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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广西民族大学:体质人类学网络课程《人类的发展》(附侯评)(1)

已有 345 次阅读 2019-11-11 15:40 |个人分类:读书笔记|系统分类:科研笔记| 体质人类学, 网络课程, 人类的发展 |文章来源:转载

第一章  直立人

直立人(Homo erectus)是一种古老的人属成员,他包括了过去称之为“猿人”的各个类型的化石标本。“猿人”这一名称最早是由著名的进化论者,德国博物学家海克尔提出来的。1889年,他在研究了发现于德国的早期智人——尼安德特人(Homo meanderthalensis)化石之后,提出一条人类发展的进化途径。他认为在猿和人之间存在着一种过渡阶段的形态,即“猿人”(Pithecanthropus)。后来,他的这个命名得到长期的延用,至今也没有完全取消。

直立人的化石最早是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但后来在中国又获得了更为丰富的材料。目前除亚洲以外,世界上其它地区的同类标本的发现还缺乏。目前已知的亚洲以外地区的直立人化石材料主要发现于东非、西北非和西欧等地。直立人生活在距今约200-20万年以前的更新世早期到更新世中期,在考古学分期上属旧属器时代的早期。

直立人的起源

从人类进化的方向上来说,直立是现代人的远古祖先,这已经是为科学界普遍接受了的认识。然而,直立人又是哪一类时代更早的人科成员发民而来的呢?以此问题,目前还不能够做出完全肯定的回答。南方古猿,既使是那些带有最多进步特征的南方古猿类,它们与直立人之间都还存在着某些明显的形态距离,因而不可能是直立人的直接祖先。从现在的化石证据来看,直立人的祖先最为可能的是能人,或者是某种与能人相类似的类型。所以,目前人们通常把能人当做最早的人属成员来看待。


最早发现能人化石的地点是坦桑尼亚的奥杜韦峡谷。在出土能人化石的同一地层中还发现了丰富的文化遗物,在已发现的10余处文化遗存中,有7处与能人化石共生。这些遗存被称为“奥杜韦文化”(Olduvai culture),一般认为该文化是能人创造的物质文化。奥杜韦的文化并不是最早期人类文化。

1968年起在肯尼亚特卡纳湖东岸的库彼福勒(Koobi Fora)地区展开了长时间的发掘工作,获得了大量的古人类化石。其中的KNM-ER1470号头骨和KNM-ER1813号头骨也被归入能人范畴。KNM-ER1470号标本是一具男性颅骨。

在体质特征上,能人最显著的特点是脑量的扩大。据统计,男性能人的脑量约为700-800毫升,女性则为500-600毫升。他们的平均脑量大于南方古猿而小直立人。颅骨壁不太厚,矢状嵴不很明显。根据美国波多黎各大学的福尔克(D.Falk)报道,他对KNM-ER1470号标本的颅内模进行了研究,认为能人的脑已经具备了与人相似的性状和沟回,说明他们可能已经有了简单的语言能力,可以用来表达思想感情。

与南方古猿相比,能人的上、下颌骨明显缩小,吻部向前突出的程度减弱。能人的牙齿如果和后来的人科成员相比,其颊齿仍然显得很大,但却小于南方古猿,并且具有继续减小的倾向,而不象南方古猿那样继续扩大。

能人的手骨比现代人粗壮,拇指虽然仍较现代人略短,但已表现出与现代人相似的性状。股骨的结构表明他们已能直立行走。下肢的其它一些特征也与现代人接近,例如足底有明显的纵弓和横弓,拇趾强而且内收。能人的身高估计大约为120-130厘米。

此外,在能人身上又保留着某些与南方古猿相类似的特点。例如,他们的两性差别也很大;面部大而前突,颧骨粗大、前位并明显向两侧张以及颇为发达的颞肌前部和较大的颊齿,说明他们也具有强大的咀嚼能力。
总而言之,两足直立行走的体态,使能人的上肢充分得到解放。在日益频繁的劳动中,信息量的不断增加,促进了脑量的扩大,使得能人的思维能力变得更加发达。因而使他们有可能在人类发展史的下一个阶段中进化为直立人。

