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中医方法学——兼做中西医学比较研究》

21世纪，在整个国家全面振兴，经济、政治、文化、科学技术快速发展之际，中医学怎么办?这是横亘在中国每个有志于健康事业研究者，特别是中医学界人士面前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

不错，中医学是传统的，她历史悠久，积淀厚实，有着浓烈的历史烙印和沉重的人文负荷，以至于一些年轻国人不知其为何物；然而，她又是现实的，有价值、有潜在活力的。特别是当今人们普遍把享受生活，享受健康放回到应有的位置时，中医学的现实价值更凸现出来。暂且不说中医学在诸如在SRAS的防治，肿瘤、肝病、心脑血管病等各种难治性疾病治疗中意义突出，即便是在亚健康防范；现代文明病纠正，生活质量提高，以及诸如美颜益智，延年增寿等目前新兴的健康项目中，她都有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且，从古老理论到中药方剂，从针灸、推拿到种种非药物疗法，作为“伟大宝库”的中医学，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实用价值和科学意义。因此，振兴和发展中医，其综合意义不容置疑。她不仅与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相匹配，而且，定能奉献给当今世界厚实、精彩而又实用的健康宝典。

问题只在于我们如何振兴她发展她！

一个半世纪以来，曾经同样沉重而苦难的近代中国，多少仁人志士试图振兴她，使她强盛。最终，中国人确立了自立之路。一代伟人又找对了通过“改革开放”，以“振兴中华”的方式方法。中国从此融入了世界发展，走上了腾飞之途。中医药学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同于中国社会及文化。她的深厚历史积淀，她的实用科技价值，她的潜在勃勃生机，自不待论。近百年来，中医界贤哲们也在不断的探索、寻觅，希望找到振兴发展之路，从中西医汇通，到中西医结合，到独立发展说等等，而所有的这些探索，本质上都涉及方法论的范畴，都属于对研究、发展中医药学的方法学之探讨。

而科学哲学研究的结果也昭示一点：学科走出困境或重大突破有赖于方法上的变革或更新。因此，适时诞生了中医学方法论这一研究领域。它的科学意义毋庸赘述！

把中医学方法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命题提出来研讨，已有近二十年光阴了。这二十年正是中国社会快速变化，中国医学界人士奋发图强之时，然而，由于种种因素，特别是心态、观念等深层的原因，很长一段时间，对于中医学的认识存在着多种偏差。对于中医学的方法及方法论，人们也很难抱定一种平常心，从容、宽宏、理性而睿智地去看待它，常不自觉地把学术问题政治化、民族化，使之背上了沉重的非学术负荷。这种情境下的研究，很难得出令人折服、并能指导中医学现实的结论。因此，人们常在不同观点的两极中对峙着、抗争着，充满情感却少了些理性与宽容，这显然于中医学的发展无益。

在这个历史时刻，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何裕民教授与一大批中医学领域的长途跋涉者，一直将振兴中医，让古老传统文化再放异彩作为不变的理想与目标，近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又使得理性与宽容潜移默化中逐渐成为他们对待中医学的行为准则。在过去的岁月里，为中医学他们付出了艰辛和年华，同时也收获了成功和欢乐。与此同时，他们一直在沉思、在比较、在分析，试图对中医学的方法与方法论做出一个较为全面、系统而又理性的回答。故十多年前，他们曾经编撰出有过一定影响的专著《差异、困惑与选择》。时过境迁，其中的很多问题有了些变化，他们的认识也更趋成熟。面对新世纪的中医学发展，面对新时代的莘莘学子，他们感到有必要将上述思考的结晶润色后奉献出来与人们共享。有必要将对涉及中医学方法论的学说研讨的成果，介绍给年轻一代学子。因为人们只有明确了目标和方法，了解了现状和问题，才能卓有成效的展开一系列的科学研讨和临床探索活动。鉴此，他们以原先的思考为出发点，作了新的调整，编写了《中医方法学——兼做中西医学比较研究》这本教材兼专著。

中医学方法论既是一个涉及广泛而庞杂的大问题，同时又是个众多评判尺度有待确定的难题，研究方法论者首先需要有自己的研究方法。为此，本书以比较学的方法为利器，以同样走过几千年，同样涉及人的健康与疾病的西方医学作为参照与基准。因为许多问题只在比较中才能明晰，只有在有参照系的情况下才能凸现其真实意义。故本书几乎每一章节都运用了比较方法，都以一定的同类范例为参照，所以，本书的副标题为：兼作中西医学比较。

历史是面镜子，许多学术难题，只有通过对历史长河的审视，才能相对清晰；许多有争议的命题，其现实或将来意义也只有通过史学的观照，才能逐步明确。因此，本书还借用了历史学研究方法，从追溯上古，寻觅中世纪，分析近代的过程中，展开对现实的评估与研讨，故在历史问题上本书花了不少篇幅。但对历史的审视，我们着眼于史论，着眼于理性层面、方法论角度的评析，而疏于对具体史实的考据或查证，因为本书毕竟不是一本医学史著作。

