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尚. 近代中国的鼠疫应对机制——以云南、广东和福建为例. 历史研究，2002，（1）：114-127

提要：1940 年代以前中医医生和官方在鼠疫流行时的无效应对，导致19-20世纪云南、广东和福建三省大量人口感染鼠疫和患者的高死亡率；民众自发采取的隔离、消毒等防疫措施，也因此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防疫手段。1940年代以后，中医医生和民众的治疗和防疫办法仍未有大的改观，官方开始抛弃民间的传统防疫方法，实行现代防疫措施。

一、引言

一般认为，第三次世界鼠疫大流行起源于中国的云南，后经广西传至广东和福建，在1894年由香港传至世界各地①。云南的鼠疫始于乾隆后期，在此后的200多年里，一直流行不断，其中以乾嘉、咸同和光绪年间的流行最为剧烈。咸丰至光绪年间由于回民战争的缘故，鼠疫流行区域大大扩展，导致了遍及全省的鼠疫大流行。广东的鼠疫于同治年间起于雷州半岛②，光绪年间传至粤东和福建。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鼠疫成为影响上述三省主要的传染病，直到1949年以后才被根治。据1950年代的调查，从1856年到1949年，鼠疫在云南84县流行93年次，74万人死亡；从1867年到1952年，在广东69个县流行83年次，48万人死亡。在福建，从1884 年至1952年，鼠疫波及56县，死亡人口达 71万③。实际上，这些数据是低估的，据我们的研究，咸同年间云南战争核心区死于鼠疫的人口就达 150万④。大量人口死亡导致原有社会秩序失衡，社会各界不得不采用种种办法，来应付这一自然灾害。

①伍连德 ： 《中国之鼠疫病史》 ， 《中华医学杂志》 第 22 卷第 11 期； R. Pollitzer， Plague. World Health Orga 2 nization，1954，pp. 15-16；Carol Benedict，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 2 Century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②我们认为雷州半岛地区存在着一个时间久远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光绪年间粤东的鼠疫是由这里引发的。参见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流行对近代中国的影响》，载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133-167页。

③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编《中国鼠疫流行史》，内部修订本，1973 年，第 2 页。

④ 李玉尚、曹树基：《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与云南人口的死亡》，《清史研究》2001 年第2期。

以往的研究侧重于鼠疫发生时间、流行路线、流行区域、患亡人口和流行特点等方面，对于社会各界如何应对这场灾难则很少涉及①。Carol Benedict填补了这一方面研究的空白。在关于19世纪中国腺鼠疫的论著里，她详细探讨了中医、民众和官方对鼠疫的应对（尽管引用的资料仍有限）②。关于中医对鼠疫的应对问题，她认为 19 世纪末中医界对鼠疫的治疗分伤寒和温病两派，以温病学派为主。实际上，面对鼠疫流行，各地中医医生都在从以往各种医书中寻找治疗良方，医界和民众中还盛行其他简单易行的治疗方法，仅仅以伤寒与温病两派来论述中医治疗鼠疫是不够的。另外，Benedict从清醮、找净水、吃素和戒淫等方面探讨民众对鼠疫的反应，而这些都是民众在应对瘟疫时通常采取的措施，并不是在应付鼠疫时特有的行为。这一点，诚如蒋竹山所批评的，“大多沿袭宗教史家刘枝万及 Paul Katz 对瘟神的研究，并无独特之处”③。本文将利用调查资料“复原”民众在鼠疫流行过程中的表现，并藉此从一个侧面揭示何以在现代防疫制度建立之前，传统社会里的鼠疫流行并未造成像中世纪欧洲那样大规模的人口死亡。Bene 2 dict认为官方应付瘟疫通常采取的是施药、设置慈善机构、祈祷瘟神、参与社区仪式及赛会活动等措施；除天花外，清政府从未采取隔离措施来防疫。本文的研究侧重于清代地方政府是如何应对鼠疫的。进入民国时期，在雄心勃勃地建立公共卫生体系的背景下，官方一反以往的传统，采用现代防疫办法，这些措施如何实施及引起民众和中医界怎样的反应，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二、医界的应对

在广西龙州和广东西部的廉州、高州等地④，鼠疫流行有较长的历史。同治年间，鼠疫在龙州、廉州和高州等地爆发，在这些地区很快就出现了诸如高廉验方、茂名验方、石城验方、高州生药验方、高州外治验方、雷州外治验方和琼州外治验方等治疗鼠疫验方，这些验方均是“自同治五年至光绪初年，高、廉、雷、琼以及广西、安南等处医核验方”⑤。高州吴宣崇收集了这些验方，在光绪十七年（1891）编为《鼠疫治法》。石城罗芝园据吴宣崇著作，并把王清任医治北京霍乱时的解毒活血汤变化加减而成治鼠疫主方，编为中医学界熟知的《鼠疫汇编》⑥。

光绪以前的医学著作，并未有鼠疫及其治疗方法的明确记载，故而当光绪年间鼠疫传至粤东和福建时，“邑人未闻鼠疫作祟，医者也无疫理之识”⑦，广州的医生也“鲜知其病所由来，但名曰核症，而无从考其核之所由来”⑧。

①赖文、李永辰在《1894 年广州鼠疫考》（《中华医史杂志》 1999 年第 4 期 ） 中提及 1894 年广州的民众和医生对鼠疫的应对措施，可惜并未深入研究。其他学者的研究则并未涉及这一主题 ，参见《中国鼠疫流行史》；冼维逊：《鼠疫流行史》（内部印行本，1989 年）；李玉尚、曹树基：《18-19 世纪的鼠疫流行与云南社会变迁》（载《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第168-210 页 ） 。

②Carol Benedict，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Modern China （April 1988）；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101-130.

③蒋竹山：Carol Benedict，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 2 Century China，《新史学》（台北）第9卷第3期（1998年）。

④廉州府在清代属于广东，1952年划归广西。

⑤区德森：《时疫辨》卷3《历考鼠疫验方》，光绪二十七年广州宏经阁刻本。

⑥有关《鼠疫汇编》在鼠疫病史上的地位，参见李禾、赖文《罗芝园〈鼠疫汇编〉在岭南鼠疫病史之地位及价值》（《中华医史杂志》1999 年第 4 期）。

⑦郑忠民：《解放前德化县鼠疫流行概况》，《德化文史资料》第3辑，1983年，第61页。

⑧余伯陶： 《鼠疫抉微・李序》，《中国医学大成》 第 4册，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年，第732 页。

