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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学史》札记:中医体制化及抗疫实践(1)

已有 716 次阅读 2021-1-5 11:39 |个人分类:医学史话|系统分类:科普集锦

三、中医体制化及其抗疫实践

进入20世纪,中国来到“科学化”时代,正所谓“千年大变局”。建立在中国思辨哲学思想基础上的中医,其科研、教育、医疗、管理、交流、传播、评价等方法体系,都与建立在实证科学思想基础上的西医大为迥异,也与基于西方的近代中国社会建制格格不入。为了谋求发展,近代中医不断改良、汇通、论战、抗争,直至尝试“科学化中医”,希望改造中医,使其融入近代科学的体系。伴随着抗争与羁绊中的前行,中医自觉不自觉吸收和借鉴了西医的思想和制度,开始了中医体制化的探索[刘洋. 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 山西大学2017 届博士学位论文]

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是医院、医学教育结构、医生组织以及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形成。其显著的特征是医学知识与政治的结合,以及对医疗空间的制度性分割。由于近代社会政治制度源于西制,中医天然地被社会体制排除在外,晚清和民国政府没有主动启动中医体制化进程。中医体制化基本上萌生于中医民间,由中医界自下而上努力探索,其层次、范围、效果上与西医的近代体制化相比,距离很大。

与民国政府的“抑中扬西”的卫生政策相左,近代山西地方政府对中医采取扶持政策,中医体制化在近代山西得以率先发轫。山西模仿西方科学和西医体制,成立中医社团、开展中医学校教育、创办医院、出版发行中医期刊和书籍,以及制订和完善中医学术、研究制度等努力,在中医体制化中做出了独到的努力。

(一)中医体制化试验

1. 阎锡山其人其事

由于各种原因,民国时期的山西与众不同,阎锡山(图7-9)统治山西前后长达 38 年,被称为山西的“土皇帝”。由于阎锡山的认可,山西中医得到大力扶持,在中医体制化方面走出了一条特殊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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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9  阎锡山肖像(1917年)

阎锡山对中医的思想认同,首先源于他接受的儒家思想教育。阎锡山从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7岁入本村小堡私塾,教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10 岁改入大堡义塾,又教读《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左传》及纲鉴。到 22 岁赴日本振武学堂留学为止,共接受儒家传统文化教育 14 年。17 岁再入义塾,温习经史,选读诸子。19 岁考入山西武备学堂学习。在他《早年回忆录》中,阎锡山说自己对“四书”、“五经”多能随口道出,纲鉴大事也知概略。与“五四运动”中“打倒孔家店”反对传统儒家思想的社会风潮相左,1917 年掌握山西军政大权的阎锡山,即在太原成立了尊孔社团“洗心社”,并且每周日亲率文武官员到场,发表演讲,例行“洗心”。

中医理论体系经历2000多年的儒家思想洗礼,与传统文化脉络相承,故在阎锡山眼中,“中医是超科学的”,意即中医是超越于狭义上“近代科学”概念上的“科学”。这与近代思潮引领人士陈独秀、鲁迅,乃至后来的中医科学化激进代表人士陆渊雷、施今墨等认为中医不科学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

其次,阎锡山“中的哲学”与中医的“平衡阴阳”“调和气血”以及当代的“衷中参西”相当契合。阎锡山在统治山西过程中,创立了所谓“中的哲学”——“不偏不倚、情理兼顾,不过不及是为中”,“人事得中则成,失中则毁”。“阎锡山统治山西伊始,曾着力构建新的社会伦理思想体系,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冲击。阎锡山将东西方政治分别冠以“竖政治”和“横政治”之称。将中国封建历史上仰仗于君主一人“公道心”的专制统治,称为“竖政治”;将西方民主治理称为“横政治”。他认为,中国民众教化太差,还不能达到“人人为尧舜”,民主还不合适宜。因此,“横政治”不尽善尽美,“竖政治”又不宜施行,需要另辟“中”的哲学,折衷参习。阎锡山创造出“中的哲学”,真实意图是与新文化运动抗衡,进而强化其统治[马小芳.论阎锡山的“中的哲学”思想在抗战时期的体现[J]. 唐都学刊2003192):101-104.]

