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女医明妃传》第8、9集中，黄河决堤，灾民背井离乡，流浪四方。流落到京师永庆庵的流民中出现了大批呕吐腹泻病人，女医谭允贤适逢其时，诊断为霍乱，用生姜煮酒汤、地浆水鸡矢白等神药治好了一个又一个病人。净慈师太说是大疫，而太后说，先帝在世时南京也发过霍乱，不是什么大事。

实际上，电视剧所描述的霍乱叫“真霍乱”，在法定传染病榜中居第二把交椅，江湖人称“二号病”，端的是无恶不作，劣迹斑斑。其典型的发作是突然而剧烈的腹泻、呕吐而无腹痛。由于大量体液丢失，引发严重的脱水和电解质丢失，缺钠可引起肌肉痉挛，缺钾可引起肌肉张力减退、肠麻痹、心律失常；然后循环衰竭，血压下降，尿量减少一直到无尿，肾功能衰竭。病情进展迅猛，往往发病后数小时即毙命。

女医允贤和静慈师太所说的“大疫”霍乱是十九世纪才出现的，1817年首现于印度恒河流域。据历史记载，霍乱共有7次大流行。第一次始于1817年，霍乱起于印度，传到阿拉伯地区，然后到了非洲和地中海沿岸；在1826年的第二次大流行中，它抵达阿富汗和俄罗斯，然后扩散到整个欧洲；第三次大流行，它漂洋过海，1832年抵达北美。20年不到，霍乱就成了“最令人害怕、最引人注目的19世纪世界病”。到1923年的百余年间，霍乱6次大流行，仅印度死者就超过3800万。1961年的第7次霍乱大流行，起于印度尼西亚，然后传到亚洲其他国家和欧洲；1970年再次进入非洲，百年不见霍乱踪影的非洲从此深受其苦。　　

但是，在《女医明妃传》的明代，我们今天所说的“二号病”（“真霍乱”）还没有来到人间。只不过中医史上，根据症状命名的“霍乱”一词出现的比较早，在《黄帝内经﹒素问》、《伤寒论》、《肘后备急方》、《诸病源候论》等经典中，“霍乱”的记载非常多，往往是吐泻伴有明显的腹痛、发热，且没有烈性传染和高死亡率的特点，应该是食物中毒、急性胃肠炎和急腹症等疾病的描述。因此，太后说“不是什么大事”确实是实实在在的。

根据历史记载，霍乱爆发于恒河后，很快（大约1820年）就传到中国，引发惨重的死亡。历史学家研究指出，嘉道年间1820-1821年的大疫累及275个县，人群总死亡率超过50%，形成有清一代瘟疫的第一个高峰。如山东青州府临朐县“死者数万”；曹州府巨野县死亡“十之三四”；沂州府莒州“人死十之五六”；直隶顺德府内丘县“人死大半”；江苏徐州府萧县“人死十之六七”；河南陈州府淮阳县“人死几半”等等。那时候，靠“辨证求因”是得不到“霍乱”的真正病原学认识的；辨证论治虽然有一定作用，也不可能根本控制病情，对这一可怕瘟疫基本上茫然不识，正如清代温病集大成者王士雄（1808~1868？）在专著《霍乱论》中说，“道光元年，直省此证大作，一觉转筋即死。京师至棺木卖尽，以席裹身而葬，卒未有识为何证者。”王清任（1768-1831）也说：“道光元年（1821年——作者注），病吐泻转筋者数省，都中尤甚，伤人过多。贫不能埋葬者，国家发帑施棺，月余间，费数十万金。彼时医工，或云阴寒，或云火毒。余谓不分男、妇、老、少，众人同病，即疫也。”

对这一全新的“霍乱”病因，吴塘（1758-1836）《温病条辨》说是“阳虚寒湿”；王士雄则分为寒霍乱和热霍乱，用藿香正气丸、理中汤等方药治寒霍乱，蚕矢汤（即蚕的粪便，再配合一些中药）治热霍乱。此外，还有吊脚痧、绞肠痧、瘪螺瘟、瓜瓤瘟、番痧、疖肠痧、湿霍乱、麻脚瘟的说法。

显然，不识病因和传播途径，要想控制疾病流行是不可能的。所幸的是，第三次霍乱大爆发期间，出现了“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内科医生”——约翰·斯诺（John Snow，1813－1858）。

1854年，第三次霍乱大流行传到英国伦敦西敏市苏活区，10天内死了500多人。斯诺的卓越之处在于，他的眼光超越了一个个的具体病人，而关注于人群的分布特征。他搜集霍乱病人的资料，在地图上一个点一个点的标记，立刻发现，病人明显分布在贫民区的两条街上，宽街和剑桥街。死者集中分布在宽街的某个水泵附近（尤其16、37、38和40号住户）。同时，有些例外的住户，如宽街上的20号和21号以及剑桥街上的8号和9号，却无人死亡。这些住户和其他的住户在生活习惯上有何不同呢？进一步调查显示，他们都在剑桥街7号的酒馆里打工，酒馆提供免费啤酒，因此他们几乎不喝水泵抽上来的水。霍乱是否与饮用水有关呢？斯诺接着调查两条街的水源情况，发现水是从河里打来的，而河水被伦敦排出的脏水污染了。他于是拆掉水泵把手，关掉水泵，让居民喝其他地方运来的水，疫情不久即告缓解。而调查得知，在伦敦另一个地方，有两个死于霍乱的病人都来自宽街，他们喜欢宽街的水，每天都要到宽街的水泵打水回去喝。这一切形成一个“证据链”，斯诺宣布，霍乱之源是被污染的水里所携带的病菌。在此之前，西方医学也是猜测霍乱是空气中某种不干净或有毒的物质“瘴气”所引起的。

