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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柯兄回忆录第十章“母爱如天”

已有 2338 次阅读 2020-3-20 07:48 |个人分类:谈情说爱|系统分类:生活其它| 柯新桥回忆录, 第十章, 母爱如天

前几天,柯兄发过来他的回忆录《冷暖人生》(25万字)初稿,要我提提意见。拜读之后,我挑选了“第十章母爱如天”转载于此,兼以祭奠我的母亲。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曾经有恩于人,但对自己的母亲却往往都是愧对,永远都难以回报。柯兄如此,我也是如此。看完柯兄写的这一章,惭愧自己成天舞文弄墨却没有如柯兄这般为自己的母亲留下回忆。

实际上,20年前整理出版过父亲的遗墨《沧海拾零》,里面有不少母亲的故事。那是父亲的心意,更是我的遗憾。柯兄的“母爱如天”是对我的再一次鞭策......

下面是柯兄《冷暖人生》的目录:

第一章   故土情怀

第二章   童年往事

第三章   青涩年华

第四章   军旅途中

第五章   乡村磨砺

第六章   杏林学子

第七章   师门履步

第八章   教研生涯

第九章   淳淳夙愿

第十章   母爱如山

第十一章  幸运时光

第十二章  艰难抉择

第十三章  定居鹏城

第十四章  老骥“新兵”

第十五章  龙华之行

第十六章  天佑“好”孙 

附柯新桥:第十章“母爱如天”

母亲的不幸离世,是我一生中永远的伤痛,多年来常常为此深感愧恨而不能自拔。

无论时光怎样流转,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母亲对儿女深情的爱一直都是我心中最最明晰的情节;在一次又一次的回首和凝望之时,我都会清晰地明白:梦里依稀的,是慈母的眼泪和关爱;这滴泪,这份爱,缠绕在心底,铭记在心中,永无绝期!

母亲,儿子在这有生之年永远无法忘记您的生我养我的大恩大德;母亲,您的爱将永远是儿不可逾越的高山!

“萱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慈母依堂前,不见萱草花。”“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游子吟》)

多少年来,每当夜深人静之际,我于心默念唐代诗人孟郊这首歌颂人间最伟大的爱——母爱的名篇之时,常常禁不住泪流满面,一股莫名的悲伤、思念抑或对我母亲的内疚、自责涌上心头这种悲伤与自责在母亲去逝后30余年的今天,从来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忘;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自责和思念更为强烈。那是因为一生善良、勤劳、坎坷命运多舛的母亲,为了她的儿女们历尽磨难,然而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光,由于我们的无能而未能“善终”啊!

一、

母亲肖凤英于1922年10月30日(农历9月11日)出生于程潮“唐个头”村一个贫苦的农家。上个世纪初叶,由于家道贫寒,加之兵荒马乱,曾外公及外祖父兄弟数人只好举家搬迁至石山乡周铺村一个名叫“下家湖”的偏远小山村里并定居下来,经过数年的开荒而耕种数亩贫薄的田地,以维持全家人的生计。外祖父肖开顺(1896.10-1958.06)和外祖母汪氏(1902.8-1966.09)均是为人厚道的庄稼人。所生养四个子女,分别为我的母亲肖凤英(包括她的堂弟妹在内的10余人当中,母亲的年龄最长)、大舅肖文松(1926-1999)、细姨肖春香(1930-2017)、细舅肖文财(1936-1994)。小时候听长辈们叙说,母亲年青时是个勤劳、智慧、善良、美丽的农家女孩,由于家境贫寒,从未进过学堂;从懂事的时候就开始帮助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诸如放牛、拾柴、洗衣、做饭;稍长,即开始担当较为繁重的体力劳动如挑水、种地等等,俨然成了外祖父母的得力帮手,并因此而练就了强健的体格;加之懂得孝敬大人、友爱弟妹,因此深得父母的倚重和弟妹们的信赖。也正因如此,养成了她老人家倔强的性格。母亲16岁那年(1938年)秋天,经媒妁之言,即离开父母,远嫁到柯家营,来到我们这个一贫如洗的家中,支撑着这个苦难的家庭。