所以，医者“乃猜为感冒，谬作伤寒，凉药杂投，温补妄进；否则轻剂浅试，养症成深，无误人之心而有误人之识”。曾有“用仙方、活命、羌独、芎夏，轻症变为危者；用麻黄、桂枝、后芪、乳香，稍重变为危者；用附桂、参术、吴萸、干姜，顷刻立毙者”①。在这种情况下，治疗效果自然不会十分理想：“数年来，患时疫遭劫颇惨，轻者幸药而愈，稍重者十每难痊一二，人心皇皇，群医束手。”②粤东和福建缺乏治疗鼠疫的良方，这就为高、廉等府治疗验方的传播提供了可能。光绪二十五年（1899），《鼠疫汇编》传至肇庆之后，“板经五刊”。光绪二十六年（1900），《温疫条辨摘要》在厦门出版，此书附录有《鼠疫原起》③；光绪二十八年（1902），福建名医郑肖岩在福州出版《鼠疫约编》④；宣统二年（1910），余伯陶所著《鼠疫抉微》在浙江付梓。上述治疗鼠疫专书，盖因当地医生认为《鼠疫汇编》 原书繁重，苦难卒读，“乃撮其症要，并施治诸法，分列层次，兼附医案，使人易晓”⑤，以广流布。按照余伯陶的说法，“吴川吴君始辑《鼠疫治法》，暨岭南罗君增订之《鼠疫汇编》，八闽郑君厘定之《鼠疫约编》”，至宣统年间，“其良方善法，固已经验于闽粤间。”⑥在云南，笔者发现两本民国年间流行于该省的治疗鼠疫专书，观其内容，也是据上述著作删摘而成⑦。鼠疫在云南流行200多年，民国年间该省流行的治疗鼠疫专书竟然是从广东传来，反映出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云南医生缺乏治疗鼠疫的良方。

云南医生对鼠疫的应对，按照光绪年间临安府医生谢本仑的说法是：“受其害者百有余年，时医无从下手，一概指为天灾。”他本人则认为此症“由于天行，莫非时毒”，又“与痧无二”，所以在治疗上以普济消毒饮为主，又加入郭右陶防风散痧汤和治痧仙剂，以大黄作药引。此方得到官方的认可，但并未在民间广泛流传。据谢氏自言，“沿途访问，有毗连一二街绝不知有余方者”⑧。咸同以后昆明治疗鼠疫专家彭超然采用割去痒子，敷以药，又熬药内服的治疗法。刀割淋巴腺的方法是云南、广东和福建三省医者和民众治疗鼠疫的通行方法之一，彭医师的治疗方法并不特别高明。另一位医师姚文清在光绪年间鼠疫流行时，被鼠疫病人传染而死⑨。可见，云南医生发明的治疗鼠疫的方法或者并未广泛流传，或者并不是十分有效，这就为《鼠疫汇编》的传入云南提供了可能。

《鼠疫汇编》的广泛传布还与各地把刊印此书作为一项重要的防疫措施有关。光绪甲午（1894）、乙未 （1895）两年福州鼠疫流行时，“螺洲陈宅，刊印《鼠疫汇编》，分送城乡，活人无算”⑽。

1941年永安发现死鼠后，该地人士“恐将致疫，爰将编中要义，删摘节录，医者病者，可资借鉴” ⑾。云南同样如此，民国年间，“有心者取《鼠疫汇编》及《良方释疑》合观之，便知其妙。惟恐购买二书难于急就，故略叙其原，另刊一纸，以为好行方便者权济不时”⑿，刊印此书，免费赠送。上述措施使得《鼠疫汇编》的内容广为传布，此书所载的治疗验方也就成为南方各地中医医生治疗鼠疫的最为重要的方法。

①区德森：《时疫辨》卷3《历考鼠疫验方》

②⑤黎佩兰：《时症良方释疑·序》，光绪二十七年肇城景福局刻本。

③佚名：《温疫条辨摘要》，光绪二十六年厦门五崎顶倍文斋代刊印本。

④郑肖岩：《鼠疫约编》，光绪二十八年福省鼓楼前陈文鸣刻坊本。

⑥余伯陶：《鼠疫抉微·自序》，第734页。

⑦李子通原稿、李仲坚编校 《鼠疫中医治法》，1950 年刻本；宋学亮：《鼠疫良方》 ， 民国铅印本。

⑧谢本仑：《特授临安府宁州正堂谢自制经验痒子良方后序》，滇西鼠疫调查组《丽江县鼠疫流行史调查访问资料》，内部印行本，1957 年。

⑨昆明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室编印 《昆明历史资料汇辑草稿》下册， 内部印行本， 1963 年， 第366、367、369页。

⑽陈杰士：《鼠疫治法》，福建省政府秘书处印，1941 年铅印本，第 1页。

⑾陈杰士：《鼠疫治法》，第 1页。

⑿宋学亮：《鼠疫良方》，第 2页。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医家和民众对罗芝园所用之方深信不疑。在广东，“用者疑信参半，稍知医者，不以为然；深于医者，尤不以为然”①。在云南同样如此：“近观患是症者往往仓皇无措，遂至失医，其甚者明知此方于核症为宜，又或以脉不对症未能深信。”②另外，罗芝园用大剂量方剂治疗鼠疫患者，一般民众与医家对此深感恐惧，不敢完全照此方试用，为此，光绪年间的一些中医书不得不在扉页上强调要按规定的方剂量投药。当时中医治疗鼠疫还有其他方法，如清代广州名医黎庇留和易巨荪用《金匮》升麻汤治疗鼠疫，在治疗理论与用药上都不同于罗芝园③，福州郭云团（1885—1945年）多以《伤寒论》、《金匮》和《温病条辨》所载药方，互参互用，治疗鼠疫和霍乱④。在1950年代进行的鼠疫流行史调查中，广东医务工作者对该省中医如何治疗鼠疫调查甚详，其内服之法如表 1所示。

表1　 1950年代调查广东中医治疗鼠疫内服之法

资料来源：1950 年代广东各县鼠疫调查报告。

①黎佩兰：《时症良方释疑·序》

②宋学亮：《鼠疫良方》，第3页。

③黎庇留、易巨荪：《清代广州鼠疫流行用药经验》，广东省医药卫生研究所中医研究室编《广州近代老中医医案医话选编》，广东科技出版社，1979年，第 121—127页。

④孙坦村、肖诏玮：《福州近代中医流派经验荟萃》，福建科技出版社，1994 年，第 243页。

因系1950年代调查资料，故表1所列广东中医治疗鼠疫的内服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治疗理论与用药上都经过筛选。不过，从调查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出三个问题。第一，在1950年代的调查中，不少县的医家和民众都提及《鼠疫汇编》或此书所载的药方，可见《鼠疫汇编》影响之大。第二，各地中医医生治疗鼠疫的药方，即使据1950年代的调查，仍然是多种多样的，从汉代至清中后期，从伤寒、金匮到温病，诸家药方，皆被试用，诸医用药，真是“无所不搜”①。第三，温病学上著名的《疫疹一得》、《温病条辨》和《温病经纬》中所载药方都被用来试治鼠疫，即使是广为试用的解毒活血汤也是罗芝园据王清任《医林改错》所载药方加减而成，而王清任发明此方是用来治疗道光元年流行于北京城的古典型霍乱②。由此可见，在鼠疫面前，各地中医医生并不是积极寻求治疗鼠疫的新方剂和治法，而是将以往医学著作里的验方直接移治或加减其方来治疗鼠疫。

