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

李约瑟是中国古代科技的拥趸。

在他看来，自公元三世纪至十三世纪，这段时间里，中国始终“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但后来却迅速落后了。

所以，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的序言里，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欧洲在十六世纪以后就诞生了近代科学，这种科学已经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

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

爱因斯坦回答过这个问题。

1953年4月23日，在给J.S.斯威策的回信中，爱因斯坦如此写道：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做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括号中文字系信件原文）

大意是：近代科学的诞生，依赖于两大基础，即起源于古希腊的形式逻辑体系（比如《几何原本》中的演绎逻辑），和发端于文艺复兴的系统实验体系（以实验寻求因果）。这两大基础是“令人惊奇”的伟大成就；中国古代没有孕育出这两大基础，是正常现象，“用不着惊奇”。

李约瑟后来获悉了爱因斯坦这封信的具体内容。

1961年的牛津科学史讨论会上，这封信获得了与会多数科学史学者的认同。这引起了李约瑟的不满，他在会上激烈批评了爱因斯坦，尽管爱因斯坦已于6年前去世。

李约瑟说：

“非常遗憾，这封萧伯纳式的书信及其一切轻率笔触，现在却被用来帮助贬低非欧文明的科学成就。爱因斯坦本人，本来应该是第一个承认他对于中国的、梵语的和阿拉伯的文化的科学发展（除了对于它们并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这一点外）几乎毫无所知，因而在这个法庭上，他的崇高名声不应该被提出来作为证人。”（李约瑟，《中国科学传统的贫困与成就》）

这是一段非常有意思的批评。

李约瑟的恼怒在于，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有一个基本论断，即“中国古代科技曾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段里遥遥领先西方”，但这个论断不被与会的多数科学史学者所认同。而且，爱因斯坦信中那句话——“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做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还被与会者拿来反驳李约瑟的上述论断。

所以，他才会将指责的重点，放在爱因斯坦对中国古代科学“几乎毫无所知”这一点上，强调爱因斯坦的话不具备说服力。

这种反驳自然是没有意义的。“中国为何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和“近代科学为何出现在西方”，其实是个一体两面的问题。廓清了后者，也就大体等同于回答了前者。爱因斯坦对欧洲的科学发展史的了解，足以支撑他对“李约瑟之问”的回答。

遗憾的是，中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曲解了爱因斯坦的回答。

1974年，也就是爱因斯坦去世近20年后，中国学术界首次通过李约瑟著作中的引用，了解到爱因斯坦曾回答过“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这个问题。

但译文却出现了严重错误——“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做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这句话，在1976年出版的《爱因斯坦文集》中，被翻译成了“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爱因斯坦文集 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574页）。

爱因斯坦的原意，是“西方发现了形式逻辑和实验体系”这件事“令人惊奇”，中国古代没有这些发现，是一种“用不着惊奇”的常态（许多古代文明同样没有发育出这些东西）。译者受某种思维惯性的影响，想当然地在译文中增入了“[在中国]”字样后，意思就完全颠倒了，变成了爱因斯坦盛赞中国古人“没有走上这两步”却仍然做出了伟大的科技成就。

1976年版《爱因斯坦文集》中的误译

1983年《爱因斯坦文集》第三次印刷时，这个翻译错误得到了修正。“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一句，被改成了“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做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2005年，又遵从原文句式，修改为“作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

爱因斯坦的这封信，对它的中文翻译者许良英，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如此说道：

“我1978年结束20年农民生活回到科学院开始从事世界近现代科学史研究 ，即以此（指爱因斯坦的论断）为指针。从大量的史实中我们认识到，近代科学虽然是古代科学的继承和发展，但两者有本质的区别。古代科学，包括古代希腊、中国、印度和中世纪的阿拉伯的科学，基本上处于现象的描述、经验的总结和猜测性的思辨阶段，主要是以直觉和零散的形式出现的；而近代科学则把系统的观察和实验同严密的逻辑体系结合起来，形成以实验事实为根据的科学理论。这就是使爱因斯坦终生感到惊奇的两个伟大发现相结合的产物。”（许良英，《关于爱因斯坦致斯威策信的翻译问题》）

