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林妮，黄开颜，申洪. 从中西病理学的异化发展看汇通学派在病理学上的汇通尝试. Negative，2017，8（3）：56-59，63

【摘 要】 本文通过回顾中西医病理学发展历史，从其产生的哲学基础、社会背景、历史背景来分析，其是如何从类似的萌芽阶段最终异化为完全不同的两种病理学体系。始于明末清初的汇通学派是历史上最早试图融合中西医学理论，也是最早尝试在临床诊断和治疗上中西并用的中医流派。他们对西医病理思想的接受以及将西医病理学成果和方法在中医临床上的应用，开启了中西医结合的先河。汇通学派突破经典束缚，以科学的态度汇通中西医学的做法值得借鉴。在中西医病理学独立发展方向日渐迷茫的今天，学习汇通学派，将二者融合有可能成为最终的解决办法。

17世纪中期，西方病理学思想零星出现在传教士翻译的神学和性理学书籍中，主要内容是体液病理学说和星象病理学说。1901年，中国第一部官方学制《大清光绪新法令》颁布，明确规定“病理总论”为医学院校必修课程，标志着“病理学”在中国成为独立学科。始于明末清初的汇通学派以开明的态度接受西方医学思想，试图融合中西医学理论和实践的汇通尝试对现代病理学科在中国的确立和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1  中西病理学史的回顾与比较

人类对病因的最早探究、防病和御病的实践表现在远古时期以兽皮、树皮御寒，用火煮食以减少疾病的发生。相同的实践活动决定了早期中西医学的共同特征，如鬼神致病说、缺乏理论体系、本能医疗、主观经验主义、无空间性、无系统性、巫医成为医学启蒙，等等。病理学方面，远古人类认为疾病的病因病理非神即鬼，甲骨文记有“贞疾齿、鄦于父乙”，将殷王武丁齿疾的病因归咎于其亡父小乙作祟[1]。《宋书》中发生于公元5世纪的“剖腹得蛊”是世界上有文字记述以来最早的病理解剖实践[2]。大约同一历史时期，起源于叙利亚的基督教教派景教经文《序听迷诗所经》中有皈依基督，病可得愈的“鬼神病理论”：“弥师诃（基督）……瞎人得眼，形容异色者迟瘥，病者医疗，得损被鬼者瘥，所有病者求问弥师诃边，把着袈裟，并总得瘥[3]。”医学启蒙阶段，域外古典医学与中国医学在理论和疗效上都非常相似，难分伯仲。

1.1  《黄帝内经》和《希波克拉底文集》中的病理学说

成书于公元前400年前后的《黄帝内经》（以下简称为《内经》）和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文集》奠定了中西病理学说的基础。中医病理学思想起于春秋战国时期专业医生的出现，在《内经》中得以系统化，成为历代中医的指导思想。《内经》的整体病理观认为全身的病理反应来源于局部病变，既要重视局部，也要兼顾其对脏腑经络的作用与影响，同时考虑自然环境、四时变更、昼夜互换、地域与社会环境的作用[4]。《内经》的病理观包括发病学、病因学和病机学，从整体的、动态的高度把握疾病的本质，全面地反映了疾病的概念、形成、病因、病机、病症、病传和结局。中医的功能病理以气化理论为支柱阐明了功能性疾病（气化失常）与器质性疾病（形质失宜）的关系[5]。希波克拉底的体液学说认为疾病是全身性反应，弥漫于血的各种液体现象要比单一器官重要得多，体液不平衡是疾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外界因素是主要原因，所有致病因子都是通过体液起作用的[6]。

他的医学著作《论风、水和地方》，专门论证自然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强调医生在诊病的时候，要注意所在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等。希波克拉底的体液病理学是西医器质病理学的肇始。

两种古老的病理观都以古代自然哲学作为武器，分别用阴阳五行学说和四元素说等大量经验事实进行总结和概括，得出了不少类似结论，如整体观念、动态平衡思想等；方法论上，均以朴素系统论方法为主，元素分析法为辅。两个医学体系均具有整体、辩证、直观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对无法解释的现象进行猜测，根据经验判断生理和病理现象等哲学共性。但是，不同的社会结构、民族精神、文化背景和科学传统，使《内经》和《希波克拉底文集》在不同的哲学指导下，逐渐成为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的根源和基因。

