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糟的年代；那是光明的时节，是黑暗的时节；那是希望的春季，也是悲伤的冬日。”狄更斯如此评价他所生活的工业革命时代的英国。确实，工业革命给英国社会带来福祉同时，也产生各种问题，恶劣的公共卫生状况便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工业革命中，随着新兴的工业城市的出现，人口在城市大量集聚，而城市住房和公共卫生设施建设的速度远远落后于人口增长的速度，从而造成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其中又以水的供应、垃圾以及污水的处理、传染病防治等问题最为迫切。在工人居住的贫民区里，没有下水道,没有清洁的饮用水, 通风采光条件也很差，街道大部分没有铺砌，到处都是死水洼，堆积如山的垃圾散发出阵阵刺鼻的恶臭。恶劣的公共卫生状况是造成大规模瘟疫流行的重要原因，伤寒、肺结核、天花、猩红热等疾病不断发生, 特别是病菌可以通过水源和接触传播的霍乱,在没有排污设施和清洁水供应的贫民区其传播达到了惊人程度。

到了19 世纪中期，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和疾病的流行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应，一批公共卫生改革的先驱者开始在民间展开各种调查，呼吁政府进行干预，解决环境污染和疾病流行的问题。他们的不懈努力，终于促使英国政府采取行动，成为世界范围内较早开始进行公共卫生立法和改革的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埃德温. 查德威克可谓功不可没。

从 1832 年直到 1854 年查德威克始终是英国公共卫生立法和改革的总设计师和领导人。在这三十多年里，他积极参与英国社会的各项立法和改革，被公认为是改善济贫法、公共卫生、城市服务、学校建设、儿童教育等多项公共事业背后的推动力量。

二

埃德温.查德威克 1800 年 1 月 24 日出生在英国曼彻斯特的朗赛特。其父詹姆斯.查德威克才华横溢，喜爱音乐和自然史，1810 年迁居伦敦后，詹姆斯开始对政治产生浓厚的兴趣，先后担任多家激进报纸的编辑，后来与第二任妻子移居美国直至终老。埃德温. 查德威克是詹姆斯. 查德威克与第一任妻子唯一的孩子。他的母亲去世早，但她在个人卫生问题上对家人的严格要求使人们常常将查德威克的卫生思想追溯到她那儿。随父母迁到伦敦后，查德威克在家接受私人教育，学习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他一心想成为一名律师，15 岁开始在律师事务所学习。在这期间，为了生计，他开始兼职做记者，给《威斯敏斯特评论》《伦敦评论》 等报刊投稿。从事法律和新闻工作，培养了查德威克的逻辑思维、 社会调查技能、 数据统计分析能力和书写表达能力。 这些才能加上他充沛的精力、 傲慢的个性， 注定了 他成为 19世纪中叶英国最杰出但又极具争议的社会改革家。

查德威克之所以走上公共卫生事业,与边沁的影响有密切关系。善于发现社会问题的查德威克，于 1828 年至 1829年间连续在《威斯特敏斯特评论》 和《伦敦评论》 上发表了几篇针对公共卫生和社会改革的文章。 在这些文章中他初步形成了 所谓“卫生思想”，即认为环境一定对人的健康和寿命有影响。 这些文章引 起了 边沁等一批功利主义学者的注意。查德威克于 1830 年初成为边沁的秘书，帮助他撰写刑法原理，陪在他身边直到 1832 年边沁去世。边沁宣称任何组织任何法律都必须按照是否对社会有用、是否合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来衡量，他否定了亚当斯密关于政府无为而治的看法，认为政府干预十分必要，政府必须对那些不利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事物进行改造。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极大地影响了查德威克，进而影响了英国的社会经济政策。

在功利主义学者中，查德威克结识了当时英国最著名的热病专家托马斯· 索思伍德·史密斯医生。通过与他的交流，查德威克对与公共卫生的关系有了进一步认识。

1832 年， 查德威克加入英国皇家济贫法委员会， 由其撰写的济贫法的调查报告直接促成 1834 年新济贫法的诞生。

调查中劳动阶级所陷入的贫困、肮脏的生存状况以及地方当局的不作为令查德威克印象深刻。查德威克更加坚信肮脏的环境与疾病、人的健康和寿命有关, 只要改善那些导致疾病的不洁的环境，就可以改善人的健康状况。

在济贫法委员会工作期间，查德威克深感于缺乏人口统计数据的不便，认为由国家相关部门进行人口登记十分必要，但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提出。 1836 年，有人提起一项议案，建议由国家代替教堂对英国人口 的出生、结婚、死亡进行登记。查德威克立即建议增加死亡原因登记。 经过努力这条建议被采纳并于 1838 年成为法律。 对死亡原因的统计，使人们清楚了 不同疾病暴发的季节、 区域分布情况。

