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华疫病学源流 

第一节  先秦疫病的命名、流行特征与疫情 

一、甲骨文中的疫病名称

老子在《道德经》开篇即说：“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疫病是一种古老的疾病，正如老子所言，人类认识疫病也是从它的命名开始的。

自1899年至20世纪初，在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中，共发现了15万片甲骨，上面刻有4500多字，其中已知的有卜病内容的为323片，415辞。甲骨文记载的疾病约有20多种，其中大多是按照人体的体表部位来区分的，也有一些是根据疾病的主要特征得名的，其中“疒”“疾”“疫”“疠”“疥”“蛊”“痐”“祸风”等，均与疫病有关[梁玲君，李亚婧，李良松. 甲骨卜辞中关于传染病的探析.  医学与哲学，2020，41（14）：70-72，76]。

古代的字根“疒”，后来多种疾病都依之而加以划分，其在甲骨文中是以一张床的形象表示的（），意指人卧床不起。“疾”字后来多指传染病，它表示一个人单独地躺在床上，有一支箭射中他（）。在甲骨文卜辞中，“疒”和“疾”是通用的，两者区别不大。另一个表示流行病的是“疫”字，它是由表示疾病的部首“疒”，加上一个表示手执一支杖的形象字“”而构成（）。甲骨文卜辞中常有“疒役”之词，如“甲子卜，殻贞：疒役（疫），不彳止（延）？”“贞：疒役（疫），其彳止（延）？”（《小屯殷虚文字乙编》）。此卜问疫病是否会蔓延流传，是关于“瘟疫”流行的最早记载。在甲骨文中，还有数片卜问是关于殷王是否染上传染病之辞。其中还有：“乎（呼）比（枇）役（疫），正？”“贞：役（疫），佳有（）不正？”意为：呼令举行枇祭以禳除疫病，能使疫病得治吗？疫病是否无法得治？体现了一种对疫病恐惧的忐忑之情。“疠”这个字也是指疫病，甲骨文中像一个蝎子占据床上，给病人所留的地方很少（）。关于“疫”字的含义，《说文·疒部》说：“疫，民皆病也，从疒，役省声”。《释名·释天》说：“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玉篇·疒部》说：“疫，俞壁切，疠鬼也”。又说：“疠，力誓切，疫气也”。《素问·补遗刺法论》说：“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说：“温厉大行，远近咸若”。《集韵·去声上·六至》说：“疫，《字林》：病流行也”。《温疫论·正名》说：“又名疫者，以其延门阖户，如徭役之役，众人均等之谓也，今省去‘彳’加‘疒’（原作“疫”，误，今改）为‘疫’，又为时气时疫者，因其感时行戾气也，因其恶厉，又谓之疫疠”。《温疫论·原病》说：“疫者，感天地之戾气，在岁运有多少，在方隅有轻重，在四时有盛衰。此气之来，无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邪从口鼻而入”。是“疫”之为病，具有很强的传染性，一旦发生则易于在人群中传播流行，病势凶猛，延门阖户，一乡一区如鬼厉之行使，患者无远近长幼，病状率皆相似也，而且表明我国在商代已经流行过疫病。

值得关注的是“疾年”“雨疾”和“降疾”的描述。“贞：有（）疾年，其井（死）。”表示多病之年，病至于死。疾年指这一年反复出现范围较大的流行性疾病，雨疾、降疾、“祸风”指疾病的发生多如降雨、邪风有关，说明那时已经有了瘟疫流行的概念和病因的探讨。

“疥”“蛊”“痐”“”“祸风”等，属于具体病名。在甲骨文中，“疥”这个字用处较多，主要表示出疹伴发热性疫病，表示一个人病卧在床，身上还出现了疹子（）。甲骨卜辞中常常以“疾疥”、“疥疾”“疥以疾”的名称记载。“蛊”是值得推敲的，蛊（）字从虫虫在皿中会意，皿为食器，其中有虫，人食之而入腹，而成为蛊，即腹中之虫。有学者研究后认为：“蛊，毒病微虫之共名也，血虫象意（古血、皿同字），虫入血而成毒也。”（华石斧《文字系》），提示与血吸虫有关，因为蛊胀常常连用，常见于晚期血吸虫病的腹水。不过，在有关“蛊”的甲骨文卜辞中，殷人一般视蛊疾为鬼神所致，但有时也认为齿病和胃病乃蛊，即外界进入人体的寄生虫所致。甲骨文中还有疒蛔的记载，“……疒佳回（）？”“（）”即“回”字，本像渊水回转之形。“回”读为“蛔”或“痐”，古指“腹中长虫”。因此，此卜辞实际上问：“疾病是蛔虫吗？”，可以说是我国关于蛔虫病的最早记载。甲骨文中有多条卜辞是关于疟疾的记载，卜辞中写作“”（一作“”），卜辞：“……卜，（疟）疾。”（《虚》1455）该卜辞大意是通过龟卜，表明患了疟疾。“隹（疟）”（《林》2·24·2）此卜辞是贞卜“患疟疾了吗？”“祸风”在甲骨文中常作某某因风致疾，也即后世所谓“伤风”（），是一种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甲骨文中有时候也写成（），即“祸风有病”（流行性感冒）。后世认为“风为百病之长”，善行而数变，实际上是殷代医学思想的延伸。

殷商时期凡事必卜，疾病是生活中不可避免要发生的事，故占卜疾病就成为常事。作为记录殷商时期社会事件的载体，甲骨卜辞中有诸多关于疾病的记载，并已出现传染病的足迹。纵观古代疾病史料，关于传染病发病记载的文献首推甲骨卜辞。甲骨卜辞中保存了丰富的传染病原始资料，蕴含了大量关于传染病的诊疗信息，当时人们已认识到传染病传播的严重性，并引起一定程度的重视。甲骨卜辞诸多关于传染病的记录中包含了疾病的病名、发病的原因、病情变化和相关的治疗等，是关于传染病记载的早期病案雏形。

二、《黄帝内经》的疫病名称

（一）《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

《黄帝内经》是祖国医学中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基础理论著作，洋洋20万言，集古代哲学、医疗经验之大成，开中医理论体系之先河，历来为医家所推崇。但是，关于它的成书年代，却从古到今，众说不一。

1. 成书于黄帝时代

历史上有学者认为，《黄帝内经》是黄帝时代（公元前26～前22世纪）的作品，如晋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自序》中说：“黄帝咨访岐伯、伯高、少俞之徒，内考五藏之腑，外综经络血气色候，参之天地，验之人物，本性命，穷神极度，而针道生焉。其论至妙，雷公受业传之。”北宋时的高保衡、林亿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中说：“昔黄帝……坐于明堂之上，……乃与岐伯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问难，垂法以福万世；于是雷公之伦，授业传之，而《内经》作矣。”

图1-1  传说中的黄帝（公元前2717-前2599）与岐伯（生卒不详）

2. 成书于周秦之际

另一些学者认为，黄帝、雷公都是传说中原始公社制末期的人物，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不可能产生出像《黄帝内经》这样的科学著作。因此，《黄帝经内》成书于周秦之际（公元前11世纪-前3 世纪）。明代胡应麟在所著《少室山房笔丛》中说：“医方等录，虽亦称述黄岐，然文字古奥，语致玄眇，盖周秦之际，上士哲人之作。其徒欲以惊世，窃附黄岐耳”，“《素问》精深，《阴符》奇奥，虽非轩后，非秦后书”。

清代《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说，黄帝《素问》二十四卷“原本残阙，冰采《阴阳大论》以补之。其书云，出上古，固未必然；然亦必周秦间人，传述旧闻，著之竹帛。”现代的医史专著或教材中，也有持类似观点的。甄志亚先生主编的《中国医学史》（全国中医学院教材）就认为，《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说法“基本上是正确的”。

3. 成书于战国时期

这个说法比较普遍，认为《黄帝内经》成书于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宋代的邵雍在《皇极经世书》卷之八下《心学》第十二说：“《素问》、《密语》之类，于术之理可谓至也。《素问》、《阴符》，七国时书也。”宋代理学家程颖在《二程全书﹒伊川先生语》中说：“《素问》书，出战国之末，气象可见。若是三皇五帝典坟，文章自别，其气运处，绝浅近。”明代方以智在《通雅》中也认为：“守其业而浸广之，《灵枢》、《素问》也，皆周末笔。”

