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根于自然的病因学

对于疫病发生的原因，古人不仅想到了“鬼神作祟”，同时也在自然环境中探寻，因为人与自然息息相关。

（一）气候异常

甲骨卜辞中有“疾年”一词，疾年即疾疫流行之年，传染病或流行病的高发之年。卜辞云：“贞…… 疾年其……（死）。”（《合集》526）该卜辞之谓贞卜年内疠疫流行而死亡人众。“己亥卜，争贞：毕（有）瘧（疟），勿祟？……（有）匄？亡匄？十月”（《天》84），该卜辞后的“十月”这一时间，正是秋天，天气开始转冷，疟疾之病容易传播。“疾年”一词反映出殷人已经认识到传染病与时令气候的变化有密切关系。

“六气致病说”是我国最早的“天人相应”的病因学说，据说是医和提出来的。《左传》记载：公元541年，秦国名医医和（公元前六世纪）为晋平公诊病，他认为晦淫过度可以使人发生内热盅惑之疾，而不是鬼神降灾。并明确提出了六气致病的理论，指出：“……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菑。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

这说明：第一，四时、五节、六气等变化已被看作重要病因；第二，五味、五声、五色等医学概念已初形成；第三，五行学说已经实际应用于医学；第四，六淫为病的观点，是后世病因学说的发源。“六气致病说”是我国最早的病因学说，以后演变为《内经》的“风、寒、暑、湿、燥、火”六淫致病说。

因此，古代医学一直认为，阴阳错位，四时失序，气候变异，产生乖戾恶厉之气，造成疫病流行。正因为这种学说，因此导致古代对传染病的认识从“疫病”过渡到“外感病”的关键性。前面提到，《周礼·天官·疾医》讲述四季多发病：“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上气疾”。《礼记》载：“孟春行秋令，则民大役”，“季春行下令，则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则民殃于疫”，说明由于四季气候异常变化所引起的疾病流行，并知道流行病是具有传染性的。《吕氏春秋》说：“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民殃于疫”；“仲冬……行春令……民多疾疠”。《春秋繁露·五行变数》说：“火有变，冬温夏寒……则寒暑失序，而民疾疫”。可以看出，古人具有深刻而难以更改的“时气不和，致人疫疠”的观念。

（二）饮食不洁

早在殷商时期，人们就已经意识到饮食摄入的卫生保健问题。卜辞云：“壬寅卜，亡口……／疾亡入……”（《合集》22392），该卜辞是壬寅之日卜问疾病是否是从口进入，说明当时人们已认识到疫疠之邪可通过食物的途径在人群中进行传播而导致疾病的发生和扩散。

还有，甲骨文中关于疒蛔的记载，“……疒住回（）？”“（）”即“回”字，读为“蛔”或“痐”，古指“腹中长虫”。可以认为此卜辞实际上问：“疾病是蛔虫吗？”这也可以说是我国关于蛔虫病的最早记载，步意味着“病从口入”的古谚语，可能来源于此。

（三）动物疫源

古人也认识到动物为人类疫病的传染之源，从而导致疫病流行。卜辞云：“……畜马在兹厩，疾其……”（《合补》9296），卜辞大意是卜问将马畜养在某一马厩处，疾病是否引发。这似乎表明，殷人开始意识到动物会携带致病因子而引起人类疾患。

《山海经·东山经》说：“山……有鸟焉，其状如凫而鼠尾，善登木，其名曰钩，见则其国多疫”。《山海经·中山经》说：“复州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鴞，而一足彘尾，其名曰跂踵，见则其国大疫”。《山海经·东山经》又说：“太山……有兽焉，其状如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其名曰蜚，行水则竭，行草则死，见则天下大疫”。《山海经·中山经》又说：“乐马之山，有兽焉，其状如汇，赤如丹火，其名曰，见则其国大疫”。《太平御览·疾病部五·疫疠》引《盛弘之荆州记》曰：“始安郡有鸟焉，其形似鹊，白尾，名为青鸟，常以三月自苍梧而度，群飞不可胜数，山人未见其来，多苦疫气”。

如果说以上奇禽异兽还带有古人对疫情恐惧的原始崇拜，并非来源于对禽兽类导致人类疫病流行的溯源研究，那么《左传》所说的“国人逐瘈狗”，则提示人们已经认识到“狂犬病”与疯狗咬伤有关，正因为这种客观的认识，才有了“逐瘈狗”的防疫措施。