广东中医治疗鼠疫，除内服之法外，尚有外敷之法。如表 2 所示。

表 2　 1950年代调查广东中医治疗鼠疫外敷之法

资料来源：1956 年广东各县鼠疫调查报告。

从表2 可以看出，外敷疗法即用刀割、针刺排出脓血，或用蚂蟥吸出脓血，用药物敷于淋巴腺。这种治疗方法在光绪年间的福建、云南以及民国年间的北方也十分盛行，在此不一一列举。

尽管在治疗鼠疫上，中医医生想尽了种种办法，不过上述治疗的效果并不乐观。在1950年代的调查报告里，大多数民众认为上述治疗方法“在治疗上多不见效”③，或者声称当时根本“无药可治”④。中医医生在鼠疫流行中并无良策。

鼠疫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疾病，然而临床医生因不知预防而经常感染鼠疫，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如广东佛山市有一中医，因出诊医治鼠疫患者，“他本人连他的妻子七八人患鼠疫死去”⑤。即使到了1943年，当福建邵武发生鼠疫时，“有部分老中医，不注意预防，挨家挨户去看病，结果作了无谓的牺牲”⑥。大多数医者， 在鼠疫流行期间因害怕染疫而拒不出诊，如1897年海丰县发生鼠疫，“当时医师害怕受染， 都走离他处，请不到医师治疗，只有求神吃药，自生自灭”。该县 69岁的老中医蔡学修的祖父将中医医生应对鼠疫的经验总结为“应逃则逃，不逃则守”，也就是说，如没有地方逃走，就不要出诊，避免与病人和病家接触⑦，这道出了中医医生对于鼠疫患者的一般应对方式。

现代西医治疗鼠疫是注射或服用抗生素（链霉素、四环素、氯霉素、磺胺类药物等），或是注射抗鼠疫血清⑧，这些治疗鼠疫特效药是在20世纪30-40年代才发明的。由于各地医疗发展水平颇不一致，采用西医治疗的时间也有早晚，如闽南开始较早⑨，而该省罗源县在1942 年鼠疫流行时，才有西药配合治疗。据后来回忆，“那时西医治疗鼠疫常用的药品主要有两种：一是片剂，名‘大健风’，现在才知道是磺胺类的药品；另一种是注射剂，名‘百浪多息’，当时病者，把它视同“救星”。⑽

①区德森：《时疫辨》卷3《时论鼠疫来由》。

②参见李玉尚《霍乱在中国的流行（1817—1821）》，载《历史地理》第17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

③连平县卫生防疫站：《连平县历史上鼠疫流行情况调查总结》，内部资料，1956年。

④钦县卫生防疫站：《钦县鼠疫调查报告》，内部资料，1956年。

⑤佛山市卫生防疫站：《佛山市历史上鼠疫流行情况》，内部资料，1956年。

⑥吴钟：《邵武鼠疫记略》，《邵武文史资料》第1辑，1982年，第 51 页。

⑦海丰县卫生防疫站：《海丰县历史上鼠疫流行情况调查资料》，内部资料，1956年。

⑧李家庚、余新华：《中医传染病学》，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7年，第462-463页。

⑨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编《福建省地方病情形与防治》（闽政丛刊），1939年，第 23页。

⑽游承鹤：《旧社会罗源的病民三害——鼠疫、停棺、花会》，《罗源文史资料》第1辑，1985 年，第112-113页。

大健风为磺胺嘧啶 （Sulphadiazine），此药 20 世纪40年代起用于医药；百浪多息（Prontosil）为最早的磺胺药，20世纪30年代始用于临床。这些药物“价格昂贵，一般人买不起，一对鼠疫血清价值一二两黄金，一瓶盐水卖几十块光洋”②，由于“药少价高”，所以“被人视同珍宝”③。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条件较好的病家，可以到大城市去购买④；而一般穷人却无力购买。20 世纪 30—40 年代，政府开始采用现代防疫方法，为鼠疫患者和其他民众免费分发磺胺嘧啶等抗生素和注射抗鼠疫血清，这才使得现代治疗鼠疫特效药惠及一般民众。不过，这已经是相当晚近的事了。

三、民众的应对

当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云南丽江发生鼠疫时，人们对自毙鼠现象不能理解：“更有异者，此症并及虫豸，城多鼠而其时疫死殆尽，猫捕鼠亦绝。”⑤不过此疫频繁发生，很快就使人们认识到了此疫之发生与老鼠有关⑥。光绪二十年（1894）鼠疫初传至粤东后不久，民众就知道“其病由死鼠之气，蒸传于人”，在这一认识的指导下，“于是家家捕鼠，几致搜掘无遗”⑦。

既然人们已经知道鼠疫的发生与老鼠有关，那么老鼠如何传染此种疾病？罗芝园、郑肖岩和余伯陶等人否定了吴又可、陈修园关于温病由“天气”或“毒气”引起的看法，认为“疫从地气而来，鼠先染疫而死，死鼠秽气熏人，感之即病”⑧，即“鼠中地毒死，人感鼠毒而疫作”⑨。

所以，广东民众“见疫盛行之时，人家始见死鼠，嘱其炒香绿豆，间以生绿豆，置于墙隈，并鼠往来处，俾鼠食之，以解鼠毒”10。云南民众和医家对老鼠传播鼠疫的认识与广东一致。据调查，人们以为“这个病是鼠毒关系，是鼠传染的”11。“鼠毒”当来源于地气，光绪年间发生鼠疫时，民众在十字街头或交通要道“烧地毒”，就可以反映这一点。

既知鼠疫的发生与老鼠有关，所以民众每见有死鼠发生或者是病人出现时， 一般的做法就是搬家逃避，直到秋末以后才敢返回原地；也有些人为躲避此病而迁移外地。不过，一些县的民众起初并没有对自毙鼠进行科学的处理，如海丰县，“群众已知此疫是由老鼠传染，然而对处理死鼠很不科学，仍将它丢在垃圾堆及污水塘”12，这样处理死鼠易将鼠疫病传染给人类。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众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老鼠在鼠疫病传播中的作用，也能够对其进行科学处理。

②邓文沂：《福州卫生事业发展史》，《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 5辑，1986年，第140页。