现代学者龙伯坚在《黄帝内经概论》一书中，任应秋先生在《内经研究论丛》一书中，也持同一观点，其主要理由是：首先，将《黄帝内经﹒素问》与同样是战国时代的《周礼》相比较，有许多相同之处，足以证明两书是同一时代、同一思想体系的作品；其次，《史记﹒扁鹊传》中有关医理的内容，与《黄帝内经﹒素问》的内容相类似，但却朴素、原始得多，而《史记﹒仓公列传》中有关医理的内容却比《黄帝内经﹒素问》有所进步，由此推断：《黄帝内经﹒素问》应当是扁鹊时代以后、仓公时代之前的作品，也就是战国时代的作品。最后，以《黄帝内经》的文体为例，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先秦之文，多作韵语，而《素问》中韵语的文字特别多。

4. 成书于西汉时期

但是，也有一些学者不同意以上几种说法，他们认为《黄帝内经》只能成书于西汉时期。刘长林在《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一书中，吴文鼎在《上海中医药杂志》1982年第9 期上发表的《〈黄帝内经〉与黄老学派》一文都作如是观。其主要理由是：《黄帝内经》全书约计20万字，这在2000多年前可以说是一部巨著。编著这样的医籍需要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需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这在战事连年、七雄割据的战国时代是不可能办到的。只有在西汉时期，随着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才为医学家编著医籍提供了现实的条件，此其一；西汉初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修务训》曰：“世俗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记之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黄帝内经》在书名和思想内容上与“黄老学派”的密切联系，也为只有在西汉“黄老学派”鼎盛时期才能成书提供了佐证，此其二；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仓公列传》中，记述了西汉初年名医淳于意在接受老师公乘阳庆传授给他的十种医书中，竟没有《黄帝内经》，这也足以说明《黄帝内经》不可能成书于西汉之前，此其三。

考《黄帝内经》的书名，在现存的所有史书中，最早出现于《汉书﹒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说明今天我们看到的《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大部分，而《黄帝外经》则早已亡佚。《汉书》是东汉班固所撰，但是班固在撰写《汉书﹒艺文志》时，是以西汉末年刘散（？-公元23年）的《七略》为底本的。西晋时的医家皇甫谧（公元215—282 年）在所著《针灸甲乙经﹒自序》中写道：“按《七略》、《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可见，在刘歆的《七略》中，肯定已经提到了《黄帝内经》。由此推断，《黄帝内经》最迟在西汉末期，即公元前一世纪末已经成书问世。　

5. 成书于东汉时期

《<内经>时代》作者赵洪钧指出：近人考证认为，《汉书﹒艺文志》所载《黄帝内经》不是今本《黄帝内经》=《素问》+《灵枢》。《素问》和《灵枢》的成书当在东汉，并非战国时期。如吴考槃撰“黄帝内经﹒素问﹒灵枢考”[中华医史杂志，1983（2）：8]，田树仁撰“灵枢素问非黄帝内经”[中华医史杂志，1991（3）：145-149]，余自汉等著《内经灵素考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2年版），廖育群著《重构秦汉医学图像》（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均主此说。他认为：

必须对《内经》“成书”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即怎样才算“成书”。本节即将提到“灵素骨干内容成型”，也就是今本《内经》体系的天人相应学说、气化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脏腑学说、经脉学说，针刺学说、养生学说、诊法学说等大体完成（除七篇大论之外），一般说来也编纂在一起了，算是成书。（见金栋. 正说内经——内经时代补注. 中医古籍出版社，1919：4-5）

《正说内经——内经时代补注》作者金栋提出：“成书年代与书中所反映的内容出于什么年代不是一回事。观今本《内经》的具体内容，确实辑录了古代不同时期的医学文献，又吸取了当时的医学成就（包括解剖学）整理成书，故其中既有语言古朴、合于上古音韵、带有先秦习俗的成分或内容，又有明显的两汉时代烙印，即五行学说。所以有些篇章可能出自或反映先秦时期的内容，而西汉初这些‘医学论文汇编’尚未纂辑成书。如果今本《内经》在西汉初已经纂集成书的话，司马迁编著《史记》时，其《扁鹊仓公列传》为何没有《内经》的些许痕迹呢？”

再如，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简帛医书中有《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经专家考证认为，马王堆医书下葬于西汉早期，即西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墓主人的随葬品应是他生前研读、使用的东西。马王堆医书应是西汉初年流传并且在使用的医书。其成书时代亦应断自汉初为妥。马王堆医书最有考证意义的是，其中的经脉学说是十一经脉，还没有今本《内经》中成熟的三阴三阳十二经脉之说。可以断言，马王堆医书时代，今《内经》的三阴三阳十二经脉学说还未完成。又《灵兰秘典论》中的“中正”、“州都”之官，乃曹魏（三国）以后才有的官名。

正因为如此，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所前所长廖育群在《重构秦汉医学图像》一书中说：“突破《素问》《灵枢》两书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载‘《黄帝内经》十八卷’的禁锢之后，即打破了今本《黄帝内经》成书下限不会晚于刘歆《七略》的限制，使得我们需要重新考虑《素问》和《灵枢》作为两部独立的著作，其成书的上、下限究竟在何时。根据确切的文字记载，只能将这两部著作的成书下限定在东汉末年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成书之前。而其上限则应该定在刘歆《七略》之后。这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汇集各种早期医学著作，进行校勘汇编工作，恐怕只有官府才能办到。如果在《七略》成书之前，就完成了这样两部大型医书的整理加工，而不加著录是不可能的。而且《七略》之前的许多其他医学著作，即或漏而未录，其命运也理应与《七略》著录之书的命运一样，不可能单独地、完整地保存流传下来。”

赵洪钧说：“应该承认《艺文志》所载《黄帝内经》就是今《内经》的祖本。否则《素问》《灵枢》都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一点廖育群说得比较好，即刘歆的《七略》不可能漏掉这两部大书。班固写《艺文志》的时候，很可能有了略同今《素问》和《灵枢》的著作，但他不能把东汉时代的《内经》载入《汉书·艺文志》。对看出自班固之手的《白虎通》可以肯定，那时中医的脏腑学说、经脉学说、阴阳五行学说等《内经》的理论硬核和超硬核已经完全稳定或成熟。故可以断定《白虎通》是《内经》成书的下限。”（《正说内经——内经时代补注》P5）

综上所述，有关《黄帝内经》的成书时代，确实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历史问题。本书采用大多数学者的意见：《黄帝内经》包括现存之《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它不属于某一时期某一作者的作品，其中既包括战国至西汉初期的篇章，也有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时的作品，甚至还有魏晋以后的新作，以及唐、宋医家的补充（现基本认为，唐代王冰补入了七篇大论，宋代又增补了两章遗篇）。

（二）《黄帝内经》疫病名称

笔者之所以如此详细地回顾这些疫病（外感热病）名称及其演变过程，目的在于剖析：后世医家特别是张仲景为什么没有选择“辨病论治”而最终为中医学选择了“辨证论治”的临床特色？

到了西周及春秋时期，虽然还没有出现专门的医学书籍，但有关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已散见于《山海经》《周易》《尚书》《诗经》《周礼》等当时的文献之中。“大疫”的名词在周代的典籍中已经十分普遍，此时人们对疾病的认识较商代已有了明显的进步，已认识到热病、昏迷、浮肿等疾病，并有了固定的病名。《诗经》中记载了古代疾病的病名和证候，如瘨（癫狂）、闵（伤痈）、狂（癡）、首疾（头痛）、噎（气息不利）、疚（心忧惫之病）、朦（失明）、瞽（盲人）等。《山海经》记载了38种疾病，固定病名有“瘿”“痔”“瘘”“疥”“痤”“疣”“痈疽”“痹”“风”“疟”“疫疾”等。《周礼》中涉及的一些感染性疾病，如肿疡、溃疡、疟疾、疥、瘅疽、足肿病、佝偻病、秃头、胼胁等等。《礼记》则多次提到，并可见到“疫疠”“天行”“时行”“时气”等说法，说明经常发生瘟疫大规模流行（《礼记》中还有瘖、聋、丧明、跛、躃、伤、创、折、断、胎夭、病革、风欬、侏儒等病名记载）。

《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的理论渊源，有人[袁志国.《黄帝内经》外感热病病名及其演变研究. 辽宁中医药大学硕士论文，2010]对《内经》的热病名称进行了认真的考察：除《素问》两遗篇外，《内经》160篇共载有关疾病名称762个，外感热病病名56个。而且在《素问・疏五过论》中有“诊之而疑，不知病名”和《素问・奇病论》“口苦者，病名为何？”等记载，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注意到病名与症状的差别。笔者根据他的研究结果，进行了部分调整（加上两篇遗论，增添伤寒各病名），相关统计见表1-1：

