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有人类便有疫。不，应该说，有生物便有疫，疫的本质就是生物之间的“战争”。有疫便有抗疫。抗疫到一定的规模，可以叫做抗疫战争。战争一定有结果。若以疫的自然演变而结束，是失败；因疫而导致的损失尚可以接受，不胜不败；通过政府、社会、医学的积极和有效干预，使伤亡和社会经济损失降到最小，才可以叫胜利。以这个为标准判断，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所有抗疫战争中，真正取得胜利的都在1949年以后。无他，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政府的科学决策和资源调配、中国人民的万众一心积极参与、中国医生的无畏奉献、公共防疫体系的日益完善和医学科学日新月异的进步，舍此更无他途。新冠疫情便是最好的例证，中国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此不待言。新中国取得漂亮胜利的大型抗疫战争尚有如下表者：

 以下关于清代疫情和抗疫的资料来自《清史稿》、地方志、清代医学文献和近现代研究文献。这些资料表明，有清一代，尽管温病学说到达顶峰，但由于封建政府的腐败无能，疫灾仍然连绵不断，伤亡惨重，没有史家对政府或者医界在任何一次疫灾中的抗疫表现做出过任何肯定的评价。也就是说，我们无法判断清代几百次的抗疫战争中政府和医学是不是起了积极的作用。

一、《清史稿》

顺治元年（1644）怀来大疫、龙门大疫、宣化大疫。

顺治九年（1652）万全大疫。

顺治十三年（1656）西宁大疫。

康熙元年（1662）五月，钦州大疫，馀姚大疫。

康熙七年（1668）七月内丘大疫。

康熙九年（1670）正月灵川大疫

康熙十二年（1673）夏新城大疫。

康熙十六年（1677）五月上海大疫。六月，青浦大疫。七月，商州大疫。

康熙十九年（1680）正月，苏州大疫，溧水疫。八月，青浦大疫。

康熙二十年（1681）晋宁疫，人牛多毙；曲阳大疫。

康熙二十一年（1682）五月，榆次疫。

康熙二十二年（1683）春，宜城大疫。

康熙三十一年（1692）三月，郧阳大疫。五月，房县大疫，广宗大疫。六月，富平疫，同官大疫，陕西大疫，凤阳大疫，静宁疫。

康熙三十二年（1693）七月，德平大疫。

康熙三十三年（1694）夏，湖州大疫，桐乡大疫。秋，琼州大疫。

康熙三十六年（1697）夏，嘉定大疫，介休大疫，青浦疫，宁州疫。

康熙三十七年（1698）春，寿光、昌乐疫。夏，浮山疫，隰州疫。

康熙四十一年（1702）三月，连州疫。

康熙四十二年（1703）春，琼州大疫，灵州大疫。五月，景州大疫，人死无算。六月，曲阜大疫，东昌疫，钜野大疫。八月，文登大疫，民死几半。

康熙四十三年（1704）春，南乐疫，河间大疫，献县大疫，人死无算。六月，菏泽疫。秋，章丘大疫；东昌大疫；青州大疫；福山瘟疫，人死无算；昌乐疫，羌州、宁海大疫；濰县大疫。

康熙四十五年（1706）夏，房县大疫，蒲圻大疫，崇阳疫。

康熙四十六年（1707）五月，平乐疫，永安州疫。七月，房县大疫，公安大疫。八月，沔阳大疫。

康熙四十七年（1708）二月，公安大疫。三月，沁源大疫。五月，灵州大疫，武宁大疫，蒲圻大疫，凉州大疫。

康熙四十八年（1709）三月，湖州大疫。四月，桐乡大疫，象山大疫，高淳大疫，溧水疫。五月，太湖大疫，青州疫。六月，潜山、南陵、铜山大疫，无为、东流、当涂、芜湖大疫。十月，江南大疫。

康熙四十九年（1710）秋，湖州疫。

康熙五十二年（1713）冬，化州大疫，阳江大疫，广宁大疫。

康熙五十三年（1714）夏，阳江大疫。

康熙五十六年（1717）正月，天台疫。

康熙六十年（1721）春，富平疫，山阳疫。

康熙六十一年（1722）七月，桐乡疫，嘉兴疫。

雍正元年（1723）秋，平乡大疫，死者无算。

雍正二年（1724）六月，阳信大疫。

雍正四年（1726）四月，上元疫，曲沃疫。五月，大埔疫，献县疫。

雍正五年（1727）夏，揭阳大疫，海阳大疫。秋，澄海大疫，死者无算。冬，汉阳疫，黄冈大疫，锺祥、榆明疫。

雍正六年（1728）三月，武进大疫，镇洋大疫，常山疫。四月，太原疫，井陉疫，沁源疫，甘泉疫，获鹿疫，枝江疫，崇阳大疫，蒲圻大疫，荆门大疫。夏，巢县疫，山海关大疫，郧西大疫。