[候振宇评:对于直立人这个概念我是反对的。因为现存猿类的无尾,我认为猿类的祖先类人猿已经直立行走的很好了。我认为类人猿的直立行走比回到树上的现存猿类走得好许多,应该不逊于经过特殊训练的马戏团猕猴。如果在直立行走的类人猿与现存人类一系之间划一个界限,我选择使用石器这个标志,我希望把使用石器的南方古猿鲍氏种确定为能人。]  

第二节   亚洲的直立人化石

一、爪哇猿人

印度尼西亚的爪哇(Java)岛是世界上第一件直立人的化石的发现地。19世纪末叶的印度尼西亚还是荷兰的殖民地,当时称之为东印度群岛。19世纪80年代末期,年轻的荷兰军攻杜布瓦(E.Dubois)受到进化论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在海克尔关于猿和人之间存在着过渡阶段的观点的提示下,来到地处热带,盛产猩猩和长臂猿的印度尼西亚,立志要寻找人类与猿类之间的“缺环”。他雇佣了50名犯人,沿着爪沿爪哇的凯登布鲁伯斯(Kebung Brubus)发现了一块下颌骨残片和一枚单独的右侧上颌第三臼齿。1891年,在特里尼尔(Trinil)村附近发现了一具带有许多猿类性状的残破的颅骨化石,后来被编为“第一号猿人头盖骨”(Pithecanthropus i),其脑量为943毫升。次年,在距离该头盖骨出土地点大约15处又发现了一根人类的股骨。该标本全长450毫米,骨干比较直,形态特征与现代人的股骨非常相似,说明它的主人已经能够两足直立行走。杜布瓦认为特里尼尔的头盖骨和股骨同属一个个体。综合这两件标本上所反映出的既象猿又象人的性状,杜布瓦认为这正是所要找的人猿之间的“缺环”。因此,他采用了海克尔提出的“猿人”作为属名,又根据股骨所表现出的能立行走的特征,便使用“直立的”(erectus)一词作为种名,正式的学名就定为“直立猿人”(Pithecanthropus erectus)。1894年,杜布瓦发表了他学术论文,认为爪哇直立猿人是现代 人的祖先。杜布瓦的论文发表后,在当时欧洲的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尽管他的观点得到不少学者的支持,但也受到许多人,特别是权威人士们的反对。有人不相信一要类似现代 的股骨竟然会与一颗类似猿的头骨搭配在一起,因而指出杜布瓦发现的头盖骨是属于长臂猿的,而股骨则属于现代人。还有人怀疑这些人化石的地质年代有问题。甚至有人说特里尼尔的标本是现代的中的白痴、畸形人等等。其中,最强烈的反对来自于教会,他们从基督教的教义出发,认定杜布瓦的论文是异端邪说。杜布瓦在宗教界和科学界的巨大压力下,把他发现的化石标本锁进了箱子里,封存了28年。

到目前为止,在印度尼西亚已经发现有不同的性别、不同年龄的直立人个体化石30余例,地质时代从更新世早期到更新世中期。

二、北京猿人

中国的直立人化石地点分布得比较广泛,化石材料也颇为丰富。其中,最重要的材料是当首推北京猿人。

举世闻名的北京猿人化石产地周口店遗址位于北京市西南郊的房山区。20世纪初叶的周口店还是一个很普通的小集镇。镇西面有一座灰岩构成的小山包,由于当地人民群众为了烧制石灰达里开采石灰岩时曾经挖掘出许多被称做“龙骨”的动作化石,故称之为龙骨山,这就是北京猿人在几十万年前生活和居住过的地方。

1918年2月,当时受中国政府的聘请来华,在农商部任矿政顾问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G.Andersson),从一位友人那里获悉在周口店附近的“鸡骨山”红色粘土层中发现化石的消息。由于安特生对搜集化石具有深厚的兴趣,所以这条消息引起他的注意。为了确认这一线索,他特意安排了两天时间,亲自去周口店考察。