表1-1  《黄帝内经》中外感热病名（含疫病）一览表

三、《黄帝内经》的外感热病（含疫病）命名规则

古人对各种疾病的命名，是人类医学诞生的标志之一。它表达出有形世界与无形世界的密切关联，是文明创建之初人类拥有的智慧能力及其所施展的水平。《内经》对疾病的命名规则为后世所遵循，为以后中医学疾病的命名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内经》中包含的外感热病（含疫病）很多，许多疾病又受时代及医家认识的局限而致概念认识的多样、疾病命名的不统一、概念内涵不清，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中医药防治外感热病优势的发挥。

（一）命名规则

《内经》中外感热病病名的命名，主要考虑了病因、病位、病机和主症等几个基本要素。笔者通过对《内经》中外感热病病名的研究，发现主要有以下五种命名方法：

1. 根据病变特征命名

依此命名的外感热病约10种，如肠澼、疠风、漏泄等。“此外伤于风，内开腠理，毛蒸理泄，卫气走之，固不得循其道，此气傈悍滑疾，见开而出，故不得循其道，故命曰漏泄”。

2. 根据主要病症命名

约10种外感热病是依此命名，如：热病、寒热、黄疸等。“风气藏于皮肤之间，内不得通，外不得泄，风者善行而数变，腠理开则洒然寒，闭则热而闷，其寒也则衰食饮，其热也则消肌肉，故使人佚粟而不能食，名曰寒热”。

3. 根据病因病机命名

这是《内经》对外感热病的主要命名方法，约有30种：①以病因命名，如伤寒； ②以病机命名，如阴阳交；③以病因病机结合命名，如风厥“有病身热汗出烦满，烦满不为汗解，此为何病？岐伯曰：汗出而身热者风也，汗出而烦满不解者厥也，病名曰风厥”。

4. 病因病位结合命名法

依此命名的外感热病约有15种，如肺疟、 脾风等。“以夏丙丁伤于风者，为心风。以季夏戊己伤于邪者，为脾风”（《素问・风论》）；还有心疟、肝疟、脾疟、肾疟的五脏疟。

5. 根据主症病位结合命名

这种以病位和主要病症结合来命名，《内经》 依此来命名的外感热病的病名约有10个，例如：肝热病、皮寒热、鼠瘘寒热等。“黄帝问于岐伯日： 寒热瘰疬在于颈腋者，皆何气使生？岐伯曰： 此皆鼠瘘寒热之毒气也， 留于脉而不去者也”。

6. 根据五行原则命名

主要是《内经》遗篇中“五疫”和“五疠”，二者并无明确区分，笔者将其合二为一，如金疫（疠）、木（风）疫（疠）、水疫（疠）、火疫（疠）、土疫（疠）等。正如《素问遗篇·刺法论篇》所言：“于是疫之与疠，即是上下刚柔之名也，穷归一体也。即刺疫法，只有五法，即总其诸位失守，故只归五行而统之也。”

（二）存在问题

1. 同病异名

一种外感热病出现两种病名，如《素问・风论》：“疠者，有荣气热肘，其气不清，故使其鼻柱坏而色败，皮肤疡渍，风寒客于脉而不去，名曰疠风，或名曰寒热。”即《内经》把这种外感热病称为“疠风”或“寒热”，实际上在其他出处有明显不同。又如“暑痉”与“暑风”，虽为二名，诊疗则一。

2. 异病同名

《内经》中，“风厥”分别在不同出处代表三种外感热病：①《素问・评热病论》“汗出而身热者风也，汗出而烦满不解者，厥也，病名曰风厥”，此处风厥是指太阳经感受风邪，少阴虚火上逆，而致汗出烦满，烦满不为汗所解。②《素问・阴阳别论》“二阳一阴发病主惊骇背痛，善噫善欠，名曰风厥”，此处风厥是指肝气郁滞，横逆乘胃，胃失和降，而致噫、欠之症。③《灵枢・五变》“黄帝曰：人之善病风厥漉汗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肉不坚，腠理疏，则善病风”，此处风厥是腠理不密，感受风邪，风邪逆于腠理，致汁出多为丰症之病。

再如“寒热”在《内经》中分别指两种外感热病：“岐伯对曰：风气藏于皮肤之间，内不得通，外不得泄，风者善行而数变，腠理开则洒然寒，闭则热而闷，其寒也则衰食饮，其热也则消肌肉，故使人佚粟而不能食，名曰寒热。”及“疠者，有荣气热肘，其气不清，故使其鼻柱坏而色败，皮肤疡溃，风寒客于脉而不去，名曰疠风，或名曰寒热”（《素问・风论篇》）前者指的是寒热病，而后者指的是麻风病。

四、先秦的疫灾

在距今10000年左右，中华大地开始出现农耕生产模式，在历经约5000年的发展壮大后，农耕文明日益成熟，距今5000年前的中国区域范围之内出现了一系列的重要聚落，在众多的考古聚落中，也留下了“瘟疫与人”的历史记忆。正如威廉 H.麦克尼尔所云：“人传人的‘文明’型的传染病确立的时间，不太可能早于公元前3000年。而一旦它们真正行动起来，不同的疫病就在亚欧大陆不同的文明社会中确立下来了。”[（美）威廉 H.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余新忠、毕会成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10年，第39页]

学界普遍认为内蒙古地区的庙子沟遗址与哈民忙哈遗址的最终废弃与史前瘟疫有着深刻的因果关联。考古发掘表明，庙子沟遗址与哈民忙哈遗址在遗址形态、遗址性质和耕作方式上带有很大的相似性，只不过庙子沟遗址使用的时间可能略长。哈民忙哈是迄今在科尔沁沙地发现的最大规模的史前聚落，碳十四测年结果表明该遗址约为距今5500年至5000年，相当于红山文化晚期，数座房址遗址内揭露出大批人骨遗骸尤为引人瞩目。哈民忙哈遗址的房屋为半地穴式房屋，房屋朝向基本一致，在废弃的房屋遗址中至少存在181个人体标本，存在火烧痕迹。这些尸骨的死亡年龄集中在壮年，埋葬的方式与哈民忙哈时期典型的单人仰身叠肢葬俗有明显不同，尸骨堆放集中且凌乱。在出土人骨的F40在18.5平方米的室内层层堆弃了至少97例人体个体骨骼，越到门口人骨堆积越密集，结合大量人骨堆弃叠压、姿态凌乱等现状，推测该房屋内出土的人骨应属非正常死亡，但是人骨并没有砍砸等暴力致死的痕迹，因而排除了战争等人为因素。考古学界相关专家分析认为，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降温事件，使得科尔沁草原退化，农业生产受到影响，老鼠等有害物种逐渐泛滥，迫于食物需求的压力，人们开始食用老鼠，鼠疫实现了向人的传播，高致命性鼠疫的流行使得大量人口死亡，人们无法按照正常的丧葬习俗埋葬死者，只能集中堆放于房间内，随着死亡人口的急剧增加，门口堆放了更多的死亡个体，造成房屋门口的人骨较室内更多。当人们意识到瘟疫已经使他们无法再在原有的地域生存的时候，他们纷纷逃离家园，遗址被最终废弃。[朱永刚、吉平：《内蒙古哈民忙哈遗址房址内大批人骨遗骸死因蠡测》，《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5期；朱泓：《哈民忙哈遗址F40史前人类死因的考古学证据》，http://arch.cssn.cn/kgx/ycsf/202003/t 20200317_5102055.shtml]庙子沟遗址的考古发掘信息也提示出当瘟疫来临时人们不得不在仓皇之间选择逃离家园[魏坚：《庙子沟与大坝沟有关问题试析》，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

有关文字记载的先秦疫灾，得感激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家龚胜生教授，他编写的《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是研究传染病学史重要参考资料。该书为“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2016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分为先秦至明代卷、清代卷、民国上卷、民国下卷、畜疫卷等五卷，共计280万字。全书史料丰富翔实，除正史、档案、实录、文集中的疫灾史料外，更是广泛搜罗了古今10000多种地方志和近代报刊中的疫灾史料。全书以编年体方式排列自西周末以来至新中国成立期间有确切年份的疫灾事件，每一次的疫灾史料尽可能保持原文风格，同时尽可能摘录疫时、疫域、疫因、疫果、疫情、疫种等信息。“先秦的疫灾”主要转述他们提供的素材[龚胜生，刘杨，张涛. 先秦两汉时期疫灾地理研究.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25（3）：96-112]。