据我外祖母、姑母及父母后来断断续续介绍所知:我的父亲从小体弱多病(哮喘),经年患病在床;在他不到12岁的时候父母亲(我的祖父母)不幸先后病故(或死于非命)而成了孤儿。幸亏有伯伯、叔叔、婶婶们的照料,才得以生存下来,但每至秋冬季节气候寒冷之时常常发病。由于善良、勤劳的母亲的苦心操持,家中才慢慢有了些许生气。常言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时祖上仅留下一间毛草屋,可谓家徒四壁,除了烧火做饭的锅灶碗筷之外,连一些基本的农家用具也残缺不全;仅有的两、三亩田地,却远在离柯营3里地的吴家墩旁的一个叫“小四香”的地方;生活上常常是吃了上顿愁下顿。母亲在出嫁前从外祖母那里或多或少地知道一些新家极度贫穷的境况,并作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然而却未曾想到穷到如此程度,并为此常常暗自落泪。

然母亲却又是一自尊心极要强的人,为了支撑这个苦难的家庭,过门不久的她即起早贪黑地操持家务、下地劳作;深冬初春父亲哮喘病发,她既要照顾病人,又独自一人下到湖田、地间承担起男人的职责——育秧备耕、养护麦禾,这在旧社会对于只有三寸小脚女性而言,是何等的不易!家乡地处长江之滨,那时经常洪水频发,一遇灾害,乡亲们随即弃农捕鱼,以维持生计。父亲因病农活做的极少,加上自小就养成抽烟、抹牌等不良习性,多少年来,我们家的大小农活,大都是母亲承担的(包括用牛犁田、耕地这些完全应由男人所担当的农活);即便是怀有大哥期间的10个月内,仍然天天外出劳作。从小极为疼我的姑妈在我成人之后时常言道:你母亲“极守妇道”在柯家营那也是出了名的,其时条件如此之差,她却从来不言放弃,仍然默默地、全身心地照料着重病的父亲及年幼的哥姐们。作为过门不久即独自一人支撑着这个贫困家庭的年轻媳妇,母亲的一举一动,深深地感染了她的叔叔、伯伯等长辈,以及堂兄弟姐妹们,并渐渐地赢得了他(她)们的尊重。其时当地名流、在鄂城县保安团担任团长的堂叔柯松井更是对我母亲刮目相看,除了称赞有加,还不时从经济上予以帮助(据母亲后来告诉我:老人家有年春节从县府回到柯营,见我父亲病卧在床,家中毫无年关的气息,随即拿出2块大洋,才使得一家人艰难渡过);又如其家中有一条已废弃多年不曾使用的小木船,经修补之后,特送给父母亲捕鱼捞虾以维持生计。

二、

1941年夏天,大哥华明的降生,给我们的家庭带来了新的生机;我的外婆倾其所有,及时从下家湖赶来照料。好在家乡村前村后不是河流即是湖泊,鱼虾随时可以捞到,再加上亲房叔伯的长辈们的施舍,使母亲在哺乳期间所需的油、盐、柴、米及其他生活物质有了最基本的保障。大哥一满月,以母亲生性好强、一生勤劳、不知疲倦的性格,旋即又下地劳动了。在我的印象中,老人家的一生,犹如一台永无歇止的机器,几乎每天都劳作到深更半夜,且这种日作而出、日落而息、从无停止的强体力劳动,一直沿续到孙子锋锋出世,并来武汉生活之后。

1942年秋天,大哥一岁多的时候,由于家中所耕种的几亩薄田离家甚远而决定举家搬迁至离柯营约3里地的吴家墩村。说是搬家,其实也就是一条扁担,两只箩筐,几件破旧的衣物,再加上一些基本的日常用品诸如碗筷、油盐、灯具之类。除了家道贫寒,还由于那时正值兵荒马乱的抗日战争时期,武汉失守后,鄂州较早地沦为日军统治区。驻守在家乡的国民革命军、新四军曾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期的、殊死的游击战争,从而使得农家肥沃的田园渐渐荒芜,人民群众的生活更为困苦。

