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王慧，吴鸿洲，叶兴华. 论近现代科学观的变迁与中医发展.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11，1 3 （12）：139-141

近现代是西方科学哲学的重要发展阶段，短短百年时间见证了科学观的一系列变迁——从实证主义科学观到波普的否证主义科学观再到库恩的历史主义科学观。中国的科学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科学观的影响。中医在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无疑也受到了西方科学观的影响。

1  近现代科学观的变迁

1.1 实证主义科学观

近代中国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频频受到外国列强的侵略，国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些开明之士开始探索富国强兵之道，反思落后挨打的原因。一些先锋学者敏锐地察觉出这种落后背后深层次的原因之一在于落后的科学技术，要“师夷长技以制夷”。怎么师夷长技？就是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不仅如此，还要学习科学的方法、科学的精神等。在西学过程中，一些西方的科学著作纷纷被翻译成中文，这些著作对于中国的科学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然而，这些学者在介绍国外科学时不可避免要受到西方科学思潮的影响。而当时西方科学思潮影响最广的、最深远的便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 19 世纪 30年代最早出现于法国，40 年代出现于英国。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哲学家孔德，英国哲学家穆勒及斯兵塞等。他们强调科学知识的力量，强调运用以实证为特点的自然科学来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可能性。孔德认为观察和假说是自然科学得以成功的方法论意义上的秘诀，应该把这种自然科学的方法推广到一切社会科学领域中，他说：“我们知识的任何一个分支要成为科学，只有使用假说的手段，把一切作为其基础的事实结合起来，才能做到。”[1]芮南（joseph Ernest Renan，1823— 1892）称赞科学是人类天才最优秀的成就之一。[2]实证主义一经产生就在西方产生巨大的影响，形成了一股我们现在所说的“科学主义”思潮。他们认为科学知识是以可靠的可观察的经验事实为基础的，运用可靠的数理逻辑工具推导出来的真命题。在实证主义看来，观察和归纳使得科学理论得到论证以及被进一步证实。这些被高度证实的科学理论很难被否证，所以科学知识具有真理性和客观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正确反映自然界规律的知识。传统形而上学学科也好、其它社会人文学科也好，要获得这种力量也必须使用自然科学的实证的方法。显然当时的一些中国学者受到了“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影响，譬如严复就公然提出西方科学是“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的实证主义论断。经过几代知识分子的努力，实证主义科学观在中国的影响力大大提高，并逐渐取得知识领域的话语权。1923 年胡适在为《科学与人生观》作序时形象地描述了这一现象：“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

1.2 否证主义科学观

当实证主义科学观在中国继续横行霸道的时候，在西方却经历了惨烈的一次大战，在一战中人们目睹了科学技术的巨大破坏力，一路高歌猛进的实证主义科学观也受到了越来越多哲学家和思想家的怀疑和批判，同时产生了许多思想成果。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进行深刻批判后提出了否证主义的科学观。他首先对实证主义的逻辑工具进行批判，认为自然科学中常用的归纳逻辑是不完备的，波普认为，这些科学理论的全称命题不能从单称命题中推导出来，但是却能够和单称命题相矛盾。他以白天鹅研究为例说明我们不论看到多少只白天鹅，都不能证实“凡是天鹅都是白的”这一命题，因为只要看到一只天鹅不是白的就可以否证它，波普巧妙地绕过了归纳的不完备性，提出了这样一个逻辑上完备的演绎推理。这就是可否证性原则。这个可否证性不仅是科学和非科学的分界标准，而且还是推进科学知识增长的重要手段，科学家所要做的是不断去发现不一般的天鹅，即要寻找反例，不断去否证，不断去批评旧理论，大胆提出新理论。据此波普提出了否证主义科学观。在否证主义科学观中，科学从真理的高位上被拉了下来，科学的形象变得谦逊许多：科学是可错的。科学的力量在于它能从错误中学习，从错误中不断进步。波普的否证主义依然肯定了证实的作用，但也为历史主义的兴起打开了一丝裂缝。

1.3 历史主义科学观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托马斯·库恩在批判逻辑实证主义和否证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历史主义的科学观。库恩认为，一门成熟的科学是受某单一范式支配的，有没有一个单一范式的存在是衡量科学与非科学区一个特征，而范式是一种文化的框架，它是特定的时代及文化条件下，因为不同的思维方式而形成的，它不仅包含有一部分陈述明确的理论假说，还包含一部分哲学的形而上学的部分，如自然观、认识论等。而且，不同范式之下的常规科学具有不可通约性，在逻辑上也不能证明一种范式就比另一种范式优越，原因是不同范式的支持者们所认可的一系列哲学的形而上学的部分不尽相同。新范式的出现是科学共同体成员的世界观的涌现和变化，而不是实证主义者宣称的逻辑推论。“不同范式的倡导者之间总有误解存在。没有一方会认可另一方在论证中所需要的所有非经验的假设——范式之间的竞争不是那种可以用证明来解决的战斗。”[3]库恩的历史主义科学观进一步颠覆了科学真理性，将科学从神坛上拉了下来。费耶阿本德将历史主义推向了极致，他在《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中论证说“只要给非科学的意识形态、实践、理论和传统以公平的竞争机会，它们就可以成为有力的竞争对手，就可以揭露科学的重大缺点”。[4]历史主义科学观从历史的角度有力的论证了人类知识系统的多样性。

