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Ο九、《品味中医》

山东中医药大学皋永利教授的著作《品味中医》，于2013年03月由学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基于理性的著作，而且有些认识还可以进一步深入。在这里，除了介绍大致内容好目录外，我还收集了他的部分文章附在后面。 

（一）内容简介

中医突出的文化性与自然科学本质的隐匿性，导致中医问题不断涌现。本书立足于中医发展的现实，对中医发展面临的困惑与学术界普遍关心和争论的一些焦点问题进行了剖析，并提出相应的认识与观点。具体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医发展的影响、中医自主发展的应有含义、中医临床发展的依据、中医“证疗效”与西医“病疗效”的关系、中医文化如何培育、中西医的关系、“中西医并重”的本质意义、中医特色与中医优势的不同、中医创新的内在根据、阻碍中医走向世界的障碍等问题。

（二）该书目录

一、中医方法论之困惑

　“李约瑟难题”与中医发展之难

　“理论万能”是中医理论发展缓慢的根源

　“重道轻器”不是现代中医之路

　中医“现象论”不能绝对化

　要客观评价“五行学说”

　两说并存，利于发展

二、自主发展的应有之义

　中医“自主发展”的三个原则

　中医临床要坚持中医的主体地位

　理性面对中医药发展的矛盾

　既要“中医研究”又要“研究中医”

　拉斯克奖属于“研究中医”者

　“中医研究”也要遵循科学精神

　中医现代研究需要弄清的三个基本问题

　“传统医学”也要发展

　两个“倒逼”道出中医发展关键

三、中医发展只能用疗效说话

　临床名医为什么少了

　临床成果，果应当结在实践中

　临床成果推广遇到的“坎”

　中医发展要用疗效说话

　别用科学家标准评价名医

　论文不是考核中医人才的金标准

　赢得中医市场靠什么

四、中医文化就是中医的足迹

　对中医文化的理解

　靠什么延续中医的根脉

　中医文化首先化育医者之心

　中医文化“热”重在疗效传导

　中医文化建设应关注三个问题

　中医文化建设中的两对关系

　为中医创新营造文化氛围

五、中医与西医当牵手同行

　中西医通约的内在依据

　“衷中参西”不是“中医西化”

　中医与西医有竞争更须联手

　中西医结合“三原则”体现的是科学精神

　重新认识“中西医结合”的医学价值

　“中西医并重”的另一含义

六、特色的根本就是一种优势

　中医优势需要多视角评价

　正确认识中医特色下的短板

　“治未病”要树立大市场观

　评价中医不能以偏赅全

　“辨证分型”不容否定

　从冷落单方评“方法决定论”

　现代化不要丢掉“廉便验”

　“廉便验”与“创收自给”难两全

七、“证疗效”与“病疗效”远不是一回事

　评价中医疗效不能止于“以证为标准”

　中医疗效评价应避免两种倾向

　从更高水平看中医疗效

八、创新要听命于时代诉求

　中医发展创新的两个立足点

　继承与创新中医药是时代需要

　中医情志学研究的现代启示

　话语转型：用现代语言表述中医

　临床贡献率是中医科研评价的核心

　什么才是临床创新

　中医药研究需要关注三个方面

九、中医的魅力源于内功

十、中医走向世界的门槛

十一、科普的目的是授人以渔

（四）作者简介

皋永利，山东临朐人。1957年生，1979年毕业于山东中医药大学，曾任《山东中医杂志》、《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主编、编审。热心于中医发展方向、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的探索与思考，发表学术文章100余篇。

（五）“文化差异”不是中医超越自身的障碍——对李侠、蒋劲松两种观点的补充修正

http://www.100md.com 2007年10月12日《中国中医药报》第2811期

从“地方性知识”视角下讨论中医的定位和发展路线，可谓慧眼独具，别有洞天。《中国中医药报》8月22日在视点版同时转载了李侠先生《作为地方性知识中医该如何超越自身》与蒋劲松先生《也谈中医如何自我超越》两文，表达了两种中医由“地方性知识”向“普遍性知识”发展过渡的不同认识。其实，两文的观点也正是当下学术界对中医发展不同认识的集中反映。