阎锡山留学日本期间,“曾居医院三月,耳闻目见者尤多,因叹医学(西医) 之进化,如火车一日千里,皆得科学之力”。他说:“西医重解剖,必有确实证凭,方认其为是;无确实证凭,则认其为非。”“然解剖者皆系死体”,认为“中医处于道家静虚,默参气化,莲光内照,洞见肺腑。与欧西之取经于物质、科学、机械、实验者固自不同。”[会长山西督军兼省长第一次开会演说. 医学杂志,1921,(1):18-21.] 因此,对于中医,他既强调继承又倡导改造。相信“中外医理或有互相发明沟通融合之一日,此语似涉虚渺。然中医如能由虚而证诸实,必能兴。将来之西医由实而参诸虚,两相接近,此亦不可不注意研究者也”,即中西医参合与二者均有益处,是未来的发展趋势[阎省长复函. 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会报,1919,(3):4-5]。由于,“中西医参合”的思潮与“中的哲学”在思想径路上有可通之处,对中医进行改造,是阎锡山的主导思想。

因此,在 1918 年山西省“用民政治大纲”中,列入了“中医改进”的内容;1919 年山西官方主导成立了以改良中医为目的的中医改进研究会,军政首长阎锡山亲任会长,重要幕僚在研究会任职;山西省政府出资20万元(银洋)作为经费来源,各地方和行政部门积极配合;研究会按照现代科学体制建立了完善的中医研究体系;先后从全国 19 个省(市)网罗延聘了197 名中医名家担任研究会理事或职员;发行了近代山西第一份中医期刊《医学杂志》;设立了兼授中西医课程的医学教育机构;成立了中西分治的中医医院,积极开展临床实践和防疫服务。到1935 年,研究会从民间征集到的验方超过 2 万余首,秘本医书 300余册,秘制药品 100 余种;还购置医药图书 1000 余种,开设了图书馆;建立了制药厂;举办了针灸传习班、药物训练班、医徒培训班;协助成立了太原市中医公会;参加了历届卫生运动大会。围绕中医体制化,山西在中医理论研究、文献整理、学校教育、临床实践、中药实验等众多领域都进行了探索,取得了宝贵经验,中医改进成效一度位居全国前列。

良好的政治、发展环境使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虽然偏居内陆一隅,但影响力迅速名列中医界前列,《医学杂志》理事遍及全国,远至星加坡(新加坡)、交趾(越南)也有会员加入。同时,研究会在学会“转瞬即逝”的近代能够长期稳定发展,专心中医研究。到 1937 年抗战爆发研究会停止运作为止,存在时间长达 19 年,《医学杂志》共发行 96 期。厚重的史料和时间跨度保证了其研究独特的价值。

2. 重要幕僚及其影响

成立中医社团,开展中医教育,开展中医改进,还与阎锡山身边重要幕僚的影响有关。时任山西督军公署参谋长、晋北镇守使、将校研究所所长、第四混成旅旅长赵戴文,从小饱读儒家经典,1904年,被保送公费留学日本,进入东京宏文学院师范科就读,结识同期留学的阎锡山,并成为至交。1911年,赵戴文辅佐阎锡山夺得山西军政大权后,一生都被阎尊称为“老师”。饱尽儒学教育和对教育的热忱,使得赵戴文对中医人才的培养、中医学的弘扬充满兴趣。他明确表示“尝浏览中西医籍,就双方所持之学说而合勘之”,在研究中西医理论后,他认为“中医谈生理,从气化上阐明之,必究其源;西医谈生理从解剖上阐明之,必穷其流。究其源则一勺可以滥觞;穷其流则一脉于以万派。”而且对于中西医的理论体系也有很深认识“一用归纳法说明生理,愈简愈精,而所含极大;一用演绎法说明生理,愈推愈广,而所析极细。”同时,对于中西医汇通,他也提出期望“沟而通之,谋而合之,他日中西医界必更有无量新发明。”[赵戴文.杨如侯著灵素生理新论各序. 医学杂志,1923,(15):11-16]幕僚的支持和建议,促进了阎锡山改进中医的想法得以施行。

另外,一批在晋中医有识之士,也积极呼吁中医改进,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杨百城,字如侯,江苏泰兴人。肄业于南菁书院,后因多次参加科举未中,于是弃举业而尚实学,“自兵事、刑律、方舆、医方、导引延年之术无所不周”。后来西学东渐,“复又潜心欧美学说”。1909年,杨百城应山西法政学校之聘赴山西任教。1911 年,任山西巡警总局卫生科医员,负责管理中医事务。后致力于中医,医学经验日益精进,成为民国“医林四大家”之一[赵意空. 杨如侯先生遗像及事略[J].医学杂志,19273833-36]。创立中医改进研究会,最早出自他的构想,赵意空,原籍上海,晚清副贡,曾任陕西汉阴厅通判,精于中医和书画。辛亥后来到太原执业中医,短期担任过山西省军政府财政司司长、民政长、山西省秘书长等职 [刘洋,张培富.近代中医科学建制化之嚆矢——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例[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6333):96-99]