从波普否证主义科学观到库恩的历史主义科学观，它们都广泛而深入地影响着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发展。而我们中国这个时段由于国际政治原因，国内外学术思想交流极少。解放前，恰逢逻辑实证主义最为盛行的时候，我国的知识分子几乎不可避免地受到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影响。解放后，由于国外政治势力干涉，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科学哲学界的交流几乎中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形象依然是实证主义科学观。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科学哲学的著作才陆续地被翻译成中文。波普、库恩和后现代等词眼才进入人们的视线之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也开始显现，当一些人在思考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法律的同时，也有一批学者从西方后现代思想中汲取养料，开始对科学技术本身进行反思。进入 21世纪，这些坚持对现代科学技术进行人文反思和批判的科学文化人，正在社会上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他们的主要观点是认为科学知识只是人类知识形态的一种，而且也并不是最好的一种，科技人员必须更加警惕科学技术带来的风险，而且有必要向公众传达这种可能存在的风险；同时他们主张恢复地方性知识，复兴中国的传统文化，承认中医也是一种独特而有效的知识体系，这一点应该予以发扬。总体来说，科学观从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的变迁，不可避免的会给中医药的研究和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

2 近现代科学观的变迁对中医发展的影响

2.1 实证主义科学观对中医发展上的影响

民国时期，西医在中国占据了主要地位，以西医教育为例，西医教育成为了当时中国医学教育的主要部分，如出版日期为1937年的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中记载 ：“据今日医事统计，全国共有医校三十三处—各校经费共八百七十三万五千零八十六元，其中外人设立之三大医校，竟占六百二十万一千零五十元。”[5]

西医之所以成为近现代的主流医学，是因为其“科学性”，具有可重复性、可检验性等特点，西医的“科学性”这一点被广泛认可与约定。西医的近现代研究以实验研究为基础，其研究结果来自于可证实的实验结果。一些近代中医受到西医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影响，认为中医应和西医一样，应该用实证的科学方法来研究，其代表人物有陆渊雷、谭次仲等人，他们主张“中医科学化”，陆氏认为 ：“国医所以欲科学化，并非逐潮流。趋时髦也。国医有实效，而科学是实理，……今用科学以研究其实效，解释其已知者，进而发明其未知者，然后不信国医者可以信，不知国医者可以知。然后国医之特长，可以公布于世界之医学界，而世界医学界可以得此而有长足之进步。国医科学化之目的如此，岂徒标榜空言哉!”[6]陆氏的中医科学化论在当时影响很大。陆氏认为中医虽然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但是理论却缺乏科学性，他认为西医理论是科学的，因为西医理论出自于实验，来自于实证。他认为“国医之胜于西医者，在治疗，不在理论。《素问》、《灵枢》、《八十一难》理论之书，多出于古人之悬揣，不合生理、解剖、病理，尊奉为医学之根柢，自招物议，引起废止中医之危机，此大不智也。”[7]因此他主张以西医理论来解释中医，陆氏自编了许多教材，试图用西医知识对中医理论进行阐述。例如他将《金匮要略》中所载的“杂病”病名，如历节、血痹、悬饮、支饮等众多的名称分别与西医学中的病名一一对应，如肺痈为“肺脓疡、大叶性肺炎”，“柔痉”为“恶性脑脊膜炎”，“刚痉”为“破伤风”等。

沈自尹的对中医肾本质的研究，即有关“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与肾阳虚的关系”的研究是民国以后较有代表性的中医实证研究。在“肾”本质的研究中，他用实证的方法，对肾虚病人进行有关神经及体液方面的十几项测定，“最初发现凡是肾阳虚证患者其尿 17 羟值都比正常人为低，以后进一步发现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功能紊乱。”

沈氏继而采用实验的方法展开了对HPA轴功能紊乱的研究，“当时采用的是能反映下丘脑调节皮质醇水平的血皮质醇昼夜节律测定，能反映脑垂体储备功能的甲吡酮试验，能兴奋肾上腺皮质的促皮质激素两日静脉滴注试验，对正常人10例、肾阴虚11例、肾阳虚 16 例，每个人都作了这样的全套测试，以了解 HPA 轴不同环节（层次）、不同程度功能紊乱的结论，这样设计指标的检测是很有说服力的”。以后，沈氏又用动物实验的方法来定位肾阳虚证的调控中

