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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思维方式,即看待事物的角度、方式和方法。它包括线性思维方式与非线性思维方式两大类型。形式逻辑是线性思维方式,对称逻辑属于非线性思维方式。思考问题的方法也可以称为思维的方法论。
具体的逻辑——形式逻辑不能成为思维方式,只有整体的逻辑——对称逻辑才能成为思维方式。如果把具体的逻辑——形式逻辑作为思维方式,将陷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用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看问题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
思维方式是看待事物的角度、方式和方法,它对人们的言行起决定性作用。思维方式表面上具非物质性和物质性。这种非物质性和物质性的交相影响,"无生有,有生无",就能够构成思维方式演进发展的矛盾运动。
不同国籍、文化背景的人看待事物的角度、方式不同,便是思维方式的不同。文化诊断学指出:科学思维、价值思维、应变思维决定着思维方式的完善性。
一、相关概念
一方面,思维方式与文化密切相关,是文化心理诸特征的集中体现,反过来又对文化心理诸要素产生制约作用。思维方式体现于民族文化的所有领域,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和交际文化,尤其体现于哲学、语言、科技、美学、文学、艺术、医学、宗教以及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外交、军事、生产和日常生活实践之中。思维方式的差异,正是造成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思维方式又与语言密切相关,是语言生成和发展的深层机制,语言又促使思维方式得以形成和发展。语言是思维的主要工具。
二、相关问题
1、中国人有没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
2、中国人思维方式独特在哪里?
3、它是怎么形成的?
4、它对个人、他人和社会造成哪些影响?
5、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客观性,并由之造成中国人有哪些特点?
6、改进思维方式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三、东西方差异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辩证思维与逻辑思维上:学者们常常用辩证思维来描述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用逻辑思维或者分析思维来描述西方人,尤其是欧美人的思维方式。
在他们看来,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包含着三个原理:变化论、矛盾论及中和论。
变化论认为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没有永恒的对与错;矛盾论则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矛盾统一体,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本身;中和论则体现在中庸之道上,认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适度的合理性。
对中国人来说,“中庸之道”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甚至内化成了自己的性格特征。 与中国人的辩证思维不同,西方人的思维是一种逻辑思维。这种思维强调世界的同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同一性认为事物的本质不会发生变化,一个事物永远是它自己;非矛盾性相信一个命题不可能同时对或错;排中性强调一个事物要么对,要么错,无中间性。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也叫分析思维,他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不像中国人那样追求折衷与和谐,而是喜欢从一个整体中把事物分离出来,对事物的本质特性进行逻辑分析。
正是因为思维方式取向的不同,在不少情况下,东方人和西方人在对人的行为归因上往往正好相反:美国人强调个人的作用,而中国人强调环境和他人的作用。比如心理学家彭凯平等人研究了美国人和中国人对两起谋杀事件的归因,就发现中国人倾向于把事件归于周围的环境,而美国人则认为是凶手本人的特征造成的结果。
尼斯比特的“思维地缘学”为认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提供了一个选择,但是这种理解只是一种宏观上的认识,他所提出的观点也只是近代地理学派关于文化差异的翻版。我们认为,要想更全面地理解上述差异,还必须对这两种文化系统做更深入的分析。这种分析应该考虑到历史、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韧性等诸多因素。
首先,从社会背景上讲,古希腊社会强调个人特性和自由,是一种以个人主义为主的社会;而古代中国社会却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以集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这种不同的强调重点决定了相应的哲学信念,并导致对科学和哲学问题的不同回答。这些问题包括:连续与非连续性;场与客体;关系和相似性到分类与规则;辩证与逻辑等。
其次,从社会认知系统上讲,东西方不同的哲学和认识论在社会历史背景中建构了不同的心理学理论。中国人生活中复杂的社会关系使得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注意力用来关注外部世界,所以中国人的自我结构是依赖性的;相反,西方人生活的社会关系比较简单,所以他们更有可能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客体和自身的目标之上。在这个社会认知系统中,社会组织对认知过程有着直接的影响,辩证和逻辑思维就是这种认知过程的特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特性一直保持下来,对生活在如今的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人的认知以情境为中心,西方人则以个人为中心;中国人以被动的态度看待世界,西方人以主动的态度征服世界。
最后,从生态背景上讲,中国文化基于农业社会,这种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等级社会,强调等级与和谐;而希腊文明则不完全依赖于农业,由于生态环境的原因,他们对狩猎和捕鱼的依赖较大,这些产业对个人特征的要求更高,所以与这种生态环境相适应,西方人的思维取向是个人式的,与中国人人际式的取向不同。这两种思维系统的维持和社会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二者是一种互相促进的关系:思维系统引领社会实践,同时社会实践也强化着思维系统。这一观点在尼斯比特的"思维地缘学"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体现,尼斯比特认为人类的认知并不是处处相同的,亚洲人的思维特性和西方人的思维特性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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