何谓“地方性知识”，李侠先生的解释是：知识的基本特征是它的普遍性，地方性知识则缺少这种规定性，至少这种普遍性是局域性的。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能够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知识的，只是人类知识中很小的一部分。有很多难言知识是无法转变成明言知识的，我们遭遇的明言知识只是知识冰山浮出水面的一角，知识的很大部分是处于水下的难言部分。中医是一种经验医学，它遇到的不是经验缺乏问题，而是概念明晰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医缺乏的概念明晰性问题，不但影响了它的进步，而且直接决定了它的地方性知识的定位。

笔者以为，以中医“缺乏概念明晰性”为根据，将它定位于“地方性知识”是合理的。中医之所以仅局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传授，而不能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根本问题就在于它概念缺乏明晰性。概念是理论形成的基本单元，也是逻辑推理的基本前提，概念不明晰，直接导致了中医理论的笼统性与模糊性，导致了规律认识上的猜测性与弱必然性，进而带来的便是临床实践中的试探性与弱重复性。例如对脉象的认识，由于概念缺乏明晰性，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人对同一个病人可以得出不同的结果。类似的情况，中医理论中是屡见不鲜的。

中医二千年的发展使理论的系统性更加完备，但是，理论的系统性并不与理论的严格水平必然相关。理论的严格水平取决于概念的明晰程度。正如李侠先生所说：一个理论的概念明晰性，是通过对意义的深入说明和澄清而获得不断提高的，这也就是休厄尔所说的“对概念的解说过程”。西方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就得益于它对学科的概念的不断解说所导致的明晰性。

中医如何由“地方性知识”向“普遍性知识”发展过渡进而超越自身呢？李侠先生认为：“概念问题比经验问题对理论基础更为重要，任何一门学科经验性因素越少也就越成熟。中医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学科，随着其关键概念的明晰性的不断提高，中医将会逐渐从地方性知识，进化为一种普遍性的知识，这就是中医对自身的超越。”

但是，中医要超越自身，要解决概念不清晰的问题，有一个基本前提是不能绕过的，那就是要首先弄清造成中医概念不明晰和持久不能澄清的原因，这是问题的关键，也是问题的敏感之处。也许正因为问题敏感，所以李侠先生在文章中点到为止而未展开进一步阐述。既然问题已经提出来了，就应当把话说完，这样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直截了当地说，中医概念不明晰的原因不在于它具有的浓厚的传统文化特性，而在于它说理水平始终局限于古代哲学的层面，一个阴阳五行学说，承担着所有中医原理的解释，建立在这样一种“一般性”、“普遍性”原理基础上形成的概念，是不可能具体、明晰的。我们不能将中医知识的地方性只归于文化的差异性，把向世界传播的困难归于对异种文化的难以理解上，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根本的原因在于理论概念自身存在的缺陷。换言之，如果理论概念本身就存在着“难以说清”的问题，即使是没有文化上的差异，也不可能准确理解和把握概念所要表达的意义。所以，影响中医向普遍性知识发展过渡的根本，不在于文化差异，而在于说理水平始终没有突破古代哲学层面，使中医理论的概念终未得到具体、清晰、准确的表述。

对蒋劲松先生的观点则是不能苟同的。他认为：“我们之所以觉得现代科学比中医要‘概念明晰’，其实是因为我们缺乏传统的文化培养。西学东渐之初，中国人没有接受西方文化的基本思路时，反而觉得中国人的‘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的思想清楚明白，而西人的思路则难以理解。”这种解释不仅不能对中医“概念不明晰”问题进行有力辩护，反而为中医概念存在的缺陷提供了依据。这恰好印证了李侠先生的观点：“我们只有看到了作为竞争对手西医的存在，我们才能感受到中医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存在的事实”。换言之，我们只有看到了西医的一些优势，才感受到了自身的一些不足。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西学东渐，没有西方科学在东方的普及，中国就不会有今天现代科学的文明与发展，就一定还停留在以阴阳五行解释科学现象的古代科学水平上。西学东渐，对中国的自然科学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现代科学对中医的发展也将是如此。为什么“中国人没有接受西方文化的基本思路时，反而觉得中国人的‘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的思想清楚明白，”原因就在于没有与西方科学形成比较。经过了比较，我们才发现对自然科学现象完全用“天人合一”、“阴阳五行”来解释是过于笼统、模糊的，同样发现，以此来全面解释中医诊断、治疗疾病的一切原理，概念也是不清晰的。