文化是医学诞生的土壤，任何科学研讨，包括医学研讨，都是特定文化氛围中的医师或科学家所做出的一种智力上的探究活动，往往跳不出特定人文背景对他们的制约和“操纵”。因此，从文化来审视医学，从医学来反观文化，是理性审视诸如医学方法论等深层问题时必须持有的角度与方法。鉴此，本书把医学放回到它赖以诞生、赖以生存的人文背景中，试图做出些全景式的考察。从另一角度而言，这对于今天医学院校中普遍患有的“人文知识缺乏症”，可能也是有所弥补的。

方法与方法论是个抽象的大概念，涉及众多问题，包括哲学 观念、人文思想、科学理论、诊疗行为，人际交往技艺，以及科学实验的设计与具体操作等等不同层面的话题。而方法与方法论又是客观存在着的，活生生的，无处不在发挥其作用。本书不想把它表达成灰灰的、干巴巴而教条式的，故本书涉及较广，从哲学到艺术，从观念到思想，从临床到药物，从单一问题到相互关系（比如临床与理论）。并努力以比较轻松、从容的笔调来阐述这些相对单调的理论问题，只是希望阅读者掩卷之余，有所感悟，有所联想，有所触动，哪怕是拍案而起……。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促使人们就方法论之类中医学的深层问题主动地作出理性深思。

本书由上海中医药大学何裕民教授主编，参与编写的人员还有南京中医药大学王旭东教授、广州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邱鸿钟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图娅教授、新西兰奥特哥大学聂菁葆、深圳市传染病医院聂广主任、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教授袁钟博士、浙江中医学院国际交流学院院长柴可夫教授、大连医学院赵明杰教授、重庆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徐晓玉教授、上海中医药大学曹海涛博士、黑龙江中医药研究院姜明煤、齐齐哈尔医学院教授刘树民博士等，还融会了许多先行的探索者，尤其是常存库、程伟、关前、王宝瑞、余国友、张晔、武岩、高钦颖、李红升、华伦荣、贾雁宾、杜治政、刘增垣、赵明杰、王国强、王宝瑞等人的探索与研究成果。他们的开创性工作，其于中医学发展之功亦伟！

正如本书最后所应用的妥耶夫斯基的一段格言——

“在这里，在大地上，一切都在开始，没有什么东西在结束。”

上海中医药大学 何裕民

附：当代中医——肩负使命　走向未来

面对思想纷繁无序、陷于无谓争执而又不知“何处是归程”的中医学术界，特别是年轻学者的困惑和迷惘，促使我们萌发了系统清理中医药“家当”，盘点“底细”，尔后理清思路，寻找对策的愿望。同时，在长达十多年的痛苦反思中，我们也找到最大限度地确保这项研讨工作结论可靠性、严谨性的途径和方法：那就是把医学放回到它所赖以生成和发展的文化背景中，以西方文化和西医学为参照系，以比较研究为主导方法，借助科学哲学等多学科知识，对中医学做出***度、全方位的考察。我们以严谨科学、负责任的态度，抓住方法论这一中医学发展的核心问题，认认真真思索，经过几番“衣带渐宽终不悔”之研讨，回顾历史，面对现实，进行冷静思考后，做出了理性回答和清醒抉择----答案大多已体现在我们编写的这本《中医方法学——兼做中西医学比较研究》教材之中。我们坚信：科学领域里：理性的力量大于情感的力量；全方位的考察胜过管窥蠡测；单纯的炫耀历史，无助于弥补现实中的裂痕；相反，痛苦的理性反思，却有助于我们凝聚力量，进行更大的拼搏。我们已获得了从事中医药学研究及其发展工作的新起点。胎儿的躁动、母腹的阵痛，预示着新生命将要诞生，我们企盼着这一时刻和这一新生命的到来。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理性告诉我们：要发展中医学，历史的、现实的和科学的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变革旧范式，重建中医理论新体系。这就是我们探索与研究所得出的最为重要的结论。

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变革和重建，必定会有所失，失去什么虽然是痛苦的，但重建中失去的大多是陈旧过时了的东西，宛如清创必须剔除坏死***的组织；变革和重建，将更会有所获得，获得的可能是学科内在的勃勃生机和时代气息，就像优势基因的重新组合。在弃旧与图新之间，我们更乐于选择后者。库恩曾经说过：“大多数（学科）新范式是青年人带到世界上的。”也许，我们没有这般幸运，但我们甘愿为新范式的孕育、新体系的诞生鸣锣开道，铺路垫石，作一些呼唤、鼓动、呐喊、摇旗之类的马前卒工作。因为我们深知：变革传统中医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任重而道远，前途并非到处铺满阳光和鲜花，也可能荆棘丛生，沟壑遍野，只有在前人披荆斩棘，做出勇敢牺牲的基础上，后人才会成为手捧奖杯和鲜花的成功者。

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们虽以科学领域“弄潮儿”的身姿、鼓勇争先，潮浪履艰，但我们自知修行日短，功德不满，学识尚浅，且又“吾生而有涯，知而无涯”。所以我们乐意以自己的真诚换取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和建议，并就此做出诚恳、积极、平心静气的反应。我们真诚地愿意与中西医学同道一起，戮力同心，共同肩负起历史重任，为中国医药学和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去开创光辉灿烂的明天，去进行不懈的努力。

我们不会忘记曾经给过我们知识、智慧、启迪、批判武器和勇气的所有的人，并愿以此书奉献给他们。

我们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段格言，并愿以此作为全书的结尾：

“在这里，在大地上，一切都在开始，没有什么东西在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