雍正十一年（1733）镇洋大疫，死者无算；昆山疫；上海大疫，宝山大疫。

乾隆七年(1742）六月，无为疫。

乾隆十年(1745）十一月，枣阳大疫。

乾隆十二年(1747）五月，蒙阴大疫。

乾隆十三年(1748）春，泰山大疫，曲阜大疫。夏，胶州大疫，东昌大疫，福山大疫。秋，东平大疫。

乾隆十四年(1749）五月，青浦大疫，武进大疫。七月，永丰、溧水疫。

乾隆二十一年（1756）春，湖州大疫，苏州大疫，娄县大疫，崇明大疫，武进大疫，泰州大疫。夏，通州大疫。十一月，凤阳大疫。

乾隆二十二年（1757）四月，桐乡大疫。七月，陵川大疫。

乾隆二十五年（1760）春，平定大疫。六月，嘉善大疫。冬，靖远大疫。

乾隆三十二年（1767）八月，嘉善大疫。

乾隆三十五年（1770）闰五月，兰州大疫。

乾隆四十年(1775）春，武强大疫。

乾隆四十八年(1783）六月，瑞安大疫。

乾隆五十年(1785）冬，青浦大疫。

乾隆五十一年（1786）春，泰州大疫，通州大疫，合肥大疫，赣榆大疫，武进大疫，苏州大疫。夏，日照大疫；范县大疫；莘县大疫；莒州大疫，死者不可计数；昌乐疫；东光大疫。

乾隆五十五年（1790）三月，镇番大疫。八月，云梦大疫。

乾隆五十七年（1792）九月，黄梅大疫。

乾隆五十八年（1793）冬，嘉善大疫。

乾隆六十年（1795）十二月，瑞安大疫。

嘉庆二年（1797）六月，宁波大疫。

嘉庆三年（1798）五月，临邑大疫。

嘉庆五年（1800）五月，宣平大疫。

嘉庆十年（1805）二月，东光大疫。三月，永嘉大疫。

嘉庆十六年（1811）七月，永昌大疫。

嘉庆十九年（1814）闰二月，枝江大疫。

嘉庆二十年（1815）春，泰州疫。四月，东阿疫，东平疫。七月，宣州疫，武城大疫。

嘉庆二十一年（1816）内丘大疫。

嘉庆二十三年（1818）十一月，诸城大疫。

嘉庆二十四年（1819）五月，恩施大疫。

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桐乡大疫，太平大疫，青浦大疫。八月，乐清大疫，永嘉大瘟疫流行。冬，嘉兴大疫。

道光元年（1821）三月，任丘大疫。六月，冠县大疫；武城大疫；范县大疫；钜野疫；登州府属大疫，死者无算。七月，东光大疫，元氏大疫；新乐大疫；通州大疫；济南大疫，死者无算；东阿、武定大疫；滕县大疫；济宁州大疫。八月，乐亭大疫；青县时疫大作，至八月始止，死者不可胜计；清苑、定州瘟疫流行，病毙无数；灤州大疫；元氏、内丘、唐山、蠡县大疫；望都大疫；临榆疫；南宫、曲阳、武强大疫；平乡大疫。九月，日照大疫，沂水大疫。

道光二年（1822）夏，无极、南乐大疫，临榆大疫，永嘉疫。七月，宜城大疫，安定大疫。

道光三年（1823）春，泰州大疫。秋，临榆大疫。

道光四年（1824）平谷、南乐、清苑大疫。

道光六年（1826）冬，霑化疫。

道光七年（1827）冬，武城疫。

道光十一年（1831）秋，永嘉瘟。

道光十二年（1832）三月，武昌大疫，咸宁大疫，潜江大疫。四月，蓬莱疫。五月，黄陂、汉阳大疫；宜都大疫；石首大疫，死者无算；崇阳大疫；监利疫；松滋大疫。八月，应城大疫，黄梅大疫，公安大疫。