1921年,奥地利年轻的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来到中国,与安特生共事。安特生便安排丹斯基到周口店,开始对鸡骨山进行发掘。同年8月,安特生陪同刚刚来华的美国古生物学家格半阶(W.Granger)到周口店考察。当他们来到师丹斯基在鸡骨山的发掘地点时,一位老乡提供了一处化石产地的线索,即龙骨山。在龙骨山的一处裂隙的堆积中,格兰阶采集到一块肿骨鹿的下颌骨化石。安特生注意到堆积物中存在着石英碎片。他认为这些石英碎片不是本地所产,又非自然营力所能搬运进来,故只能是远古人类行为的结果。他预言这里可能找到原始人的化石。于是,师丹斯基转而开始试掘龙骨山。

1923年夏,师丹斯基在试掘工作中获得了两枚人类牙齿化石。经过反复的研究之后,他十分谨慎地将这两颗牙齿定为“真人”。为了表明鉴定结果还不十分肯定,师丹斯基特意在“真人”的名称后面加一个问号。

1926年10月,瑞典皇太子在环球旅行中途径北京,学术界为上举行了欢迎会。安特生在会上所做的学术报告中报道了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发现人牙化石的消息,因而震惊了整个科学界。这两颗牙齿就是最先发现的北京猿人化石标本,这个地点后来被编为周口店第一地点,即“猿人洞”。

1927年开始系统发掘周口店猿人化石产地,又获得一枚保存相当完好的左侧下颌臼齿。经过当时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任教授的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D.Black)研究后,定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Sinanthropus pekinensis)。后来随着新资料的不断积累,此命名现已修订为“北京直立人”(Beijing Homoerectus),俗称北京猿人或“北京人”(Peking Man)。
1928年,两位年轻的中国古生物学家杨种健和裴文中参加了猿人洞的发掘工作。

1929年,周口店的发掘由裴文中单独主持。12月2日下午4时许,北京猿人的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终于被发现。当猿人头盖骨化石送到北京时,整个学术界都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从此,我们乃至世界古人类学研究开始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1927年正式发掘开始,直到1937年因日本侵华战争而被迫停止发掘,在长达11年的连续发掘中,共获得猿人头盖骨5具,颅骨残片15块,下颌骨14块,牙齿147枚。此外还有股骨残段7块,肱骨1根,以及月骨等。这些化石共代表了男女老少40多个猿人人本。令人十分遗憾的是,这批珍贵的化石根本竟在太平洋战争中全部丢失,至今仍然不落不明。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对北京猿人遗址的发掘非常重视。1949年9月27日,中断了12年之久的发掘工作重新开始。在此后的长期发掘中又获得了不少新的资料。1951年又发现了单个牙齿2枚,肱骨的胫骨残段各1件。特别是在这块北京猿人的胫骨标本尚属首次发现。在1959年的发掘中又发现了一件相当完整的老年女性下颌骨。1966年5月,在猿人洞上的上部堆积中发现属同一个体的额骨与枕骨。1934年在此现场附近曾获得两块颅骨碎片,标本的原件虽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丧失,但仍存有模型。将颅骨碎片的模型拿来与新发现的额骨、枕骨拼接,恰好复原成一具完好的头盖骨。此外,在第一地点还发现了大量的旧石器、用为遗迹和多种哺乳动物化石。

从体质特征上来看,北京猿人的头骨上还带有许多原始的性状,而肢骨却显示出与现代人之间比较接近。

他们的头骨最大宽位于颅骨基部,颅高值较小。额骨低平,明显向后倾斜。从额结节上方开始,头骨中线处有发达的矢状嵴,向后行至顶孔间区逐渐消失。眉嵴分界。眶后明显缩窄。枕外圆枕相当发达,并且向两侧延伸至乳突部。颅壁很厚,面骨粗大。鼻梁较平扁,梨状也宽阔,无鼻前棘。颧骨宽大,颧面朝向前方。吻部明显向前突出。北京猿人的成年平均脑量为1088毫升。下颌骨远较现代人粗大,下颌体前部明显斜向下后方,无颏隆突,多颏孔。下颌体内面有下颌圆枕(图32)。北京猿人的牙齿比现代人粗大。颊齿合皱纹复杂,齿冠基部有发达的齿带。门齿齿冠舌面具有明显的铲形结构,并且有发达的底结节和指状突(图33)。

