者认为这些译书展示了一个不同的医学世界，“虽卷页不多而吉光片羽已可略见一班，纵所言未必尽是，独不足补千虑之一失乎。仁济医馆，英医合信氏书久已脍炙人口，德贞继之益征美备；羊城博济医局，美医嘉约翰译书数种，咸有发明”⑥。“脍炙人口”“益征美备”这类正面性的词汇表达了作者对西人译书的认可态度，译书及西方医学知识流传的潜在影响不言自明。

上述赠医施诊、建立诊所医院以及译书等等诸种因素的结合，加上西方医学在割症、眼科等外科手术上立显的医疗效果，使得西方医学逐渐立足，并开始以一整体的形象出现。在这一过程中，“西医”认同形成。

在我所见的资料中，1840年左右，林则徐所译《澳门月报·论禁烟》一文中出现“西医”一词，谈到“前此西洋耶密等，在京作钦天监，曾带西医与各官府往来，借行克力斯顿教”①。此文将明季随西士来华之医生视作“西医”，文章也认识到西来医学与中国传统医学有不同之处，如说：“中国药材，多是草木，外国药材，草木仅居十之一二。西洋医不诊脉，而中国及回回医皆信脉理。”②可以看出当时已稍有西洋医、中国医的概念，只是中西对立远未形成，回回医也处于西洋医的对立面。并且“西医”这一概念或是偶然称呼，尚不普遍，1840年的《澳门新闻纸》仍将“西医”称作“欧罗巴各国医道之妙手”③。

1857 年，美国医生合信《全体新论》出版，海山仙馆主人为该书作“弁语”，谈到中国传统医学原有“南医”“北医”之分，“如禅门之有南北二宗，画苑之有南北二派”；后来“朝鲜国阳平君许浚《宝鉴》一书行于中土，于是又有‘东医’之名，盖其书有可传，不以僻陋在夷而外之也”。海山仙馆主人观察到，西洋医士嘉庆年间（1796-1820）“以彼国种痘之法传之华人，近复来广州设药局，为人疗病”，故“东医之外，不妨又称‘西医’矣”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与“西医”相对的是“东医”，也就是朝鲜的医，并不是中国传统医学。根据 海山仙馆主人的说法，称朝鲜医为“东医”是因为“其书有可传，不以僻陋在夷而外之”，不“外之” 就是承认其是内部一家的，所以“东医”也与“南医”“北医”一样，被视作中国医学内部的一宗或一派。以此推论，作为“东、西、南、北”四方之一的“西医”在海山仙馆主人看来，不过是医学的又一门派而已⑤。可以说，海山仙馆主人基本是将“西医”视作“夷医”，“西”字也更多指向方位。这一认同实含有一种“自居中心”的优越感。

其对《全体新论》的看法，是“自创新论，未必全无所见”，但“与《灵枢》、《素问》故相刺谬者，适足以成其为偏隅之学，一家之言耳”。不过，书中虽多有错误，但仍可推荐之。因为“其人能读中土之书，能识雅训之字，似非尽出无稽”，故可“姑妄听之”。若能“由此书而牖启其心思，触悟其治法，未必非医家之一助也”⑥。“偏隅之学”“一家之言”“姑妄听之”这样的用词正反映了作者是站在中国传统医学的立场上，以一个较为“中心”的态度来认知“西医”的。不过，他以为“西医”（更多应是指《全体新论》所讲知识）的好处至多是“牖启心思”“触悟治法”，可以说认识还很初步，远远未能预见到“西医”后来的影响。

这种将“西医”与“东医”“南医”“北医”对立的看法，或许只是海山仙馆主人的看法， 并不代表大多数人，但在“西医”之前有“南医”“北医”“东医”的称呼应是大致不错的。合信大概接受了海山仙馆主人在《全体新论·弁语》中的称呼，在稍后与管小异撰译的另一书中，即直接译名为《西医略论》，虽然在《全体新论》和《西医略论》中，他更常用“西国医士”这类词汇。此书上卷收有《中西医学论》一文，分析中西医的不同之处，大概是最早讨论中西医的专论。与海山仙馆主人不同的是，在这篇文章里，“西医”的对立面是中国医学①。

根据赵璞珊的研究，合信译书有一定影响②，“西医”称谓由此渐行也未可知。此后，“西医”观念终究渐渐确定，具体指代建立在物理、化学、生物等现代科学基础上的现代欧美医学；“西医生”最初即指这些国家的医生，稍后更不限于欧美国家，也包括学习现代医疗技术的中国医生。1869年，清大臣志刚在出使西方时，参观了西人的医院，并记载了一次“西医开刀”的详细过程，他在文中就使用了“西医”一词③。19 世纪 60 年代创刊的《上海新报》关于医学医事的报道中，“西医”一词开始频频出现④，反映了“西医”称谓渐趋流行。另外，《上海新报》是《申报》创刊之前所出，在民间有一定影响，反过来也促进了“西医”观念的传播。