认为“我们之所以觉得现代科学比中医要‘概念明晰’，其实是因为我们缺乏传统的文化培养”的观点，把中医概念不明晰的原因归结于传统文化培养的缺乏，也是很有问题的。中医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文化主要是古代哲学内容，那么要问：加强对古代哲学的培养就能解决中医“概念不清晰”问题吗？蒋劲松先生的观点显然是只看到了中医人文科学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医自然科学的一面。中医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的缺失，靠传统文化的培养是不能弥补的。哲学只能对具体科学的发展起到宏观的指导作用，而不能对其具体理论的完善和概念的明晰有实际帮助，任何一个科学学科的理论发展只能靠遵循自身发展规律的科学实践去推动，中医也当如此。忽视中医具有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双重属性，是影响中医发展和认识统一的症结所在。只强调中医的人文科学属性，而不关注中医的自然科学属性，中医研究就不会有长足的发展，其理论概念的明晰也不会得到显著改善。

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提出来与大家讨论：东西方文化的不同是否就成为了科学对立的理由？西方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科学和技术能否被东方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医研究所借鉴和利用？强调科学具有多元性，是否就意味着多元的科学之间毫无相通之处而不能发生任何联系？应当说，科学研究是不应该受到“文化语境”限制的，我们的中医在西方一些国家不是一样发展得很好吗？中医概念如果能在西方科学的“语境”中得到科学阐明，对中医的发展和中医走向世界不也是一件很有益的事情吗？认为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医，就是“一种变相地以西医思路改造中医的路线”，认识是偏激的。西医的思维方式对中医的发展到底具有怎样的影响，这需要我们从现实中去判断，从实践中去把握，限于理论层面的争论是找不到答案的。现代中医基础与临床研究对西医方法的大量引进，不能单纯认为只是对方法和技术的借鉴，其应用的背后必然有一种与之相应的思维方式作指导。说白了，在中医研究的实践中，自觉向实证性方向发展已成为难以回避的事实。

有人曾对我以前文章的观点提出相反意见：“所谓‘中医发展需要超越阴阳水平’的提法，实质上是要把中医理论从形上学降低到形下学的水平。”说对了，中医现在需要补的课就是对“形下学”的研究，但这不是对中医理论水平的降低，而是在“形上学”的指导下对中医具体原理的现代科学阐释，是一种进步和发展。也只有如此，中医的“概念不明晰”问题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

所以说，文化上的差异不是中医超越自身的障碍，问题的根本在于中医能否挣脱古代哲学的桎梏，摆正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最后再一次引用刘大椿先生在《科学与哲学》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本来富有辩证意义的阴阳范畴，一旦固定为自然科学本身的解释模式，就会对科学的发展起阻碍作用，因为它诱使那些对自然科学感兴趣的人，停留在根本不能说明问题的解释上。”

附：李侠：中医该如何超越自身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7月14日08:45 新京报

中医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学科，随着其关键概念的明晰性的不断提高，中医将会逐渐从地方性知识，进化为一种普遍性的知识，这就是中医对自身的超越。

最近一段时间，有关中医存废的问题，再一次成为各种媒体广泛关注的焦点，从学界到政府机构都亮明了观点。抛开其中部分情绪化的极端观点，冷静下来，我们应该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中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知识？换成哲学家康德的说法就是，中医何以可能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单纯地提出中医的“存与废”的观点都是于事无补的。

