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任何历史，都免不了要谈传承与创新这两个常常同时存在、又彼此冲突的切入点。前者是延续的面向，后者则是所谓的“变”。钱穆曾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治史所以明变”，“无时代之变，便无历史可写”，诚如是矣。[1]中国医学史之特性，素重医学经典之传承，医者累积之经验与临床思考，不可能完全脱离经典存在[2]；谈变之前，又必须明其传承之历史趋势，方可获得较清晰的历史全貌。

我们首先来谈古典医学之传承。这里所谓传承的面向，是指刊刻传统的经典医书，或者是使用传统的解释经文方式，对经典医疗文献加以解释、考证；而较少使用，甚至几乎不用西方医学的理论，即未与西方医学展开对话的区块。民国时期的中医，应该不可能不知道，或是忽视西方医学的挑战；然而，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却选择继续延续清代医者考据训诂的功夫，注解医书并加以出版。甚至也有完全不加注释，只出古本的情况，例如宋本《注解伤寒论》就有8版之多。张钫刻本南阳医圣祠藏的《古本伤寒杂病论》也有9版之多，可见当时中医对原典之重视。

恽铁樵是民国时著名的伤寒派医家，他不但用西医细菌学的理论去诠释伤寒论的条文，还根据万历赵开美刻本来刊刻《伤寒论》，达7版之多。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宋、清等朝代的许多医家所注解的《伤寒论》，依然有一定市场。据统计，宋代部分有：刊刻5版（次）的庞安时《伤寒总病论》、刊刻6版的许叔微《伤寒百证歌》、刊刻3版的朱肱《伤寒类证活人书》，以及钱闻礼的《伤寒百问歌》。明代的伤寒类医书则属刊刻4版的陶华《伤寒六书》较受欢迎。陶华之《伤寒全生集》，能查到的，在明代就至少刊刻5版，清代更刊刻至10版，可见其对清人之影响。但到了民国，只有上海江东书局1912年刻过1版，后来则完全销声匿迹。《伤寒六书》在民国时有4版，好像还算风行，但是此书在明代刊刻10次以上，清代更刊刻至15版。对照民国时期相对发达的印刷技术和医书流通需求，民国时这些刻本数就不算多了。[3]

在清代医家的伤寒著作方面，陈修园的著作异常受欢迎，除了《伤寒医诀串解》有6版之外，《长沙方歌括》也有4个版本。最特别的就是《伤寒论浅注》，它在民国刊行了7版，还不只于此，以《伤寒论浅注》为底本，经过清末唐宗海的补注和正义之后，成了《伤寒论浅注补正》一书。该书在民国时期竟有10个版本，足见风行一时。唐的医书在1900至1911年之间就已有5种版本刊行，至民国仍有如此多之印刻量，显见洛阳纸贵。唐是一位道地的伤寒派医者，高举“中西医汇通”的大旗。其他较受瞩目的伤寒类医书，还有张志聪注解，高世栻纂注的《伤寒论集注》，也刊刻了13版之多。柯琴的《伤寒来苏集》，也有7版。其次分别是喻昌的《尚论篇》，5版；吕震名的《伤寒寻源》，车宗辂、胡宪述编的《伤寒第一书》，皆有4版；王梦祖编的《伤寒撮要》则有3版。

1912年后的医者所新撰的医书，偏向用传统以经解经方式，不太参入西医论述的，有包育华、包识生（又名一虚，字德逮）编的《伤寒论章节》，廖平撰写的《伤寒杂病论古本》和何仲皋编注的《伤寒经方阐奥》，都有3版之多。其中包氏一家三代治伤寒，在民国时期自成一派，可惜包识生“绝口不谈西医”，虽有《伤寒论讲义》、《伤寒方讲义》、《伤寒表》等医书刊行，但这样的主观意识却限制了他认识西学的可能，而其注解也无甚新奇，故影响力有限。[4]不过他曾任教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也办过神州医药专门学校，并附设神州医院作为医学生实习之用，丁济万、程门雪、张赞臣等人，皆名列门人。1914年，包氏还与余伯陶（约1868—约1944）等发起组织第一次“医药救亡请愿团”，联合全国同业奋起抗争，使中医得存一线生机，其影响力非医书刊刻可以计算。[5]有意思的是，包另有《包氏医宗》三集行世，其中第一集包括所有伤寒类著作，竟称为“内科传染病学”[6]。他虽不谈西医，却还是使用西医的疾病分类名词——“传染病学”，这一点，是民初中医传染病学术成形的时代氛围下的产物。