夏代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夏人的活动区域主要在今河南伊、洛河流域和山西汾、涑河流域。当时“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其传染病主要是胃肠疾病，也可能有疟疾等其他传染病，但由于人口稀少，发生大规模的疫灾并不可能。

到了商代，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在安阳殷墟中，共发现15万余片甲骨，其中323 片有卜病内容，已释读出疾病20多种。不过，这些疾病大多以人体部位命名，只有极少数能反映疾病的症侯与病因，如疟、疥、蛊、龋、蛔、疫等，这些已有专称的疾病应是当时的主要流行性疾病。疟疾是殷商时代的主要流行性疾病之一，唯其如此，人们才能通过不断的实践得出“疟，秉枣”即以枣治疟的经验[马伯英. 中国医学文化史.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其中，“疾年”的记载，肯定是指疫病流行。但当时全国人口约536万，每平方千米只有1～2人，不具备大规模传染病流行的媒介条件。传染病暴发一般在人口集中苦役的场所，如奴隶作坊，由于这个缘故，甲骨文中“疫”有时又作“役”，两字互用，《释名》也说“疫，役也”，“疫”字实际上是“疒”和“役”两字合写的简化。因此有人认为，盘庚迁殷可能与疟疾肆虐有关[龚胜生. 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疟疾地理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6，30（4）：489-494]。自商汤王灭夏桀后，商的都城曾经迁徙过多次，直到盘庚将都城从奄（山东曲阜）迁至殷（河南安阳）后才固定下来。关于迁徙的原因，传统观点认为是黄河的泛滥，其实并非这样。《尚书·盘庚》说得很清楚，迁都之原因是“殷降大虐”，“虐”通“疟”，即经常性的疟疾流行可能是盘庚迁殷的根本原因。当时科学水平低下，大规模的疾病流行往往被认为是上天降下的惩罚，故《盘庚》下文接着又有“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先后丕降与罪疾”，“自上其罚汝”，“崇降不祥”数语，这些显然都是指疾病流行，丝毫没有牵扯到黄河泛滥上去。安阳较曲阜偏西2.5个以上经度，偏北0.5个以上纬度，气侯相对凉爽干燥，疟疾的危害应相对轻些，可以说，盘庚迁殷是明智的选择。

与殷商相比，随着青铜工具的进步，西周人口增多，人际交往频繁，城市有了较大发展，局部疫病流行的机会也就相对增多了。西周末期，关中自然灾害频发。《诗经・小雅・节南山》是记述周幽王（公元前781-前771）时的篇什，其中“天方荐瘥，丧乱弘多”一句，郑玄注曰：“天气方今又重以疫病，长幼相乱而死，丧甚大多也。”《诗经・大雅・召旻》也是记述周幽王时的篇什，从“旻天疾威，天笃降丧；瘨我饥馑，民卒流亡”两句来看，所记也是疫灾的流行。《召旻》还谈到这次疫灾的形成原因，从“如彼岁旱，草不溃茂”，“池之竭矣，不云自频；泉之竭矣，不云自中”诸句来看，这次疫灾是由大旱所致饥馑引起的。干旱还招致关中北部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犬戎”南下。公元前771年，“犬戎”攻入镐京，幽王出奔骊山而死，西周覆亡。周幽王是个暴君，一般认为是他的残暴招致了灭亡，但从上引文献看，大旱之后的疫灾才是其国破人亡的主要原因。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进入干戈相攘、华夏与夷狄交争的春秋战国时期。“春秋之时，败绩之军，死者蔽草，尸且万数；饥馑之岁，饿者满道，温气疫疠，千户灭门”；战国之世，诸侯“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墨子・兼爱下》就谈到：“今岁有疠疫，万民多有勤苦冻馁、转死沟壑中者，既已众矣。”可见，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疫灾较多的时期。但是，由于当时文化欠发达，各国史官又有“外灾不书”的陋习，有关疫灾的记载并不多。

据龚胜生教授考述，春秋战国大规模的疫灾主要有以下8次。

鲁庄公二十年（公元前674年）。夏，齐、鲁大疫。这次疫灾先起于山东北部的齐国（今临淄），然后流行到山东南部的鲁国（今曲阜）。史称：“夏，齐大灾。大灾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疠也。何以书？记灾也。外灾不书，此何以书？及我也。”这次疫灾发生在夏天，有人认定是痢疾流行。

鲁襄公九年（公元前564年）。春，宋国疫。《左传》曰：“（襄公）九年春，宋灾。”《左传注疏》曰：“天火曰灾。”所以《公羊传》曰：“九年春，宋火。”但是，至于宋代，崔子方却力主这次大灾为疫灾，他在《春秋经解》中说，“九年春，宋灾，疫也”，在《春秋本例》中将“夏，齐大灾”和“襄九年春，宋灾”均视为疫灾，理由是《春秋》记载灾异的原则是“疫灾例时，火灾例月”。此观点虽然晚出，但很有说服力。

鲁昭公十九年（公元前523年）。“夏，许悼公疟”；冬，郑国疫。当时郑国（今新郑）有几个大臣“札瘥夭昏”而死。“札”和“夭”都是指疫灾致人死亡，与“天笃降丧”之“丧”同义。至昭公二十年冬十一月“齐侯疥遂痁，期年不瘳”。

吴王阖闾统治时期（公元前514～公元前496年）吴国（今苏州）疫。吴王阖闾“在国，天有菑疠，亲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这里“疠”通“疫”，非指麻风病。

秦献公十六年（公元前369年）。发生在今关中平原的疫灾，当时秦国（今咸阳）发生日食，“民大疫”。

魏惠成王八年（公元前362年）。据《路史》记载，“梁惠成八年，雨（骨）于赤髀，后国饥兵疫”。这次疫灾因饥馑引起，且主要在军队中流行。

赵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77年）。赵国（今邯郸）“大疫”，这次疫灾发生在赵惠文王迁都到漳水流域的第二年，很可能与移民水土不服有关。

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冬十月，秦国大疫。当时“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显然，此次疫灾与蝗灾有关。

四、古代病名与现代传染病的关联性

对比中西医疫病病名，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差异。对于传染病的命名诊断，西医有病原性诊断、病理解剖性诊断、病理生理性诊断等，井且注意几方面结合作出完整诊断，因而其病名冗长、复杂，限定清楚。至于临床表现，西医虽视其为诊断的重要依据，但一般不作诊断用词。中医学与之不同，将临床主症既作为诊断依据，又常直接用以组成病名，至于病因与病性、病位诊断，并非每一病名所必备，而可通过辨证诊断来补充。总之，西医命名特点是重菌毒、重病灶。中医命名特点注重病状重性理，这是中西医在诊断上的主要差异，也是中西医病名难以一一对应的主要原因。

许多传染病的命名如疟疾、痢疾、霍乱、黄疸、丹毒、麻疹、天花、水痘、风疹、百日咳、破伤风、蛔虫病等等，中西医病名基本相同。分析其原因，可能是一个中西医认识互相溶透的过程，根据某病的表现，先按中医诊断定名，然后寻找该病的病原体，并以中医名称对该病原件命名或译名。从而使中西医病名及认识趋同。应该注意的是，仍然有一些与西医同名异病的病名，如伤寒（中医“伤寒”为外感病的统称，西医“伤寒”为伤寒杆菌所致的肠伤寒病）、牛皮癣（中医的“牛皮癣”是西医的“神经性皮炎”，西医的“牛皮癣”是银屑病）等等。而且，中医所指的伤寒、淋病、霍乱等，常不限于该病原体所致的疾患，因而这些病名的中西医概念又不完叠相等。

（一）病毒性传染病

1. 流行性感冒  是临床上最常见的传染病，最早见于甲骨文的“祸风”，张仲景称之为“伤寒”、“中风”，《诸病源候论》又称“时气病”（后世改为“时行感冒”最为确切），“感冒”一词源于北宋《仁斋指直方·诸风》，《丹溪心法·伤风》提出了“伤风”的命名，温病学中的“风温”、“春温”、“暑温”、“秋燥”实际上也是指的流行性感冒。

2. 病毒性肝炎  在疾病的不同阶段，病毒性肝炎被归属于“黄疸”、“胁痛”、“郁证”、“积聚”、“鼓胀”，以及“急黄”、“瘟黄”、“疫黄”（重型肝炎）等范畴。例如对“急黄”的命名，《诸病源候论》谓：“脾胃有热，热毒所加，故猝然发黄，心满气喘，命在顷刻，故云急黄也。”