爱因斯坦的回答，道出了近代科学诞生的学术基础。除此之外，近代科学能否诞生，还取决于有无合适的社会基础，或者说社会土壤。

这个土壤，就是社会必须要有充分的自由度。

首先，没有社会自由度，就没法给科学研究和科技发明，提供必要的政治空间和经济空间。

西方近代科学萌芽的时间，大略相当于中国的明清时期。遗憾的是，朱元璋以“知丁法”为核心构筑起来的洪武时代，是一个严重缺乏自由度、扼杀科学发展的典型社会。

在《大诰续编．互知丁业第三》里，朱元璋规定，民众只能从事士农工商四种生计，不在这四业范围之内谋生者则属于“逸夫”、“游民”，是威胁社会稳定的毒瘤，必须消灭。朱元璋要求，市井村镇中的民众，对自己的邻居，必须做到“互知业务”，也就是了解他们家里几口人、几人务农几人读书，几人从事手工业或者商业；读书者在哪里上学以谁为师，做老师者有几个学生姓甚名谁……如果邻居中存在“逸夫”、“游民”而不向官府报告，除了“逸夫”、“游民”会被处死，里甲与四邻全家，都将被流放化外。

为了配合“知丁法”，朱元璋还制定了严苛的“路引制度”。具体来说就是：农民没有特别申请的“路引”，每日里不得离开自家方圆一里。早上何时出门耕作，晚上何时回来，都须让邻居知晓。工匠出远门做工，须在路引上标明目的地；在本地做工，要让邻居知道你的具体所在。归来或早或迟，都要说与邻居知道。经商者，本钱多少、货物轻重、所行远近、水路旱路，都要详细注明在“路引”当中；归来的大致期限，邻里务必知晓；若一年没有消息，两年未曾归来，邻里必须去其家中调查原因，如此才不必承担连带责任。

在朱元璋的高压下，“知丁法”与“路引制度”在洪武时代得到了严厉执行。比如，据《大诰.续编》，朱元璋曾一次性惩治苏州、松江两府“游民”2871人，使之亡身破家；据《大诰.三遍》，镇江坊甲邻里因未主动捉拿“奸民”，被“尽行责罚”，全部发配去砌成墙，空家身死者不计其数。

显然，在这种社会里，科学研究和科技发明是没有政治空间（被定性为不务正业）和经济空间（养不活自己）的——洪武时代的社会状态，虽是极端案例，但以损害社会活力为代价来维护政权稳定，却是自秦汉至明清所有帝制政权的共同手段（欧洲古代的很多政权，其实也是如此）。

其次，没有社会自由度，就没法造就科学共同体，没有科学共同体，就不会有近代科学的诞生。

近代科学的诞生，与科学共同体的出现，是高度同步的。

比如，意大利物理学家波尔塔于1560年在那不勒斯创立了“自然秘密研究会”，学者们定期在他家中聚会交流。“自然秘密研究会”被当局定性为巫术团体而遭取缔后，波尔塔又寻求到了凯亚公爵的支持，在罗马成立了新的学术组织“林琴学院”，伽利略也在该组织之中。再往后，伽利略的学生得到了美第奇家族的支持，于1657年在佛罗伦萨成立了“齐曼托学院”。英国也于1640年代出现了由科学家约翰.威尔金斯倡导成立的“哲学学会”。哲学学会后来发生了分裂。1660年，该学会的部分成员在格雷厄姆学院召集会议，倡议建立一个新机构，以促进学术信息的更新和交流，两年后，该组织获得查理二世批准，即是著名的“英国皇家学会”。

这些科学共同体的出现，与欧洲的社会自由度得到扩张，有直接关系。

遗憾的是，同期的中国，并无产生“科学共同体”的土壤。

万历三年（1575），张居正重申了朱元璋的“祖制”，勒令天下“不许别创学院，群聚党徒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游士人等，许各抚按衙门访拿解发”——不许民间开设书院讲学，违者抓起来流放。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又下令遵照“皇祖明旨”，毁天下书院。清军入关后，全盘继承了上述政策，顺治九年（1652）的政策规定“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库全书》编成，皇帝钦定明朝亡于门户，而“门户始于朋党，朋党始于讲学”。

 管中窥豹，一叶知秋。书院命运尚且如此，依赖“科学共同体”才能存在的近代科学，自无可能诞生在明清时期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