初到吴家墩时,吴姓人家已经迁居他乡,父母即在土墩前面、长港之滨,利用吴家废弃的青砖,捡来湖中的芦苇和稻草,搭起了三间茅屋,权作栖身之地并艰难度日。自此之后,我们全家至今共五代人,先后80年,自始至终定居在吴家墩村。1944-47年,二哥明桥及姐姐玉兰(细姐)相继出世;以旧社会的传统习俗,父母又为明桥兄从“路口”段姓人家领养了一童养媳,即玉容大姐(比玉兰姐年长2岁),由于吃饭人口的逐渐增多,父母亲愈来愈感到莫大的生存压力。

解放后,我和妹妹细容(1958年农历5月30,公历7月16日)又相继来到人间,不经意间已是一个八口之家的大家庭,而母亲几乎是支撑起这个家庭唯一的“强劳力”;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我们这个贫穷的家庭始终是在贫困线上苦苦的挣扎,似乎从来就没有“翻身”过。好在母亲身体一贯硬朗,使得全家人能够艰难地、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自幼身材瘦小的大哥华明老实、勤劳,稍稍懂事即开始帮助大人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如放牛、栽秧、捕鱼、种地、采挖野藕等等,减轻了不少父母亲的劳动负担,成人之后更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一生犹如一头老黄牛一样从无歇止的劳作(仅解放之初读过两年小学);两个姐姐由于家道贫寒和乡村重男轻女的原因,亦从小就开始帮助母亲从事繁重的家务,且从未上过一天学堂……。按道理说,有了兄姐们的微力帮助,母亲应该喘歇一口气了;然而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无论是烈日炎炎的夏天抑或大雪纷纷的寒冬,无论是极其困难的五十年代还是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的1970年前后,甚至在我来到武汉读书的那几年中,她老人家似乎从来就没有很好的享受过那怕是短暂几天的清福,为了她的儿女们,仍然是起五更、睡半夜的日夜辛勤劳动。如每至夏季农忙“双抢”(抢收稻谷、抢栽稻苗)时,总是顶着炎炎烈日下到田间扯秧,为的是多争几个工分(这在农村那可是“强劳动力”干的农活啊);寒冬腊月,总是在凌晨2-3点钟起床,迎着寒风,踩着冰霜,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地里(以手电指引)收拾猪粪、牛粪(一个早上下来,常可争到4-5个工分,相当于一个全劳动力的半天报酬);收摘棉花时,一个人有时可达到两个人的工作量;记得小时候,有一年夏季,母亲不慎患了一种俗称之为“臁疮”(下肢慢性溃疡)的外科疾患,局部化脓渗液,疼痛难忍,经久不愈,行走极不方便(那时农村医疗条件极差,除非危及生命,故很少有机会医治),仍然天天坚持在近40度的高温环境下扶着拐棍收割庄稼、洗衣做饭。而唯一的“敷药”治疗竟然是每天用民间的一种土方法——“鸡粪”(即较清稀的鸡大便)涂搽在创口上面,用草药马齿苋、蒲公英等煎汤内服。好在她老人家身体硬朗,抑或是上天眷顾这个贫穷如洗的家庭,大约半年后局部才慢慢地结痂……。所有这些,数十年间,仍历历在目,至今回想起来,常常倍觉辛酸。

母亲虽性格刚烈,但为人心地善良,待人诚信。记得60年代初黄河洪水泛滥,河南大量的灾民涌向各地,一段时期内几乎天天有逃荒要饭的人流来到村头。但凡讨要到家门口者,虽然我们家比起他(她)们来似乎强不了多少,而母亲无论再穷也要有所施舍如大米或麦面。隔壁左邻右舍,只要有所求助,母亲总是倾其所有,并由此深得大家的信赖。正因如此,我们家在解放之初被定为“富农”成份,由于父母亲有较好的人际关系,加上特殊的历史原因,最后才得以改为“上中农”,并由此“逃过一劫”,不然我这一生的命运肯定得要“重写”。那时大队、公社干部经常来到村里住队,吴家墩村共有60多户人家,而其间大多数是在我们家由母亲做饭“供饭”(其实母亲做饭的水平只能算一般,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老人家“舍得”拿出家中的鸡蛋、新鲜蔬菜等农产品给干部们吃)。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只要有下乡知识青年来到吴家墩,绝大多数情况下均会分配1-2名长期住在我们家中,近60年过去了,直到今天仍然有住过我家的老知青在与我交往联系(如50年代末住在我家的武汉知青谭成举与我大哥是多年的好朋友;鄂州城内的王旋凯、龚帮法、徐继发、陈华全等同龄知青如今仍与我时常有短信联系)。