③贡茂发：《鼠疫在邵武和光泽为害纪实》，《邵武文史资料选辑》 第11辑，1990 年，第17—18页。

④游承鹤：《旧社会罗源的病民三害——鼠疫、停棺、花会》 。

⑤吴大勋：《滇南闻见录》，《云南史料丛刊》第5辑，内部油印本，1980 年，第106页。

⑥云南乾嘉年间的鼠疫记载参见前引李玉尚、曹树基《18—19 世纪的鼠疫流行与云南社会变迁》一文。

⑦李钟钰：《鼠疫抉微·李序》，第732页。

⑧余伯陶：《鼠疫抉微·疫情篇第一》，第739页。

⑨光绪 《海阳县志》 卷 25《前事略二》。

⑽区德森：《时疫辨》 卷 3 《历考鼠疫验方》。

⑾昆明市卫生防疫站：《昆明市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内部印行本，1957。

⑿海丰县卫生防疫站：《历史上鼠疫流行情况调查资料》。

据调查，在云南大理和凤仪等地，光绪年间鼠疫发生时，“有人主张鼠死必深埋”①。广东顺德县群众“由于历年积累经验，亦知系鼠类为害，因此当发现死鼠，即用火焚烧，及烧檀香、硫黄、艾叶等称之为‘辟疫’”①。民国年间的一些地区民众已经知道老鼠身上的跳蚤是传播媒介了，据1950年代梅县的调查，“流行时期跳蚤很多，群众在街上把裤脚翻高，容易把跳蚤打死”②。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其他与上述情况相矛盾却又并存的认识。基于这些认识，民众与医家采取了他们认为有效的防疫措施。云南民众同时相信鼠疫是 “痒大老爹” 引起的， 所以有时让妇女裸身去抬鼠疫死者的棺材，以为 “妇人精着屁股抬棺材，痒大爹就不好意思跟她来，这样做法后会少死一些人”③。人们同时也相信，鼠疫是各种物件传播的，据调查，凡是类似 “痒”、“疙瘩”的物品都不能保存，否则会得痒子病，所以染疫之家将银子丢出去，也没有人敢去拾④。

除此之外，还有民众认为与污秽有关，如1906年福建德化发生鼠疫，“乡人归咎于池塘污秽。此后塘畔无人耕作，杂草丛生，路绝行人”⑤。这些认识自然与上述鼠疫是由“地气”或“鼠毒”引起的认识相矛盾。矛盾的观念可以并存， 这正是民间社会的真实情况。

在民众的认识里，鼠疫又由瘟神引起。在福建，民众对此疫之发生，“每诿为神散瘟”⑥。广东普宁县民众认为：“鼠疫是瘟神下降，生死命中注定，是元数。瘟神夜间在街路走，只听到铁链铛啷之声音。又说此鬼要随人声，随烟火，故一至晚间，各村断烟火、跑人声，热闹市坊，变为荒凉之景地。”⑦云南民间相传都天太子为瘟疫之主⑧，所以至光绪末年，大多数县都设立了都天太子庙，以求避灾。

为了遏制瘟神恶鬼，人们纷纷祈求地方神灵庇护，所以疫区迎神赛会频繁举行。一般认为，迎神赛会会因民众聚集而引发更大范围的鼠疫流行，不过，广东的情况却使笔者对这一看法产生了动摇。以梅县为例，1950年代梅县的调查报告称：“由于死人太多，群众不知所措，皆迷信求神拜佛，故城镇曾请大埔保生大帝前来，在社甸背结坛，很多人去求仙水，释牟尼，并请阴那山潘祖师及潮州大峰祖师来游行，在十甲尾结坛等。松口镇也请大埔保生大帝游行。”游神时，“街上放爆竹很多，硫磺药味很大，据说能杀死鼠蚤，故以后流行即停止”⑨。高要县的记载更加详细：“灾情之重，为从来所未有过。而统治者竟充耳不闻，只知剥民，全不关心民瘼，事前既无预防之策，事后又无控制之方，诘之则谓岁命夭时，坐视人民疾苦而不救。及后，人民以无可奈何之中，乃乞灵于木偶。好事者倡议，必要抬包公出游方可，一唱百和，不赞成者也缄默。于是宣传定某日巡游，事前必先扫除家外内，污秽勿近，一切垃圾皆要运诸郊，人也要沐浴更衣。队伍所经，均要焚香点烛，多燃爆竹，人皆一一遵办。时在四月中旬，巡行后，疫情渐忘，不久就归于消失。其事虽属迷信，而其能同意合卫生原则，故能消灭灾情。故四方消灾，并非菩萨法力，实由搞好环境卫生。”①传统社会的环境卫生相当恶劣，人们游神前的沐浴更衣、清除污秽和焚香燃竹等行为创造了一种卫生的环境，鼠疫流行也因此断绝。借着一种民间信仰的表面形式，人们实际上进行了一场清洁卫生、对疫区消毒的活动 。

①凤仪卫生院：《凤仪鼠疫资料》，内部印行本，1952 年。

①顺德县卫生防疫站：《顺德县历史上鼠疫流行情况调查总结》，内部资料，1956年。

②梅县卫生防疫站：《调查梅县历史上鼠疫流行情况》。

③昆明市卫生防疫站：《昆明市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

④（盐丰县）鼠疫调查组：《盐丰县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内部印行本，1957年。

⑤郑忠民：《解放前德化县鼠疫流行概况》。

⑥《福建省鼠疫之防治》，第1、3页。

⑦普宁县卫生防疫站：《普宁上历史上鼠疫流行情况》，内部资料，1956年。需要指出的是，民间敲锣打鼓等吓跑瘟神的活动，在鼠疫疫区并不普遍，在1940 年代的粤南，民众 “因迷信关系，恐鬼神为祸，忌讳至深。患疫死者，家人不敢啼哭，亦不发丧，亲朋谈论亦不敢及。” 当我们讨论具体的瘟疫，特别是像鼠疫这样给民众留下极大心理恐惧的传染病时，不应拿民众应付一般瘟疫的办法来硬套。

⑧个旧市卫生防疫站：《个旧市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内部印行本，1957 年；建水县卫生防疫站：《建水县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内部印行本，1957 年。

⑨梅县卫生防疫站：《调查梅县历史上鼠疫流行情况》，内部资料，1957 年。

①高要县档案馆：《高要县民国时期卫生工作档案材料选编》， 内部印行本， 1984 年， 第 6页

广东群众还在疫区进行直接消毒。如广宁县，“居民四处逃避，瘟疫剩余极端贫困，无处可逃，居民到处燃烧鞭爆或烧药物如苍术、硫黄（磺）、檀香末等物以辟邪”②。所谓的“辟邪”，实际上是一种消毒行为。据1950年代调查，这种“辟邪”活动在广东各县很普遍。在云南则是用石灰水消毒，据称“石屏自辛未至乙酉频疫，按疫多由鼠，宜先以石炭酸洁扫街道、居室为之防。”③不过， 这是民国年间的记载，很有可能采用此种消毒方法的时间并不长。