北京猿人肢骨的特征总的来证券交易很类似于现代人,但在骨髓腔很小,管壁很厚,股骨干上部扁平以及骨干弯曲度等方面的仍显示出一些原始的性质(图34)。

由于北京猿人的头骨和肢骨上所反映出来的两种不同的性质,因而有些外国学者曾推测在远古时期的周口店生存着两种人。以肢骨为代表的是一种进步的人类,他们是石器和用火遗迹等物质文化的创造者;颅骨则代表了另一种落后的原始人。在周口店发现的猿人头盖骨是进步人类猎取原始人为食,吃尽脑髓后丢掉的。这显然是一种近乎“天方夜谭”式的荒诞解释,很难为人们所接受。


实际上,类似北京猿人体质性状中表现出的这种“镶嵌式进化”现象,在爪哇猿人甚至南方古猿中也同样存在。至于这种镶嵌式的进化过程中,动物机体中的哪些器官在功能上更为重要,故而进化速度也比较快的问题,过去曾经有人提出这样一种看法:由于在脊椎动物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每两个相邻的阶段之间,高一级动物的脑量都大于低一级动物的脑量,所以表明脑的发展带动了躯体的发展。因而又进一步认为人类正是由于脑的发展促使身体的进化而成为万物之灵的。现在我们觉得,在脊椎动物的进化过程中,最先发展的不一定是脑,更为可能的是躯体上的某些其它与行为有关的器官。进化发生主要是由于生物体对环境变化做出了行为适应的结果。

【侯振宇评:这应该是与北京人的营养不良有关。至少在北京人时代盐的补充是比较困难的。至于肢骨的进步,实际上就是指北京人直立行走走得很好,手可以制造工具。

从体质特征上来看,北京猿人的头骨上还带有许多原始的性状,而肢骨却显示出与现代人之间比较接近。我认为这实际表示的是北京人的行走姿态与当代人之间差别甚微小。】

从人类进化的化石证据来看,南方古猿的骨盆和股骨就已经出现了若干近似现代人的特点,说明它们已经两足直立行走。而直立行走的体态的出现,使上肢获得解放,才能越来越多地从事各种复杂的运动,猿“手”才变成了能够使用和制造工具的人手。在手和脚都得到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了脑的发展。当然,特别是就人类的进化而言,我们也丝毫不能低估脑的进化意义。因为人类是一种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特殊动物,在自然和社会两种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下,人类行为适应的复杂性远非任何其它动物所能比拟。人类语言的出现和人类思维的存在,都证明了做为它们赖以产生的物质基础——人脑在进化中的巨大意义。因此,我们认为比较恰当的解释应该是,在人类进化的初期阶段,四肢的进化促进了人脑的发展,然而人脑做为人类的思维器官和躯体中一切活动的最高级中枢,势必会对躯体的下一步进化提供了可能性。正是在人体内这一对立统一规律的作用下,人类的进化才得以逐步实现。

北京猿人已不是最早期的人类,他们已经在人类进化的旅途中走过了一段艰苦而漫长的道路。他们的四肢和大脑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相对而言,四肢的进化程度超过大脑,具有更多的进步性状,正是人类进化规律的具体体现。

