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尼尔认为，医生处理的是世俗的事务，不论在何处，医生都很珍惜那些能治疗特殊疾病的方法。差别在于亚洲地区的医生，一旦其医理与医术达到“经典”所规范的要求，就无法再创新了。这样说或许过于武断，麦氏大概想作如是对比：西方医生会因为研发出新的治疗方式而获取更多利益与崇高的社会地位，这给了西医动力去积极研发新的治疗技术，并以新的医疗卫生体系来代替旧有的组织。相反地，近代以前的中医，从未在现代医院环境中行医，仅坚守古代权威的方式来获得治疗疾病的经验。[1]与此类似，李建民曾提到古典医学“正典化”的过程。“正典”指的是一门学科都有一些信念与观念，若要成为可靠的知识，就必须加以证明，但“基础”则无待验证，而是为其他信念提供依据。[2]李氏进一步认为“正典化”是一种“排除”原则，所谓平行的学说也有轻重之分，绝非一视同仁。[3]笔者希望进一步追问：近代以后，中医是坚守“正典”，还是通过（被动或主动的过程）吸收西医的知识，来确定或排除某些知识，达成“再正典化”的可能？[4]  

近代之后，西医及其传入的传染病学愈加深化，中西差异之鸿沟也更形加深。笔者认为，近代以来，中西医汇通的第一个阶段应该是针对中西医身体与生理概念的争执，这段历史笔者在《近代中医的身体观与思想转型——唐宗海与中西医汇通时代》一书中已有论述。张仲民也对晚清的生理学教科书进行研究，认为在晚清生理学是卫生知识的主体[5]，当时翻译的西医书籍是以生理学为主，而不是微生物学。[6]第二个阶段，中西医冲突日益加深，是因为细菌学的争议——民国之后，西医已逐渐完成医学翻译名词在中国的统一工作。[7]另一方面，中国的医科大学也陆续开设了细菌学课程，有的还成立了细菌学研究部，所用教材多为英、美的外文资料。为了适应当时的国情及教学需要，逐渐出现了一些自编或翻译的微生物学书籍。这些翻译的医书，进一步将西医的理论与知识拓展至全国。医学论述的核心在变，疾病定义的方式也跟着改变，在此背景下，对全国疾病精确定义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反对中医传统理论甚力的余云岫（即余岩）说道：“古无传染病之说，皆以为瘴气，皆以为天行，又皆以为鬼神之祟，故当一种时疫盛行之时，必有符咒祈禳迎神打醮之事。”“至于今日，除我国之外，世界文明社会几无人不知细菌，几无人不知传染病之病原为细菌之祟。故一切公众卫生之道，易行而日精。环顾我国，依然如旧，疾病之生，先鬼神而后医药，不知预防，不识趋避，故时疫一起，动戕千百。”[8]余氏的话反映了古典医学根本没有所谓的传染病学，不知细菌病原和预防措施，观念错误落后。与近代第一阶段中西生理与身体观的争议不同，那时中医可以坚守自己的学说和西医对话，整体压力比较小；但民国以后，卫生工作的背后指导思想、根基，其实就是细菌学，西医的知识得到国家的全面认可，中医理论“被废”的压力如潮水般涌来，冲突不可避免，中医界也进入全面论争的状态。

雷祥麟专长于研究民国时期中医学在各方面的转变，他认为民初中西医之争中，传统中医负责任的对象是病人而非疾病本身的定义。[9]当细菌学知识传入中国后，疾病的根源纷纷被揪出，于是医生负责的对象由病人转到了疾病本身[10]，中医也必须逐渐认可并追寻单一致病原因的新趋势。[11]不过，这种趋势是否对中医解释疾病产生了绝对的影响，或如何促使中医去重新诠释细菌、传染病学所带来的影响，则还有许多讨论空间。李尚仁曾透过万巴德（PatrickManson，1844—1922）扭转西方“瘴气说”的论述，而确立微生物——疟原虫对疟疾的致病因子影响的例子，来说明一个科学研究或理论的成型，其实背后牵涉到高度复杂的显微镜操作技术、研究材料的取得以及研究成果的发表、确立，这都不是从中医古代医书出发可以解决的问题。[12]曹东义近年来所写的热病学专书，对这段期间的总结只举出张锡纯善用中西药（阿司匹林石膏汤）来共同治疗热病，并肯定某些西医对中医的支持，说这是“中西医结合”。这样的结论与分析还太过简略，因为民国中医所碰到的问题，显然更加复杂。