另有曹颖甫（1866—1938）之《经方实验录》，乃《目录》伤寒类医书所未载，应列入。曹撰写《经方实验录》，就是希望“融温热于伤寒”，借此终止伤寒、温热之论争。[7]《目录》仅列曹氏之《伤寒发微》，该书在1931年出版后即无再版。书中以传统方式注释伤寒，但也参以西方生理学之说，曹言：“内脏解剖，当以西说为标准，不当坚执旧说。”[8]但于细菌新知，则较少发挥，论述相对同时代中医较为持重。这可能与曹氏工于诗文、书卷气重有关；曹虽桃李满天下，但是相对当时其他上海名医，“医疗业务并不太好，甚至异常清淡”，这是他的医书没有在民国时期重复刊行的两个必须考虑进去的原因。[9]当然，曹氏是一位纯粹的伤寒派医者，曾说：“钳温热家之口，使不敢抗于先圣。” [10]  

1955年，秦伯未（1901—1970）曾回忆，他在随老师丁甘仁（1865—1926）临诊实习前，曾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念书。[11]曹颖甫与丁交好，共同主持医校，时常切磋医技。秦跟着当时担任讲师的曹学医，同学有许半龙、严苍山、章次公等人。秦回忆说：“曹师是经方派的典型，处方、用药都依照《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规律，强调仲景后的方书微不足道。”另一位学生章次公则谓：“经方和时方的争执在曹师心目中就只有麻黄和桑菊的区分。”[12]可见曹颇痛恨温病派的药物。曹认为伤寒病象虽多，但最初都要将汗从人体的毛孔排出，“令肺气外通，则诸恙不治自愈”[13]，当然也可治疗瘟疫，这就是麻黄汤成为治疗伤寒的圣药之道理。曹认为经方是一切方剂的根本，必须好好研究。[14]

曹的另一位学生黄汉栋则回忆，当时中医受到西医的冲击，大家都亟思图强之道，但很多人习惯用时方轻药——只能治小病，治不了真正的大病——却还一直攻击经方派的峻药来图谋自己的名声。这样对待学术，医学将停滞不前，所以曹才力主经方、返归原典。[15]曹的好友丁甘仁即以擅长时方著长，丁解释：“我之所以用轻剂者，彼固没有重病也。”据说其病号多是养尊处优之人，有的是偶感风寒，稍觉不适；有的是体质较弱、情感抑郁。这样的病人，用轻药如藿香、桑叶、陈皮、豆蔻等便足以奏效。曹作为他的好朋友也承认这一点，并且予以尊重；但一遇到危急的病人，丁则又会毫不犹豫使用经方重剂。这种开放、灵活、汇通的态度，成为民国时期医者用药的一种典范。[16]  

至于温病类医书之统计部分，就更特别了。民国时的温病医书，从刊刻的次数与广度可推知，几乎完全是清代著作的天下，民国医者没有在温病学说上持续耕耘。这样的情况并不令人讶异，因为如果从清代寒温论争的视角来看，伤寒著作兴盛起来，就代表它的对手——温病学派的创造力是相对衰弱的。其次，范行准于《中国医学史略》中曾说：温热病学自嘉道以后开始衰弱，代之而起者，多从温病中分出新病，原“总论类”的温病撰述已不复盛况。真正的温热病总论，实际只偏重于一种传染病而已。[17]应该这么说，这个时代的温病“总论类”的知识和医书，已无须推陈出新了，温病派四大家造成的影响非常深远，少有医家能够超越、创新清代的温病典籍。援引西医知识来进行解释工作，才是这个时代的趋势。若从中医热病史的角度来看，从伤寒到温病的转变，也经历了长时间的递嬗。在各种医学知识、社会文化、江南医书流传与风土论述的综合影响下，温病派才站稳脚跟。这个时代精于热病的专家，并不在于创造更多新的“总论”，而在于精细地去分析古典医书，并与西医对话。中医当时的使命，是对照新式西医的疾病，从清代已成为经典的著作中，来创造一种类似西医传染病学的总体论述，并对照西医病名，反思自身学术体系内的疾病解释。