3. 艾滋病  今人把艾滋病归属于“疫疠”、“伏气温病”、“虚劳”等范畴，还可根据机会性感染以及合并症、并发症的不同，归属于不同的中医病名之中。

4. 病毒性出血热  根据传播媒介的不同，病毒性出血热可分为4类，我国常见的是肾综合征出血热、登革出血热、新疆出血热等，因为其出疹性特点，可以归属于“疫疹”、“疫斑”、“瘟疫”等病名。近年来还有学者称之为“冬温”、“春温”、“伏暑”、“温毒发斑”、“疫毒热斑”等。

5. 病毒性脑炎  以流行性乙型脑炎为例，根据高热、抽搐、神昏的特点和发病季节，有“暑温”、“伏暑”、“暑风”、“暑厥”、“暑痉”、“暑痫”等命名，如《温病条辨》云：“暑温，身热卒然痉厥。”《临证指南医案》云：“暑风乘虚袭人，最虑风动中厥。”

6. 登革热  我国流行时间不长，但根据临床表现可归属于“湿热疫”、“暑热疫”、“疫疹”的范畴。也有根据临床特点，将其称之为“断骨热”、“蝶鞍热”、“红疹”等。

7. 狂犬病  中医对狂犬病的称谓有“猘犬啮”、“猘犬咬伤”、“癲狗伤”、“瘈咬病”等，《五十二病方》有“狂犬啮人”的说法，《诸病源候论》有“猘犬齿疮”的命名。“因其恐水症状比较突出，又称之为“恐水症”、“怕水病”。

8. 脊髓灰质炎  古代有“软脚瘟”、“痿疫”的称谓，前期为外感时邪，属温病范畴，或称“湿温痿痹”，后期属于“痿证”范畴。《内经》有“痿躄”、“脉痿”、“筋痿”、“肉痿”、“骨痿”五痿的分型。

9. 麻疹  《金匮要略》中有“邪气中经，则身痒瘾疹”的记载，《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小儿药证直诀》等书中有“发斑”、“瘾疹”、“丹疹”、“赤疹”等记载，《古今医鉴》首立“麻疹”病名，《麻疹拾遗》将“麻”、“痘”分开，指出“麻细如芝麻，故名麻疹。”民间有“麸疮”、“痧子”、“麻子”、“疹子”等俗称，并发症有“喉痹”、“肺胀”、“口疳”等。

10. 风疹  《医门补要》有“风疹”专篇，对风疹的命名、病因、临床表现进行了辨析，其他还有“风痧”、“风瘾”、“瘾疹”的称谓。

11. 水痘与疱疹  水痘最早记载见于《小儿药证直诀》，称之为“疱疹”，其后，《医说》首先提出了“水痘”的病名，并详细描述了其临床特征。明代《证治准绳》进一步区分了“正痘”（天花）与水痘的不同。关于单纯疱疹，中医称之为“热疮”、“热气疮”、“火燎泡”等。中医称带状疱疹为“蛇串疮”、“缠腰火丹”、“蜘蛛疮”、“火带疮”、“蛇丹”、“甄带疮”、“火腰带毒”等等。

12. 手足口病  根据其皮疹表现，“疫疹”是最接近的中医病名，从疾病归类看，亦可纳入“风温”、“湿温”、“时疫”以及“口疮”、“口疳”、“温毒”、“斑疹”、“火毒”、“疫毒”等病范畴。

13. 其他  如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巨细胞病毒感染、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等疾病，往往归类于“温病”、“瘟疫”范畴内。天花又名痘疮、天痘、天行痘、豌豆疮、登痘疮、鲁疮、虏疮、百岁疮，《肘后方》名为天行发斑疮。

（二）细菌性传染病

1. 鼠疫  从临床表现看，本病类似于《伤寒论》中“阴阳毒”、《诸病源候论》和《千金方》中的“恶核”，亦可纳入广义的“瘟疫”。

2. 霍乱  《内经》即有“霍乱”的病名，以后历代均有探讨，但本病1820年才传入我国，考虑是翻译西医病名时直接套用而来，因此存在名同病异的情况。即使王孟英的《霍乱论》仍然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霍乱专著，民间有“绞肠痧”、“吊脚痧”、“瘪螺痧”的称谓，应该属于其别名。

3. 痢疾  《内经》称之为“肠澼”，《难经》谓“大瘕泄”，葛洪始以“痢”称之，《诸病源候论》正式提出“痢疾”病名，之后逐渐细分为“赤白痢”、“冷热痢”、“气痢”、“血痢”、“噤口痢”、“时疫痢”、“休息痢”、“劳役痢”等等。

4. 伤寒  古代“伤寒”是指寒邪入侵而导致的外感热病，西医的伤寒属于中医“湿温”的范畴，部分病例可归属于“暑湿”、“暑温”，如果一定范围内引起流行则可称之为“瘟疫”、“湿热疫”。

5.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大致属于中医“风温”、“春温”、“冬瘟”、“瘟疫”等病范畴，小儿亦可归为“急惊风”一病。

6. 白喉  根据临床表现，本病归属于“温病”范畴，文献中的“喉痹”、“锁喉风”、“缠喉风”、“白蚁疮”、“白缠喉”、“白喉风”、“马喉痹”均与本病有相似之处。1864年张绍修所著《时疫白喉捷要》正式提出“白喉”的病名，是我国第一部详细记载白喉的专著。

7. 百日咳  根据其临床表现，中医学称之为“顿咳”、“顿呛”、“痉咳”、“鹭鸶咳”等，由于其具有传染性，又名“天哮咳”。

8. 猩红热  本病属于中医“温病”范畴，称之为“烂喉痧”、“烂喉丹痧”，由于其季节性，又称之为“时喉痧”，因其传染性，称之为“疫喉痧”，此外还有“喉痧”、“阳毒”、“疫痧”、“痧疹”等名称。

9. 结核病  从临床表现看，本病归属于中医“虚劳”、“痨瘵”、“伏连”等范畴。因为传染性，有“尸注”、“鬼注”的病名；对于肺结核，有“劳漱”、“肺痨”的称谓；对于结核性胸膜炎，有“悬饮”、“结胸”的称谓。

10. 麻风病  本病最早的认识来源于《论语》，《内经》有“疠”、“疠风”、“贼风”的命名，《诸病源候论》有“癞”、“恶风”的称谓，后人还有“恶疾”、“大麻癞”、“天刑”的记载，亦有因地域不同而有别名者如“大麻风”、“疙瘩”、“大皮风”、“癞皮风”等等。

11. 破伤风  对于小儿破伤风，古代称之为“脐风”，俗称“脐带风”，根据其发病多于出生后4-7天，又有“四六风”、“七日风”的称谓。

（三）寄生虫与原虫病

1. 疟疾：远在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及青铜器铭文上已有“疟”字的记载，《周礼》中称“秋时有疟寒疾”，《内经》有“疟论”和“刺疟”的专篇，《金匮要略·疟病》将其分为“瘅疟”、“温疟”、“牛匕疟”、“疟母”等，《诸病源候论》记载了心、肝、脾、肺、肾等“五脏疟”以及“瘴疟”等等，《证治要诀》提出了“正疟”与“如疟”（类似于“疟”）。

2. 血吸虫病  根据其临床表现，急性期隶属于“暑温”、“湿温”的范畴，慢性期隶属于“下利”、“蛊毒”、“蛊胀”等范畴，晚期归属于“症瘕”、“积聚”、“鼓胀”范畴。

3. 华支睾吸虫病  一般归属于“胆胀”、“虫证”、“胁痛”、“黄疸”、“积聚”等范畴。

4. 绦虫病  古代无此病记载，但有该病原体的描述，《诸病源候论》称之为“寸白虫”，《外台秘要》、《备急千金方》谓之“白虫”。

5. 丝虫病  根据临床表现，急性期归属于“流火”（发于小腿之丹毒）范畴，慢性期类似于文献中“膏淋”、“水疝”、“大脚风”。

6. 蛔虫病  蛔虫一名，《素问》称之为“长虫”，《灵枢》谓之“蛟蛕”，《伤寒论》、《金匮要略》、《诸病源候论》等皆称“蚘虫”。

7. 钩虫病  类似钩虫的记载很多，《诸病源候论》有“九虫”之说，《儒门事亲》中的“食劳黄”与之相近，历代有称“黄肿病”、“黄胖病”、“懒黄病”等，民间尚有“桑叶黄”、“桑毒”之称，还将幼虫所引起的皮肤病变和呼吸道反应称为“粪毒”、“粪怪毒”、“粪毒入肺”。

8. 姜片虫病  《诸病源候论》称之为“赤虫”，《外台秘要》记载了药物下虫“赤身，有口尾”与之相同。

（四）性传播疾病

1. 淋病  根据其临床表现，可归属于“淋证”、“癃闭”、“尿浊”、“淋浊”、“精浊”、“毒淋”等范畴，也有人将其描述为“白浊”、“花柳毒淋”。

2. 软下疳  归属于中医“疳疮”的范畴，又称之为“下疳疮”、“横痃”、“妒精疮”、“阴蚀疮”。元代《外科精义》谓：“阴疮者，大概有三等：一者湿阴疮；二者妒精疮；三者阴蚀疮，又曰下疳疮......”