1.2  张仲景和盖伦方法论下分道扬镳的中西医病理

“医圣”张仲景（公元148—219年）将《内经》基本理论与具体临床实践相结合，建立了辨证论治方案，写成《伤寒杂病论》，重点论述了人体感受风寒之邪引起的病理变化以及如何辨别治疗。该书系统阐述了多种外感疾病以及杂病的辨别和治疗，理法方药俱全，为后世医学家奉为临证经典，仲景临证医学范式是中医学辨证论治体系的始祖。“医王”盖仑（生于公元129年，死于公元210—216年之间）在接受希波克拉底液体病理学的基础上，强调解剖学的重要性，引导经验医学走上科学道路。盖仑关注具体器官或部位反映出的疾病原因和机制，认为功能的失常与特定器官的实质损害或结构改变有关，反过来，某器官的损伤常常导致相应的功能异常。盖仑开创的辨病论治的方法论至今在西方医学中仍占主导地位，是现代医学功能病理学的基石[7]。

在方法论上，《伤寒杂病论》发展了《内经》的“朴素系统论方法”，在脏腑学说、阴阳五行学说的基础上，从整体和普遍联系上对生理、病理、方药功效作动态分析，与现代中医有同一性。而盖仑的局部病理学思想，打破了希波克拉底体液病理学的禁囿，以解剖学作为病理探索的基础，使西方病理学在向功能病理学发展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中西医学自张仲景和盖伦开始，逐渐形成了两个差异明显的医学体系和科学方法论规范。在病理学的发展上完全走上了不同的道路[8]，中医病理研究始终没有突破《内经》的整体病理观，而西方病理学则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走向微观和功能性。

1.3  文艺复兴时期中西医病理学发展

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开始，欧洲经历了1 000多年政教合一的黑暗时代，盖伦被遗忘，医学几乎没有发展。公元11世纪，阿拉伯医学重新将盖仑著作的阿拉伯文版本带回欧洲，并成为具有统治地位的医学经典和医学教科书，直到维萨留斯否定了盖仑的“灵气学说”（1543年）和“现代医学之父”威廉·哈维提出封闭式“血液循环”的观点（1616年），否定了盖仑的血液往返流动学说，西方医学正式走上现代科学发展的轨道。解剖学和生理学的新发现，使得欧洲医学界开始重新思考疾病的产生和转归，新的病理思想开始酝酿。

经典中医学的学术体系，从南北朝的北魏到明朝灭亡期间，在《内经》《伤寒杂病论》的基础上逐步完善、臻于成熟，在理法方药各个方面都走到了巅峰时期。可在此期间，中西医学之间却从没有交流，以至发展到了难以沟通的程度，这对于中西医学现有的差异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4  现代病理学的发展

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推动下，欧洲医学解剖学发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全新的学术体系和学术特色。莫干尼于1761年出版《论疾病的位置与原因》，认为人的疾病本质上是器官病，标志器官病理学的创立。18世纪末，比夏创立组织病理学，把组织病看作是疾病的本质所在。1858年，魏尔啸创立了细胞病理学，被称为现代西方病理学的支柱。他们在病理学上的贡献奠定了现代西方病理学的理论基础，即：①器质性疾病是组织结构或个体器官的病变；②功能性疾病是局部器官或组织的机能障碍；③功能性疾病根源于器质性疾病。19世纪，由于显微技术的改进和对细胞产生的认识，生命科学开始走入微观结构的核酸分子体系。

2  西方病理学向中国的输入和汇通学派的中西病理学汇通实践

近代中国的专制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束缚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医学进入低谷，后世医家反复解释和照搬经典。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全盘抵制西医的“固步自封思想”和全盘否定中医的“民族虚无主义”盛行，汇通学派认为中西医学有共同的作用客体，“同是人也，同是心也，西医亦有所长，中医岂无所短”，试图融会中西医学，搭建起中西医融合的桥梁[9]。