笔者2006年曾在《科学时报》撰文指出：中医是一种退化的研究纲领，问题是退化的研究纲领，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应该废除。科学史上有很多案例都已经证明，有朝一日退化的研究纲领，也可能变成进步的研究纲领，既然这种可能性时刻存在，那么简单地提出废除中医，显然是非理智的做法。同时，笔者认为：中医和西医是两个不同的研究纲领，因此它们之间在学理基础上是不可比较的，这种状况也意味着中西医在理论基础上进行结合是不可能的，两者之间所能借鉴的，只是一些方法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医是一种地方性知识。

地方性知识的概念，是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提出来的，它基于人类学家对土著居民的田野考察得来的一种知识划分模式。从中医起源的地域性与文化性的特点来看，可以说，中医是一种典型的地方性知识。现在的问题是，按照传统的观点，知识的基本特征是它的普遍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地方性知识则缺少这种规定性，至少这种普遍性是局域性的，那么这种知识如何能存在？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众所周知，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能够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知识的，只是人类知识中很小的一部分。如科学家波兰尼曾指出：有很多难言知识是无法转变成明言知识的，我们遭遇的明言知识只是知识冰山浮出水面的一角，知识的很大部分是处于水下的难言部分。再比如，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基于个人经验的难言知识(或地方性知识)，而这些知识是无法普遍化或者明确表达出来的。但不能因为它无法准确表达或者普遍化，就否定这种知识的存在。

影响中医进步的关键障碍是什么呢？坦率地说，中医是一种经验医学，它存在数千年的历史已经是很好的证明，在笔者看来，它遇到的不是经验缺乏问题，而是概念明晰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医缺乏的概念明晰性问题，不但影响了它的进步，而且直接决定了它的地方性知识的定位。如中医里的阴阳概念，就很难普遍化，即便今天，我们也无法准确把它传授给一个在不同文化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概念问题比经验问题对理论基础更为重要，任何一门学科经验性因素越少也就越成熟。一个理论的概念明晰性，是通过对意义的深入说明和澄清，而获得不断提高的，这也就是休厄尔所说的“对概念的解说过程”。西方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就得益于它对学科的概念的不断解说所导致的明晰性。这种对比能够给中医的最大借鉴意义在于，加速中医概念的明晰性，这也是中医需要弥补的一堂必修课。

那么，中医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的未来又怎样呢？笔者认为，中医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学科，随着其关键概念的明晰性的不断提高，中医将会逐渐从地方性知识，进化为一种普遍性的知识，这就是中医对自身的超越。任何超越都是有边界的，换言之，我们只有看到了作为竞争对手西医的存在，我们才能感受到中医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存在的事实。试想，在清朝末年鸦片战争之前，我们从来没有遭遇过西医，我们还能提出废除中医的想法吗？显然不能，之所以有些人批评中医，是因为看到或者至少是从表面上看到，西医无论从效率还是从效果上，都比中医有优势。这种认识恰恰是中医超越自身的边界条件，换言之，只有在与西医的实际共存中，才能最大程度克服中医的传统惰性，并最大限度地推动中医的发展。

作为知识的存在形态来说，地方性知识是普遍的，反而是普遍化的知识是少数的。这种认识进路决定了地方性知识演化的路径：从地方性知识向普遍性的知识进化。坦率地说，这条进路是漫长的，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知识的背后都暗含了太多的社会因素，权力、利益、格局等都在影响知识进化的路途。即便如此，我们也要坚决反对废除中医的观点，因为这种论点犯了两种错误：其一，把知识的存在形态单一化，没有认识到地方性知识在知识演化链条中的存在与重要作用；其二，这种论点反映了一种错误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是由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决定的，功利与实用成为某些人判别知识存在的合法性的惟一根据。

　                   　（作者系中南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

（六）辨证分型不容否定

中国中医药报 2011-09-14

关于“辨证分型”，中医界又有争论，反对意见认为，“辨证分型”会固化辨证论治的灵活性，有违辨证论治的根本精神，不利于中医临床思维的发展。笔者以为这是对“辨证分型”的误识。“辨证分型”对中医贡献巨大，不容否定。