三、

60年代初,由于家境贫寒和自身条件所限,哥哥们的婚事成为了父母亲极为“头痛”的事情(大姐玉容因为二哥的原因,大约在1965年终于离开了这个她生活了十多年之久、并与我们建立了极深感情的家庭,回到了其父母身边)。为此,父母可谓费尽心机。如在我童年的印象中,家中时常请来“谋婆”为他们四出相亲,常常是高不成、低不就。幸亏好心人的撮合,终究使大哥华明与大嫂陈梅姣、二哥明桥与二嫂李春香相继成家立业,细姐玉兰亦与同村青年刘玉青(1945.05.02—)组织了新的家庭,随后陆续分出独立门户。其子女分别如有金、有兵、有良、有艳、有辉以及刘兵、刘祥等相继出生。大哥与细姐为人老实本分,和母亲一道为这我们这个家庭付出最多;二哥明桥因农业初中毕业,人比较聪明,故受苦受累相对言之要少了许多;玉青兄很小的时候即成为了孤儿,为人本份,与我等情同手足。在众多兄妹中,由于年龄较小的原因,父母对我与细容甚为疼爱(虽然幼时因为淘气而并没有少挨过打骂),尤其是母亲,有时宁可自己忍饥挨饿,也要保证她的儿女们吃饱穿暖。其实,我的母亲是疼爱她的任何一个子女的,包括不得已离开我们家的玉容大姐。

从小养成的独立性格,成年累月的艰辛劳作,母亲显得越来越苍老,脾气亦越来越倔强,和嫂子们的关系也因之而越来越差。例如:孙子、孙女、外甥,在数年的时间内多达10余人相继来到人间,无疑需要大人照料。虽然父亲卧病在床,我与细容在校读书或参军在外,母亲仍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暇参加生产队劳动而在家照看数个孙子或外甥,为的是让哥姐们能够安心在外务农。然而到了年关时节,除了玉青哥合理地给了部分生活费用外,哥嫂们好像父母亲这一家子数口人的基本生活费用与他们无关一样而不闻不问(按照那时的习惯,上辈人给子女带小孩,每年都应合理给点生活费的。即现在所说的劳务费和赡养费)。无奈之下,父母亲商量之后,来年不再照看子孙而又外出参加生产劳动。如此一来,母亲与哥嫂们的关系愈显紧张,这为日后带来家庭悲剧埋下了不幸的祸根。

1978年暑期期间,我从学校赶回吴家墩,那时农村正值“双抢”大忙时节,一回到家里,即与男劳动力一道参加收割稻谷等各种较为繁重的体力劳动。按道理说,那时我已经每月有41元固定工资(这在当时已属“中产阶级”),妹妹细容也已长大成人,回家完全可以休息几天。但一想到年迈的母亲每天仍然在烈日炎炎的田地里锄草、施肥,我岂可呆在家里“享清福”?大约是8月初,和所有普通家庭一样,家中发生了一件极不愉快的事情:母亲与二嫂李春香因长期不睦,为了一件小事而引发了激烈的争吵;“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婆媳之间的不和必然又影响至整个家庭的不安,尤其是二嫂对妹妹细容的漫骂使我们无法忍受。在取得舅舅等长辈的同意之下,母亲与我们兄妹二人不得不临时搬迁到细舅隔壁的一间破旧的公屋里暂且栖身。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母亲与二嫂之间的谁是谁非实难认定,但嫂子的火爆性格则实是导致家庭不和的主要原因。她从小属熊姓人家的童养媳,幼时在吴家墩长大,60年代初举家搬迁到新庙公社;弟弟熊学兵是我儿时的好朋友。其实,嫂子当年是“下嫁”到我们家里的,因其形象远远地超过了明桥兄;虽然没有什么文化(几乎未曾上学),但其操持家务、从事各种农活、照顾丈夫儿子诸多方面,应属比较合格的妻子及母亲;嫁到我们家中之后,一直待我不薄,尤其是我从部队回乡那段时间,只要有好吃好喝的,总是忘不了我这个做叔子的。对此我时常心存感念。然而她那种遇事极不冷静,骂起人来不分时间、不分长幼、不分场所的性格,常常是深深地伤害了她的亲人和周围所有的人们。母亲和细容因此受了不少的委曲而又无处诉说。二嫂的那种双重脾性,同样为其不幸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不幸的伏笔。