前面提到，甲骨文中“蛊（）”是两条虫在皿中而会意，皿为食器，人食其虫而入腹，则成为蛊，即腹中之虫。因此，华石斧《文字系》指出，“蛊，毒病微虫之共名也，血虫象意（古血、皿同字），虫入血而成毒也。”联想到晚期血吸虫病的腹水，是有道理的。不过，在有关“蛊”的甲骨文卜辞中，殷人一般视蛊疾为鬼神所致，但有时也认为齿病和胃病乃蛊，即进入人体的寄生虫所致。

（四）天地疠气

认为天地间存在一种致人疾病的“菑疠”，可以引起疫病发生和流行。这种天才的猜测，可以说与微生物学有某种天然的联系。

《春秋·左襄元年传》说：“在国，天有菑疠”。杜预注：“疠，疾疫也”，《汉书·食货志下》说：“古者天降灾戾”，颜师古注：“戾，恶气也”。菑、灾形异字同，疠、戾声同字通，是“灾戾”亦“菑疠”也。《伤寒翼·商瘟疫非六淫之邪·四时不正之气》说：“瘟疫者何？乃天地之厉气也。厉气伤人，令人壮热，故曰瘟疫.其为病也，轻者乘人之虚怯则着病，亦不沾染，重者则老幼皆同，沿门相似。少则一隅俱有，多则合郡皆然。其邪非风寒燥火暑湿之六淫，又非寒热温凉四时之不正。盖六淫之邪、不正之气，必触冒之而始病。至于厉气之来，从天而降，杂于雾气之中，著于水物之内，无知无觉，呼吸饮食，入人肺胃，或即发而暴亡，汤药不及；或淹留而垂毙，治疗无方……”。此外，空气失于洁清，秽浊腐臭，触之伤人。尤其是战争后，尸横遍野，未及掩埋，化为腐臭秽浊，弥漫于空气之中，病原体微生物最易滋生繁殖，传播疾病，导致人类疫病的流行。故《老子》第三十章中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之文也。

三、基于现实的治病术

胡厚宣在《论殷人治疗疾病之方法》中写道：“惟过去以为殷人对于疾病，多祷告于祖先，祈求神灵之赐愈，尚不知有什么治疗之方法，于今观之，则实有不然。”[（李珂，郑洪，刘子志.殷商甲骨卦辞记载疾病治法考述[Ｊ].上海中医药杂志，2011，45（8）：17－19）]的确如此，甲骨卜辞中记载有多种疾病的治疗方法。

（一）医药治疫

除了以上通过祭祀，驱傩逐疫等巫术活动以外，夏商周时期的先民们已经知道用药物对付疫病。甲骨文卜辞中有“丙戊卜，贞：府，用鱼？”府即由于疫病引起的腹部不安，卜辞提示是否用鱼治疗腹部不适症。那时的人认为“鱼”有行水之性，可以治疗腹部的胀满不适。殷人也用枣治疗疫病，甲骨文卜辞说：“甲戊卜，贞：（有）瘧（疟），秉枣？”患疟疾以后，卜问是否用枣子进行治疗。那时候人们认为枣子可以治疟，《本草纲目》说：“咒枣治疟，执枣一枚......与病人食之，即愈。”大约是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治疗经验。

在甲骨卜辞中也有关于药物疗法治疗传染病的文字记载。“甲子卜，贞：疾疫，不延。贞：疾疫其延。二告。甲子卜，贞：作侑于妣甲正。……侑……甲。用。……侑于……。有疾齿，惟蛊。小告。不惟蛊。虎。”（《合集》13658正）该卜辞中提到以“虎”治疾病。“虎”，在这里指的是一种治牙疾之药。

1973年在河北藁城县台西村的商代遗址中发现具有治疗作用的桃仁、杏仁、郁李仁三味中药[薛光生，马静. 商代医药初探.殷都学刊，1992（1）：13－14]。《尚书》云：“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这些无不说明当时人们积累了一定的药物知识。

战国时期，医巫分家，医药治疗疫病的实践逐渐增多。这一点，可以从《周礼》中看出来。那时候的医官已经形成了独立的系统，负责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卜、祝、巫的职责已经与医官分开，属于春官类，主要是对疫病造成的恐慌心理进行抚慰。如大卜用龟占卜的内容中，最后一项是“八曰瘳”，即问病是否能够痊愈。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其工作中“四曰宗”，即禳除疠疫。男巫“冬令赠”，即在冬季驱逐疾；“春招弭，以除疾病”。这些，实际上反映了卜、祝、巫等神职人员在疫病防治中的作用已经下降。

例如《山海经》是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的楚国或巴蜀人所作的一部奇书，其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记载了防治疾病药物60种，其中防治蛊病药物8种，防治疫病药物4种，说明医巫分家已经具备基本条件。《山海经》载有熏草等7种治疗瘟疫的药物。

