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在马来西亚的槟城，曾经诞生过一位挽救过中国国运的人物。

他不但是中国现代医学的奠基人之一，还是剑桥大学第一位华人医学博士。

更牛的是，他也是诺贝尔奖史上首位华人候选人......

然而这位堪称国士无双的人物的名字，却一度无人知晓。他叫伍连德，字星联。

梁启超先生曾赞誉道：“科学输人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从1908年到1937年，历经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等历史时期，伍连德的人生贯穿了近代中国卫生事业发展的各阶段。

他为国30年的服务履历，是近代中国医学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历史的一个缩影，让眠眠带大家一起，回顾下他史诗般辉煌的人生。

伍连德祖籍广东台山，出生于马来亚槟城一个极其普通的华人移民家庭。

1896年, 成绩优异的他，顺利进入到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Emmenul College）学习医学。

1902年，他先后到英国利物浦热带医学院、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和法国巴斯德研究所进修。

一年之后，他便通过了医学博士论文答辩，收获满岌，学成回乡。

回到槟城后，伍连德成家立业，开诊行医，走上了人生第一个巅峰，在当地很快就小有名气。

显然，此时的他不会想到，自己未来的人生会出现多么大的变化。

时间到了1907年时，伍连德忽然接到了一封印刷精良异常的信件，署名更是不得了：居然是大清朝直隶总督袁世凯！

这是咋回事呢？为什么堂堂清帝国高官，会给一个远在南洋的医生写信？

打开信件，伍连德发现原来袁大人是亲自邀请他，去到天津就任陆军军医学堂帮办。

是留在这衣食富足的槟城，还是远赴风雨飘摇的大清？

伍连德思考了许久，终于，胸中那远方青年游子久存内心的报国之情，压倒了对眼前安逸的眷恋。

于是，伍连德毅然放弃了已有的事业，只身前往一切都是未知的故国。

1908年，伍连德终于回到了中国，却极为不幸恰逢袁世凯在政治上失势下野…

好在是金子总会发光，经过友人介绍，伍连德见到了陆军部尚书铁良，并得到了他的赏识任用，依然维持袁世凯的任命不变。

当伍连德到天津陆军军医学堂上任后，发现学校聘任了很多日本教师。

这些人虽然能力很强，业务优秀，但是他们只用日语教学，并且仅仅培训看护、裹伤本领，并不培养中国的高深医学人员。

显而易见，这都是日本帝国上层的安排。

伍连德意识到，如果不改变这一状况，学校根本不可能为中国军队培养优秀的医务人员，只能是做被日本利用的附庸工具。

于是，在陆军军医学堂里，他开始了为国服务的第一个工作——建设中国人自己的现代化医学教育。

接受过顶级西方教育的伍连德。

决意改变清末只重书本的陈腐教学方式，也抛弃了那些第二流的日本教材，直接升级到全欧洲最新的教材，引进世界医学最新的成就，并且同时用中文和英文教学，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合影，前排左三为伍连德

这样的付出很快就收到了效果，短短两年以后，伍连德就拥有了一批学术精湛，且视野非常广阔的学生。

事实证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些学生将和伍连德本人一起，承担起一个扭转国运的重大任务…

1910年，东北地区突然爆发了一种可怕的大规模流行性传染病。

染疫病人，先发烧，次咳嗽，继以吐血，不敷日即身死，死后皮肤呈紫红色…

这些症状指向一种曾经令世界都为止胆寒的瘟疫：鼠疫。

当时，整个鼠疫流行中心的东北三省，疫死5000人以上的就有哈尔滨、长春、呼兰；疫死4000人以上的还有2处；疫死3000人以上1处，此外还疫死2000人及以下的，还有十数处......

更可怕的是，因为当时东三省是中国铁路网络最发达的地区，疫情沿交通线迅速扩散，这里的政治局势也异常复杂险恶：俄国和日本把这里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都虎视耽耽，随时寻机扩大侵略特权。

特别是日本，一直企图通过自己主导疫情治理，来插手东北的政治。

同时，在东北居留的俄国和日本侨民众多，他们之中已发现有人感染上了瘟疫。

如果处理不及时得当，同样可能造成外交危机，因此在这个危急时刻，清政府需要有人能挺身而出，承担处理东北鼠疫的重任。

显然，伍连德就是最适合的那一个。

他不仅具有流行病学、细菌学知识，也受过良好的医学训练，更重要的是，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出那种为国解难的决心和意志。

因此，在著名外交家施肇基的推荐下，伍连德被委任为瘟疫调查员，派往哈尔滨迅速了解疫情。

伍连德刚到哈尔滨，就干了一件全中国都没有人敢做的事：解剖死尸，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人体的解剖。