是对疾病基本证治规律的揭示

从《伤寒论》六经辨证下的经证、腑证分治，到温病学派之卫气营血纲下的证型划分，应该是辨证分型的早期代表。辨证，即意味着分型，有辨证论治，就必有辨证分型，也只有辨证分型，才能体现辨证论治。一句话，辨证论治，就是因地因时因人分类治之，分类即分型也。可以说，辨证分型是对中医辨证论治经验的历史总结，是中医临床疾病证治理论的结晶，凝聚的是历代中医大家的集体智慧。从病因病机，到治法方药，无不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精髓所在。可以说，某一疾病的辨证分型，就是对某一疾病基本证治规律的揭示。

教科书，是对某一学科某一专业知识的基本概括，而辨证分型作为中医临床教科书的基本框架，表达的是疾病辨治的基本方略，体现的是中医临床辨证论治的基本模式。

有利于把握疾病证治规律

认识疾病并掌握疾病的辨治，就要对疾病的证治规律有准确的把握。辨证分型，揭示的是疾病辨证论治的基本规律，把握了疾病的辨证分型，也就把握了疾病辨治的基本方略。

教科书，是以传授知识为任务，而且是以基本知识介绍为重点。所以，中医临床教科书，传授的也是中医临床辨证论治的基本知识。既然如此，教科书中列举的疾病，也是基本的、常见的疾病，不是疾病的全部；同样，某一疾病列举的证型，也是疾病基本的、常见的类型，也不是证型的全部。如果教科书是对所有疾病的一一列举，是对疾病证型的一一列举，那么它也就无规律可寻了。其实，也不可能做到一一列举，因为病在不断出现，证型也在不断变化。

所以，教科书中列举的证型，是典型的证型，是能够揭示疾病辨治规律的证型。也只有典型的证型，才能示人以理，教人以法。

可开启辨证论治思维

说辨证分型固化辨证论治的灵活性，是毫无根据的。由以上阐述可知，辨证分型是辨证论治实践的产物，没有辨证论治就没有辨证分型。辨证分型表达的是分类治之的观念，体现的就是辨证论治的思维。所以，只有通过认识和学习某一疾病的基本证型，才能对某一疾病的辨证论治有一个基本的把握，才能开启初学者对疾病辨证认识的思维。试想，如果不对疾病进行辨证分型，不进行证型之间的辨证比较，我们将如何来反映中医的辨证论治，又能以什么方式来开启学习者辨证识病的思维？

无论“辨证论治”还是“辨证分型”，应该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才在中医教科书出现的，它是中医后人对历代中医大家临床经验的科学总结，并作为中医辨治疾病的基本模式，被中医教学、临床、科研沿用至今。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代代中医人材的培育和临床大家的成长，无不受这一临床模式的启蒙和影响；他们牢固的辨证论治思维的养成，也无不得益于对疾病辨证分型的反复认识和不断强化。历史表明，辨证分型不仅没有固化辨证论治的灵活性，相反，没有辨证分型就不可能开启中医临床的辨证论治思维。

能示人辨证之活法

如果真的有人因为“辨证分型”固化了辨证论治的灵活性，那是因为学得太死，用得不活。《伤寒论》虽然列举条文几百，汤证无数，但它能否囊括天下之病证？显然不能。张仲景也没想要把天下疾病一一论述，而只想示后人辨治之活法。如果认为《伤寒论》列举的条数有漏，汤证不全，那就完全误解了仲景著述《伤寒论》的本意，大师地下有知，定会失望至极，中医教科书中的辨证分型何尝不是如此。

学中医贵在活学活用，贵有悟性，能从书本中读出活理活法，如果死抠字眼，只认死理，就难成为好的中医。认为“辨证分型”固化了辨证论治的灵活性，恐怕也是犯了同样的毛病。

（七）阴平阳秘不应止于象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摘要：山东中医药大学《素问•。生气通天论》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平阳秘意为阴气平和，阳气固密，阴阳平和协调保持相对平衡，则身体健康，精神愉快。这是中医学用阴阳学说对人体正常生理状态的概括，是对人体健康态的表征。...