3. 梅毒  中医称之为“梅疮”、“疳疮”、“广疮”、“时疮”、“棉花疮”等，因其皮肤病变类似杨梅状，又称为“杨梅疮”或“杨梅大疮”。

五、疫病的正名与别名

当笔者系统整理外感病（疫病）病名的时候，发现其特征是杂乱无章，优劣并存，良莠不齐。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状况？首先是缺乏严格的命名规则，由于标准不同，随意性太大，且无甄别过程，一病多名的现象非常普遍。

鉴于以上，上海中医药大学课题组以《中医方剂大辞典》为基础，结合文献资料查阅、检索，建立了历代“疫病”方剂数据库，并对疫病病名也进行了初步规范化整理。数据库以《中医疫病学》（宋乃光，刘景源.中医疫病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8）、《中医内科学》（田德禄主编.中医内科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5：11）、《中医证候鉴别诊断学》（姚乃礼主编.中医证候鉴别诊断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9）中的疫病证候为判定标准，以东汉至明清为时间范围，收集方剂9245首，疫病病种18个，病名范围200多个，涉及中医古医籍约412本。数据库中将疫病常用病名定义为“正名”，共17个：麻风、痢疾、疟疾、黄疸、大头瘟、梅毒、麻疹、破伤风、瘟疫、烂喉痧、天行、时毒、湿温、水痘、霍乱、风疹、温毒。并将非常用病名定义为“别名”，其中包括：

（一）麻风

别名34个（安牙、大风、白点疯、白癜、白癜风、白粉疯、白癞、白癞大风、白癞风、紫云疙瘩、紫云风、紫霞风、紫稍疯、鱼鳞刺风、漏蹄风、蝼蝈疯、鸡爪风、截指疯、鸡皮疯、瓜皮疯、鼓槌风、鹅口疯、毒风、癫疯、大麻痿庳、大麻疠麻、大麻癞风、斑驳、壁泥风、遍身发癞、赤白癞风、大风、大风疮、大风癞）。

（二）痢疾

别名26个（肠澼、蛊痢、脓血痢、冷痢、酒痢、蛊痢、积痢、蛊注痢、蛊毒痢、五色痢、风积痢、毒痢、赤白痢、白痢、气痢、蛊痢、白脓痢、血痔、赤白痢、冷热痢、冷痢、血痢、泻痢、噤口痢、时疫痢、大瘕泄）。

（三）疟疾

别名22个（寒疟、太阳疟、痫疟、心疟、痰实疟、暑疟、山岚瘴疟、脾疟、痎疟、间日疟、鬼疟、骨痹疟、肝疟、肺疟、暴疟、胎疟、瘅疟、瘴疟、食疟、痎疟瘅疟、痰疟、劳疟）。

（四）黄疸

别名21个（谷疸、酒疸、女劳疸、黑疸、風疸、急黃、花黄、劳黄、阳黄、阴黄、急黄、花黄、劳黄、脾黄、鬼黃、髓黃、脊禁黃、牛黄、蚰蜒黃、走馬黃、虚黄）。

（五）梅毒

别名16个（木棉疔、杨梅疳疮、乳岩结毒、棉花疮、梅疮毒、梅疮、花柳毒淋、广疮结毒、梅疮结毒、霉疮、杨梅疮、天疱疮、外阴蚀、下疳、横痃、鱼口疮）。

（六）大头瘟

别名11个（大头、瓜瓤、颐毒、胙腮、发颐、喉痹、大头病、大头疫、虾蟆瘟、大头风、痄腮）。

（七）麻疹

别名8个（麻痘、中暍、痧疹、火丹、痧疹、麸疮、斑疮、疮疹）。

（八）破伤风

别名7个（噤口风、小儿脐风、破指染伤风、破血伤风、破伤中风、破伤洗头风、破伤中急风）。

（九）瘟疫

别名6个（时气瘴疫、湿疟、葡萄瘟、锦霞瘟、瓜瓤瘟、疙瘩瘟）。

（十）烂喉痧

别名6个（厉邪痧、疫痧、疫喉、烂喉疫痧、喉痧、烂喉丹痧）。

（十一）天行

别名4个（急性时疫、时气、时疫、麻瘄）。

（十二）时毒

别名4个（时疾、疫毒、大头伤寒、大头痛）。

（十三）水痘

别名4个（水花、水疮、水疱、肤疹）。

（十四）湿温

别名2个（湿热、湿霍乱）。

（十五）霍乱

别名2个（绞肠痧、瘪螺痧）。

（16）风疹，2别名个（赤游肿、风痧）。

（18）温毒，别名1个（瘟毒）。

此外，他们是根据方剂所治疗疾病症候记载，及所处历史朝代等进行的考证、总结的。但在整理中发现，除文献中所述中医病名不规范的五个方面以外，还有些病名暂时无法全部统一。如：“麻风”与“白癜风”现在指的是两种疾病，而在收集资料中，白癜风作为麻风的别名出现，显然与现代二者疾病概念不同，需进一步规范整理。又如“梅毒”疾病历史记载中有“横痃”病名；而“横痃”病名中又有“鱼口疮”“鱼口便毒”等称谓20多个，其中哪些属“梅毒”疾病、哪些非“梅毒”疾病而另有所归属，有待深入研究。再如“温毒”与“瘟毒”历史记载中混淆运用很多，所涉及有关治疗方剂范围很广，但至今没有严格的运用界定标准，明确运用范围确有一定难度等等。

六、先秦的疫灾

在距今10000年左右，中华大地开始出现农耕生产模式，在历经约5000年的发展壮大后，农耕文明日益成熟，距今5000年前的中国区域范围之内出现了一系列的重要聚落，在众多的考古聚落中，也留下了“瘟疫与人”的历史记忆。正如威廉 H.麦克尼尔所云：“人传人的‘文明’型的传染病确立的时间，不太可能早于公元前3000年。而一旦它们真正行动起来，不同的疫病就在亚欧大陆不同的文明社会中确立下来了。”[（美）威廉 H.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余新忠、毕会成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10年，第39页]

学界普遍认为内蒙古地区的庙子沟遗址与哈民忙哈遗址的最终废弃与史前瘟疫有着深刻的因果关联。考古发掘表明，庙子沟遗址与哈民忙哈遗址在遗址形态、遗址性质和耕作方式上带有很大的相似性，只不过庙子沟遗址使用的时间可能略长。哈民忙哈是迄今在科尔沁沙地发现的最大规模的史前聚落，碳十四测年结果表明该遗址约为距今5500年至5000年，相当于红山文化晚期，数座房址遗址内揭露出大批人骨遗骸尤为引人瞩目。哈民忙哈遗址的房屋为半地穴式房屋，房屋朝向基本一致，在废弃的房屋遗址中至少存在181个人体标本，存在火烧痕迹。这些尸骨的死亡年龄集中在壮年，埋葬的方式与哈民忙哈时期典型的单人仰身叠肢葬俗有明显不同，尸骨堆放集中且凌乱。在出土人骨的F40在18.5平方米的室内层层堆弃了至少97例人体个体骨骼，越到门口人骨堆积越密集，结合大量人骨堆弃叠压、姿态凌乱等现状，推测该房屋内出土的人骨应属非正常死亡，但是人骨并没有砍砸等暴力致死的痕迹，因而排除了战争等人为因素。考古学界相关专家分析认为，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降温事件，使得科尔沁草原退化，农业生产受到影响，老鼠等有害物种逐渐泛滥，迫于食物需求的压力，人们开始食用老鼠，鼠疫实现了向人的传播，高致命性鼠疫的流行使得大量人口死亡，人们无法按照正常的丧葬习俗埋葬死者，只能集中堆放于房间内，随着死亡人口的急剧增加，门口堆放了更多的死亡个体，造成房屋门口的人骨较室内更多。当人们意识到瘟疫已经使他们无法再在原有的地域生存的时候，他们纷纷逃离家园，遗址被最终废弃。[朱永刚、吉平：《内蒙古哈民忙哈遗址房址内大批人骨遗骸死因蠡测》，《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5期；朱泓：《哈民忙哈遗址F40史前人类死因的考古学证据》，http://arch.cssn.cn/kgx/ycsf/202003/t20200317_5102055.shtml]庙子沟遗址的考古发掘信息也提示出当瘟疫来临时人们不得不在仓皇之间选择逃离家园[魏坚：《庙子沟与大坝沟有关问题试析》，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

