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亦师亦友，人生若只如初见

在1962年，Liotta团队报告了主动脉瓣手术后心源性休克患者首次临床使用人工心室的病例。这种最初的辅助装置是连接于左心房与降主动脉之间，由阀门、导管内的气动驱动、管状活塞泵组成，以确保单向流动。该装置支持患者在术后存活了四天，随后患者死于肺炎和多器官衰竭。

受到这些临床报告的结果以及令人信服的大型动物实验的鼓舞，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于1964年建立了人工心脏计划，数家机构先后签约，共同探讨机械心泵工程的可行性。

这些机构包括：犹他大学的科尔夫团队（科尔夫于1968年离开了克利夫兰医院，关于科尔夫为什么离开，我们会在后面的故事中详细讲），贝勒医学院的德贝齐团队，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威廉·皮尔斯（William Pierce）团队，克里夫兰医院的YukiNosé团队等。

按照设想，这些人工血泵不仅可作为急性心衰恢复期的过渡性治疗，也可作为血液循环的是永久性替代。

1966年，德贝齐第一次使用气动左心辅助装置（相当于半个人工心脏，仅辅助左心室的收缩），在心脏手术后支持患者10天。

从时间线上我们不难看出，人工心脏的研究其实与体外循环及心脏移植的研究是彼此交错的，但南非开普敦的巴纳德于1967年进行的第一次人类心脏移植手术，无疑对人工心脏的研发起到了极大的催化作用，随着心脏移植研究及实践的推进，医学界迅速意识到血液循环的辅助装置可以作为找到供体心脏之前的桥接过渡支持手段。

1969年，库利及其同事报告了第一次临时使用全人工心脏（李奥塔设计），使患者过渡到了心脏移植。正是这次手术，引发了库利与德贝齐长达数十年的纷争。 

这一场纷争，要先从库利与德贝齐的相遇说起。

德贝齐在在新奥尔良的杜兰大学获得医学学位，在杜兰大学医学院高年级期间，他在传奇血管外科医生Alton Ochsner博士的实验室工作，Ochsner成为指导De Bakey医学事业早期发展的导师，在1932年至1942年间，两人发表了大量科学文章，其中就包括关于肺癌与吸烟之间关系的第一篇论文。

我们今天当然都已经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由于利益集团的干扰和阻挠，这个结论的揭示过程其实非常艰难，这个故事我们在此且不细讲，各位只要知道德贝齐也是参与揭露吸烟危害的最早期的研究者之一就可以了。

1931年，23岁的德贝齐还在医学院时，就设计了一个用于输血的滚轮泵。这一发明后来成为吉本心肺机的主要部件，他在外科住院医师阶段，还发明了输血针，缝合剪刀和结肠造口的操作钳。

1948年德贝齐到休斯顿的贝勒医学院就任外科主任，负责卫理公会的医院的外科工作。当时的贝勒医学院远没有今天的名气，以至于这家学院最初两次向德贝齐发出邀请都被德贝齐拒绝了。

德贝齐就任以后，贝勒医学院的外科事业开始逐渐发展。1951年，在霍普金斯大学医院完成培训的库利也加入了贝勒医学院。这两人度过了一段密切合作比翼齐飞的美好岁月，尤其是在体外循环技术发展的关键时期，德贝齐与库利的贝勒医学院团队，成为继明尼苏达州的柯克林（梅奥医院）和李拉海（明尼苏达大学医院）之后，又一个完善设备技术使心脏手术成为常规手术的团队，他们联手共同开创了许多手术方式。

在德贝齐九十多岁时曾接受过一次大手术，而那个又延续了德贝齐几年生命的手术方式，也是他们在这个时期开创的。

正所谓合久必分，一山难容二虎，随着库利的进一步成长，两个人的分歧也越来越多了。

1960年，库利离开了德贝齐所在卫理公会的医院，投奔到了几百码之外的圣卢克医院医院（后来库利在那里建立了德克萨斯心脏研究所，如今这家机构已是举世闻名的心脏医疗中心），另立山头了，但在名义上库利仍然算贝勒医学院的人，行政上仍属德贝齐管辖，因此利奥塔在1962年关于人工心脏的文章，还是与库利和德贝齐共同署名的。

但1969年发生的事情，让库利与德贝齐彻底分道扬镳反目成仇了。

四、虽败犹荣，风起于青萍之末

随着库利的出走，利奥塔也表现出对德贝齐的不满意，他认为德贝齐在人工心脏方面投入的精力严重不足，制约了这一项目的发展。其实，德贝齐对于人工心脏的人体应用尚有顾虑，他认为现阶段不应急于临床推广。他虽然隐约意识到了库利和利奥塔的野心，但还是没料到他们敢不经学院的允许就擅自迈出人体试验这关键的一步。

