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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匡调元. “中医病理学”研究新干线

已有 2500 次阅读 2021-1-15 21:28 |个人分类:思考中医|系统分类:科研笔记|文章来源:转载

匡调元. “中医病理学”研究新干线. 中华中医药学刊,2007,(1):27-30

匡调元,男,生于1931年,江苏省无锡市人。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专家委员会委员。1960年学习中医学后一直从事中西医结合临床病理研究;1977 年 5 月正式发表了《体质病理学研究》,1984)1985年去美国 Bowm an G ray医学院病理科工作,研究白种人和黑种人的体质类型;1988年起开展体质病理学与体质食疗学的实验研究;已出版专著《中医病理研究》、《体质食疗学》、《人体体质学)理论、应用和发展》、《中医体质病理学》、《中医病理学的哲学思考》、《体质病理学与体质食疗学实验研究》、《辉煌中医学》及《人体体质学——中医学个性化诊疗原理》等。是现代中医病理学及人体体质学、体质病理学、体质食疗学、气质体质学创始人。

病理学是医学中一门极为重要的基础学科,她研究人类疾病发生的原因和条件,以及疾病演变过程的规律和机理,包括恢复健康,发生并发症及死亡等过程。中医各家学说的核心问题多是探讨病理的。她是上承生理学,下启药理学和临床各科的桥梁性学科。试想一个医生如果不知道生病之理,怎能治病救人?传统中医学只有病因(如内因、外因和不内外因等),发病(如病发于阳、病发于阴等)和病机(如病机十九条等)等概念,并没有病理学的概念。笔者于1980年出版《中医病理研究》[1]第1版时尚未形成中医病理学的概念;至1989年出第2版[2]时才在第 1章绪论中明确地提出了中医病理学及其特色、主要内容、研究方法、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及研究的远期目标等。即使到此时,还是总论原则框架多,分论具体内容少。直到 1994-1998年出版了《中医病理研究丛书》[3]10个分卷时,中医病理学才根深叶茂,从《中医病理学史》开始到《中医病理学的哲学思考》止,初步形成了一崭新的中医病理学理论体系。何谓研究新干线?新干线有三大特点:一是古为今用,融古今于一炉,悉今而越古。二是洋为中用,立足于中,取法于西,汇通中西,归宿于中而弘扬中医。三是理论上的创新,这是一切科学研究的灵魂。创新是一个过程,包括运用新思路、采用新技术、通过新实践、发现新规律、提出新概念、集成新理论、产生新效果、直至形成新学派。后文实例都是论证这三点的。这是一个渐进性的,逐步深入和提高的漫长过程。笔者从1951学医开始,1960年学中,1972年上中医临床,并开始中医病理研究,到今年已有50年之久。笔者将继续研究下去。中医病因病机学的老干线是什么? 中医病因学主要是通过临床观察病人症候,经“审证求因”推理而来的。病机学“医者,意也”,由直觉领悟体验出来的:“诸风掉眩,皆属于肝”的“皆”字则为典型的归纳法。中药性味有些是“神农尝百草”尝出来的,有些则“疗寒病者为热药,疗热病者为寒药”般从临床总结出来的。老干线重整体、重功能、重定性。这些既是中医学的特长,又是中医学的不足。中医病理学研究新干线决不鄙视和抛弃老干线,恰恰相反,在秉承传统哲理[3]、医理,肯定其特色的同时,强调直觉领悟与逻辑论证相结合,系统论与还原论相结合,整体与局部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机能、结构与代谢相结合,证实与证伪相结合;还在认真仔细进行临床观察的同时,采用了现代科学的实验手段,真正贯彻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思路,体现了对中医药学“全面继承,认真学习,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方针。笔者在此思路指引下,50多年来的实践,进行了以下3个主要方面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果,今愿扼要论述如下。