若以今日西医的疾病分类的观点来检视（现今的疾病概念也大多是西方的），传统医学之分类方式既粗糙又不精确。举例来说，西医所谓的“伤寒”（Typhoid Fever），是由伤寒杆菌所引起的全身性急性传染病。其临床症状有持续发热、相对缓脉、脾肿大、玫瑰疹、腹胀、特殊中毒症状、白细胞减少，少数病例可并发肠出血或穿孔。伤寒杆菌随大小便排出体外，通过污染的手、餐具、食物、饮料、苍蝇或蟑螂而传播，日常生活接触是传播病原的主要方式。[13]这里面包括病人身体症状、病因、传染原以及传染途径都巨细靡遗，此即近代西医传入后所带来的疾病知识分类与解说，与中医“伤寒”或“温病”、“六经”或“卫气营血”、“三焦”等身体观都大不相同。若现代医师在看病时，提出“伤寒”和“温病”的名词，可能多数人都不甚明了而感到莫名其妙，因为在我们的既有知识中，疾病的名称已被西医的名词标准化了。此一过程，在民国时已开始。[14]那么，就中医的立场来看，他们如何化解过往“伤寒”和“温病”的学术争论或分歧，并在身体认知理论上，适度融合西说，形成一个新的、足以让人信服的知识谱系呢？

近代以来，包括中医伤寒与温病在内的外感热病学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范行准认为：“通观温热病学，自嘉道以降，虽著述如林，而大多抄袭陈言，或叙述一二新病以装点门面，故不久其学渐衰，而代之以起者，则多从温病中分出的新病，故总论一类的温病学撰述，不复有昔年之盛。或名为温热病的总论，而实际其中已偏重于一种的传染病。”范认为至近代不管是“伤寒学”还是“温病学”，都是衰弱的，只有“总论”的意义而已。[15]如果热病学门的两个代表都只是“总论”而已，那如何在近代，甚至民国之后保住其实用性而不被淘汰呢？范的推论值得商榷。但近代中医热病学门的各种疾病定义方式，显然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目前的研究，还无法解释中医传统热病学和传染病学的生成之间，有什么关系；本书不再重复论述中医对个别传染病的认识，而是直探中西医对“传染病”定义的理论核心——“邪气”与“细菌”之争议，检视这些论争对整个传统中医热病学发展的影响，以及这些讨论背后又代表了何种变与不变之历史脉络。

关于名词之解释，就当时中国社会而言，举例来说，将“流行性感冒”视为“恶伤风”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学名”与“俗称”并存的二元状态，至今仍存在。[16]但中医的外感病也可以是俗称的“伤风”、“感冒”或“着凉”等，太过庞杂又难以分辨。如余云岫就说：“伤寒与普通之风邪，其初发热时，全然不能分别。”没错，中医称外感病又叫热病，但是范围太广，令人有“全然不能分别”之感。[17]1918年秋天爆发之流行性感冒，余云岫称“颇极猖獗，多有死者，此时蔓延世界，英、美、德、法、日本皆大流行，不止我国也”。当传染病变成人类共同敌人时，在交流频繁的国际社会间，必定出现统一的病名、预防法、诊断规则等模式，以防堵其蔓延。19世纪末以后的中国，当然不可能自外于世界，一般传染病多被要求有明确之定义范围；而连带的，身体被解读为保持健康的主体，在中西医两个疾病解释体系孰为正宗的角逐战中，对于某些染病历程的看法（如传染）与调养的技术等日常生活之应对，也将产生转型。

一般来说，传染病除少数例外（如外科麻风、痨瘵等），绝大多数可以归在温病的范畴内。就中医的分证理论来说，要像现代这样分析传染病的病原与成因是不可能的，中医采用的是另一套理论架构。温病和伤寒学说一样，最早都是针对流行传染病的，但两者的临床应用却又不完全限制在治疗疫病和外感疾病，实皆针对医学体系中对疾病认识的深化而有所发展、扩大。当西医传入后，中医在治疗疫病上仍坚守自己的学说，维持本身治疗地位的稳定，这种倾向进一步加深了中西两个医学体系在疾病认知上的歧见。1880年厄波斯（Karl Eberth）在伤寒病人的尸体内发现伤寒菌；至1900年又有副伤寒病（paratyphus）的进一步确认。[18]近代之传染病被视为一种“有生命的东西”，成为“离开生物就不能存在的东西”。[19]但民国之前的中医重视抽象的哲学思考，疾病的身体观并未和外界的微生物有所交集，反而是和气候（如六气）、环境（如南北）与看不到的各种“气”有关。民国初年，即使中医们治疗疾病的技术不逊于西医，但由于中医对疾病各有各的见解，对疾病定义不确定的压力，就会直接转嫁给病人，让病人不知所措，所以如何面对细菌学兴盛后所带来的疾病解释的重大转变，即为民国中医无法回避的问题。