前面提到扁鹊给齐桓侯诊病，疾病的发展过程存在肌肤→血脉→胃肠→骨髓的传变秩序。现代有人认为，齐桓侯的病可能是深部真菌病。这种病最初可能有皮肤损伤史，随后侵犯内脏引起消化道和全身感染，最后不治身亡。而扁鹊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能够认识这种疾病是十分不容易的，因此历代医家赞不绝口。

正如张仲景在《伤寒论﹒自序》中说：“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不叹其才秀也！”从今天来看，扁鹊说的“之居腠理也，汤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针石之所及也；其在肠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除去民间传说和司马迁的艺术加工外，至少表明疫病的治疗，已经从巫术手段进步到医药技艺的经验医学阶段了。

到战国时代，人们找到了更多有效治疗疟疾的药物，成书于公元前3～4 世纪的《山海经》并非医学著作，但它两次提到治疗疟疾的药物，其《东次四经·北号山》言有一种树“其状如杨[而]赤华，其实如枣而无核，其味酸甘，食之不疟”；《中次六经·阳华山》载苦辛草“其状如楸，其实如瓜，其味酸甘，食之已疟”。

四、瞩目实用的防疫术

（一）逃离疫区

在人类的狩猎和采集时期，由于人口稀少和生产方式的原始，微型的原始族群公社组织相互之间交往极少，缺乏传染性疾病流行的必要条件，这个时期的传染病和流行病也相对很少。进入农耕文明之后，定居生活为传染性疾病大规模暴发创造了必要条件。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情况下，当疫病发生时，人们多选择在短时间内逃离疫区，于是留下了诸如哈民忙哈遗址、庙子沟遗址等与瘟疫有密切关联的史前人类遗址。

（二）医药防疫

1. 熏燎防疫

甲骨文有云：己巳卜，兄，贞其燎于盟室，叀小羊。（《英藏》2119）

己巳卜，王，于围辟門燎。

己巳卜，王，燎于东。（《合集》21085）

此卜问举行熏燎室屋门道与野外的祭祀行事。用嘉草、莽草熏燎除蛊驱虫防控疫情之法，流传到后世一直不衰，这说明在殷商期，人们已利用某些植物作药材。如安阳殷墟大司空出土的一件敞口酒尊，口部覆罩着数层药用植物具有清热解毒、祛风除湿的功效。

甲骨文也有多参与田猎活动的记载。可见当时已意识到野外田猎活动是一种积极的人体运动锻炼，能舒筋活络，调理血气，有利于疾患痊愈。

在《诗》《尚书》《周易》等书中，对热病、浮肿等疾疫已有记载。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山海经·南山经》有“佩之无瘕疾”“食者不蛊”“食之不疥”等记载，这里的“瘕”“蛊”“疥”都属于传染病。《山海经》多次谈到某种动植物可以治“瘿”“疠”等传染性疾病，“食之已疠”。周武王灭商以后，承袭商代的医疗体系治理模式，《逸周书·大聚解》：“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畜五味，以备百草”。

（三）收容隔离

先秦时期人们已认识到传染病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已经开始重视收容隔离治疗传染病。《周易·复》曰：“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即是出去入内没有疾病，朋友到来没有灾祸，当时人们认为没有疾患的人可以与朋友交往，反之，当患有疾病时，应该在家隔离，不应随意出入，以免传染他人。殷商时期收容隔离方法治疗传染性疾病，在甲骨卜辞中也有明确的记载。

甲骨卜辞中的，皆是将人进行隔离之意，将人与外界隔离开来，以防止疾病的扩散和蔓延，是当时人们应对疫病所采取的重要防治方法。通过对甲骨卜辞中的的形状可知，卜辞中记载的收容隔离疗法的形式是多样的，开始依据疾病自身传染性的严重与否和疾病的轻重程度而进行不同形式的收容隔离。甲骨卜辞中的，形状像将疾病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以防其向外传播，是通指疾病的隔离，是一般传染病的收容治疗所；的形状像将病人与外界进行隔离，是对病人进行单独隔离之象形，指恶性传染病拘禁收容之所。

甲骨卜辞中有大量的卜辞是关于疾病收容的记载。例如，卜辞：“丙戌，侯……无……壬……？＼癸酉……。＼二告。”（17160）“……降……。”（《合集》17163）“丙子……贞：令……我于有师骨告不。”（《合集》17169）“丁巳卜，争贞：子？归专？于孟五月。”（《英》366）“庚……争……呼……臣……。＼……贞：翌甲寅……侯……以羌自上甲至于丁。”（《怀》24）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称：甲有完城旦罪，未断，今甲疠，问甲何以论？——当迁疠所处之。