除了上述消毒措施外，民间避疫还有隔离之法。逃避是现代防疫制度建立之前，民众所采用的一种最为重要的隔离办法。当一个疫点有疫情发生时，当地民众相当恐惧，第一反应就是立刻到附近地区躲避。当城镇发生鼠疫时，居民大都迁往乡下④；当乡村鼠疫发生时，“富者多择地逃避”⑤，因贫困而无法迁移远处的人只能在附近地区躲避。鼠疫自然疫源地内的民众更是精于此道，例如处于鼠疫自然疫源地内的茂名县，人们对鼠疫发生、流行已经颇为习惯，故在每年鼠疫发生的季节，避居野外，待疫情平息后，再回到原居住地，这就是当地人所称的“走老鼠”。人们通过这种方式，比较有效地躲避鼠疫，从而使当地人口得以保存。云南更是如此。

此外，民间还有其他隔离法。第一，深居简出。民众的这种做法，正如广东广宁县的调查报告所言：“曾一度绝断互相的来往探访，因此减少接触传播机会 ……遂后以中止平息。”⑥第二，断绝与疫区的联系。据1950年代的调查， 广东澄海县，“其他各乡闻该乡有鼠疫流行，则拒绝该乡人入境”⑦。紫金县，“在交通方面，外界人都恐惧而不敢进疫区，一家尤对小孩管制更为严格，但亦有个别人冒险来街买卖东西的”⑧。人们越来越多地采用此种隔绝法。第三，隔离患者与患者尸体。鼠疫患者的尸体是相当危险的传染源，民众认识到了这一点，不敢与尸体接触。广东香东县，“家里无论谁患鼠疫，连最亲的人都不敢接近，患者在家，没人照顾，只有等待死亡”⑨。在这种情况下，“丧户'只有尼姑作陪”10。云南蒙自民众知道，未染疫之人接触病人、死者或有病的人家，会被传染，所以不敢探望病者，有的连自己的亲人病了都不敢照料11。

应当指出的是，分散居住于村外、野外或山边，彼此之间接触传播的几率相应减少，不失为一种很好的隔离方式，不过人们的逃避行为也会导致鼠疫的扩散。虽然民众越来越注意严格禁止疫区民众进入未感染区，但是在疫区民众强烈求生愿望的驱使下，往往会冲破种种阻碍而进入未感染区。同时，其他隔离措施执行得并不彻底12。因而尽管有以上的诸种预防鼠疫之法民众感染鼠疫的几率仍然很大。

②广宁县人民委员会卫生科：《关于广宁县南街镇历史上鼠疫病调查报告》， 内部资料， 1956年。

③《中国鼠疫流行史》，第750页。

④海口市卫生局：《海口市历史上鼠疫流行调查总结报告》，内部资料，1956年。

⑤佛山市卫生防疫站：《佛山市历史上鼠疫流行情况》。

⑥广宁县人民委员会卫生科：《关于广宁县南街镇历史上鼠疫病调查报告》。

⑦澄海县卫生防疫站：《澄海县关于调查历史上鼠疫、霍乱流行情况报告》，内部资料， 1956年。

⑧紫金县人民委员会卫生科：《历史性鼠疫流行情况调查简报》，内部资料，1956年。

⑨香东县人民委员会卫生科：《香东县调查历史上鼠疫流行情况工作报告》，内部资料， 1956 年。

10顺德县卫生防疫站：《顺德县历史上鼠疫流行情况调查总结》。

11《蒙自县鼠疫流行历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总结（初稿）》，内部印行本，1957年。

12柯乔木在 1946 年参加了晋江西滨的鼠疫防治，据其观察，鼠疫患者“都是因为看护患者，或探望病人而被传染的”。参见柯乔木 《解放前泉州鼠疫的流行》，载《泉州文史资料》第 16 辑（1984 年）第 164 页。

上文提及刀割疙瘩的鼠疫治疗方法由于简单易行，也为民众广泛采用。除此之外，民间医生和民众还有其他治疗法，或是用粘毛草根煮水吃，或是将紫维花弄碎敷在痒子上，或是煎服粉通花根，或是用猪紫草和穿山甲弄成粉末混水吃①。这些简单易行的治疗方法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只是与人们的原始思维习惯和贫困有关。

鼠疫杆菌在腺鼠疫患者的血液中很少，主要聚集在淋巴腺中②，割除肿大的淋巴腺或许对治疗鼠疫有作用。不过，在云南民众看来，这种治疗方法的原理是 “除害”③，民众认为病变了的淋巴腺有“毒”，所以要想办法消除淋巴腺中的毒素。据大理下关的调查，“得痒子病，医法就是手抓住痒子就不放，用刀连皮子、痒子割掉，在（再）吃一口香油”，这种做法的依据是：“因痒子病毒会潺心，一潺心就死，若吃了油，油把心◆起，毒就潺不进。”④喝香油就可以防止毒素入心，并不能得到科学的解释。这是民众原始思维习惯在治疗上的表现。

传统社会中的医疗力量主要分布在城镇，城镇的中医医生到乡村出诊不仅费用高，而且有规定的时间，乡村鼠疫患者因此往往请不到高明医生。按照广州老中医张镜波的说法，鼠疫患者“多在黑暗、潮湿而卫生不良的住户”⑤，而这些住户多数是贫民，他们往往无力购药治疗。如1919年广东罗源县中医治疗鼠疫的西藏红花、羚羊、犀角等，“要十多块银元，大多数贫民病者，往往求医后无力购药”⑥。在福建同安县，当地贫民用三圣丹来治疗，这种药是用帽巴豆霜、雄黄等研为细末，加面粉煮醋为丸而成⑦，价格便宜，因而为一般民众所采用。

疫区民众普遍相信鸦片可以治疗鼠疫，如 1946 年晋江发生鼠疫，“中医施永镇出入病家名噪一时，自恃有烟瘾可以避疫，终于染肺鼠疫而逝”⑧。民众认为用鸦片治疗是“以毒攻毒”⑨，实际却毫无作用。这同样是民众原始思维习惯在治疗上的反映。

在鼠疫流行面前，地方士绅也纷纷组织善堂或者成立临时急救公所和其他组织来进行防疫，如1894 年广州“疫核与标蛇交作，各善堂遍设医厂”10，发棺施药。东莞的鼠疫，是由石龙往来广州渡船上的旅客带入，故而明善堂委托广州广济医院代请医生12人，分配到石龙至广州的渡船中，对染疫客人随时施救， 以防止鼠疫传入东莞；又搭盖蓬厂，暂寄死者，并设临时医疗所，与市区隔离，以防传染。1898 年新会县鼠疫流行时，新成立的会城急救公所仿效香港东华医院、佛山万善堂和广州方便所的办法，搭葵棚 8座，施医、赠药和舍棺殓埋11。由此可见，光绪年间广东省城附近一些县的善堂和急救公所已经在采取隔离措施防治鼠疫了。到了民国年间，地方上组织的防疫措施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如1919 年福建罗源发生鼠疫时，当地成立驱疫会，该会“积极筹措经费，开展驱疫灭病活动。对于平民病者家境困难的，资助以药费；对于染疫身亡而无力埋葬者，赈济以棺木。驱疫会还注意‘防治并举’和积极作用，编印了《鼠疫约篇》一书，内容介绍预防方法、治疗用药等，广为分发，积极宣传”①。

①《蒙自县鼠疫流行历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总结（初稿）》

②Graham Twigg，The Black Death：aBiological Reappraisal.London：Batsford Academic and Educational，1984，p.18.