民国时期，最受医者重视的温病类医书，要属吴瑭的《温病条辨》。这本书刊刻了22版次，王孟英的《温热经纬》紧随其后，刊行次数高达20版。这两本温病类医书，平均每2年一定会刊行1次，其影响力可见一斑。另外，清末雷丰（1833—1888）的《时病论》，也刊行了13版，彭光卿编辑的《时病分证表》有7版之多，陈莲舫批注的《加批时病论》也有2版，可见《时病论》在民国时同样是相当重要的温病文献。至于明代的温病类著作，只有张鹤腾（凤逵）撰写，经叶霖增订的《增订伤暑全书》，刊刻超过3次以上。清人著作包括柳宝诒的《温热逢源》、张汝珍的《春温三字诀》，皆有5种版本；刘恒瑞的《伏邪新书》、寄瓢子的《温热赘言》、娄杰的《温病指南》、曹华峰的《治温提要》，皆有4种版本；叶霖的《伏气解》，有3种版本。让笔者感到惊讶的是，和伤寒学比起来，民国医家并不特别重视温病学发展前期经典原文的注解，如叶天士的《温热论》和薛生白的《湿热论》，并没有被特别刊行成单本，或针对原典加以注释解读的刊本。[18]反观民国医家较为重视的《温病条辨》、《温热经纬》和《时病论》，其实都算18世纪后的医书，已逐渐迈向近代了，属于后出。也许，这跟吴瑭或王孟英的著作也含有部分《温热论》的内容有关。民国的医书出版市场，似乎比较喜欢这些较完备、方剂较多、具综合性质之“后出的经典”[19]。

民国医者，真正用心解读《温热论》者，要算陈光淞的《温热论笺正》（1915），其书意在“笺叶氏之旨，正诸家之失”[20]。不过，陈所做的笺正，不过是针对《温热经纬》中的《温热篇》加以解释，整个民国时期也不过只有3版而已，没有证据证实他的功劳超越了王孟英等人。至于彭光卿编辑的《时病分证表》，书末虽有《时病分证表补注》，但其补注之内容不过剪裁各家论述而已，不涉及细菌，也少有新见解。[21]所以，简单地说，民国时的温病学发展和伤寒学比较起来，是相对没落的，没有新的大师，也少有耳目一新的注解，且刊刻超过3版以上的民国学人著作，对比伤寒类医书而言更是严重地衰退。另一个现象是，此时温病学著作反而出现了许多讲义或零散的抄本，或是自己刊印的孤本、未正式刊行的稿本，流传不广，影响力有限；或仅重复旧言，制成记忆性的歌括或图表而已。[22]凡此皆显示此时温病学处在创造力相对衰弱的时期。

又如沈麟（汉卿）的《温热经解》，在民国时期有4版刊刻。当时山西的军阀阎锡山（1883—1960）提倡医学，设立“中医改进研究会”，登报征稿，而沈书已成，遂由该会代印分送山西中医，后来不敷需求，且印刷质量不好，于是受人资助，修订后重刊。该书强调“气化”是中医累积许久的精髓，虽为温病著作，却极力强调《伤寒论》的气化之理，甚至抨击时医只重视温病著作，忽略了古典医书内所建立的人身气化准则。沈认为，中西风土与人种不同，西人易生内病，中国人则多外感，必须分开治疗；而且西医不懂气化，自然不懂得治疗瘟疫。[23]

至于民国瘟疫类医书之刊刻，乃受西医影响最大的一块，且有往传染病专科发展的趋势，这类医书当然也是论述“抗菌”的主力。较受瞩目的有：为医史家耳熟能详的《温疫论》，当时有4个版本，若加上清人郑重光补注的《温疫论补注》本，和清人洪天锡写的《补注瘟疫论》，则一共有14个版本。另一本重要的医书，是清代杨璇（栗山）所撰写的《伤寒温疫条辨》（又名《寒温条辨》（附温病坏症）），共有8个版本。其原书刊行于1784年，后来吕田（心斋）摘录原书，并与陈良佐的《二分晰义》一同采摘，于1811年再度编成《瘟疫条辨摘要》（又名《寒温条辨摘要》），也有5版。清人戴天章于1722年刊行《广瘟疫论》，该书在1750年又被郑奠一刊印成《瘟疫明辨》，两者文字完全相同，在民国共有7个版本；后来，陆懋修（九芝）将该书删补后，改成《广温热论》，于1866年刊印。是以戴书先后增补的版本相当多，在民国时期约共有10个版本。[24]