通过对死亡患者进行病理解剖，伍连德确定此次瘟疫为鼠疫，并且和此前席卷欧亚的腺鼠疫不同，这是一种前所未见的新型鼠疫。

腺鼠疫是从鼠传给人，而这种鼠疫呢？

是人传给人，鼠身上却根本没有…

而且这种鼠疫是通过人的呼吸系统传播，因为这些特征，伍连德将其命名为肺鼠疫。

它主要通过人与人传播，传染性强，死亡率高，且根本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面对这种新的瘟疫，伍连德认为控制疫情必须实行严格的隔离检疫，并根据疫情传播蔓延的方式、路线提出了9条建议。

经过多方努力，当地政府和俄国方面负责人全面接受了伍连德的防疫方针，出动军队参加防疫，检查流动人群特别是加强铁路检疫，对可疑病人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

1910年，获得政府批准的伍连德，在山海关设立检疫所，始创了中国自主的防疫机构，并联络各海港同时实行检疫，从而成为这场人类与瘟疫之间惨烈战争事实上的指挥者。

虽然有了根据地，但这场艰苦的战斗还远远没有结束…

由于瘟疫的来势过于凶猛，人民死亡无数，当时仅哈尔滨傅家甸坟场就露天停放了数千具尸体，无人过问。

伍连德发现这个情况后，立刻明白这可能是极为危险的传染源。

在征得地方士绅支持后，他上奏朝廷，请求集体火化这些尸体。

这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

好在清政府当时的一把手，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也知道在这人命关天的紧急时刻，不能再循常理人伦办事。

于是清政府对此事的处理表现了罕见的开明和办事效率，迅即照准。

1911年1月30日，伍连德指挥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为消灭疾病而进行的大规模集体火葬，焚尸三天。

这一行动，在后来也被公认为东三省鼠疫防疫的转折点，在国际上同样引起了很大反响。

经过数月奋战，伍连德和他的战友们终于使东北鼠疫在4月底得到全面控制。

1911年4月，清政府在奉天（今沈阳）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

它是自古以来首次在中国举办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

来自12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

伍连德力压鼠疫研究泰斗日本专家北里柴三郎，担任了这次大会的主席。

会议成为中国卫生防疫事业一个新的起点，对我国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的建立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伍连德也就此闻名世界。

根据会议建议，清政府在哈尔滨设立东三省防疫事务处，并在哈尔滨、牛庄（今营口）、安东等8 处设立防疫医院及检疫所，伍连德被任命为总办。

不仅是成功平息东北鼠疫，在民国成立后的复杂险恶的国际国内环境下。

伍连德同样凭借自己的非凡才干和不懈努力，取得了很多杰出的成就。

比如，他坚信中国社会进步离不开发展近代医学科学。

1914年1月，他向民国政府提交了《拟改组全国医学教育意见书》, 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改革医学教育的计划。

根据他的建议，内务部颁发了解剖条例，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给予人体解剖以法律上的认可。

对于中国医学发展意义巨大，可以认为是中国传统医走向现代系统化过程中的一次大突破。

伍连德和妻子李淑贞

作为接受西方医学熏陶培养的科学家，伍连德同样重视中国传统医学。

他发现，中国传统医学在当时西方的影响力极为微弱，比如当时的经典，美国医学史家嘉立森（F. Garrison)出版的《医学史》一书，对于中国医学篇幅不到一页，且有不少误解。

对此伍连德深感必须尽快著文立说，将中国传统医学文化历史推向世界，使学术界能够正确认识到中国医学发展历史上的成就。

他与王吉民一起收集有关中国医学发展历史沿革的史料，以及近代西方医学在中国传播的相关资料，以英文编写《中国医学史》。

两人通力合作十余年，终于在1932年完成了这本大部头著作。

通过著书的过程，伍连德深知要发展现代医学，必须处理中西医之矛盾。因而号召全国医务界要破除门户之见，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医界“ 俨然有留学东西洋及毕业本国之分，精神散涣，各存珍域之心，意见参差，难望切磋之益。医业之不进步，此实为一重要原因”。

在中国，推进现代医学的传播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伍连德虽然业务繁忙, 依然在此方面作了很多工作，他呼吁医学界同仁加强团结：

“聚同业于一堂，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以互助之精神，作公开之讨论，集思广益，辨难折疑，则医业有不日益发达者哉? ”

正是在这样的心愿下，伍连德最早提议成立中华医学会。

1914年4月，伍连德在上海与颜福庆、俞凤宾等7人联名发起组建了中华医学会，伍连德被选为会长。

中华医学会成立之后，又出版了《中华医学杂志》。

伍连德任杂志主编，主管英文版编辑工作。

不仅如此，伍连德在兴办医学院校和医院方面也取得了很多成就，曾经在东北先后建立了哈尔滨医院、齐齐哈尔医院、满洲里医院、三姓医院、大黑河医院、同江医院等先进的防疫医院。