是说一个叫“甲”的人正在接受“城旦（筑城）”的刑罚，服刑还没有结束，现在却得了（麻风）病，该如何处置呢？回答是应当把他转移到疠所去。

这个“疠所”就是专门隔离病人的机构。这时的人们显然已经意识到，一旦疾疫发生，隔离疫病患者可以有效防止疫病的传播。

这是有关传染病医学隔离最早的记载。

（四）卫生保健

甲骨卜辞中已出现表示洗漱的词语，殷人已开始重视个人卫生。如 （沫），像人散发洗脸之状；（浴），像人洗澡之状。甲骨卜辞中多条卜辞是关于“帚”的记载，说明当时清洁卫生已成为生活习惯。卫生环境的清洁是预防和治疗传染病的重要方法。甲骨卜辞中已经出现通过清洁宫室、寝所等地方来逐出疠疫的文字记载[9]，如卜辞“庚辰卜，大贞：来丁亥寝，岁羌三十，卯十牛。十二月。”（《合集》22548）甲骨文中已经有“”（牛棚）、“ ”（猪圈）等专门用于表示圈养牲畜的处所的文字，或许可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人畜分离，这一做法对于疫病的预防和治疗有重大的影响意义。

根据甲骨文和出土文物来看，早在夏商时期，人们已经养成了洗手、洗脚等卫生习惯，有利于防止疾病传播。《礼记·内则》中记载：凡内外，鸡初鸣......洒扫室堂及庭。说明当时已经有早上起床之后把室内打扫一遍的习惯。

《诗经·唐风·山有枢》中，晋国人讽刺晋昭公：“子有廷内，弗洒弗扫”。　　看来当时，室内卫生做不好是要受到鄙视的。

（五）防疫观念

1. 防患于未然

据张剑光考证，夏商周时期，我国已经产生了疫病预防思想。如在《周易》中，一再提到在疫病未发生时，要确立预防疫病发生的思想和在精神上作好准备。《乾卦》的九三爻辞说：“终日乾乾，夕惕苦厉（疠），无咎。”意谓处于困难时期，要自强不息，不要像见到疫病一样害怕得不要命，要有坚决战胜疾疫的信心。

为预防疫病发生，古人在个人卫生方面同样十分注意。譬如，在甲骨卜辞中已有个人洗面、洗澡、洗手、洗脚的记录。与此同时，饮食卫生也是预防疫病的一个重要方面。《金匮要略》告诫：“果子落地经宿虫、蚁食之者，人大忌食之。”张剑光援引大医孙思邈的观点提示：“不要吃生肉，吃动物的肉时一定要煮烂。”

此外，环境卫生更为重视。甲骨卜辞中已表明当时己实行人畜分居，可以使动物身上的疫病尽少可能传给人类。《周礼》中讲到周秦时期已经建立路厕；汉朝我国都市中普遍设立公共厕所，当时称之“都厕”；唐五代时政府专门有管理厕所卫生的官员，城市的卫生设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的地位。

2. 注重养生

《黄帝内经·素问》第一篇《上古天真论》讲到：“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可见，我们的先民是非常注重养生的，也认定养生是预防疾病的关键。下面，看看《吕氏春秋卷三·季春纪·尽数》中的养生观念，即使对我们今天也都有所获益：

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长也者，非短而续之也，毕其数也。毕数之务，在乎去害。何谓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咸，五者充形则生害矣。大喜、大怒、大忧、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则生害矣。大寒、大热、大燥、大湿、大风、大霖、大雾，七者动精则生害矣。故凡养生，莫若知本，知本则疾无由至矣。精气之集也，必有人也。集于羽鸟与为飞扬，集于走兽与为流行，集于珠玉与为精朗，集于树木与为茂长，集于圣人与为复明。精气之来也，因轻而扬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因长而养之，因智而明之。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郁处头则为肿为风，处耳则为挶为聋，处目则为挶为盲，处鼻则为鼽为窒，处腹则为张为疛，处足则为痿为蹶。轻水所多秃与瘿人，重水所多尰与躄人，甘水所多好与美人，辛水所多疽与痤人，若水所多尪与伛人。凡食无强厚，味无以烈味重酒，是以谓之疾首。食能以时，身必无灾。凡食之道，无饥无饱，是之谓五藏之葆。口必甘味，和精端容，将之以神气。百节虞欢，咸进受气。饮必小咽，端直无戾。今世上卜筮祷词，故疾病愈来。譬之若射者，射而不中，反修于招，何益于中？夫以汤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则止矣。故巫医毒药，逐除治之，故古之人贱之也，为其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