四、

1980年,随着儿子锋锋的出世,不仅给全家带来了无尽的欢愉,而我的母亲也终于有了机会来到湖北最大的都市武汉,与她最疼爱的儿孙们生活在一起了(此前的两、三年未能来汉与我一起生活,一是居住条件所限,同时妹妹细容尚未出嫁亦是主要原因)。以我的农村生活经历可知,但凡生活在中国最底层社会的父老乡亲,当他(她)们在农村奋斗了一辈子而于年高体弱之时,最终能够和进入到城镇定居的子女们生活在一起,那将是一生中莫大的幸福和荣耀(无论是上个世纪还是当下)。我的母亲即属如此。虽然初到武汉,居住条件极差(三代人蜗居在斗室之内),但老人家却感到无比的满足,幸福的笑容常常写在脸上,闲下无事与我回忆往事时,时常流露出“这一生虽然苦了数十年,如今老了能到武汉来与儿孙们生活在一起,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而偶尔回到柯营或吴家墩,母亲的晚年常常成了乡村老人们最为向往的结局。

1980年底到87年春,那是我母亲一生中生活得最为开心的一段时光。例如,除了劳动强度大大减轻之外,更主要的是凤云比较通情达理,儿子锋锋尚属懂事,一家人和睦相处,母亲表现出了从来不曾有过的愉悦情怀;我也注重利用节假日,带着锋锋,袓孙三代时常在校区的花园内走动;抑或和老人家闲聊往事,处处体现出对老人的尊重,希望她老人家在儿子的家中真正的“安度晚年”。同时我还深深懂得,做儿子的孝顺了,那将是全家人无声的力量、最好的榜样。这期间,以她那勤劳一生的性格,除了和几个有着同样经历的老人(如同窗梅梦英的婆婆、胡永年的母亲)带孙子、接送孙子上幼儿园外,还承担了家中大量的家务劳动,如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照看家门等等。在此期间,正因为有了母亲的操持家务,无论教学、临床工作多么繁忙,我几乎每个月均有学术论文在中医学术刊物上发表,并逐渐成了湖北中医药大学在国内中医学术界的所谓“名人”;我之所以能在40岁的时候破格晋升为湖北省中医界最年轻的教授,母亲“功不可没”。

然而,正当我们一家人平安地生活在武汉,一场突如其来的病魔向我的母亲袭来,使得这个原本幸福、平静的家庭披上了层层的阴影。

五、

1987年6月的一天,母亲突然告诉我:近段时间吃饭有些梗塞的感觉,并发现左侧颈部渐渐长了两个小肿块,不痛不痒的。凭着做医生的直觉,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那时我正在医院中医急症所上班,当即带着老人来到医院请黄致之、刘耀先等老师帮助诊治、做“食道吞钡”等各项检查,结果如同几位老师所料——“晚期食管癌”。这无疑是我的人生履历中的最致命的一击。当得知这一不幸的结果时,眼泪止不住的流了下来,但又不能让老人家知晓。那是因为苦难了一生的母亲刚刚幸福了几天,又患上了这不治之症,觉得老天不公啊!