1916年，北洋政府批准了伍连德建议, 在北京筹建中央医院。可是当时的中国，战乱四起，很难凑出足够的资本兴建大型医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伍连德亲自多方奔走筹款，曾返回故乡槟城募捐。

最终，中央医院（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在两年后落成开诊，成为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兴建的大型综合性医院，伍连德担任了医院的首任院长。

1926年，伍连德和林家瑞在东三省特别区长官公署及哈尔滨海关的资助下。

借助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所属滨江医院的临床设备和技术力量，创办了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现哈尔滨医科大学），并担任第一任校长。

包括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其创办也离不开伍连德的努力。

二十世纪初，洛克菲勒基金会计划在中国资助大型长期项目。

与此同时，伍连德也向袁世凯提出加速兴办现代医学科学院，发展中国的医学教育。

在双方的合作协商之后，洛克菲勒基金会终于决定将钱投向中国西医学建设。

见到机会大好，伍连德建议政府邀请基金会派遣代表团来华考察。

代表团受到袁世凯、黎元洪及其他高级政要的接见。伍连德博士则参与了全程引导与陪同。

最终，这次参观成就了一份名为“中国的医学”的详细报告，并呈交给了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会。这份报告中提出，第一个医学机构应设在北京，这就是后来的协和医院。

除了发展现代医学外，伍连德也反对西方国家干涉中国内政、毒害中国人民。

维护国家主权，是他一贯的主张。

为此，他不仅和前辈林则徐一样禁烟硝烟，还从西方人手中夺回了珍贵的海关检疫权，这两样放在任何人身上，都是可以吹一辈子的成就…

1912年1月，伍连德代表中国政府出席了国际禁毒大会，并签署了禁毒宣言。

一年之后，他再次以中国代表身份与外交部次长颜惠庆一同出席了第二届国际禁毒大会。

他还在上海主持了大规模焚烧鸦片、烟具行动，向国人和世界人民展示中国禁毒的决心。

1920年，伍连德在主管东三省防疫处任内，提出中国人“自己办检疫”的主张。

1923年前后，他派遣中国医务人员分赴丹东和满洲里等地主持陆路检疫工作，此为我国收回检疫主权之前奏。

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在上海设立了“全国海港检疫处”，任命伍连德为处长。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就算是伍连德这样的大牛也只能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1931年，“ 九一八事变” 爆发东三省沦陷，伍连德倾心血打造的在东北卫生防疫事业也遭遇了灭顶之灾。

与当时中国知识界的许多人士一样，伍连德对于日本的感情非常复杂：

一方面，他对于日本现代化取得的成就非常赞赏乃至敬仰，还曾经获得了东京帝国医科大学医学博士学位，这是日本首次破例授予此学位给一个外国人。

可是另一方面，日本军国主义肆意侵犯中国领土，也让身为华人的伍连德无比愤慨。

他曾经在《中国评论周报》上发表抗议日本侵华行径的文章，这使他在长春遭到日军的逮捕，幸亏有英国方面的帮助，才幸免于难。

伍连德在东北20多年的心血毁在了日寇手里，他不得不到上海主持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事务，继续从事国境卫生检疫工作。

并且，又一次承担起了极其重要的责任…

1932年，上海又爆发了大规模的霍乱，这一次所幸有伍连德坐镇，疫情很快得到了成功控制，他本人也再一次名扬天下。

然而不幸的是，1937年日本侵略军的炮火又打到了上海，淞沪沦陷，他的事业再次毁于敌寇之手......

在连天的抗日烽火中，饱经沧桑的伍连德举家离开上海，告别自己为之服务了30年的祖国，回归南洋老家槟城。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槟城也还是遭到了日军践踏蹂瞒，伍连德的人身自由也受到日军的无理监控。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他才迎来了安谧的晚年时光。

虽然在国内伍连德的成就被人淡忘，但是他并没有忘记祖国。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医学会由上海迁到北京，伍连德把自己在北京的故居捐献出来，作为学会的办公场所。

李约瑟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史》遇到资金困难，伍连德又出面说服新加坡富商李光前出资，使该书得以出版发行。

1959年，他出版了个人传记《鼠疫斗士——一个现代中国医生的自传》，在书中回顾了自己生平为国服务的历程，表达了自己对祖国未来的期望。

值得一提的是，纵使一生挂了无数头衔，但伍连德却只用了“斗士”这个词来形容自己，可以见得其身上的谦逊和勇气。

次年1月21日，伍连德病故，寿享8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