③《蒙自县鼠疫流行历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总结（初稿）》 。

④（大理县）鼠疫调查组：《下关地区鼠疫流行史调查》，内部印行本，1957年。

⑤广州市卫生防疫站：《广州市历史性鼠疫流行情况调查报告》，内部资料，1956年。

⑥贡茂发：《鼠疫在邵武和光泽为害纪实》。

⑦林玉歆、张大金：《同安鼠疫》，《同安文史资料》第8辑，1988年，第176页。

⑧林双法：《晋江县鼠疫发生与消灭概况》，《晋江文史资料选辑》 第 9辑， 1988 年， 第 62页。

⑨殷馥培：《忆四十年代晋宁县卫生院简况》，《晋宁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出版时间不详〕，第 95页。

10宋学亮：《鼠疫良方》，第 5页。

11伦海滨：《解放前新会城的慈善机构》，《新会文史资料选辑》 第 23辑，1986 年，第57—58 页；伦海滨：《新会最大的一次瘟疫》，《新会文史资料选辑》 第 16辑，1984 年， 第 69页。

①游承鹤：《旧社会罗源的病民三害——鼠疫、停棺、花会》 。

民国年间，广东普宁县的防疫措施相当先进：“泥乡南洋客较多，看到此情况，出了钱，成立卫生局，雇十个人做清道使，使每天收扫井渠大路，有死鼠即喷臭水，以白灰炭撒在鼠身上而掩埋之，并在病卡及住屋多洒臭水，夜间多烧灯火，并派人在路上阻断其他乡人来往，故以后在灰屋清洁之所，很少人发病，而在贫困污秽家庭，病人很多。”②普宁县民间成立卫生局，防治鼠疫措施也较先进，这与该地是侨乡有关。

四、官方的应对

清代云南府属有正科医生1人，昆明县属有训科医生1人，咸同战争期间医所遭兵燹焚毁，后来就没有再设。光绪五年（1879），总督刘长佑设官医局，每年出经费 300余两，内置官医，诊视疾苦，不过入局求诊之人不多，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此局即被裁撤③。由此可见，光绪年间地方官府的医疗力量相当薄弱。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府要利用自身的医疗力量进行防疫是不现实的， 所以只能成立善后局，做一些善后工作。光绪十五年（1889），云贵总督谭钧培就上一年临安府的疫情上奏说：“上年云南临安府属阿述等州县疫疠流行，死亡甚众。又因雨不时，田谷被虫，收成歉薄，当经饬局分别筹款抚恤，配药医疗。并查蒙自县疫毙人民四千九百二十二丁口，共赈银一千九百四十四两九钱；内除该县绅民捐助银三百四十四两九钱外，实发银一千六百两。阿述州除故绝之户毋庸赈抚外，尚有被疫被灾九百二十八户，共赈银五百五十三两一钱；内除该州捐银五十三两一钱外，实发银五百两。共由局筹发银二千一百两，请归善后项政汇金销除。”④

善后局应对鼠疫的措施之一就是对鼠疫死者发银赈济，这与应对其他自然灾害并无区别。除此之外，还向患者施药救治。光绪十三年（1887），临安府中医医生谢本仑利用自制治痒子症经验方“治愈凶犯张少全等”后，得到抚部院批准， 由“善后局札发万张，每州县各百张”。在各州县，由“专差按乡分发”，并据此方配药，患者可“向衙门取药服之”⑤。

在粤东，官府“或在城厢市镇设施医局，以便患病者就近诊治；或选上等药料制备红灵丹、行军散、辟瘟丹、蟾酥丸等施送与人，其所以为治疫计者如是焉”。不过施医局不仅“制备无多，恐难遍给”，而且“第设局数处，听患病者之自来就诊或施送药物，则亦听其人自行乞取，未尝逐户而查之，尽人而治之”⑥，故而官府“遂将药方抄出交爱育堂，嘱其如法泡（炮）治，散给病者，藉以普救群生”⑦，或由县令“捐助二百两，另外筹募二万两，以助善堂经费”⑧。当医药无效时，官府会到城隍诣神，对于民间的迎神赛会，也会因为“官斯土者蒿目时艰，痛心疾首，亦俯顺兴情”，而“为之驰禁矣”⑨。

②普宁县卫生防疫站：《普宁县历史上鼠疫流行情况》。

③《昆明历史资料汇辑草稿》，第361—362 页。

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批奏折》第31 辑，中华书局，1995年，第234页。

⑤谢本仑：《特授临安府宁州正堂谢自制经验痒子良方后序》。

⑥《论中西治疫之不同》，《申报》光绪二十年四月二十一日。

⑦《时疫未已》，《申报》光绪二十年四月十七日。

⑧黄震林：《明善堂防治鼠疫》，《东莞文史资料选辑》 第13辑，1988 年，第50页。

⑨《佛山禳疫》，《申报》光绪二十年四月十三日。

19 世纪 70 年代起中国已经开始建立海港检疫制度，不过当时海港检疫由西人把持，检疫也不严格①，这使得鼠疫仍广为流传。自宣统以后，国家开始采用西方防疫之法来防治鼠疫。

宣统年间清政府对东北鼠疫的防治被公认为中国开始建立现代防疫制度的标志，当时采取的基本措施包括成立专门的防疫处、隔离患者和烧埋尸体等②。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东三省的防疫经验被用于中国其他地区③，防治鼠疫也成为当时一些大城市的一项重要职能。1913年，广州“全市设有二千死鼠箱，全年每天收集死鼠二次，每日约得1 400头。均经检验有无鼠疫感染，以确定那个地区有疫”。1925年又规定：“如遇有患鼠疫者，希将姓名、住址、详注表白，飞函敝局，以便事先预防。”④

不过，在1938年广东省卫生院成立之前，“本省卫生事业除广州市有卫生局及市立医院外，一切医疗救护工作多赖地方慈善机关团体及私人医院协助办理，省内卫生行政机关，尚付缺如”⑤。就全国而言，民国政府在 1937年以前并未建立起从国立、省立医院到县级卫生院和乡（镇）卫生分所的医院设施网⑥，因而从基层角度来看，1937 年以前的民国政府和清代一样，对鼠疫的控制是无力的。1939年，主持粤南卫生行政事务的冼维逊，在考察粤南各县鼠疫之后，提出了这样一份报告：