以上所归纳的瘟疫类医书，多为通论性质，但不同于上述通论之书。民国瘟疫类医书，出现了许多单论一种传染病的专书。这类医书多针对一种疾病，吸收部分西医学说的新的定义，然后再套入古典学的相关理论，力图在阐述单一传染病时，对传统医学有所继承与发挥。例如1932年严苍山撰《疫痉（脑膜炎）家庭自疗集》和1935年刘裁吾撰《痉病与脑膜炎全书》，就是探讨脑膜炎的专书。古代并没有此一西医病名，于是中医找到“痉”这个古典病名来加以对照。[25]其实，当时中医也用“惊风”、“惊痫”名之，但在1931年，中医刘亚农认为，他诊治多例该病，都是用治疗“痉病”或治温热之法奏效，故以张仲景定名的“痉病”最好。[26]此外，从某些医书的刊行，可发现民国较严重或较受关注的疾病，首先是霍乱。民国时刊行最多的医书，乃王孟英的《霍乱论》，竟多达15个版本。中医在建立新的传染病论述时，虽说受到西方医学的影响，包括细菌学在内，但传统医学理论仍相当重要。《霍乱论》可说是第一本在外感热病视野下，将霍乱以专书形式出版的书。热病通论乃至民国传染病专科的出现，使此书的地位不容小觑。

刘民叔写的《伤寒论霍乱训解》（附章太炎霍乱论），是唯一达到3个版本的时人著作；此外，有关“痧”症疾病治疗与论述的内容，也刊刻了为数不少的医书[27]，其中有3个版本以上的，就包括清代王凯编的《痧症全书》，共有6版；其次为郭志邃的《痧胀玉衡书》，有5版；再其次是清代觉因道人编著的《急救异痧奇方》（又名《异痧杂证经验良方》）、徐子默的《吊脚痧方论》，都有4个版本。民国的“痧”症，主要指肠胃型传染病，但这类“痧”书，多论述霍乱[28]；关于它的发生原因，民国“痧”书较少用细菌学来解释，主要还是用传统的疠气论述来解释，例如：“痧者，天地间疠气也。”[29]这可能与“痧”症包含的疾病种类太多有关，但细节部分仍待着墨。[30]清代医者的医书在民国仍非常重要，反而是时人新著没有受到更多的重视。反观民初西医，他们在与中国医学对话时，也会阅读中国的医书，探讨中西医疾病理论。例如俞凤宾在大力推广霍乱菌浆的好处时，也在书中讨论了可能是霍乱的“发痧”。就西医的立场而言，这种俗名还是废除为妙，但这类讨论使我们可以抓住中西医病名对照的许多线索，有一定文献价值。[31]  

其他个别较重要的疾病或医书刊刻，值得注意的尚有：①疟疾：如明代郑全望写的《瘴疟指南》，以及清代韩善征写的《疟疾论》（又名《疟痢自疗法》），都有4版，蔡陆仙《疟疾病问答》有3个版本。当时刊印旧作，有时会冠上“自疗”之新书名，以突显日常生活实用的需求。②痢疾：如清代孔毓礼编的《痢疾论》（又名《痢症大全》）（附加小儿急惊风证论、白喉论）和丁国瑞的《治痢捷要新书》，都有3版。当时有些医书也会附带其他某些传染病的治法在书后，增广其实用与参考价值。③鼠疫：如清人吴宣崇编，郑奋扬参订的《鼠疫约编》有4版，清人余德壎（伯陶）写的《鼠疫抉微》也有3版。值得注意的是：余德壎的著作，京师警察厅铅印本后附上了“瘟疫辨证治要”，可能是当时警察刊印一些治疗瘟疫的有效方子，在1918年第二次鼠疫大流行时供民众参考。[32]不过，前书在1928年后、后书则在1918年后就没有刊印，仅被收入医学类书中。[33]民初有关热病类医书的刊行，多是疫情爆发时作为善书刊印的，甚至直接由警察公告民众周知。这是传统医学在防疫中一个重要功能，也是医学知识生产与传衍的重要管道。例如1915年京师大疫，白喉、喉痧等症盛行，中医杨熙龄就上书警察厅，建言中医的治疫方法，并印制成治疫小册发放。[34]另外，超过3个版次的瘟疫类医书，还有刘复的《时疫解惑论》（有4版），徐相任的《急性险疫证治》、曹炳章的《秋瘟证治要略》（各有3版）。