1  用现代病理解剖学的理论与技术论证了中医病因病机学的物质基础

以元气论为指导的中医学常自豪地说自己“详于气化 而略于形迹”。“详于气化”的确是中医学的长处,但“略于形迹”则是中医学的不足,却是西医学之长处。如能将“气化”与“形迹”互补,岂不更好!笔者于1956年毕业后,即从事病理解剖学的医、教、研工作,直到今天从未停止过中医学的形态学研究。自1972 年起,一方面辨证论治,阴阳五行,五脏六腑,六淫七情,气血津液,望闻问切,八纲辨证,理法方药,条理井然;同时,辨病论治,上自须发之毫巅,下至脚跟之胼胝,其体表与内脏的病理形态变化,无不历历在目。笔者常常对同道们说:“我看病一直可看到病人的组织细胞之内。”这绝非狂言,而是一种境界,因为笔者的西医专业就是病理形态学!笔者先后研究了[1-2]:虚损之病机,八纲之病理解剖学基础,温病卫气营血的传变规律,舌象的形态学,急病及肾与久病及肾的病理变化,肺与大肠相表里,常体、寒体、热体、内燥、内湿与体质食疗学动物模型的形态学特征[4],等等。我在显微镜下看到了不少古人没有看到的东西及其演化过程。在此拟重点一提的是笔者对中医“肾”的理解。众所周知:中医藏象学说的脏腑经络学说与西医解剖学学说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以临床机能变化为主的功能系统;后者是以解剖联属为主的定位结构系统。对此,大家在理论上并无异议,但反映到具体研究时却并非如此。笔者在访美期间对“久病及肾”和“急病及肾”进行了临床病理研究,发现在男性,其规律性的病变主要反映在睾丸中。回国后用烧伤、骨折及猫抓鼠等动物模型进行了急病及肾的实验研究,发现其病变仍以睾丸为主,在雌鼠则直接损伤到妊娠过程[4]。由此阐发了传统中医学“肾为先天之本”和“肾主生殖”等重要理论,并提出了“节欲护精、养生之要”的观点,对当前西风劲吹,色欲横流的现实发出了警告。惜还有更多更有意义的实验如肾虚与病理体质形成,肾虚与残疾儿童出生率的关系等尚未进行。今后如有机会还可以继续做。这是与全人类各民族的体质直接相关的重大课题。上述那些实实在在的病理基础使笔者在创建新理论时能言之有物、持之有据,增强了科学性,更具有了说服力。显然,仅有对形态结构与生理机能的了解还不够, 还应该了解生命物质的代谢过程。按笔者的理解:一切生命物质,不论你说它是气也好,说它是蛋白质也好,机能、结构、代谢是三位一体的,是一变皆变的。2005年笔者将此归纳为“一体三态”。生命物质之本体必有三种外态,即机能态、结构态和代谢态。原则上或理论上,此三态均可用客观方法进行定性的或定量的测定。此三态均可作为信息而存在。按此而论:没有形迹的气化是没有的;没有气化的形迹也是没有的。结构是生命物质的空间形态,机能是生命物质的时间形态。生命物质的新陈代谢过程是生命物质“活着”的标志,是生命的本质。某个个体一旦新陈代谢停止,即意味着该个体生命的结束,生命物质立即自溶而分解,最后回归大自然,进入大循环。由此,笔者在1977年提出“代谢基础论”[5]。这些是中医病理学不同于其他病理学的哲理基础。形成这个观点可能是和笔者长期从事病理解剖学的医、教、研工作有着直接关联的。

2  由分析中西医药学的特色入手上升为对中医理论的现代阐述,并提出了若干新的病机学理论

“比较”是人类很原始的思维本能。“取类比象”是《周易》的一大特色。笔者的比较是从“证象”与“病象”开始的。1983年,在钱学森先生倡议下,由黄建平教授组织我们进行了《中西医比较研究》[6],其中《中西医病理学比较研究》一章是由笔者执笔的。通过全面的比较,笔者看到了中医学的特色,先后发表了“中西方传统思维方式之比较”[4]、“论中医学的特色”[7]和“中医之魂今何在”[8]。笔者先后提出了几个颇为重要的新的病机学理论。

2.1  “天地人三才医学”[9]模式  这是在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哲学思想指导下提出来的,远较“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更为高深的模式。后者只看到社会人际关系的层次,远不能解释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对于五运六气, 气象病理学、心神病机论及钱学森提出来的“人天观”等基本原理尚少理解。且在笔者的模式中除强调天与地对人的影响外,更强调了人的体质的意义,这是对古代“天人合一”思想创新性的现代阐述。