民初谢利恒说：“盖中西医学立说不同，生理之名词既有出入，病理之推求更有细菌、六淫之异，故据疾病以言名，则名不同；以言因，则因不同；以言理，则理亦不同。倘非中西医各有深刻之研究，乌能实现汇通之道哉！”[20]对中西医有一定理解的人都知道，若是从统一中西医病名出发，将会是汇通上的一大难处。台湾著名中医家马光亚（1914—2005）曾说：“中医一病有数十种治法，要融合统一病名实在困难。”“如果要中西医统一病名，《伤寒论》六经之病名，西医何以来配合统一耶？”[21]是的，统一病名是个理想、目标，但近代中医达成什么成果则是个大问题。1931年兴起的“统一病名之争”，其实是政策、西医、病人三方面的力量对中医传统学术的拉扯。我们着眼并欲求其解答的是：医家如何改变自己的说法，或是如何说服中医固有的思考模式是值得信赖的；如果不可行，他们又改变了什么，捍卫了何种价值？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医史课题。并且，我们不止要看来自西医的压力，也要看西医的病名或以细菌学定义论述的模式，中医的回应方式，以及中医如何对抗细菌。

[1] 详见麦克尼尔（Willim H．McNeill）著，杨玉龄译：《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第276—278页。

[2] 李建民：《追寻中国医学的激情》，《思想4·台湾的七十年代》，第254页。

[3] 李建民：《追寻中国医学的激情》，《思想4·台湾的七十年代》，第254—255页。

[4] 详见第二章论述。

[5] 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二章。

[6] 袁媛：《近代生理学在中国（1851—192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7] 参考张大庆：《高似兰：医学名词翻译标准化的推动者》，《中国科技史料》22．4（2001），第324—330页。以及氏著：《早期医学名词的统一工作：博医会的努力和影响》，《中华医史杂志》24．1（1994），第15—19页。

[8] 余云岫：《传染病》，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序文，第1页。

[9] 详见雷祥麟：《负责任的医生与有信仰的病人——中西医论争与医病关系在民国时期的转变》，《新史学》14．1（2003），第62—69页。

[10] 即西方医学宇宙论（medical cosmology）中由“个体”到“物”之研究转变。详参N．D．Jewson，“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Sickman from Medical Cosmology，1770 1870，”Sociology 10（1976）：225 244．以及李尚仁：《从病人的故事到个案病历——西洋医学在十八世纪中到十九世纪末的转折》，《古今论衡》第5期（2000），第139—146页。

[11] 吴章（Bridie Andrews），“Tuberculosis and the Assimilation of Germ Theory in China，”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 52（1997）：114 155．

[12] 参考李尚仁《万巴德、罗斯与十九世纪末英国热带医学研究的物质文化》，《新史学》17．4（2006），第145—194页。以及《看见寄生虫——万巴德丝虫研究中的科学实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8．2（2007），第225—259页。

[13] 黄高彬、谢献臣、陈莹霖编著：《大陆地区传染病概况》，台北：“行政院大陆委员会”，1996年，第27页。

[14] 初步介绍，参见邓铁涛主编：《中医近代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93—100页。以及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石家庄：中西医结合研究会河北分会，1983年，第236—242页。

[15] 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第240页。

[16] 余云岫：《流行性感冒》，《传染病》，第35页。

[17] 皮国立：《民国疫病与社会应对——1918年大流感在京、津与沪、绍之区域对比研究》，《新史学》27．4（2016），第57—107页。

[18] ［日］石川光昭著，沐良译：《医学史话》，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第171—172页。

[19] 西格理斯（Sigerist，Henry S．）著，顾谦吉译，胡适校：《人与医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第101页。

[20] 王咪咪、李林主编：《唐容川医学学术思想研究》，《唐容川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第640页。

[21] 马光亚著，梁明达整理：《中西病名统一实在困难》，《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马光亚》，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1年，第287—2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