将统计学应用于水质和霍乱关系的研究，第一次令人信服的确定了霍乱的传播方式，锁定了霍乱的病因在水源，找到了真正有效的预防方法，约翰·斯诺的霍乱研究被视为临床流行病学（循证医学的基础）的真正开端，这从根本改变了人类医学确立疾病因果关系的思维模式，以实验和逻辑代替主观联想和简单归纳来确定因果关系。循证医学也是以临床流行病学为根底建立起来的。

约翰·斯诺的观点被政府接受，宽街的那个著名的水泵被拆除，伦敦的供水系统全面整顿，得到极大的改善。因此，当1868年第四次霍乱大流行袭来时，伦敦的死亡率大大降低。欧美其他国家迅速跟进，大力改革公共卫生设施，到1892年第六次流行时，欧美就不过是皮毛之伤而已。

在中国，王士雄也注意到水质恶化与霍乱的关系，他甚至建议政府疏通河道，广凿井泉，用白矾、雄黄、石菖蒲、降香等消毒水源。可惜，他自己认识也不彻底，逃不脱《内经》的束缚，还是归结于“风寒暑湿，皆可以为霍乱”（《随息居重订霍乱论﹒寒证》）。既然如此，改善水源实无关紧要。

真正把改造水源作为对付霍乱的绝招，还是得等到“国士无双”伍连德。1932年中国霍乱大流行，源头是上海。全国24省近10万人发病，死亡３万多。时伍连德坐镇中央霍乱局，是具有国际声望的防疫权威，他一发声，上海市政府紧急铺设６条自来水管道，动用水车送水，解决了30万苏州河沿岸居民清洁饮水问题。最终300万人口的大上海在这次霍乱中只死了300余人，归根结底还是百年前约翰·斯诺的研究成果。

在人类征服霍乱的漫长历史中，还有以下重要贡献：一是1883年第五次霍乱世界大流行期间，伟大的细菌学家科赫（Koch）赶赴埃及，分离出霍乱弧菌，并以著名的“科赫法则”确定其为霍乱的真正病因。这一发现为约翰﹒斯诺的霍乱研究画上完美的句号。从此，现代医学才真正告别“瘴气”之类的臆想学说。

再就是静脉输液的发明。1832年5月23日，在爱丁堡霍乱医院（Edinburgh Cholera Hospital on Drummond Street），拉塔开始了他的第一例静脉输液实验，实验对象是一位被判定将死的老年妇女，在向病人的贵要静脉输注超过3000 ml的液体之后，病人的症状果然出现了改善现象（虽然最终患者依然宣告不治），拉塔描述到：“患者苍白湿冷的面色开始好转，脉搏恢复有力，体温也开始升高......”现在医学知识告诉我们，以上其实都是脱水所致外周循环衰竭被纠正的结果。所以，这样一个正面结果很快就被《柳叶刀》杂志进行了报道，并被其他医生用到了临床上。当然，静脉输液的发明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一系列的补充研究，才有了今天的辉煌。

第三是口服补液盐（ORS）的发明。不知道是哪位医生的发明，口服补液盐兼具卓越疗效和安全便捷廉价的优点，在世卫组织的霍乱行动中得到充分的证明，80%的霍乱口服补液盐足以治愈，只有少数极重度脱水者才需要静脉输液。同时，这也是儿童常见腹泻病的首选治疗。这个口服补液盐配方早在1967年就由世卫组织公布，是氯化钠3.5g、碳酸氢钠2.5g、氯化钾1.5g和葡萄糖20g，加水至1000ml后饮用，简便之至。2004年，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表联合声明，再次重申口服补液盐的重要性。

第四是霍乱疫苗。霍乱疫苗只能在流行地区持续提供50％以上的短期保护，尽管如此，作用仍然是巨大的。1932年上海霍乱流行时，除了改造水源外，上海市政府在短期内进行了上百万人次的霍乱疫苗接种，也是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第五是抗生素。应用抗菌药物控制病原菌后能缩短病程，减少腹泻次数和迅速从粪便中清除病原菌。但仅作为液体疗法的辅助治疗。

在疾控中心还叫做防疫站的年代，流传着一句老话“整个防疫站，一半的人都在搞霍乱”。但是，我国2015年全年霍乱报告病例仅13例，无死亡，这个瘟神基本算是消灭了。但世界范围内霍乱并没有消失，在一些贫穷和战乱地区，每年仍然有300万至500万的霍乱病例，10万至12万人由此丧命。当然，这个已经不是医学的问题。今天就医学而言，霍乱是一个完全可以预防的疾病，也是一个可以轻松治愈的疾病。

《霍乱时期的爱情》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据说，“马尔克斯用令人恐惧的霍乱隐射爱情，似乎告知人们，爱情虽然很甜美，但它折磨起人来，会让人生不如死。”显然，这个说法已经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