道光十三年（1833）春，诸城大疫。四月，乘县大疫。五月，宜城大疫，永嘉大疫，日照大疫，定海大疫。

道光十四年（1834）六月，宣平大疫，高淳大疫。

道光十五年（1835）七月，范县大疫。

道光十六年（1836）夏，青州疫，海阳大疫，即墨大疫。

道光十九年（1839）九月，云梦大疫。

道光二十二年（1842）正月，高淳大疫。夏，武昌大疫，蕲州大疫。

道光二十三年（1843）七月，麻城大疫，定南大疫。八月，常山大疫。

道光二十七年（1847）秋，永嘉大疫。

道光二十八年（1848）春，永嘉大疫。

道光二十九年（1849）五月，丽水大疫。

咸丰五年（1855）六月，清水大疫。

咸丰六年（1856）五月，咸宁大疫。

咸丰十一年（1861）春，即墨大疫。六月，黄县大疫。

同治元年（1862）正月，常山大疫。四月，望都、蠡县大疫。六月，江陵大疫，东平大疫，日照大疫，静海大疫。秋，清苑大疫；灤州大疫；宁津大疫；曲阳、东光大疫；临榆、抚宁大疫；莘县大疫；临朐大疫；登州府属大疫，死者无算。

同治二年（1863）六月，皋兰大疫，江山大疫。八月，蓝田大疫，三原大疫。

同治三年（1864）夏，应山大疫，江山大疫，崇仁大疫。秋，公安大疫。

同治五年(1866）五月，永昌大疫。

同治六年(1867）二月，黄县大疫。七月，曹县大疫。九月，通州疫，泰安大疫。

同治八年(1869）六月，宁远、秦州大疫。七月，麻城大疫。

同治九年(1870）秋，麻城大疫。冬，无极大疫。

同治十年(1871）五月，孝义疫。六月，麻城大疫。

同治十一年(1872）夏，新城大疫，武昌县大疫。

以上是正史记录，统计自顺治元年（1644）到同治十一年(1872）的228年间，发生疫灾的年份有95年次，占比41.7%。顺治3年次、康熙27年次、雍正6年次、乾隆18年次、嘉庆11年次、道光18年次、咸丰3年次、同治9年次。康熙最多，恐怕也是历史上最多的，有人称他是“千古一帝”，他治下瘟疫发生的次数也无人能比。评价疫灾的严重程度计有疫（瘟疫、瘟）58次、大疫239次、人死无算（死者不可胜计、死者无算、病毙无数）12处、人牛多毙和民死几半各1处。绝大多数属于“大疫”，但什么程度算得上“大疫”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人死无算”究竟指多少，1万还是10万？只有“民死几半”在数学上是清晰的，差不多50%的死亡率的意思，那是很恐怖的比例。史官对于政府和医学的抗疫作用不予一字置评，真是史笔如铁，惜墨如金。