2.2  整体制约论[5]  在一般中医基础理论中强调的是其综合性与整体性, 可与西方医学强调的分析性与局部性相对立。其实中医学除整体性外,同时强调制约性,即在人的整体性前提下,局部与局部之间的制约关系,阴阳互根、五行生克、亢害承制等就是这种制约的哲学基础。笔者于1977年提出的“整体制约论”是与 V irchow 于1858年提出的“局部定位论”既相对立,又相补充的发病原理。它包括 8条基本原理:a.人与周围环境,包括自然界与社会,处在一个共同的统一体中。人处于主导地位;b.人是一个整体;c.在人体内各局部之间是相互制约的;d.体质学说在发病学中具有重要意义;e.在疾病过程中可产生各种各样的证,“证”是一种以临床机能变化为主的定型反应形式;f.疾病过程有阶 段性表现;g.疾病过程中一切病理变化必然要在机能、结构和代谢上同步地反映出来;h.人体具有自动控制能力。

2.3  2004年提出了中医学是一种“宏观整体全息调控医学”[10]的观点  这是较“整体制约论”更为深刻的论述。由此与西医学“微观局部定位对抗医学”相对立、相补充。这是对中西医学的全面概括,与就事论事、一病一证的研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2.4  辨象论治,辨证论治,辨质论治与辨病论治  几千年来中医学一直强调的是辨证论治,一致公认:自张仲景确立了六经辨证开始,以后发展到杂病脏腑辨证及温病卫气营血辨证等。1949年以来中医界与中西医结合界都确认如此。而后中西医结合界提出了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创举。1977年,我对辨证论治原理作了暗合现代系统论的探讨,对“证”的内涵作了现代阐述,分析了证的整体性、定系性、定型性、制约性和时相性,提出了“整体制约论”发病机理。1975年笔者发表“中西医结合途径探索”时[11]提到中医体质学说与辨质论治的问题,但此时对体质仅作了泛泛之论,并无深刻认识。1977年发表了“体质病理学研究”[12]时才对辨质论治作了系统的深入的理论探讨,特别提出了体质分型学说及各型病理体质的方药宜忌问题。1989年出版了《体质食疗学》提出了调质六法及辨质论食的代表性食谱。1996年我对《周易》“象论”及《内经》藏象学说有所领悟,认为中医诊疗学的根本特色是辨象论治。面象、舌象、脉象、神色形态,都是象。“司外揣内”的“外”就是“外象”。“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证有证象,质有质象。辨证论治、辨质论治都是辨象论治[13]。这就是笔者上述“宏观整体全息调控医学”哲学基础。

2.5  人体体质学  1976年笔者从同病异证和异病同证的临床直观中悟到了体质的意义之后,进而在理论上作了全面的论证,1977年正式发表了“体质病理学研究”,1989年出版了《体质食疗学》,1991年出版了《人体体质学——理论、应用和发展》,1996年出版了《中医体质病理学》,[14]2003年出版了《人体体质学——中医学个性化诊疗原理》[15],2006年发表了“体质食养学纲要”[16],这不仅是对中医学的突破性进展,对体质人类学和西医学也是一大创举。这些笔者在“体质病理学研究卅年回眸”一文中详加论述。

2.6  人体新系猜想[17]  笔者在临床病理研究的过程中,不仅采用形态学的方法研究疾病,更涉猎了机能的、代谢的方法,发现三者是同步的,在“以机能变化为主的证”和“以结构变化为主的病”之间是以生命物质的代谢为中介的。中医学的脏象经络学说缺乏结构的基础,而以组织器官联属为基础的西医解剖系统则对不同组织细胞之间的功能联系缺乏认识。既然临床上同病异证和异病同证现象是确实存在无疑的,设想可不可以突破中、西医的传统框架另立一个以功能代谢为主轴的新系?于是产生了建立人体新系的猜想。对此,钱学森先生表示:“人体新系设想,我很赞成。”笔者由此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3  将若干新理论加以系统化,从而建立了若干新体系