2.1  性学入华

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拥儒家文化自重，传教士和明清儒医在西方神学和中国哲学、西医和中医的碰撞过程中，借鉴佛教输入时的“老子化胡说”（佛教初入中国，自称起源于黄帝和老子，佛即老子入夷狄后的转生，因而佛道同源，使得佛教得以为中原接受和传播），找到二者相通之处，认为“性理之学”中“人理”“物理”统一于“天理”，与基督教灵魂之说有共通性，儒医“格物致知”指导原则也同样适用于西医，因此传教士与明清儒医在理学和神学、中医和西医之间找到了汇通点，将西医统称为“性理学”或“性学”。这一哲学和医学的互通，为传教和西医在华发展提供了更易为中国人接受的契机。范行准先生在论及明清中医接受西医时指出：“宋儒性理之学，又为明季西教士认为可与灵魂之学相通者。故其书有性学、理学、超性学之称。超性学乃言死后灵魂受赏罚之事，实则皆言灵魂之书也，其译为性学、理学者，盖悉本宋儒性学之名而来。至高一志《空际格致》，此格致即约取大学致知在格物一词而来由于儒理可以通医，而西士性学之说，复可与儒理相通[10]。”

2.2  汇通学派对西方医学的接受

明中期，欧洲解剖学和生理学上的最新进展在传教士向中国介绍西学和神学的书籍中出现，比如利玛窦的《西国记法》和艾儒略的《性学粗述》中关于神经学的记述，高一志的《空际格致》、毕方济的《灵言蠡勺》、汤若望的《主制群征》等涉及药物学、病理学、诊断学和治疗学等，但未见系统的医学记述，病理学记载仅零星散见于各译书中，基本内容以四体液和占星术为根据，“它的材料，较诸生理解剖更不完全”[10]。

十九世纪中后期，一部分中医试图通过改良使中西医学融合，他们或以西医的解剖学、生理学等知识来印证中医的古典医理，或以中医论述印证西医的有关知识，被称为汇通学派。最早开启汇通行为的是明中期科学家、儒学家方以智，他认为中西之学各有所长，但西医“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11]，在《物理小识》中引述了汤若望《主制群征》中西医解剖学的知识。汇通学派的代表人物王宏翰在他的中医著作《医学原始》引述了西医“四体液说”[12]。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外医学交流扩大，历史上最大一批留洋归国医生带来了最新的西医成就，是汇通思想的酝酿阶段。清代医家唐宗海承前启后地提出了中西医汇通的口号，获得了众多医家的认同与支持，逐步成为中医药学发展的主流。

2.3  汇通学派在中西病理学上的汇通尝试

汇通学派普遍接受西医病理学说，认为中医在病理学上弱于西医。在行为上，汇通学派的共性表现在：①常使用“拟同性解释”的比附方法。将中、西现象混为一谈是不同文化初接触时过渡性阶段的必然现象。王宏翰把四元素、四体液与中医太极五行的学说混合，提出“太极元行说”“四行四液说”；吴汉仙提出气化与细胞、六淫与细菌的比附，认为“气化为细胞之母”“六淫为细菌之母”，等等[13]。②诊疗上，中西医两法同用。如张锡纯在治疗及药理方面，主张西医治“标”，中医治“本”。汇通学派创造性地提出将西医的辨病与中医的辨证有机结合，临床治疗上中西医并用，这种做法至今流行。③理论上衷中参西，以中医为主体，参照西医之说。张锡纯参考西医脑充血病理，提出类中风的说法。对黄疽病因和病理，张氏认为：“黄疸之证，中说谓脾受湿热，西说谓胆汁溢行，究之二说原可沟通也[14]。”胆汁溢于血中是黄疽的重要病理基础的认识深化了传统的中医说法。唐宗海《中西汇通医书五种》指出西医在消化器官上的解剖学成果印证了《内经》的液体消化和水油不平衡致病的理论[15]。