二、地方志

必须声明，以下资料只是中国无数地方志的沧海一粟，是一个小样本而已，均为正史所不载。

顺治四年（1647）夏秋，江西抚州大疫，尸相枕籍，死数万人（光绪《抚州府志》卷84）。

顺治十六年（1659）夏秋，浊州大疫（《浊州府志》）

康熙九年（1670）枣阳大旱大疫（《枣阳县志》）。

康熙十二年（1673）枣阳大疫（《枣阳县志》）。

康熙四十八年（1709）江苏高淳大疫，自春及秋死亡过半（民国《高淳县志》卷12）。

康熙五十七年（1718）永定大疫，死者千馀人（民国《永定县志》卷1）。

雍正六年（1728）夏四月，松江大疫，乡人谓之虾蟆瘟（《松江府志》）。

乾隆三年(1738）疫疾流行。（《通渭县志》）

乾隆五年(1740）瘟疫流行，民有死亡。（《通渭县志》）

乾隆二十一年（1756）夏大旱，有青蝇结阵如密雨过，大疫，随之邑人多死（《沛县志》）。

乾隆二十一年（1756）苏州大疫，米价腾贵（《苏州府志》卷142）

乾隆二十九年（1764） 十月（丰城）痘疫，小儿伤者无算（《丰城县志》）。

乾隆三十六年(1771）春大疫。（《通渭县志》）

乾隆五十年(1785）（象山）痘疫，稚幼十伤其七（《象山县志》）。

乾隆五十一年（1786）秋，即墨大疫（《即墨县志》）。

乾隆五十一年（1786）霍邱夏大疫，民死十之六，甚至有阖家尽毙，无人收殓者（同治《霍邱县志》卷16）

乾隆五十一年（1786）（舒城）夏大疫（《舒城县志》）。

嘉庆三年（1798）春夏，永嘉大疫（《永嘉县志》）

嘉庆十一年（1806）夏五月，痘疫，多夭死（《万载县志》）。

嘉庆十六年（1811）夏痘疫，死者相望（《万载县志》）。

嘉庆二十五年（1820）八月，乐清大疫，时患霍乱转筋之病，犯者顷刻死，哭泣之声，几遍里巷（《乐清县志》）。

嘉庆二十五年（1820）八月，瑞安痧疫流染，朝发夕死，遭此厄者，十室七八，得生者十之一二，啼哭之声，遍于里巷（洪守一《瓯乘拾遗》）。

嘉庆二十五年（1820）疫疠大行，转筋霍乱证自此始（《南汇县志》）。

嘉庆二十五年（1820）秋大疫，石浦尤甚，其症脚筋抽搐即死（《象山县志》）。

嘉庆二十五年（1820）秋大疫，其病霍乱吐泻，脚筋顿缩，朝发夕毙（《慈溪县志》）。

道光元年（1821）瑞安大疫（《民国瑞安县志》）。

道光元年（1821）秋收七月至八月大疫，霍乱暴死者众，福建全省皆然（《连江县志》）。

道光元年（1821）七月八月，全省霍乱流行（《莆田县志》）。

道光元年（1821）（江阴）夏秋大疫，村里中数日之间，有连毙数十人者，有一家数口尽殁者（《江阴县志》卷8）

道光十四年（1834）“甲午，瑞安又大疫，无处无病人，死者甚多”、“闻永邑廿三都葵溪陈岙人说，本年夏秋间大疫，其中村落有死及半者。其村五里外有一村落，同族十七家只留一家。陈岙聚落百五十家，共丁五百，失二百”、“闻葵溪一客说，本年白钱纸所以稀少之故，由春间皆以笋当饭，兼之大疫，死者几半，其得生者亦无资本而歇业”、“本年春夏间，闻郡城双门一聚落共三十二家，死于疫者几尽，只剩三家”（赵钧《过来语》）。

道光十四年（1834）“甲午春夏（温州）大疫，贫民乞丐死于饥疫者横塞道路，日以十百计，木棺既缺，以一棺殓二三尸，甚至以蒿草裹卷，凶惨形状不堪寓目，实为从来所未见”（《瓯乘补》）。

道光二十六年（1846） 春夏，大疫，秋冬瘟痢流行（《平阳县志》）。

道光二十七年（1847）秋，平阳大疫（《平阳县志》）。

道光二十九年（1849）长乐县瘟疫盛行（李颖、王尊旺《清代福建瘟疫述论》）。

咸丰三年（1853）三月，大饥疫（《徐州府志》卷5）。

咸丰四年（1854）（温州）“现在疫气到处传染，大荒之岁，加以疾病，死丧累累”、“上半年瘟疫流行，近海村落为甚。钱桥、梅头二村，各失丁二千，上戴一村百七十丁，失去一百，鲍田、海安，失皆不少”、“温郡自旧秋水灾后，瘟疫流行，愚民惑于沾染之说，骨肉不相颜，枕籍以死者，在在有之”（《过来语》）

咸丰四年（1854）“（平阳）秋大疫”（《平阳县志》）。

咸丰七年（1857）“五月间，邑（温州）有痧症及疫痘，甚险” （《过来语》）

同治元年（1862）秋，即墨瘟疫流行（《即墨县志》）。

同治元年（1862）江西安义秋大疫，死者数千人（同治《安义县志》卷16）

同治四年（1865）上杭县四乡乱后，继以大疫，稻熟无人收获（《上杭县志》）。

同治六年(1867） 秋，瘟疫流行，民多死伤（《通渭县志》）。

同治七年(1868） 战乱、瘟疫，民大饥，死者甚众。（《通渭县志》）

光绪四年（1878）六月，（平阳）大疫（《平阳县志》）。

光绪四年（1878）四月，大疫。是时河南、山、陕三年大饥，人相食，人民流入蒙境者遍地皆是，瘟疫到处传染。（《蒙城县志》卷12）

光绪十三年（1887），鄞县秋大疫，死者无算。慈溪秋七月大疫，奉化剡源七月大疫，至九月止，死者甚众，沙隄、公塘、康岭更甚（三村约死四百人，阖乡不下一千人），亲戚不通音问，此症名霍乱，俗名肚痛脚筋吊，又名绞肠痧。奉化忠义乡六月大疫，死者相枕，至九月止。象山秋大疫。（民国《郸县通志》《慈溪县志》《剡源乡志》《忠义乡志》《象山县志》）