其时我与刘凤云的工作可谓繁忙至极,锋锋刚上小学又需要大人接送。母亲一生病,除了心伤难过,同时也打乱了全家的生活秩序。为此,岳母特放下手中的家务,时常从汉阳赶来家中帮助我们照料;而我则带着年迈的母亲反复去到省中南医院(由我的好友,在湖北医科大学工作的柯三才相助)、省肿瘤医院进一步找专家确诊,并希望能有奇迹出现。然而无情的事实告诉我,母亲确实身患重病,失去了手术切除的最佳时期,且留下的时日不多了。我与母亲反复外出就诊,时间一长,敏感的老人渐渐明白了自己的病情。当她得知所患为“晚期食管癌”时,显得出奇的淡定,轻轻地对我说:“新桥,人生生老病死,那是谁也逃不掉了。我快70岁的人了,也死得了,不必过分为我操心,也不要因之而影响工作”。母亲越是如此,我心里更为难受,但又不能表达出来;那种心酸,只有在夜深人静之际,望着越来越苍老的母亲的背影暗自落泪。

作为医生,我深知母亲病情的最终结局。为了使她老人家在这个世界上多挽留一些时间,根据相关老师的建议,我们选择了在当时医疗条件最好的湖北省肿瘤医院做放疗治疗。其时邻居、同窗王绪前的夫人张秀英正在该医院放疗科做放疗工作,因为有她的全力关照(包括经费上的减免、时间上的合理安排),我每隔二天即送母亲乘坐公交车去到那里做一次治疗。好在老人身体向来硬朗,虽然那时放射治疗的水准对身体伤害极大(对正常组织的损伤,对免疫、消化、血液系统的影响等),母亲仍然坚强地挺了过来,左锁骨上窝肿大的淋巴结渐见缩小,进食也顺畅了许多。为此,我们一家人高兴不已。

在带着母亲到医院放疗的三个多月内,曾经发生过一件至今都追悔莫及的往事:当年10月份的一天上午,涂老师告诉我医院有救护车送病人到肿瘤医院,于是我让母亲提前到大东门立交桥下等候;当我乘坐救护车到达那里时,却怎么也不见老人的踪影,而车上病人病情较重又无法久等而必须开走;此时我只好中途下车四出寻找母亲。直到临近中午时,才见到亦在四外寻找我且极度疲劳的老人。由于影响了上午的正常放疗,在医院的工作也未能按时完成,此时的我似乎丧失了理志,不仅没有丝毫的安慰,反而大声地不停地斥责;然由于影响了儿子的工作,母亲或是默默地不作任何解释,或是反复地表示歉意。事后我才得知,老人家到达大东门后,在茫茫人流中迷失了方向,只好重新走回学校家属区,再乘车来到立交桥下。多少年来,尤其是在母亲去世之后的那几年里,一想到那对不起母亲的一幕,我真恨不得抽打自己的耳光,深感愧对爱她的儿女远远胜过自己生命的母亲,且永远无法原谅自己那一不孝的举动。

母亲是农村户口,生病期间所有的治疗费用均需个人承担。好在我十多年前就预想到了母亲的晚年即有生病的可能,因此当我们与二哥分房子时所存留的300多元钱拿到后,我全部自作主张地存了下来;再加上后来逢年过节给老人的一些零用钱和利息,共计600多元(这笔钱在当时而言实属一笔不菲的数字。除我母子之外,连凤云也不知晓),我突然拿出来用于母亲治病;放疗费用因张秀英的关照也节省了许多;而放疗过程中所采用的支持疗法(如葡萄糖注射液、能量合剂)、升白细胞药物、抗生素等,绝大部分是由“中医急症所”几位老师、熊家平等医生、张护长及一些护士想办法提供(静脉给药,母亲或到医院由护士帮助注射,或带回家中我与风云轮流输注),这为我们减免了大部分的医疗费用。母亲的整个身体和精神状况逐渐地好了起来,她自己也以为没有多少问题了。88-89年,老人家还多次回到家乡与细姐玉兰、细容生活在一起;或回到武汉家中帮助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包括接送锋锋上学回家。