有关文字记载的先秦疫灾，得感激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家龚胜生教授，他编写的《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是研究传染病学史重要参考资料。该书为“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2016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分为先秦至明代卷、清代卷、民国上卷、民国下卷、畜疫卷等五卷，共计280万字。全书史料丰富翔实，除正史、档案、实录、文集中的疫灾史料外，更是广泛搜罗了古今10000多种地方志和近代报刊中的疫灾史料。全书以编年体方式排列自西周末以来至新中国成立期间有确切年份的疫灾事件，每一次的疫灾史料尽可能保持原文风格，同时尽可能摘录疫时、疫域、疫因、疫果、疫情、疫种等信息。“先秦的疫灾”主要转述他们提供的素材[龚胜生，刘杨，张涛. 先秦两汉时期疫灾地理研究.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25（3）：96-112]。

夏代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夏人的活动区域主要在今河南伊、洛河流域和山西汾、涑河流域。当时“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其传染病主要是胃肠疾病，也可能有疟疾等其他传染病，但由于人口稀少，发生大规模的疫灾并不可能。

到了商代，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在安阳殷墟中，共发现15万余片甲骨，其中323 片有卜病内容，已释读出疾病20多种。不过，这些疾病大多以人体部位命名，只有极少数能反映疾病的症侯与病因，如疟、疥、蛊、龋、蛔、疫等，这些已有专称的疾病应是当时的主要流行性疾病。疟疾是殷商时代的主要流行性疾病之一，唯其如此，人们才能通过不断的实践得出“疟，秉枣”即以枣治疟的经验[马伯英. 中国医学文化史.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其中，“疾年”的记载，肯定是指疫病流行。但当时全国人口约536万，每平方千米只有1～2人，不具备大规模传染病流行的媒介条件。传染病暴发一般在人口集中苦役的场所，如奴隶作坊，由于这个缘故，甲骨文中“疫”有时又作“役”，两字互用，《释名》也说“疫，役也”，“疫”字实际上是“疒”和“役”两字合写的简化。因此有人认为，盘庚迁殷可能与疟疾肆虐有关[龚胜生. 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疟疾地理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6，30（4）：489-494]。自商汤王灭夏桀后，商的都城曾经迁徙过多次，直到盘庚将都城从奄（山东曲阜）迁至殷（河南安阳）后才固定下来。关于迁徙的原因，传统观点认为是黄河的泛滥，其实并非这样。《尚书·盘庚》说得很清楚，迁都之原因是“殷降大虐”，“虐”通“疟”，即经常性的疟疾流行可能是盘庚迁殷的根本原因。当时科学水平低下，大规模的疾病流行往往被认为是上天降下的惩罚，故《盘庚》下文接着又有“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先后丕降与罪疾”，“自上其罚汝”，“崇降不祥”数语，这些显然都是指疾病流行，丝毫没有牵扯到黄河泛滥上去。安阳较曲阜偏西2.5个以上经度，偏北0.5个以上纬度，气侯相对凉爽干燥，疟疾的危害应相对轻些，可以说，盘庚迁殷是明智的选择。

与殷商相比，随着青铜工具的进步，西周人口增多，人际交往频繁，城市有了较大发展，局部疫病流行的机会也就相对增多了。西周末期，关中自然灾害频发。《诗经・小雅・节南山》是记述周幽王（公元前781-前771）时的篇什，其中“天方荐瘥，丧乱弘多”一句，郑玄注曰：“天气方今又重以疫病，长幼相乱而死，丧甚大多也。”《诗经・大雅・召旻》也是记述周幽王时的篇什，从“旻天疾威，天笃降丧；瘨我饥馑，民卒流亡”两句来看，所记也是疫灾的流行。《召旻》还谈到这次疫灾的形成原因，从“如彼岁旱，草不溃茂”，“池之竭矣，不云自频；泉之竭矣，不云自中”诸句来看，这次疫灾是由大旱所致饥馑引起的。干旱还招致关中北部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犬戎”南下。公元前771年，“犬戎”攻入镐京，幽王出奔骊山而死，西周覆亡。周幽王是个暴君，一般认为是他的残暴招致了灭亡，但从上引文献看，大旱之后的疫灾才是其国破人亡的主要原因。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进入干戈相攘、华夏与夷狄交争的春秋战国时期。“春秋之时，败绩之军，死者蔽草，尸且万数；饥馑之岁，饿者满道，温气疫疠，千户灭门”；战国之世，诸侯“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墨子・兼爱下》就谈到：“今岁有疠疫，万民多有勤苦冻馁、转死沟壑中者，既已众矣。”可见，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疫灾较多的时期。但是，由于当时文化欠发达，各国史官又有“外灾不书”的陋习，有关疫灾的记载并不多。

据龚胜生教授考述，春秋战国大规模的疫灾主要有以下8次。

鲁庄公二十年（公元前674年）。夏，齐、鲁大疫。这次疫灾先起于山东北部的齐国（今临淄），然后流行到山东南部的鲁国（今曲阜）。史称：“夏，齐大灾。大灾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疠也。何以书？记灾也。外灾不书，此何以书？及我也。”这次疫灾发生在夏天，有人认定是痢疾流行。

鲁襄公九年（公元前564年）。春，宋国疫。《左传》曰：“（襄公）九年春，宋灾。”《左传注疏》曰：“天火曰灾。”所以《公羊传》曰：“九年春，宋火。”但是，至于宋代，崔子方却力主这次大灾为疫灾，他在《春秋经解》中说，“九年春，宋灾，疫也”，在《春秋本例》中将“夏，齐大灾”和“襄九年春，宋灾”均视为疫灾，理由是《春秋》记载灾异的原则是“疫灾例时，火灾例月”。此观点虽然晚出，但很有说服力。

鲁昭公十九年（公元前523年）。“夏，许悼公疟”；冬，郑国疫。当时郑国（今新郑）有几个大臣“札瘥夭昏”而死。“札”和“夭”都是指疫灾致人死亡，与“天笃降丧”之“丧”同义。至昭公二十年冬十一月“齐侯疥遂痁，期年不瘳”。

吴王阖闾统治时期（公元前514～公元前496年）吴国（今苏州）疫。吴王阖闾“在国，天有菑疠，亲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这里“疠”通“疫”，非指麻风病。

秦献公十六年（公元前369年）。发生在今关中平原的疫灾，当时秦国（今咸阳）发生日食，“民大疫”。

魏惠成王八年（公元前362年）。据《路史》记载，“梁惠成八年，雨（骨）于赤髀，后国饥兵疫”。这次疫灾因饥馑引起，且主要在军队中流行。

赵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77年）。赵国（今邯郸）“大疫”，这次疫灾发生在赵惠文王迁都到漳水流域的第二年，很可能与移民水土不服有关。

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冬十月，秦国大疫。当时“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显然，此次疫灾与蝗灾有关。

七、疫病的流行特征

（一）甲骨文对疫病流行特征的观察

疾疫即瘟疫病，属于传染病的范畴。甲骨卜辞中有关疫疠之疾的记载有10多条。“疫”在甲骨文中有写作“伇”“役”“疫”等。有学者[李良松，刘学春. 甲骨文化与中医学.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7：48]指出：“疫字在甲骨文中有8种写法，约出现了14次，今疫乃甲骨文伇字之演变。”“疫”在甲骨文中写作“役”，表示人人相传发病之意。也有学者[徐锡台. 殷墟出土的一些病类卜辞考释. 殷都学刊，1985（1）：8-10]分析，甲骨卜辞中的“役”通“疫”，“病役”即瘟疫病，如卜辞“贞：病役其延”（《乙》7310）；《集韵》云：“役同疫”；《广韵》云：“疫，说文，民皆疾”，可见，甲骨卜辞中的病疫是具有传染性的一种疾病。而甲骨文中出现的“疫”，则包括具有传染特性的各种疾病，小为流感，大为瘟疫。在当时，还不能对各种传染病进行分门别类，故总以“疫”字统之。上引龚胜生等的文章提出，甲骨文中“疫”与“役”两字互用，是因为疫病暴发一般在人口集中苦役的场所，如奴隶作坊的缘故。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古人认识到疫病爆发具有人口聚集性的特征。