三、从“医”到“中医”

没有“西”就没有“中”。在西方医学未来之时，中国民间并无“中医”的认知，基本直称“医”，或赞誉为“歧黄妙手”“杏林圣手”⑤。这一情形随着西方医学的到来发生了变化。只不过，在“西医”认知形成时，“中医”一词并未同时产生。也就是说，至少在19 世纪中叶，中西医学的对立认同还未形成。合信《全体新论》《西医略论·中西医学论》提到中国传统医学时通常使用的是“中国医士”“中土医学”这样的词汇⑥。1872 年，《申报》创刊，上面刊登了一些用中国传统医法治病的医生的广告，并无一例冠以“中医”之称，仅是称“儒医”“世医”等⑦。该报发表的《医论》一文，也是有“西医”的说法，无“中医”的称呼。与“西医”相提比较时，用的均是较笼统的说法，如“中国自岐黄以来……西医则不然”，“西医之药较中国为更善”，“至于痈疽疮疡等症，西医之奏效，较中国外科为捷速”等等⑧。

这些说法表明当时人虽然已经注意到中西医学不同，但对医可能还没有明确的区分意识，也就不会有“中医”的认同。具体的“西医”认同形成之初，与“中医”可能并不那么对立，未必是处于截然相对的两端。“西医”最初并不是以“中医”对立面的形象被认同的，多数人或者正像海山仙馆主人那样把“西医”看成医学之一派。这表明那时“西医”的影响还很有限，远未影响到中国传统医学的地位。待到稍晚二者常常相提并论时，“西医”的威胁可谓形成，算是真正地进入了中国社会以至民众的视野之中。

19 世纪 80 年代之后，在西方医学的冲击之下，中国原有的医学和医生逐渐获得了“中医”（华医）的认同。1873 年，《申报》上《论西国医药》一文出现“华医”一词，其谓“医亦无神技也，又何必疑西医而信华医，轻西药而重华药，固执此一偏之见哉？”将“西医”与“华医”，“西药”与“华药”并列而论。“西医”（包括“西药”）认同此际已经形成应无疑问，因为文中除题目使用“西国医药”的说法外，均直称“西医”“西药”；但对于中国本有医药的称谓仍较含糊，除此处的“华医”称谓之外，也用“中国之医”“中国之药”来指代①。1875 年，《申报》上《论设局翻译西国医书以便服用西国医药事》一文，也将“西医”与“华医”相提并论，曰：“每见上海各处，遇有疑难重症，华医为之束手者，一延西医用西药即能霍然而愈者，指不胜屈。”② 二文均讨论到中西医药，但言论明显倾向“西医”一方，可以看到“西医”这一整体上升势力的影响。

此后一段时间，“华医”一词的出现相当频繁，与外来的“西医”相比较时，通常即将中国本土的传统医学称为“华医”。1881 年 10 月《申报》上《中西医术不同说》一文开始使用“中医”一词。不过“华医”的说法并未废弃，文中常是“中医”“华医”混用。之后，“中医”一词渐渐取代“华医”。翻阅当时谈论医学的文章，大都称中国原有的医学为“中医”，外来的医学为“西医”，当然对于中国传统医学，有时仍会冠以“华医”的称呼。《申报》《万国公报》等报纸上的文章最能体现这一趋势③。至此，“中医”认同可以说是明确形成了。与“西医”认同形成不一样的是，“中医”称谓不仅仅是地域或方位的划分，更不似“东医”“南医”“北医”为医学之一派，更多是在“西医”这一对手方的竞争与比较下形成的，其出现之初就站在了“西医”的对立面，其中或也暗暗隐含了“华夏居中、万方来朝”的意味。

可以看到，“西医”的认同至少在 19 世纪四五十年代即已产生。之后，随着西方医学事业在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外科手术方面的显著疗效，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地位日趋上升，并渐以一整体上升的“西医”形象出现在中国民众的视野中，同时也越来越多的被拿来与中国本有医学相比较。在此过程中，“中医”一词渐渐普及。至19世纪八九十年代，“西医”影响愈益深入，比较中西医药渐成一见惯不怪的现象，由此，中西医学的二元对立局面形成，“中医”“西医”也成为一组对立词汇，居于天平之两端。

从“西医”称谓的出现到“中医”认同的形成，正可见清季口岸开放中西交通之际，西来势力对中国本土社会的影响；清季民众的医学观念、外来医学与中国本土医学的攻守之势、中国原有的医学传统逐渐发生了难以逆料的变化，一场医学上的“革命”正在酝酿。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