光绪二十年（1894）（金门）后浦头，后水头，沙尾等乡，忽发生鼠疫，传染甚速，死数百人，为金门前所未有。（《金门县志》）

光绪二十一年（1895）同安大疫，鼠先死，染者或肿项，或结核，吐血，流行甚盛（《同安县志》）。

光绪二十一年（1895）鼠疫起。初由梨园子弟在枫亭传染，载归已死，船泊河滨，数日之内，河滨人染疫者十馀人，蔓延全城，死百馀人，以次传染乡村（《莆田县志》）。

光绪二十八年（1902）夏 秋，（平阳）大疫（《平阳县志》）。

正史记载非常简略，没有任何症状描述，只知道是疫，压根不知道是什么病。地方志和文人笔记的记录相对而言要详细一些。甚至对鼠疫和霍乱的症状都有描述，如霍乱：“其症脚筋抽搐即死”“霍乱吐泻，脚筋顿缩，朝发夕毙”；鼠疫：“鼠疫，传染甚速”“鼠先死，染者或肿项，或结核，吐血，流行甚盛”。死亡人数的描述从几十、几百、几千到数万。死亡率有死亡过半、稚幼十伤其七、得生者十之一二、32家死得只剩下3家等描述。从这些地方志和笔记的记录中，我们只看到一个“惨”字，看不到任何值得欣慰的成绩，无论政府的还是医学的。古人吝啬赞美一至于此！

三、清代医学文献

有清一代，温病理论达到顶峰，其蔚为大家者四。但是，在他们的医学著作里，基本上只有理论和单个的医案，没有整体的病例数、参治率、治愈率、死亡率之类的概念。相反，他们对当时的其他医生多有微词，对作为整体的医学界救疫的作用没有正面评价。

吴瑭在《温病条辨》（该书曾被列入“四大经典”）中说：“癸丑岁（1793年），都下温疫大行，诸友强瑭治之，大抵已成坏病，幸存活数十人，其死于世俗之手者，不可胜数。呜呼！生民何辜，不死于病而死于医，是有医不若无医也，学医不精，不若不学医也。”他的意思是，别的医生杀人无数，他自己救活了数十人，但没救活的有多少没说。这一次的疫情《清史稿》中没有记录，既然是“大行”，总有数万吧，假如吴塘这样的大师不多的话（能和吴瑭相比的医生整个清代也不超过5人），每人救活数十人，终究无济于事。

近代医家曹炳章(1878-1956）《增补评注温病条辨》的序言中有一段话，可作为吴瑭“不死于病而死于医”的注解：“温病不必多杀人，以余观于乡，当春夏之交，病温之家，勿药死者十二三，药而死者十七八。始而羌防，继而柴葛，继以大黄、芒硝，病不起，医则曰：法已尽矣。”直指医源性死亡大于瘟疫本身。他们这是偏见还是事实呢？

温病集大成者王士雄在《随息居重订霍乱论》中记录：“王清任曰∶道光元年，病吐泻转筋者数省，都中尤甚，伤人过多。贫不能埋葬者，国家发帑施棺，月余间，费数十万金。彼时医工，或云阴寒，或云火毒。”他借王清任的话指出一个事实，当时的医生对霍乱的病因不清楚，说阴寒的说火毒的都有，这两个病因几乎相反，可见混乱，也就不难理解死亡的惨重了。

也不仅是王士雄，其他名家如

许起《霍乱燃犀说》中说“（霍乱）兼之医药之害，抑何至于斯极乎？余目击病霍乱，而医者之丁附姜桂，服之无不含冤而毙。每一念及，辄为心痛。”

连文仲《霍乱审证举要》：“不分寒热，胡乱施治，爱人之心，转为杀人之事。”

田雪帆《时行霍乱指迷辨证》：“世医认为暑湿，妄投凉药；或认为痧气，妄投香散，鲜有不毙。”

徐子默《吊脚痧方论》：“医以霍乱之法治之，百不救一”