1969年3月，库利收治了一位特殊的病人：Haskell Karp，男性，47 岁，于1969年3月5日因进行性冠状动脉阻塞性心脏病， 心肌纤维化及完全性心传导阻滞入院。曾有心肌梗塞病史， 并多次因心律失常、充血性心力衰竭及急性心肌缺血住院。心导管证实为广泛弥漫性冠状动脉阻塞性疾病及弥漫性左心室运动障碍、左心室室壁瘤。

库利意识到这将是一次风险极高的手术，一旦手术后病人无法脱离心肺机，那么除心脏移植而外，病人根本没有活路，但目前难以在短期内迅速找到合适的心脏供体，那么在室壁瘤手术之后，心脏移植之前就只能以人工心脏维持生命。

于是，库利团队针对这次手术，制订了A、B两套计划。

Karp夫妇没想到居然要面对这么大的风险，他们开始根本没想到还要进行心脏移植。4月2日，库利让同事拟定了一份针对这次手术的特殊的手术同意书，4月3日下午，库利同Karp夫妇做了详尽的交代，包括室壁瘤术后病人无法脱机，必要时紧急人工心脏植入，以及后续的心脏移植等情况，为了这一线生机，病人及家属均表示同意这个计划。

也许是天意如此吧，1969年4月4日，库利为这位患者行室壁瘤手术后，由于病人的心功能无法恢复，病人果然无法脱机，停掉体外循环的话，病人当即就会死去。

在当时那个历史条件下，如果是别人遇到这种情况，很可能会直接走出手术室，对病人家属说，我们尽力了，但很遗憾，我们救不活你的亲人……谁又能说什么呢？

但库利想到，如果最后博一下，说不定能创造奇迹。

于是，一切按计划B进行。

以库利为术者、李奥塔为助手（三助）的手术团队，将一枚人工心脏（李奥塔型）植入了Karp的体内，植入手术完成后，Karp脱离了体外循环机，但由于当时的人工心脏需要和体外一个很大的控制台相连接，还是会严重限制病人的活动，但有了人工心脏的支持，起码可以让库利团队先喘口气。

此即1969年的那枚人工心脏，现藏于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寻找一枚合适的心脏供体。

可到哪去找呢？这又不是到市场买菜，买完就能走。更何况，这枚人工心脏到底能撑多长时间？能不能撑到库利找到供体？留给Karp的时间还有多少？

库利获悉，曼彻斯特一位女病人在被医生宣布脑死亡之后，她的亲属同意捐出心脏以挽救Karp，库利的同事立即乘飞机到达曼彻斯特，4月6日12点25，他们与这位脑死亡的病人（带呼吸机支持）及她的大女儿一起乘飞机返回休斯顿（当时还没有离体保存供体器官以供远程运输的技术，无法取人心脏于千里之外）。

不料，在飞行90分钟的时候飞机居然出现了故障，只能中途紧急降落，而后又转机再次出发，经过这一折腾，病人的心脏又出现一次骤停，倘若供体的心脏在飞机上就出现了停跳，那么前面的许多努力都将付诸东流了，非但病人必死无疑，库利的职业生涯也可能从此画上句号。

好在经过复苏，心跳又恢复了。

与死神的抗争从来都是要历尽九九八十一难的，这枚人类供体心脏的获取过程竟也是如此的险象环生。

当这位脑死亡的病人被推进圣卢克医院的手术室，李奥塔设计的那枚人工心脏已经不负众望地对在Karp的胸腔中进行了64小时的循环支持，也就是说，这一次的人工心脏植入，实现了预先的桥接过渡目的，为最终的心脏移植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不过，非常遗憾的是，费尽这么大周折，当库利为这个病人实施心脏移植之后，病人还是在32小时之后死去了。尸检结果提示，病人死于假单胞菌导致的肺感染。

此期间正在华盛顿国家心脏研究所的会议上的德贝齐，对休斯顿发生的这一切还不知情，当从与会的同道那里了解到库利的这次手术之后，感觉犹如五雷轰顶，气炸了。

你们怎么敢瞒着我做这样有违伦理的手术？

震惊和尴尬之余，他火速飞回休斯顿开始调查，他认为库利未经学院授权就使用该设备，违反了联邦法规并危及贝勒医学院的管理。

1969年10月14日美国外科医师学会的主席William Longmire(库利在霍普金斯大学医院期间的同事、上级医生，他们曾共同参与了布莱洛克主刀的那一次蓝婴手术)对Cooley进行了谴责，负责开展人造心脏的研究的贝勒医学院和国家卫生研究院下令进行调查。

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原本在术前同意整个手术计划的Haskell Karp的遗孀也突然翻脸，将一纸诉状递上法庭，发起医疗事故诉讼，向库利索赔450万美元。

因为这次莽撞的手术，原指望一鸣惊人的库利，一下子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如果上述几家机构的调查结果对库利不利，同时再输掉这场诉讼，库利很可能不仅要断送外科生涯，甚至还可能有牢狱之灾。

在这十分紧要的关头，库利的前途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贝齐如何在法庭上指证，那么，德贝齐会不会对这位昔日的合作者痛下杀手置之于死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