而粤南一带，竟连年暴发，以迄于今，复以报告之缺乏，此项情形，竟尔湮没，曷胜遗憾！考报告缺乏之原因，固缘于交通之阻梗，而医学人才稀少，尤为主因。如遂溪一县，数年间迄未尝有一正式医师（其与广州湾毗连之寸金桥，于民国二十八年以战事关系而有开业医师达十人，是为例外）。而遂溪县属洋箐等处，连年均有鼠疫发生，向均听其自生自灭。居民于疫起相率逃避，且更因迷信关系，恐鬼神为祸，……即间有报告于县政府，则但以疫称，而县政府以困于经济人才，亦类多无善处方法。居民既经疏散，时日迁移，疫势渐息，于是其事遂寝。然其实并未从事扑灭。来春再发，颇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慨。各地有如此情形者，因比比皆然也。甚如廉江之安铺，向称粤南重镇，原设有平民医院一所，有医生一名，然对防疫工作，亦迄未注意。上级机关更形漠视，而地方当局以鼠疫归因于“地气”或鬼神作祟者，仍不乏其人！居民之迷信及忌讳，亦无殊于乡僻，殊堪浩叹！总计粤南全境，以三十二县局之广，七百五十万人之众，而正式医师不及三十人（平均每县不能占一医师，每三十万人约仅得一医师）。且均限于县城及商埠，僻远乡间，疫疠暴发，何从而知？即闻有疫，亦何从而办其种类？此所以鼠疫连年例发，而外间竟若无所闻者，即此故也。⑦

冼维逊认为，粤南鼠疫连年爆发但由于粤南每县平均不到一个医师， 而且都分布在县城及商埠，故而外界无法知晓该地鼠疫发生，更无防疫之法。地方官员也将鼠疫归之于“地气”或鬼神为怪，对鼠疫流行“更形漠视”。

①如 1896 年汕头海关医官 Philip B.Cousland称：“自1894年鼠疫于广州及香港暴发后，本港已十分注意防止传入。检疫中已截留一些于临时医院，但也有些初期病例未被发现”。Chinese Medical Journal，vol.10，1893，p.23，转引自冼维逊 《鼠疫流行史》 第 230 页。

②CarlF.Nathan，PlaguePrevention andPolitics in Manchuria：1910 —1931. Harvard East AsianMonographs，1967，pp.1—62.

③如1927年山陕鼠疫流行，就是采取东三省的防疫办法。参见《山陕发生鼠疫》（《中华医学杂志》第18卷第1 期，1932 年）。

④《鼠疫流行史》，第204、206 页。

⑤广东省政府秘书处编 《广东卫生》（广东省政丛书），1941 年，第 5页。

⑥江田宪治：《中国政府的防疫战——1938—1945年》，解学诗、松村高夫等《战争与恶疫——七三一部队罪行考》，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7—283 页。

⑦冼维逊：《粤南鼠疫考略》，《科学》第25卷第12 期，1943年。

1937年以后，各地县级卫生院纷纷建立，地方传染病汇报、控制和治疗等工作便由其负责，防治鼠疫也成为其一项重要职责。1947年初，广东海康县发生鼠疫，该县卫生院院长邓奋发即向省卫生处和设在福州的东南鼠疫防治处报告疫情，并派人到疫区进行预防注射和对患者进行治疗。尽管在防治鼠疫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他们所采取的措施还是比较有效地控制了鼠疫的扩散，至是年 6月份疫情逐渐平息，鼠疫患者的个案死亡率（cases mortality，以下简称“病死率”）为51.5%，比以前大大降低①。这次鼠疫流行并不剧烈，依靠当地卫生院的力量就可以扑灭。

不过，县卫生院的设施与人员配置毕竟相当薄弱，一旦发生较大疫情，仅靠卫生院难以应付，所以常常由县政府、警局、卫生院和鼠防机构联合组成防疫委员会，集中力量进行防疫 。

早在1935年，福建就在泉州设立省防疫总所，直属省政府，负责防治鼠疫事宜。全省又划为闽南、闽西、闽北 3个疫区，在各疫区之中心地点，置防疫所。闽南防疫所设泉州，负责闽侯等20县，又在福清、惠安、永春各设分所，在莆田、仙游、同安设防疫队，在福清之龙田、高山两地设防疫办事处。闽西防疫所设龙岩，负责南靖等 13 县，又在龙岩适中镇设防疫队。闽北防疫处设建瓯，负责南平等 16 县，并在政和设松政防疫分所，在松溪设防疫办事处，在建瓯房村街及沙县设防疫队。以上防疫机构，“均系固定性质，但遇有散发性之鼠疫发现时，即由防疫总所或防疫所随时派遣工作人员，出发防治”②。它们与县级卫生院在防治鼠疫方面是相互配合的。

1930—1940年代官方应付鼠疫的措施包括隔离、 消毒和预防注射。在福建， “凡遇有新病例发生之地点，除接触者及患者之被服房屋等均加以严密除蚤外，对疫户并施行封闭与薰蒸消毒。且于工作完毕之后，在户外张贴 `此屋发现鼠疫病人' 标语， 以及散发传单，立警示牌，使行人警惕慎加防范”③。1943年福建邵武发生鼠疫，防疫委员会的防治办法包恬：“1.凡是病了人，必须立即向防疫委员会登记，派医生检验，断定是鼠疫后，迅速送福山庵隔离医院治疗；2.发现死了人，需要向防委会登记，领取棺木购买证，没有证是买不到棺木的；3.死者必须立即埋葬，不得停留在家，禁止办丧礼和亲友吊唁；4.房屋进行消毒封闭，其家属强送北门船上隔离两星期，经检验确实没有传染上方得回家。”④

即使未进入隔离所，也会由专职人员进行巡视，如1948 年福建晋江发生鼠疫，“除个别送入泉州惠州世医院抢救外，多就地留在家里，惶惶不知所措。每例病人，每天上、下午各巡视一次，每次巡视时主要是观察病情，分发磺胺嘧啶，了解附近有否新病例出现”⑤ 。

除了上述措施外，官方还积极消灭鼠类，以防止鼠疫再度发生。民国年间，云南凤庆县知县对该县老鼠数量增多忧心忡忡，他在《条陈捕鼠运动办法书》中写道：“四年前，吾顺因鼠过多，曾由警局劝捐收买死鼠，一次数在万余，得以弭患无形。今岁以来，鼠复增加，较昔为甚，识者忧之，以为若不早为捕灭防御，难免不作疫成灾。”⑥在云南曲靖，街上、空坝及街口地区设收鼠箱，收集老鼠，并令民众每人交 20 只鼠⑦。

①“海康县疫情旬报”，福建省档案馆藏，72—1—89。

②《福建省鼠疫之防治》，第47—48 页。

③“四月来防治鼠疫灭鼠除蚤工作之回顾”，福建省档案馆藏，72—1—145。

④吴钟：《邵武鼠疫记略》。

⑤林双法：《追记青阳鼠疫片断》。

⑥滇西鼠疫调查组：《凤庆县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 内部印行本，1958年。

⑦（曲靖县）鼠疫调查组：《曲靖鼠疫流行史及流行因素调查报告》，内部印行本，1957年。

上述措施对于控制鼠疫的发生和扩散十分有效，不过，从表3各地上报的鼠疫患者数和1950年代调查患者数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官方的防疫效果仍很有限。