三

1838年，伦敦东部的一场热病促使了政府对英国的卫生情况展开调查。 1842 年 9 月查德威克发表了公共卫生史上著名的《关于英国劳动人口卫生状况的调查报告》。该报告反映了伦敦令人震惊的劳动群众卫生问题,用大量事实说明了疾病与公共卫生的关系,认为疾病是由肮脏、拥挤、供水不足、排水不畅、垃圾堆积等因素造成的,并提出通过管道供应清洁水用于生活,修建下水道排除污水和厕所排泄物等改革措施。

查德威克对英国公共卫生问题的思考并没有停留在卫生设施等表面问题上， 而是进一步反思了 相关立法和行政管理的缺陷。 查德威克认为英国公共卫生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一个统一的立法和监管机制， 这一切都源自英国悠久的地方自治传统和政府的自由放任政策。 查德威克认为地方自治使得政府的工作效率大大降低， 而自由放任则致使人们追求私利时不可避免地牺牲整体福利。 他呼吁政府和议会通过立法形式干预公共卫生， 建立全国统一的卫生行政机制。

查德威克的卫生报告直接驱使 1848 年英国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公共卫生法案，并依法成立了中央卫生部，制定了全国统一的卫生标准，实现了中央政府对地方卫生改革的管理。 在查德威克的领导下，卫生部开展了许多工作： 应对1848—1849 年的霍乱、对英国墓地进行改革、改革排水供水系统、帮助地方建立卫生局等等。

在应对霍乱时，查德威克认为工程师和立法者比医生更有助于公共卫生改革，故卫生部在防治霍乱的问题上并没有咨询专业的医生，这使得卫生部陷入与皇家内科医生协会的冲突中，对霍乱的防治对策由于建立在错误的原则之上而没有见效。

霍乱使得原本就拥挤的伦敦墓地更加不堪重负，查德威克趁机提出废除私人墓地、教堂墓地，建立国家统一管理的公墓的改革计划，由于触动了众多人的利益而阻力重重，最终失败。

1848 年查德威克提交一份首都下水道法案。要求对伦敦的下水道进行改革， 但是在下水道设计的标准和改革方案上，与皇家工程师协会发生冲突，导致首都下水道委员会的解散。改革下水道失败后，查德威克又试图打破供水公司对伦敦供水的垄断，但却遭受更大的失败。

1848 年的卫生法允许地方成立卫生机构。为了约束地方，查德威克要求地方改革的资金问题由中央卫生部掌控，地方的改革计划必须得到中央卫生部认可才会给予资金。地方卫生局人员的任命和辞退也必须经过中央卫生部的同意。这加重了地方与中央的矛盾。

1854 年，由于与地方卫生官的矛盾，查德威克被解除了职务，中央卫生部也随之解散。中央卫生部的解散及其在很多改革上的失败，一定程度上与查德威克傲慢的个性和独断的处事方式有关。查德威克总是充满绝对的自信，认为自己设计的每一项改革方案都完美无缺， 容不得别人的异见。 可惜他的“完美无缺” 的改革方案总是在政府的立法和兑现过程中一再被打折，变得面目全非。查德威克每做一件事都追求效率，为此他不给别人思考的时间以便接受他的观点，他从不屑于向别人解释，更不会屈尊妥协。对人际交往一窍不通导致他在担任公职的三十几年中树敌无数，但是，他从不理会政敌对他的批评指责，不屑于跟他们争论，他只是凭着自己的坚持将想法付诸实践，以事实来反击。这种处事风格也是导致他仕途不顺的最大原因。

四

虽然从公职上退下来，但是查德威克没有停止对公共卫生事业的关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军糟糕的医疗卫生状况传回国内，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当南丁格尔在组建她的护理队伍时，查德威克坚持要求派遣一个卫生委员会随行。从此，查德威克开始关注军队卫生问题，并在此后连续发表数篇文章呼吁英国政府改善驻印度英军的卫生状况。

1855 年至 1856 年巴黎博览会期间，查德威克考察了巴黎的公共卫生状况， 并建议拿破仑三世对巴黎展开一场公共卫生调查，查德威克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成就使得他成为法国卫生协会的荣誉会员。1889年查德威克被授予爵士爵位，以此肯定他对英国公共事业的改革所作出的贡献。查德威克于1890年 7 月 5 日去世，享年90岁。

作为公共卫生改革家，查德威克对卫生学最大的贡献在于使人们相信保持健康不是一个人的责任，也不是仅靠个人的努力就能够轻松实现，而是整个国家的责任。卫生问题不仅是医学问题，更是社会问题。糟糕的卫生、缠身的疾病不仅给个人带来直接经济损失，更体现为社会的负担——劳动力流失、国家济贫支出上升、道德堕落等等，这才是政府必须干预的原因所在。他使人们认识到个人健康与公共健康、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从而对规范国家公权力的介入， 建立国家公共卫生行政机制提供了理由。在查德威克之前，英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公共卫生机制，而现在国家的公共卫生组织在日常生活中约定俗成地出现在大众面前，人们视之为理所当然。又有多少人了解查德威克当初为之付出的辛勤与汗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