这些中医大家对同行如此赤裸裸的负面评价，实在令人惊讶。这些评价至少说明，当时的医学对于这些瘟疫大多数是无能为力甚至起反作用的。不然，就是大师们造谣诬陷了。

王清任在《医林改错》则记录：“四月初旬，游于滦州之稻地镇，其时彼处小儿正染瘟疹痢症，十死八九，无力之家多半用代席裹埋。”他毫不隐讳，一种肠道传染病的儿童病死率竟然高达80%-90%，思之恐极，也可见当时的医疗水平。

总之，当时医界对自身抗疫的作用也评价甚低。残酷的事实摆在那里，无法把失败强说成是胜利。

四、近现代研究文献

以下资料同样是沧海之一粟。

乾隆十八年(1753）晋江县大疫，至十九年秋乃止，死者无数。泉州大疫，延及次年。（李颖、王尊旺《清代福建瘟疫述论》）

乾隆二十三年（1758） 泉州郡大疫，延及次年（李颖、王尊旺《清代福建瘟疫述论》）。

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长乐县吐泻盛行，人死极多（李颖、王尊旺《清代福建瘟疫述论》）。

道光十六年（1836）十七年，十八年，连续3年间长乐县瘟疫大作（李颖、王尊旺《清代福建瘟疫述论》）。

光绪十六年(1890） 夏，安东疫病流行，死千余人。（《三千年疫情》）

光绪二十一年(1895） 六月，安东疫病大流行，死者不计其数。（《三千年疫情》）

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安东疫情变本加厉，每日死30至60人。病死者难计其数。（《三千年疫情》）

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月，京师疫疠流行，因疾疫而死的灾民达三千余人。（《三千年疫情》）

光绪二十六年(1900） 四月起，京师内外疫疾流行，大量人口死亡，《庚子纪事记》载：“居民死者枕藉。”十月，获鹿县出现大瘟疫。（《三千年疫情》）

光绪二十八年（1902）五月，瑷珲霍乱流行，每日抬到城外荒野掩埋的尸体不下七八百具，持续半月之久，死数千人。六月，京津地区大范围爆发疫病，以霍乱为主。（《三千年疫情》）

光绪三十三年（1907） 夏，安东、大连、旅顺、辽阳等地霍乱大流行。（《三千年疫情》）

清（1644-1911） 岭南地区共有疫情938县次（比江南地区还多），平均每年3.5县次。（李永宸、赖文《岭南地区1911 年以前瘟疫流行的特点》）。

难道说，清代276年间无下数百次的抗疫战争全部是以失败告终吗？倒也不能这么说，因为详细资料的阙如，我们不能遽下结论。

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结论的是，首先，失败是当时腐朽制度的必然。据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研究，宋元时代国家对瘟疫的救疗采取过较为积极的政策，明代转为消极。至清代，则“国家对疾疫制度性的救疗基本阙如”，顶多也就是给京城里的居民发点救济粮棺材钱之类，没有任何一次瘟疫有国家主导的全民抗疫、国家派专家组、全国医生赴援疫区、共享国家资源等等强力举措。靠几个大师的个人力量来取得抗疫战争的胜利，无异于痴人说梦。

没有强大的国家力量和优越的制度，想打赢任何一场瘟疫几乎都是不可能的。

但历史总有例外。这个例外就是清末东北大鼠疫，在清朝廷即将走向灭亡的时候，它取得了对瘟疫唯一的一次有充足证据证明的胜利。

这一次瘟疫，朝廷派出了国家级专家剑桥博士伍连德（时年36岁），之后又动员全国数十名医生驰援东北，给予“专家组”以调配军队警察、指挥地方官、征用酒店火车厢等莫大的权利。伍连德们尽管没有任何神药，但他通过阻断交通、封城、居民分区隔离、征火车厢和酒店等建临时医院（中国最早的方仓医院）集中收治病人、焚烧尸体、发明伍氏口罩并推广、居民挨家挨户排查和环境消杀、同时做病理学细菌学流行病学基础研究等综合措施，硬是在四个月内把这一烈性传染、病死率接近100%，可能会杀死百万甚至千万人的瘟疫控制住，最终死亡仅52462人（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精确到个位数的瘟疫死亡记录）。清廷对这一难得胜利龙心大悦，不仅授予伍连德“医学进士”称号，还乘机举行了中国第一个国际科学会议世界第一个鼠疫会议“奉天国际鼠疫大会”。关于这一次疫情的所有医学证据都收录在《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中，该报告是世界医学史和中国近代科学史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除了东北的那一场鼠疫，清朝没有打赢过一场抗疫战争，目前的证据大概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它和我们今天的新时代当然完全不能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