心为下丘脑，对此他曾提到：“1995年我们用皮质酮大鼠（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胸腺受抑模型）观察温补肾阳的右归饮及自拟命门合剂的调节作用，结果两种温补肾阳方药均能全面而有效地改善HPAT轴功能并直接提高下丘脑CRFmRNA，说明温肾药改善NEI网络（HPAT 轴是 NEI 网络的主要网络）功能状态，通过以药测证可以认为肾阳虚证的调控中心定位在下丘脑。”[8]

近现代在中医当中引入西医的实证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医，除了中医基础理论的实验研究以外，在其他许多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例如从神经和神经化学角度分析针刺麻醉的针刺镇痛作用机理、中药的现代研究如抗疟新药青蒿素的发现和提取、治疗急性早幼粒性白血病的有效药物三氧化二砷的研究和开发等等，实证主义科学观对中医发展的影响从 20 世纪初一直持续到现在，在一定范围内仍有其积极意义。

2.2 历史主义科学观对中医发展上的影响

历史主义科学观代表人物美国科学史家库恩认为“取得了一个范式，取得了范式所容许的那类更深奥的研究，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9]显然中医和西医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范式，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医和西医都是成熟的科学。但是由于双方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土壤，思维方式和自然观，也造成了两种医学范式的不同。在历史主义看来，从逻辑上也不能证明两种范式不同的医学哪一种更优秀。中医虽然不符合现代科学的标准，如复方的有效成分的不确定性，病例的不可重复性等特征，但仍然不妨碍中医成为一有效的独特知识体系，中医也可以拥有自己独特的不同于西医的研究方法。事实上，最近二、三十年来，试图用西医的实证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医受到许多人的质疑。

如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的史云松在其博士论文中对沈自尹的有关中医肾本质的研究，即有关“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与肾阳虚的关系”的研究提出了质疑：“有肾虚就一定见此指标（尿17羟）异常，此指标异常一定说明肾虚。无此指标会不会也表现为肾虚? 非肾虚者是否也会出现这样的指标?”[10]

用系统科学和系统哲学分析研究中医是历史主义科学观在中医发展上的一个主要体现。现代系统科学涵盖了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三方面的内容。对于用现代的系统科学研究中医，而不是用西医的还原论和实验研究的方法研究中医，我国著名中医家邓铁涛认为有其合理性，他曾说道：“过去说中医不懂解剖，没有实验研究，只有阴阳五行，寒热表里，说了人家都听不懂，居然也能治好人，真是使人费解。但有了现代科学就明白了。现代科学有个控制论，其中有个黑箱学说，黑箱里面是什么东西不知道，输入信息，信息反馈，不断地进行，然后慢慢就清楚了。中医理论的来源就是靠黑箱的方法。一个咳嗽病人来了，用解表法治好，知道是‘表咳’；另一个病人来了，用陈夏六君子治好，就知道还有虚证”。[11]对此，刘长林认为 ：“现代系统科学和系统哲学对中医学和中医哲学有借鉴和启示意义。”他认为中西医学有不同的哲学观，中医的元气论体现了中医的系统观、整体观，他说：“所有将中医药还原为生物物质和化学元素的做法，都与用唯物论框套元气论有关。”唯物论与元气论不同的地方在于“唯物论强调物质与精神、主观与客观的对立”，而“无形之气‘细无内，大无外’，不存在二元对立，不存在任何边界。”刘氏还认为“可以把《内经》的五行学说称作古代朴素的普通系统论。”[12]

历史主义科学观为中医摆脱西医的束缚、走上自身的独立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当下坚持中医基本理论为发展基石的中医研究逐渐壮大，正成为当代中医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历史主义对不同科学范式间的包容使得中医的生存有了传统文化的土壤，而不是像过去一样片面强调科学的影响，中医在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发展符合中医的发展规律。在现代中医发展中坚持历史主义科学观有利于在中医基本理论指导思想下开展中医临床研究及科研设计，同时有利于在中医研究中保持中医药特色及弘扬中医药文化，这为中医研究开启了一扇重要之门。

参考文献

[1] 昂惹勒. 克勒默-马里埃蒂. 实证主义[M]. 管震湖，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5.

[2] 刘放桐. 新编现代西方哲学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

[3] 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0.

[4] 费耶阿本德 . 自由社会中的科学 [M] . 兰征，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110.

[5] 陈邦贤. 中国医学史[M] . 北京 ：团结出版社，2006 ：249.

[6] 陆渊雷. 生理补正[M]. 上海 ：广学书局，1931.

[7] 陆渊雷. 陆氏论医集[M]. 上海：陆渊雷医室，1933.

[8] 沈自尹. 探索中西医结合之路的“四悟”[J]. 中医药文化，2007 (5)：4-7.

[9] 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5.

[10] 杨云松.中西医结合研究史论[D]. 哈尔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2009：5.

[11] 邓铁涛. 怎样正确认识中医[J]. 上海中医药杂志，2001 (1)：4-8.

[12] 刘长林. 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