来自江浙中医文化传统核心区域的两人,接受了近代中医改良思潮的影响,既对中医有比较深入思考,又具备与官方沟通的便捷渠道。以他们为首的一批在晋中医人士,承担起了具体的中医改进的筹划和实施任务。

山西提倡和发展中医,也是客观社会经济的现实需要。同为留日学生,与余云岫等将中医视为玄虚、落后的代名词,欲置之消亡而后快不同;更与丁文江等“宁死不看中医不吃中药”的欧化极端人物不同,阎锡山对中医的思考非常现实。他认为坚持发展中医,首先是医药经济的原因,“吾国药材为出产之大宗, 赖此为生活者何可胜计,有中医则能用中药,中医失败则恐受影响。不惟失业,人民大可危罹。即国家经济之损失亦甚大”。据 1947年统计,全国有中医生 83万,中药从业人员360 余万。

其次,是顾虑患者医药费用负担,解放前,西药药店集中在太原,药店主要经营进口药品,价格奇昂,盘尼西林在最紧张的时候要上百元大洋一支。阎锡山在二战区期间,经常通过赠送药品来笼络部下。可想而知普通老百姓更加承受不起西药的高昂价格负担。阎锡山说:“鄙人来自田间,深知民间情形。吃剂药仅费一两角钱,便可治疗,而有病者尤未肯出以购药。似此情形,即使西医普及,而以西药价值,昂贵其如民间之吃不起何此所望?”最后,还因为当时西医医生数量的严重短缺,“考之先进诸国,平均五百人一医为最少数,吾国四万万人应有八十万医生。以服务二十年计,每年应有四万毕业医生,二十年后始能普及。而现在所有医学校之毕业生不足百分之一,诸君试思有无达到目的之日?即使三五十年内能达到此目的,而此三五十年内将坐视医道沦胥而不救乎?”[会长山西督军兼省长第一次开会演说. 医学杂志,1921,(1):18-21]

因此,阎锡山关于中医的认识,显得更加理智和务实。以上原因,成为山西开展中医改进的基础。

3. 关于中医改进研究会

1)目标宏远:山西对中医的扶持,并非一时意气用事,实出于民族复兴的远构想大。1919 年,阎锡山指出“人为国本,医学为发育人类,保障人命之必要,是以先进诸国无不以医学为首务,而特重视之”,将发展和弘扬中医上升到治国首要任务的地位[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260-268]。在中医改进研究会成立大会上,阎锡山提出中医改进的目标是“使中医能应世界之潮流,成一种有统系之科学”。1921年成立的山西医学专门学校,在招生计划中,拟定学生在专门学校毕业后要“分派欧美医学最高之国留学,以在医科大学专科毕业为度”,要求他们“务期融贯中西,发明中医真理,改进中医技术,编为科学”,回国后要为研究会服务,最终使“中医乃能与西医并存于世界”[纪征翰,祖娜.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办学始末[J].中华医史杂志,2013 434):246-249]

2)构想务实:一是采取了中西医兼蓄的原则。对于中医改进中如何处理中医、西医二者的关系,阎锡山表示“中医改进决非排斥西医”。参考西医的目的“一为取西医之所长,增进治病之效率;二为利用科学之发明改进中医之缺点;三为唤起中医之人道主义,改进历来生意式陋习;四为确定病症征集验方,俾一人独得之妙法变为万人共具之技能是也”。其次,本着适用态度,博采众长。对中西医要“以治病为主,不画中医西医畛域,举凡中医西医之良法,以及社会上之偏方。甚至针砭按摩,何者有效,即用何者”。最后,对西医兼容并蓄,两相结合。“改订《本草纲目》等书,将西药之确有效验者,分类添入;改订医书,以病症为主,将验方不分中西,悉数列出,合中西古今药目验方于一堂,以为治病之准则”。[阎锡山. 阎锡山日记. 太原:三晋出版社,201289-91]在中西医兼蓄思想的指导下,中医学术刊物《医学杂志》共发表有关西医、西药文章 54 篇。