表 3　1939—1944年福建、广东鼠疫患者上报人数和 1950年代调查人数

资料来源：广东 1939—1941 年上报数据来自广东省政府秘书处编 《广东卫生》（1941）附录；福建1941—1944年、广东1942—1944 年数据来自范日新编著《中国 1939—1944 年十种法定传染病流行史料汇编》（内部印行本，1955年）第9、26 页；调查数据来自《中国鼠疫流行史》。

从上报人数占调查人数的百分比来看，福建在稳步的上升，这说明政府对鼠疫的控制处于不断完善之中，而广东则波动较大。在1946年以前，2/3 以上的鼠疫患者并未出现在官方报告数字中，这意味着政府对一大批鼠疫患者失去有效控制。

应当指出的是，《中国鼠疫流行史》 的调查数据也存在着隐漏。笔者发现此书1940年代一些县的数据来自档案，而非实地调查。所以，即使在 1946 年之后，未被官方控制的鼠疫患者也不会是一小部分，在这之前就更多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卫生院力量的薄弱与民众的抵抗。

如在福建泉州，“县卫生院从1942年起，每年于夏秋季节，设临时隔离院于龙头山曾氏家庙，收容患者。但因设备简陋，群众都不愿入院治疗。而预防注射，并不是按户口接注，而是一般号召，所以每年受注人数，以中小学生居多，不能普遍提高群众免疫力。在流行期间，则于疫户周围进行注射……对于疫区封锁，则采取围索、贴通告、撒石灰、洒来苏水、臭水等。因为鼠疫工作不彻底，仅能控制疫情的蔓延，而不能消灭，所以鼠疫年年不绝”①。叶树霖在回忆 1944年莆田发生的鼠疫时也提到：“当时卫生院的防疫工作，也只限于城区……事实上，当时卫生院已无力量，且也不想去再管农村的疫情了。客观上，也因农村卫生所已被撤消，没有基层机构去开展防疫工作；同时农村的开业医生都是分散在各角落，没有建立起防疫情报网……听其自生自灭。”②

云南更是如此，如晋宁县，“当时全县唯一的卫生院就在笔者门前，院内只院长一人，医疗设备无从谈起，连简单的防病治病的宣传画也没有”③。民众对注射疫苗，也是“多报怀疑与观望态度，不甚踊跃从事”④，这可以从泉州的例子中得到证明：“由于宣传不深透，有的群众怕打防疫针反应，常常逃避，因而采取半强迫手段，但效果不佳。”⑤

对于隔离医院，“多视鼠疫隔离病院为畏途，不肯自动入院，此亦为隔院工作困难之一”⑥。从上面的论述中看出，民众对现代防疫办法仍存在抵抗，这构成了官方防疫的一大难题。尽管福建等省民众在防治鼠疫问题上和官方有冲突，但其程度却远远不如北方鼠疫流行省份来得剧烈。

①柯乔木：《解放前泉州鼠疫的流行》。

②叶树霖：《抗日战争后期的莆田中心卫生院》，《莆田文史资料》 第13辑，1989 年， 第 121页。

③殷馥培：《忆四十年代晋宁县卫生院简况》，第95页。

④“鼠疫简报”，福建省档案馆藏，72—1—145。

⑤柯乔木：《解放前泉州鼠疫的流行》。

⑥“江西资料”，福建省档案馆藏，72—1—144。

1920、1930年代绥远省公布的防疫办法围绕隔离实行，以防止鼠疫扩散为最主要目标①。到1940年代，官方依然采用上述防疫办法，一旦某地发生鼠疫，此疫点立即被封锁，疫点中人不准外出，疫死之人焚烧掩埋。如若逃跑，立即枪毙②。政府采取这种隔而不治的办法实出无奈，如 1941 年河套地区发生鼠疫，“那时抗菌素尚未问世，磺胺药物亦很少见，”所以“得了病只能用些退热剂APC 退热针福白龙、披拉米三同强心剂樟脑针剂止痛剂、吗啡等，此外再无对症有效药物”③。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能以牺牲小部分人来防止鼠疫的扩展。对于民众而言，一旦被认定为疫区，不仅意味着财产受到威胁，而且“隔而不治”很可能意味着死亡，所以民众对于早期鼠疫病人，一般隐瞒不报，被隔离后，则是想方设法逃逸。这显然违背了官方的意图，民众与官方的剧烈对抗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广东、福建民众与政府的冲突并没有北方那样大，这主要是由于两省官方有充足的治疗鼠疫特效药免费供给民众使用。在 1948年，福建预计分发全省各地的鼠疫疫苗就达 170万升，预计注射 70.8万人④，这表明，官方防疫的工作不仅仅是隔离，还包括消毒与预防注射。从福建官方的历年防疫工作来看，后两者成为防疫工作的重心⑤。医疗资源的分布不均导致了防疫重点的不同，也导致了民众与官方对抗程度的不同。

由于鼠疫所具有的烈性传染性以及传统治疗手段的无效，从 1887—1949 年，云南和广东鼠疫患者的病死率在绝大多数年代里，都在90%以上，福建也在 80%—90%之间⑥。直到1950年代，近代细菌学的兴起仍未引起中医防治鼠疫思想和措施的根本转变，这说明在传统条件下，仅仅依靠民众自身的力量是难以阻止鼠疫扩散的。

从基层的角度来看，官方对鼠疫的应对在1940 年代以前也没有实质效果。此后为建立现代公共卫生体系，除了隔离措施外，政府毫无保留地抛弃了传统中医界和民众长期形成的做法，开始设立县级卫生院和专门鼠防机关，调集警察、公私医生等力量，采用现代防疫办法进行防疫。官方的这些措施虽然还存在很大的缺憾，但鼠疫却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由于各地医疗质量和认识水平高低不同，官方在推行这些防疫办法时所引发的抵触程度也不同。总之，在防治鼠疫这个问题上，起初民众可能与官方有些冲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融合的趋势逐渐增强。

①《绥西瘟疫详情》，《中华民国史料外编》 第 9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501—502页

②1980年代编修的文史资料记载了大量因逃离疫点而被防疫人员枪毙的事例，不再举例。

③杨自强：《忆述抗日战争时期河套地区鼠疫流行情况》，《五原文史》第4辑，1986 年，第138页。

④“卫生部东南鼠疫防治处拨发各市县鼠疫苗及补助金分配表”，福建省档案棺藏，72—1—89。

⑤《福建省鼠疫之防治》第6 章。

⑥《中国鼠疫流行史》，第 756、1680、1453 页。病死率的大幅下降发生于 1940 年代以后，1940 年代，进入卫生院的鼠疫患者的病死率为 51.5%，1950年代鼠疫患者的病死率为 5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