在《小屯殷虚文字乙编》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与天地沟通的巫师正在占卜，他所问有两件事，其一是这个瘟疫是否会蔓延开去？其二是商王是否感染瘟疫？可以想见当时的王城里应该发生了大规模的人群感染事件，以至于商王都有了被感染的风险。

甲骨文中“疾年”一词，就包含有疫病流行与年份相关的认识。因为顾名思义，就是指疾病多发的年份，而疾病多发往往与疫病相关。通过对辞分析可知，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传染病具有流行性特点。“甲子卜，                                               贞：疾疫，不延？贞：疾，其延？”（《乙》7310），此问疫疾是否已蔓延；“壬申卜，争贞……一人……继。＼……卜，争贞……（殟）多……。”（《合集》17166正）该卜辞描述了为防止疾病的广泛流行，一人染病而采取收容隔离，说明疾病具有强烈的流行性。从该卜辞不难看出，殷人已经认识到传染病的危害，并知道传染病具有流行性的特性。甲骨卜辞中还记载有“疾人”一词，有学者认为“疾人”是指传染病感染的众患者，如卜辞云：“疾人惟父乙害。”（《合集》5480反）说明他们已经注意到疾病的人群分布或家族聚集性。

据甲骨卜辞分析，殷人开始认识到传染病有一定的季节性。卜辞：“辛卯卜，贞口一／十二月，丙申卜疾其入口。”（《合集》21039）根据卜辞分析，殷人认为十二月，是夏历春末，乃是口疾的好发时节。殷商时期人们认为疟疾的发病时间是在阴历8月至次年2月之间，正值蚊虫猖狂的时期，这与《礼记·月令》所记载的疟疾发病时间也是相吻合的，“孟秋之月，寒热不节，民多疟疾”。例如，卜辞云：“……午卜……瘧（疟）匄，十二月”（《前》5·31·1），该卜辞的大意是“……午这日进行占卜之术，指出患了疟疾，要不要举行祭祀仪式以祈求福佑呢？答案是要，将时间定在十二月。”“己巳卜，贞：有疟，王尿？八月”，卜辞中明确指出患疟病是在“八月”这一时间段。可见，他们已经意识到疟疾的发生多在早秋，故《周礼》曰“秋时有疟寒疾”。

甲骨卜辞专门指出传染病发病或治疗的月份，突出了疾病的好发时间，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传染病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由于疫病的季节性原因，后来的医家将季节、气候异常与发病原因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时气病”和“六淫致病说”。

（二）古人对传染病流行的认识

关于疫病的流行，《诗经·小雅·节南山》记载公元前781-前771年，周幽王时期“天方荐瘥，丧乱弘多”。由于物候变化失常，引起疫病。《国语》《春秋》《左传》《史记》《汉书》以及各朝正史的“五行志”中都有关于瘟疫流行传播和防治的文献记载。

1. 气候异常

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就多次说到疫病的发生与气候异常相关。例如，该书在《孟春纪》提到“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在《季春纪》提到，“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时雨不降，山陵不收”；在《仲夏纪》提到，“仲夏......行秋令，则草木零落，果实早成，民殃於疫”；在《季夏纪》提到，“季夏行春令，则谷实解落，国多风咳”；在《孟秋纪》提到，“孟秋......行夏令，则多火灾，寒热不节，民多疟疾”；在《季秋纪》提到，“季秋行夏令，则其国大水，冬藏殃败，民多鼽窒”；在《仲冬纪》提到，“仲冬......行春令，则虫螟为败，水泉减竭，民多疾疠”；在《季冬纪》提到，“季冬......行春令，则胎夭多伤，国多固疾”。还有“民病大疫，又随以丧”的记载等，已经认识到疫病的流行性与季节性，认为其发生于气候失常。

《吕氏春秋》是在秦国丞相吕不韦主持下，集合门客们编撰的一部黄老道家名著。成书于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夕。此书以儒家学说为主干，以道家理论为基础，以名、法、墨、农、兵、阴阳家思想学说为素材，熔诸子百家学说为一炉，体现出博大精深的智慧之光。吕不韦想以此作为大一统后的意识形态。但后来执政的秦始皇却选择了法家思想，使包括道家在内的诸子百家全部受挫。其后，《礼记·月令》全部继承了《吕氏春秋》对发生疫病的季节与气候异常关系的认识。《礼记》虽然成书于汉代，是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但其内容主要写先秦的礼制，体现了先秦儒家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思想、美学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与《礼记》类似，世传为周公旦所著的《周礼》，实际上也是成书于两汉之间。《周礼》中记载先秦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礼法诸制，多有史料可采，该书在《天官》中阐述了“疾医”的社会分工：“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瘠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声，□其死生。两之以九窃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动。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其中提到季节性疫病的流行特征，“瘠首疾”是发热性疼痛和头痛类的疫病，“痒疥疾”多见于夏季，有可能是一种斑疹伤寒类的疾病，“嗽上气疾”应该是呼吸道流行病。看来，那时候的内科医生（疾医）主要面对的是各自季节性疾病，相当于“疫病”。此外，还提及“食医”、“疡医”“兽医”，是医生职业最早分工的标志。

2. 灾荒之年

灾荒之年是传染病高发的年份，特别是大旱和大涝之后，最容易暴发传染病。

《左传•定公四年》记载，“春三月，水潦方降，疟疾方起。”意思是说水灾之后，疟疾随之发生。《左传》是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史著作，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根据鲁国国史《春秋》编成。据悉，西周后期在中国气象史上表现异常，大旱竟然断断续续了150年，导致灾荒连连，民不聊生的背后就是传染病的流行。

《诗经・大雅・召旻》谈到西周后期疫灾的形成原因，从“如彼岁旱，草不溃茂”，“池之竭矣，不云自频；泉之竭矣，不云自中”诸句来看，这次疫灾是由大旱所致饥馑引起的。

龚胜生总结的春秋战国的8次大规模疫灾，其中4次指出了相关原因：一次认为与日食相关，一次因饥馑引起，一次与移民水土不服有关，一次与蝗灾有关。

3. 战乱之年

战争年代也是传染病多发生时间，特别是传播的速度加快，这与人员跨地区流动较大是一致的。

历史最早记载的是周武王之死，《尚书·金縢》说周武王灭亡商国后的第二年“遘厉虐（疟）疾”，周武王可能是死于恶性疟疾，而且可能是先年征商过程中所感染。周武王作为最高奴隶主贵族，尚且不能逃脱疟疾的厄运，普通兵士和百姓就更不用说了。可见，战争对疫病流行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发生了严重的瘟疫，由于齐鲁之间发生战争，鲁国也被传染。据《春秋》等史书记载，战国248年中，大小战争发生了222次。最多的时候，双方投入兵力近百万人，死亡人数达数十万。由于尸体得不到及时掩埋，往往会成为滋生传染病的温床。战国末期出现了“天下疫”的局面，瘟疫横行，传染病在当时中国全境暴发。如此疾病四处扩散与各诸侯国之间互相征伐，南征北战、东进西突有直接关系。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进入干戈相攘、华夏与夷狄交争的春秋战国时期。“春秋之时，败绩之军，死者蔽草，尸且万数；饥馑之岁，饿者满道，温气疫疠，千户灭门”；战国之世，诸侯“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墨子・兼爱下》就谈到：“今岁有疠疫，万民多有勤苦冻馁、转死沟壑中者，既已众矣。”

有一点笔者与龚胜生教授等的看法不同。他在文章中指出，《诗经・大雅・思齐》中“戎疾不殄，烈假不暇”说的是当时外有戎敌骚扰，内有疫灾不断。不过，这与古汉语学家的解读不符。一般认为，《诗经・大雅・思齐》是歌颂周文王的篇什，即周文王时代“战祸绝尽，疠疫除靖”，紧接后面的是“良计善策即采用，忠言劝谏纳耳中。”（不闻亦式，不谏亦入）但尽管如此，“戎疾”并称，说明战争与瘟疫休戚相关，起码战争造成巨大的人口集聚，以及大量的军人死亡，都是疫病流行的社会因素。

戎疾：战争的疾患；不：作语助，“不殄，殄也”；殄：绝尽，断绝；烈：“疠”的假借字，疾疫，瘟疫；假：“瘕”的假借字，病名；烈假：各种瘟疫传染病；不：作语助，“不暇，暇也”；暇：“遐”的假借字，远，远去，远逝，引申为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