从文化特征上看,北京猿人已能比较熟练地制造石器和骨、角器等生产工具,同时已懂得用火,并且有了长期用火的经验。

石器是北京猿人用来与在大自然作斗争的最重要的工具,积数十年发掘收获,石制品的总数已超过10万件。周口店猿人遗址出土的石制品原料取材广泛,但选择比较强,主要集中于石英、水晶、砂岩燧石等4种石料。他们在打制和修整石器的过程中已经掌握了根据石料的不同而采取的不同的加工方法,如砸击法、锤击法和碰砧法。遗址中发现的大量砸击石核和砸击石片这一特色不同于其它同类遗址。在发现的石器中以石片加工制成者约占总量的71.5%,因此可以说北京猿人的石器工业的主体是石片石器。在石器的类型中,刮削器是最常见的一类器物。其次,尖状器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再其次才是砍砸器。雕刻器是一种用特殊的打制方法加工而成的石器,其用途尚不十分清楚。另外,还有少量的石锥和球型器等其它种类的标本。北京猿人的石器多不甚规整,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原料的性质所限。但即使是比较好的石料,打制的精品也不很多,由此反映出他们的石器加工技术还处于比较原始的阶段。

【候振宇评:我的感觉是北京人的石器状况是因为“受原料的性质所限”,进行精加工很困难,所以北京人就按照经验积累对材料进行最符合实际的简单加工。至于“即使是比较好的石料,打制的精品也不很多”的原因自然是因为“受原料的性质所限”养成的石器加工经验影响所致。无论如何,我都是不能得出“由此反映出他们的石器加工技术还处于比较原始的阶段。”的判断。

我对北京人的石器加工水准的认识是:北京人积累了很多的石器加工经验,对当地常见石材性质有了比较准确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对石器加工形成了一些规范;对当地少有的“比较好的石料”则还缺乏认识,于是北京人对所使用石材进行了规范的石器加工 。北京人的石器加工处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阶段。这是符合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规律的。同时期的非洲、欧洲人的技术水平同样也是处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阶段。

人类开展文化教育的阶段,人类才进入了“知其所以然”的阶段。在文化教育的早期阶段,例如孔子时期,人类也只是对少数事物“知其所以然”。

从北京人的石器加工看,知识贫乏阶段人类的技术传承是很准确的。】

北京猿人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碎骨片,以它们中是否有骨的人工制品问题,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学者们就展开了讨论和研究。这些碎骨片的成因十分复杂,主要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自然营力所为,如水的冲击,动物的啃咬,塌落石块的砸击,等等。此类碎骨片自然不能称之为“骨器”。第二类则是由人工营力所为,即由人力砸碎的。但即使是此类碎骨片,我们也应一概称之为“骨器”,因为打碎骨块的目的并不一定是为了制造工具,例如“敲骨吸髓”也可造成同样的现象。在北京猿人遗址中肯定有骨器存在,但为数不多。另外,还有少量被截断了的肿骨鹿的角根,有的学者认为可能是被用作锤子使用的角制品。

火是北京猿人用来同大自然作斗争的另一种重要手段。从遗址中发现的木炭、灰烬以及烧烤过的土块、石块、骨、角和朴树籽等现象,尤其是从遗址中厚达数米的灰烬层来分析,证明北京人用火遗迹并非是偶然事件留下的痕迹,而是当时的人类长期用火的结果。北京猿人不仅已经知道用火,他们控制火、管理火的能力也不断提高。

北京猿人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在我国第四纪哺动物群中名列榜道首。所发现的材料分属9个目,其中包括98个种。据研究,这些动物中的在多数都是北京猿人的食物残骸。由此可见,狩猎在北京猿人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北京猿人当进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这一点可以从他们的死亡年龄上可以看得出来,据魏敦瑞研究,在40多例男女两性个体的化石中,死于儿童阶段(14岁以下)的高达40%左右;30岁以下的青年个体约占7%;四、五十岁的中年人约占8%;50岁以上的老年个体仅占2.6%,其余个体的年龄不能确定。从这个不太精确的计数字中可以清楚地发现北京猿人的平均寿命相当短暂,大约将近半数的个体青春期这前便已夭折。

[候振宇评:北京人的寿命不及现存猿类。由此看已经熟练掌握火的使用的北京人还是属于弱势群体。在此之前的人类一系当然更是弱势。他们是被自然变化抛弃到旷野的猴子之后代。]