[1]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4页。

[2] 李建民：《古典医学的知识形式》，收入祝平一主编：《中国史新论·科技与中国社会分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社，2010年，第125—179页。

[3] 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编：《全国中医联合目录》，第68—69页。

[4] 表格内显示其子包天白在1937年复编《伤寒发微》，乃讲义性质，流传也不广。但包天白也曾在上海多个中医院校教书，显见包氏传统伤寒之论述仍有一定之传承。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合肥：安徽科技出版社，1989年，第223—224页。

[5] 包识生：《伤寒论章节》，《包氏医宗第一集》，上海：包氏医宗出版部，1930年，书前第4—5页。

[6] 包识生：《国医学粹》，《包氏医宗第三集》，上海：包氏医宗出版部，1936年，书前第1页。

[7] 曹颖甫：《经方实验录》，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姚世琛序、凡例，第20、29页。

[8] 曹颖甫：《曹氏金匮伤寒发微合刊》，上海：千顷堂书局，1956年，凡例，第5页。

[9] 曹颖甫：《曹氏金匮伤寒发微合刊》，秦伯未序，第2页。

[10] 曹颖甫：《经方实验录》，第117页。

[11] 事在1919至1923年间。

[12] 秦伯未说：“熟悉经方是一切方剂的基本，后世方剂大部分跟经方发展起来。譬如，一株树罢，有了根才有枝叶花果，我们不能孤单地欣赏一枝一叶一花一果，而忽略了它的根子。……他充分地指出了研究中医应该从源寻流，不应舍本逐末，给予后学一个明确的方向。”出自曹颖甫：《曹氏金匮伤寒发微合刊》，秦伯未序，第1—2页。麻黄是经方派常用以发汗的药物，但为后来时方派所畏惧，后者多改采温病学派较常使用的桑叶和菊花来应付外感热病，此乃当时学术流派二分之结果。

[13] 曹颖甫：《伤寒发微》，台北：志远书局，2005年，太阳篇，第22页。

[14] 王致谱等编辑：《曹颖甫生平及其学术思想》。曹颖甫：《经方实验录》，第6页。

[15] 曹颖甫：《曹氏金匮伤寒发微合刊》，再版前言，第2页。

[16] 曹颖甫：《曹氏金匮伤寒发微合刊》，再版前言，第2—3页。

[17] 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第240页。

[18] 其实《温热论》和《湿热论》都没有单行本，均散见于清代医家的著作中。被收入医书之介绍，参考李顺保：《温病学全书》上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2、118页。但是民国时期未见有人将它们搜集起来，加以辨别、注释等。其实，医家多只看《温热经纬》即可，因为两者都被收入该书之中，但问题是，那是王孟英的解释与剪裁，而非原典。相反伤寒学的原版本，却是医者相当重视的，所以才会有各种版本的单行本刊刻。

[19] 另一个可能是，《温热论》和《湿热论》的内文都相当短，有时会被收入其他医书内，进行解读。例如《温热论》就收入《温热经纬》，称为《外感温病篇》；也见于唐大烈《吴医汇讲》卷1，称为《温症论治》；章虚谷则收入自己的著作《医门棒喝》，称为《叶天士温热论》。参考赵法新、胡永信、雷新强、丁红战等人主编：《中医文献学辞典》，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18页。

[20] 陈光淞 ：《温热论笺正》， 收入 《温病学进阶三书》，—北京 ：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 330-332页。