六、

1989年春天,母亲左锁骨上窝肿大的淋巴结又逐渐肿胀了起来,其进展之快有些出人意料,且不到一个月局部即有破溃的迹象;进食明显地有梗塞感。我知道,病魔又再次凶猛地向我的母亲袭来,且无有挽回的余地了。母亲生命的最后岁月,除了承担全省一个中医内科提高班的教学任务,我将较多的时间安排在老人家的身旁,以陪伴她走完人生最后的生命里程。5月底,学校根据实际困难,学校党委副书记徐传富(我的老师)亲自调研后决定调整我家住房,即由原来的7栋5楼17.4平米,调至2栋3单元1楼一个前后间(实际住房面积连同厨房共约28平米),不曾想简装之后准备搬家时,该房被一药厂副厂强占并举家搬入其中。不得已,学校又将2栋2单元3楼一个两房一厅的小套间(实际住房面积高达45平米)重新分配给我们(可谓“因祸得福”)。岳父为了防止房屋再次发生哄抢,老人家特地从汉阳住进杂乱的房中看守并开始进行简单的装修。此时,母亲左锁骨上窝淋巴结继续肿大并很快破溃,脓液不停地外渗,散发着难闻的臭气,且高烧不退;为了得到合理的治疗,也为了不影响日常的工作,我们将母亲送至凤云工作的科室,由凤云住在医院,专门照料;妇产科的同事们特地空出一间病房,且几乎是以免费方式为我母亲护理、打针、服药。10余天后,母亲的病情基本得到控制,我们再次将她接回到刚装修一新的居室内,安放在客厅的沙发床上。

得知最亲近的姐姐病情再次恶化,细舅文财又急忙赶来武汉家中,与我商量如何处理母亲的后事。通过两年多的反复医院诊治,坚强的母亲对自己的病情、预后非常清楚。受中国人“叶落归根”传统观念的影响,老人家的最大愿望是必须回老家吴家墩去,如此既可以同父亲合葬在一起,又可避免武汉的“火葬”(那时农村对此尚无严格的要求)。然而回到那里,最“终”落入谁家?那是当时必须面对的难题。因为和兄嫂长期的不睦关系,去到其任何一家均不合适;而玉清兄和玉兰姐家则是较好的选择,而母亲却坚持要回到“老屋”即二哥家中。那时二哥全家人居住在新庙乡其舅弟熊学斌处做废铁生意,“老屋”200多平米的二层楼居屋由侄子有金一家暂住。为了了却母亲的最后一个心愿,我只好与儿时好友学斌商量,请求他从中做做兄嫂的工作,并安排小车来汉接送我们回到吴家墩。学斌尚属那种讲义气的朋友,对我的要求当即答应了下来。按理说,这种安排是最为合理的,一则以学斌在其家中的“老板”地位,完全可以当得了兄嫂的家;同时有个小车,途中对于身患重病的母亲的照料无疑方便了许多。

七、

7月9日下午,时值学校放假期间,我带着各种必备的药物,和母亲、细舅一行顺利地回到我们曾经居住过的老屋。细姐玉兰几乎天天过来为母亲洗衣做饭,细容也从婆家赶来照料;细舅、舅妈不时送来滋补身子的汤水;哥嫂们亦少不了些许问候,我则去到“长港农场医院”等地购买“杜冷丁”等药物为母亲打针止痛,为的是让我的母亲在她生命的最后里程中多一些尊严、少一些痛苦。然而,就在母亲生命的最后关头,一件意想不到的人间悲剧恰在此时发生了:二嫂因为母亲回到“老屋”居住的问题与其弟弟学斌发生了严重的争执,于7月10日下午(在母亲离世的前2天)在新庙喝农药自尽了。这对于我们整个大家庭无异于晴天霹雳(尤其是对二哥的几个孩子而言)。