二是采取系统规划的方法。在研究会成立之初,就全面、系统地对中医改进的原则、任务都进行了明确:第一是诊疗的标准化。“遇病必求实验,求出一定之原理,一定之公式。不能互相参差,此医认为是;彼医便认为大非。此亦一方,彼亦一方。两医则两说互诋,十医则十方互异。”第二要开展公共卫生。“卫生机宜讲求。如发生流行病,中医不信微菌传染之法,直无法制止,亦应切实讲求,则保全实多。盖卫生行政乃世界近日所最重,直可代表文明,非细故也。” 第三要使用现代的医疗器械。“西医实极精妙,宜多采用。除之法中药有秘传秘制,可以并行不悖外,余均取长舍短,急戒故步自封。 至于器械亦然。 诊脉数呼吸,何如时表之平均?检温用手探,何如寒暑表之确实?其余种种,本此类推。”第四要分科研究。因为“不专则不精,此定例也。而每科尤须有统系、有定理。”第五要加强学术交流和研究。“治愈一病,将其法语人,以资研究,固不待论。即医死一人,亦宜将其所以误治者报告大众,以资参考。故每治一病,必须将病状详细研究。处方后,更宜考察其有效与否”。[会长山西督军兼省长第一次开会演说[J].医学杂志,1921,(1):18-21]相应地,按照这些原则,中医改进研究会建立了“时疫(传染病)”报告制度,到日本购置了西医的医疗设备,完善了分科分层研究方法,开展了每星期的例会演讲讨论。

3)方向明确:19188月,阎锡山在教育计划会议上讲:“中医本非世界公共之学术,才智之士不肯投入此界,以牺牲其脑力。且提倡中医亦必须有改造的办法,改良药料,参考西医之适于行政,及治方的确者,渐次造成一种中医大学之组织,方能站得住。”[申国昌.守本与开新:阎锡山与山西教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25-26]即指出要借鉴西医的管理体制、合理的组织形式、高等教育模式,才是中医改进能够立足的根本办法。

19194月,阎锡山在给即将成立的中医改进研究会的手谕中指出:“人为国本,医学为发育人类,保障人命之必要,是以先进诸国无不以医学为首务,而特重视之。我国维新多年,而医学进步特后。自鄙人秉政以来,调查所及,人民之死于无医与误于庸医而死者,不知凡几!固人类之大悲,实学术之缺点。是兴办医学,为今日当务之急,了无疑义。所疑难者,学习中医乎?学习西医乎?学习中医,则既无专精之教员,又无有统系之学术;学习西医,则尽舍已以从人,难造普及之药料。今拟以西医之精神,改进中医之学术,特设专校,分科研究,学生按区保送,学成而后,归区服务,以期普厦。”[会长山西督军兼省长第一次开会演说[J].医学杂志,1921,(1):18-21]总之,他认为中医改进的途径是组建社团、开展中医教育和中医研究。

对于中医改进的内容,研究会创办之初也形成共识:一是若要“增进吾国国人治病之效率”,需“不画中医西医畛域,举凡中医西医之良法”,“何者有效,即用何者”;二是由于“中医之医理,率近虚玄。西医之医理,纯按科学。化虚玄而日进于科学,此尤为中医改进切要之图”;三是中医对“病者之服药,疮者疽者之割治,一仍其旧”,以致患者“视服药为畏途,视割治为畏途,预防传染尤为治病所不可少之举,皆为我中医之所不讲求”;四是“病体之变化,时有不同”,西医通常“日三验之,而重者尤繁”,中医“不守病人,不时究药力之结果,以致绝好经验,付之东流”;五是中医“无教育之设置,无系统之研究,无互益之团体”。需要“设教育以教之,设研究团体以交换之,则彼此互益,医学流传,时有进步”。[阎锡山.阎锡山日记.太原:三晋出版社,201289-91]

1932 年,阎锡山又根据中医与西医的差距,针对性提出中医改进需要加强的四个方面:一是诊疗方法落后,“病者之服药,疮者疽者之割治,……中医则一仍其旧,以致视服药为畏途,以致视割治为畏途”;二是公共卫生服务薄弱,“预防传染尤为治病所不可少之举,皆为我中医之所不讲求”;三是护理观察的缺失,“病体之变化,时有不同,药理之效果,每多传易,西医之于病者之于药力,通常则日三验之,而重者尤繁,中医则不守病人,不时究药力之结果,以致绝好经验,付之东流”;四是教育和科研的缺乏,“中医历来纯重书本,无教育之设置,无系统之研究,无互益之团体,以致人只一长,世之三尺”。①

随后山西中医改进中,创立社团、建立附设医院、成立附设医校、开展中医临床实践和教育、培养看护(护士)和医徒(护工)、改进中药制剂、参与卫生防疫,这些工作与科学体制化的内容相吻合,使得山西中医改进工作真正走在了现代意义科学体制化的轨道上[刘洋,张培富.近代中医科学建制化之嚆矢——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例[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6333):96-99]

(二)中医体制化下的抗疫实践(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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