[21] 彭光卿辑：《时病分证表补注》，《时病分证表》，上海：上海书局，1955年，第1页。

[22] 例如民国时期，有关《温病条辨》或温病类的歌括、歌诀类的医书，就有锺少桃、颜芝馨、刘本昌、姜子房、赵奏言、李厚堃、吴藻江、王心皿、佚名等9种不同医书版本。姜子房编的《温病赋》甚至有4版刊行；1921年还有《温病汤头歌》，还有类似1932年刊行的周云章《温病三字经》，此皆记忆性或启蒙类式的书籍。图表类如1921年何仲皋的《温病审证表》。

[23] 沈麟撰：《温热经解》，收入曹炳章辑：《中国医学大成》第18册，沈麟原序，第1—2页。

[24] 这一点，《目录》的统计有所失误。因为据陆所增订之版本，应该称为《广温热论》，而非《目录》所载《（重订）广温热论》。《目录》误将由何廉臣（1861—1929）所重订的《重订广温热论》（或称《重补广温热论》）归于陆的著作，而没有写出何廉臣重订的地位。并且，《目录》统计1914年绍兴浙东书局所刊行者，是何的重订本，而不是陆的。参见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编：《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第391页。以上考证参考李顺保主编：《温病学大辞典》，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20、184页。不过，《温病学大辞典》也有误，该书宣称何廉臣的著作刊于1909年，但根据现行可见之重刊印版本，何廉臣在序文末，言其落笔于“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月望”，序文应为1911年11月所写，故该书采用的版本为之后的1914年版，参见（清）戴天章（麟郊）撰，何廉臣重订：《重订广温热论》，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绪言，第3—4页。

[25] 该病名（痉，Convulsive Disease）原出自《金匮要略》，现多指发热性痉挛，又旁及破伤风，可见中医一个病名往往可以对照数个西医的疾病。民国时期医者所斤斤计较的，正是中西医病名统一。参考何东灿：《金匮要略内科疾病之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95年，第21—32页。

[26] 刘亚农：《脑膜炎中医名称之商榷》，《医药顾问》民国十九年年刊（1931），第32—34页。

[27] 纪征瀚：《清代痧症医籍系统考》，《中医文献杂志》第4期（2009），第1—4页。

[28] 虽然“痧证”最后发展成一种包含许多疾病的统称，一般仍认为乃感受夏秋之间的风寒暑湿之气，或因感受疫气、秽浊之邪而发生的具有传染性的温病。参看李顺保主编：《温病学大辞典》，第268页。张纲解释：明清以来，或有以干霍乱、“解”为痧者，或有以疫喉疹、麻疹为痧者。然痧名应源自“沙”，“魏晋时期之本所谓沙者，乃沙虱入肌之病耳。以沙虱入肌旋生皮疹而发病，古人遂取茅茗之叶以挑、刮。此病以沙称之初旨，亦挑痧、刮痧之所由来也。而后世既昧其义，又转相附会，遂至于痧名无定指，所论之痧人人异矣”。参考氏著：《中医百病名源考》，第98—99页。

[29] 陈景岐：《七十二种痧症救治法》，台中：瑞成书局，1972年，第31页。

[30] 解读与社会史的部分可参考祝平一：《清代的痧：一个疾病范畴的诞生》，《汉学研究》31．3（2013），第193—238页。皮国立：《中西医学话语与近代商业论述：以〈申报〉上的“痧药水”为例》，《上海学术月刊》第1期（2013），第149—164页。

[31] 俞凤宾：《霍乱丛谈》，出版者不详，1922年，第20—24页。

[32] 参考曹树基：《国家与地方的公共卫生——以1918年山西肺鼠疫流行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2006），第178—190页。张照青：《1917—1918年鼠疫流行与民国政府的反应》，《历史教学》第1期（2004），第19—23页。

[33] 前者被收于《珍本医书集成》（1936），后者则被收于《中国医学大成》（1936）。论鼠疫之书，这两本很具代表性，但仍未涉及细菌论，倒是融合了近代以来西方的卫生论述。可参看（清）余德壎（伯陶）撰：《鼠疫抉微》，收入曹炳章辑：《中国医学大成》第17册，第6—7页。

[34] 杨熙龄：《喉痧或问》，《著园医话》，收入陆拯主编：《近代中医珍本集·医话分册》，第587—5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