我们采用西医病理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等现代科学常用技术,对中医学的某些基本理论进行了长时期的研究,发现了一些新现象,找到了一些新规律,形成了一些新概念。后来又将这些理论经过归纳与演绎进行了系统化的整理、提升,从而建立了若干新体系。这是中医病理学研究新干线的具体体现,也是笔者的一些大胆尝试,是否可行,还有待于历史的检验。环顾四周,这项工作好象是笔者的同代人较少进行的。现以中医病理学为例,列示意图 1如下。此外,还有人体体质学与体质食养学的理论体系等[16]。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其中可以形成多门新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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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医病理学研究新体系

4  探讨中医药学的发展学战略

如果仅满足于为中医药学建立几个新体系,那还只是属于几个特定专业的视野。科学工作者应该有胸怀全局的气概。笔者常鞭策自己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全球的广度,哲学的深度去看待自己的专业实践与生命价值。我们应以自己的实践为基础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医药学的发展提出自己的观点,供同道们参考。将优秀的中医药文化与世界文化相融合是我们的历史责任。如果设想是合理的,总会得到人们的首肯;如果错了,则可以获得同道们的批评指正而改正。对此,笔者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17-20],包括:中医药学的过去、现状与未来,关于当今中药药理研究的若干思考,论中医理论体系的分化与重建,试论21世纪中医药学之发展战略,试论 21 世纪西方医学之发展趋向,“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对待——论中西医学的交流与结合等。最近,笔者在“试论中医药学的可持续发展观”[21]一文,认为中西医结合也应遵循《周易》同八卦中所说的“和而不同”的思路。

5  结 语

笔者所谓的研究新干线是指一种发展中医药学的学术思想的新思路,既不是传统的以经注经,也不是貌合神离地企图以西方现代科学去取代中医药学,而是以中学为海、西学为川、和合而创新的新实践与新思路。这种思路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以自己 50多年的亲身实践为根据的,是有血、有肉、有情的东西。同时,这种新思路是以中西方传统思维方式的统一[22]为哲理指导的。

有人说:中华文脉已断。笔者认为:只要中国还有一批有识之士在,他们勇敢地捍卫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断努力发掘提高,那么中华文脉便不会断。我们也不能让她断。中医病理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历史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要是真理,必然将得到发扬;如果是谬论,必然会被淘汰。我们要有这个信心。没有正确理论指导的实践,多半是瞎忙;没有实践基础的理论多半是空话。笔者在此要强调的是有不少人踏踏实实埋头苦干了一辈子,取得了一大堆数据却没有能上升为新概念、新理论;当然也有一些人勉强地去上升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这是深感遗憾的事。这或许是由于哲学修养上的欠缺,或许是由于蔑视哲学而遭到了哲学的惩罚。

新理论的创立是科学发展的主要指标。古今中外,一概如此。笔者体会:创立医学新理论的主要途径有三:一是临床实践,这是最根本的一径,决不能轻视,“一个老头,三个指头”是中医药学理论取之不竭的源泉。二是实验研究,由此可以得到一些客观论据,但这是低级阶段。发现新规律,提出新概念,形成新理论才是高级阶段。三是创新性思维研究,这是一切科学研究的灵魂。离开了思维即不能为人。荀子早在几千年前即指出:“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辩也。”人体新系猜想即是思维研究的一个实例。西方科学史上有很多理想实验也属此类。这不仅靠知识,还要靠哲学,靠智慧。一个人有什么样 的知识结构和道德修养,他便能作出什么水平的成果。每个人的研究工作都有他自己的风格与个性,他人无法取代。正如世上诸多大文豪、大诗人无一人雷同一样。这是值得我们深思和细察的问题。虽然,有时客观条件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毕竟思维能力和为人品德是第一位的。笔者向往司马迁的抱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虽然笔者离此境界尚远,但将自强不息,止于至善。《论语》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笔者认为:“己欲勉而勉人”。敝帚自珍,草成此文。禅曰:“放下敝帚,不执著,可以见性。”此当就正于同道,并求证于青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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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匡调元. 中医病理研究[M]. 2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3] 匡调元. 中医病理研究丛书[M].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4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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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黄建平,匡调元. 中西医比较研究[M].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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