3  汇通学派在中西医病理学汇通上的评价

汇通学派的思想观点不尽相同，但仍然存在以下共性：中医出身；博览中西医学；态度开明，支持中医改革；认可西学，认为中西医学能够融会贯通。在对待中西医病理学的态度上，汇通学派普遍存在以下观点：①认识到中医病理研究不足。陆渊雷在《病理补证·绪言》中说：“中医本无所谓病理，隋巢元方所着《诸病源候论》，源即疾病之原因，似乎可为中医病理书矣。《外台秘要》所引六朝人之论，颇有切近事实，阍合近世科学病理者，然每病为说，属于病理各论之范围，难以胪举论例[16]。”恽铁樵批评当时贬低中医的思潮时说：“鄙意中医之病，不在无药方，而在无标准，其所以无标准者，则因不明病理，不知病机，明病理，识病机，然后是医学[17]。”针对当时临床中医忽视疾病病理和转机，机械僵化的临床用药方式，他说：“今之医者，其心目中认为最要的是效力，而轻视病理。病理不明，不能知其所以然之故，则于危险未来之时，不能知机，于危险既来之顷，不能知变，一见惊风，羚羊角回春丹摇笔即来，是亦势使然也，于是至死不明其故，覆辙相循而不知悔，不亦大可哀乎[18]？”②认为西医长辨病，中医长治疗，应将西医病理与中医治疗相结合。“西医诊病，中药治病。中医而不欲谈病理则已，苟欲谈病理，舍西医通行之学科，而别撰所谓中医病理者，非愚则妄耳。何以故了以病理与治疗本属两事，研究西医病理以为知识，固无碍于用中药治疗以为技术散也[16]1323。”恽氏认为：“欲治病有效力，第一层须先识病，故详着病状为第一，病状者病人外面所着之情状也。欲知其故何有此病状则须明白病理，故研究病理为第二事。病理既明，然后可以研究方药，不但某病当用某药，可依据病理以知之即某药当用若干分量；处于主要地位或处于次要地位，亦可根据病理以知之。药之主副，从病之主副，而病之主副有其一定之途径连带之关系。此其途径与其关系，合乎内经之形能，通乎西国之生理学。之以病分类者，其说愈烦，则其失愈远，以其不知病灶、病菌而谈病理故也。西医近日之趋势，似欲每病得一特效药，然药之特效于病者，至今绝少，以其轻视审证， 面必欲治疗原因故也。余以为理论当从西医之病名，治疗当宗仲景之审证为宜也”[19]，明确地提出了中医辨证应与西医辨病有机结合。③维护中医在中国医学界的主体地位。出身儒学，师承中医的共性决定了汇通派医家在融合中西医学使其形成一种更好的医学的这个问题上，完全倾向于中医之理高于西学的思想原则。如恽铁樵在论述中西医学理问题时认为应“以中医为体、为主、为本，只能以西医补充中医，而绝不能以西医改变中医”[18]。张锡纯认为中医之理包含西医之理，在病理方面能结合西医者，只要不与中医相悖逆，则根据自己的认识加以结合。④在病理学汇通上的比附方法，难免牵强附会。如以热水壶水汽凝结的理化原理解释对消渴的病理[19]，又根据“钙一分，碳一分；氧三分，化合则为石”的化学过程推测结石是开水中的白屑与人身氧气碳气浑合而成[20]。

汇通学派忽略了两种医学的表面差异，力求实现融会贯通的思想主张是值得赞赏的，他们的思想和实践对保护和发展中医药学作出了一定的历史功绩。然而却忽视了西医病理学微观走向和实证还原方法论，也忽视了中医学起源于古代元气论、以调整整体功能为出发点。时常以哲学思考作为治疗思路的本质，企图通过简单叠加或补充达到融会贯通的目的，最后只能是汇而不通。尽管如此，汇通学派融汇古今、汇通中西的学术气量，摒弃空论，惟实是举的科学精神，大胆质疑，精心求证的科学方法，为后世中西医学的融汇互补提供了实践经验，成为西医囿于微观，难以突破和中医因为缺乏微观和定量的科学认识，无法摆脱母体哲学以理性思维解释生理病理现象最有可能的终级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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