对于北京猿人的生存年代问题,国际学术界的看法也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最初,安特生和师丹斯基认为属于上新世。后来,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P.Teilhard de Chardin)和我国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等,以动物群的性质为主要依据,判明其应属中更新世。自从蓝田公王岭地点发现人化石和哺乳动物化石后,人们认识到,北京猿人的时代要晚于公王岭的蓝田猿人。公王岭地点属中更新世早期,那么北京猿人的年代最早也只能早到中更新世的中期。至于其年代的下限,鉴于在其顶部堆积中发现了晚更新世常见的赤鹿化石,估计北京猿人在周口店居住的最后时间可能接近中更新世之末。近年来,根据应用古地磁法、铀系法、裂变径迹法、热释光法以及氨基酸法等多种年代学研究手段测试的结果综合分析,北京猿绝对年代的上限大概不会超过距今70万年前,而下限可能一直持续到距今20多万年前。

三、元谋猿人

在中国境内目前已发现的直立人化石中,元谋猿人被认为可能是时代最早的代表。


1965年5月,中国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的一个野外调查组在云南省元谋盆地进行地质考察。他们在元谋县上那蚌村附近的小山梁上发现了两颗人牙化石,经鉴定为同一个体的左右上颌中门齿。标本的石化程度很深,呈灰白色,保存完好。

元谋猿人的牙齿相当粗大,超过了目前已知的早期人类的同位牙齿。如果将元谋猿人的牙齿与巨猿和现生大猿的同类标本相比较,则差别更为显著。与智人相对比,相似适度也比北京猿人为小。因此,元谋猿人应属于直立人范畴,故将其定名为元谋直立人(Yuanmou Homo erectus)。

目前我国学者对元谋猿的人的时代问题还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有人认为元谋猿人化石自于下更新统元谋组的上部,用古地磁法测定的年代为距170±10万年前。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化石出土的层位为中更新统上那蚌组,故其年代应与蓝田猿人相近。还有人对古地磁测年的结果作了新的解释,认为元谋猿人的年代可能更晚,不应超过距今73万年,可能在50-60万年。各种观点都有其一定的依据,孰是孰非,尚有待进一步的论证。

四、蓝田猿人

196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的研究人员在陕西省蓝田县泄湖公社陈家窝村附近发现了一具基本完好的人类下颌骨化石。该标本出土于第四世中更新世的红色土层中,经鉴定为猿人遗骸。


蓝田猿人的颅骨和下颌骨表现出某种不平衡性,即颅骨的原始性质明显强于下颌骨,这可能是二得在时代上存在着一着的差异的反映。

蓝田猿人具有硕大粗壮的眶上圆枕,几乎形成一条横行的骨嵴,其两端明显向外延伸。圆枕的后方有明显的缩窄现象。与北京猿从不同的是,蓝田猿人的眶上圆枕与额骨鳞部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宽沟相隔。眼眶近方形,额部显著后倾。额骨内面的正中有宽阔并较高的额嵴,自额骨鼻部开始,延至额骨鳞部上1/3处消失,消失前无分叉现象。蓝田猿人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头骨壁极厚,接近甚至超过爪哇猿人和北京猿人颅骨相应部位的最大值。蓝田猿人的下颌骨前部较高。小于任何已知的北京猿从标本,表明其后倾程度特别大。蓝田猿人牙齿的尺寸,尤其是牙齿的宽度较北京猿人的为大。蓝田猿人的脑量为780毫升,小于北京猿人的脑量(850-1220毫升)而接近于爪哇猿人脑量(775-900毫升)的下限。

鉴于蓝田猿人所具有的眶上圆枕的形态、低平的前额、极厚的颅壁、颅高值和脑量较小等一系列特征,显示出其比北京猿人更为原始,大致与最早的爪哇猿人相似。地质年代可能为中更新世的早期。

蓝田猿人的文化遗物已发现的不多。这些石制品的石料多为石英和脉石英,打制粗糙,缺少第二次加工,开制也不很规整。最具代表性的石器类型是厚重的大三棱尖状器。同类器物也发现于西省的共合河和丁村遗址,似乎表明蓝田猿人文化与合河文化和丁村文化之间的存在着某种较为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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