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对本已病入绝境的母亲不亚于雪上加霜,来自病理和心理的双重压力,使得老人病情在一夜之间急剧恶化;事情发生后的第二天,熊学斌却不顾已知的具体情节,带着一帮弟兄和亲属来到吴家墩“闹埸”,使细舅、玉清兄家无故受到责难 ;加之此时那种特殊的环境而无暇照料,极度虚衰的母亲很快就进入到半昏睡的状态。随后,家人们将她抬送到大哥的家中。7月12日晚上12时许(农历六月初十),在千般的无奈、万分的悲愤境遇中,母亲悄悄地、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在陪伴母亲走人生的最后日子里,我的泪眼无数次目睹了她生命烛火即将熄灭时苍凉她临走的时候眼睛是睁着的,干涸的眼眶里噙着绝望的泪,尽显遗憾和无奈。细舅对我说,老人家极不情愿地与她最爱的儿女们分离、是对我们兄妹放心不下而死不瞑目!身为七尺男儿,我为自己的无能、也为时事的无助,只好躲在村头的棉花地里或跑到父亲的坟头撕心裂肺的哭,可是母亲再也听不见我的声音到第三天母亲出殡的时候,我已经没有一滴眼泪。我永远忘不了那个人生中最灰暗的日子—1989年7月12日(农历6月初10)。

八、

回想母亲69走过的人生历尽磨难,命运多舛这个贫穷的庭、为了她的儿女们操劳了一生,任劳任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几乎没有享过;长年的贫困和疾病一直困扰着她。那坎坷、苦难的一生,什么样的风风雨雨酸甜苦辣没有经历过?人至年老,本应得到子女们的悉心照料,幸福的安度晚年;然而老人家竟是以这样的结局了却人生,作为她最疼爱的儿子,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我无意责怪我的兄长们的不孝,因为那时他们的家境并不宽裕(当然这不是解脱的理由),且又不能在家中担当起主心骨的角色;同时我无由责备他人(包括所有的当事人),更没有缘由为自己的责任找到合理的解释。要怨,也只能怨我的自私和无能,未能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照料好自己的母亲。在人生一世中,有一种疼痛,永远无法消除,有一种伤口,永远无法愈合。对我母亲临终前的无奈离去,即是如此。多少年来,我常常为此陷入深深地内疚和自责之中,而不能自拔。即便是来深圳的20年里,每当看到有关“母爱”的电视剧情节(如京剧《四郎探母》),或者听到歌颂母亲的感人歌声(如阎维文的《母亲》),自然而然地会联想到我的母亲,常常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有时甚至在睡梦中因为自责而惊醒,甚或痛哭失声。

人们常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如今,我等已过花甲之年,当我们为人父、为人母乃至成为祖父母的时候,体验最为深刻的是,孝敬父母,其实不用太多的时间金钱,一句温暖的,一声亲切的问候,一条短信,一束鲜花,一件小小的礼品……有时也会让父母感动得热泪盈眶天下的父母其实都是很容易满足的!许,为人父母者根本就没有期望能从儿女这里收获多少回报,他们只是凭着做父母的拳拳爱心而愿意为子女们付出所有乃至生命,只是希望子女能有光明的前途、能平安地一路走过而已。母亲去逝后,家中的经济状况、住房条件逐年地好了起来(尤其是来深圳的这些年),然而我的父辈们(包括我的岳父岳母)却早早地离开了我们。对此,我常常扪心自问:当他(她)们在世时,作子女是否为他(她)们做的太少了?抑或根本就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而不能获得良心上的安宁?此时于我而言,正所谓“子欲养而亲不待”啊! 

在母亲去逝后的30年中,尤其是来深圳的20余年里,我与凤云几乎每年于清明时节,回到武汉,祭奠完岳父岳母之后,再赶往家乡,来到父母亲的坟前祭奠我的父母亲以及其他亲人,以寄托儿孙们的一片哀思!在那片荒凉的坟地里,无数的冥钱和一柱清香在燃烧,袅袅升起的青烟将我团团轻柔地拥住,恍若一阵迷蒙幻觉聚拢过来,依稀仿佛,时常似身不由己跟随飘荡的青烟追随母亲而去……

无论时光怎样流转,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母亲故事一直都是我心中最最明晰的情节;在每一次的回首和凝望之时,我都会清楚的明白:梦里依稀的,是慈母的眼泪和爱意,这滴泪,这份爱,缠绕在心底,铭记在心中,永无绝期!母亲,儿子在这有生之年将永远无法忘记您的生我养我的大恩大德;母亲,您的爱将永远是儿不可逾越的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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