《素问•生气通天论》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阴平阳秘意为阴气平和，阳气固密，阴阳平和协调保持相对平衡，则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是中医学用阴阳学说对人体正常生理状态的概括，是对人体健康态的表征。一直以来，阴平阳秘作为中医学判断人体健康态的标准而被广泛应用。就阴阳学说而言，严格讲来它是哲学方法，是用阴阳的关系，即以阴阳的盛与衰、平衡与失衡来阐述人体生理病理的变化，其应用和分析是科学的。实践证明，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如实地反映着人的健康与疾病的客观现象和规律，两千多年的临床检验说明它们基本符合事实，理论的预见能够得到证实。

阴平阳秘是对人体健康态的表述，它的评判依据是人体外象，即证候的变化。但从古代到现代，医学对疾病的认识已经从整体深入到结构，从外象走进微观。现代人们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已经不限于古代的整体观，多的是对人体内部结构和机制的了解。现代中医临床对现代检测仪器的接受和利用，足以说明中医对疾病的认识已自觉从单纯依靠外象逐渐走向与人体内在生理病理观察的结合。同时也表明，在世界医学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中医仅靠外象来说明阴平阳秘这一健康态，显然是不够的了。

阴平阳秘是对事物和谐规律的归纳，是哲学层面的表达。但这种说明因为限于对“象”的观察，则是不具体、不深刻的，也是不完全的。从现代临床看，以象测出（唯象的)的阴平阳秘作为健康态的评判标准至少有以下两种状况容易被忽略。

一种状况是某些疾病的初期，外在证候尚未显现，疾病处在无证可辨的阶段，病人外象一切如常人。此时从外象按中医阴阳运动规律看，当属阴平阳秘。其实，在这阶段病理已经在体内形成。如某些肿瘤疾病的早期，往往在症状表现上一如常人，毫无异样，多是在查体时意外发现。这说明在某些疾病中，外在症状表现与内在病理改变的发生时间上存在着时间差，许多疾病的症状表现晚于病理改变。有时就因为这个时间差，足以导致治疗时机的丧失。古代由于科学发展水平的局限，惟一依靠的只能是以“象”测内。而现代医学已相当发达，许多先进检测仪器已为临床观察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如果阴平阳秘的评判仍限于对外象的推测，现代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和接受的。

另一种状况是某些疾病的稳定期，如果病人平素体质强壮，也往往表现出与常人相同的状态，毫无病象可察。这一阶段中医也一般判断为阴平阳秘。其实，病情稳定并不意味着病已痊愈，达到了健康态。如一些心血管疾病的青壮年，在稳定期时常出现无证可辨的情况。如果不参照现代仪器的检查，仅凭外象很难发现内在病理，所以极易忽略对这些疾病的防治。上述两种状况，可以称为“病理状态下的阴平阳秘”。

从外象认识人体的健康态，是宏观上的把握。阴平阳秘仅从宏观上把握是不够全面的，这种宏观上的把握凭借的只是疾病的现象，与疾病的病理实质存在着距离。现象是客观的，是认识事物的起点和基础，但仅仅是现象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对事物的本质进行认识，才能抓住事物的全体，抓住事物的内部联系和规律性，预见事物发展的趋势和未来。

阴平阳秘是对健康态的表达，用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去衡量，至少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机体客观疾病的消除和患者主观感觉上的正常恢复。就患者主观感觉而言，阴平阳秘的概括可能是全面、准确的；而对客观疾病的消除而言，阴平阳秘则是不能确定的，内在病理仅从外象推测不可能彻底把握。这是唯象的阴平阳秘所存在的缺陷。

学界不断非难中医，主要是针对中医理论。近代中医理论没有出现质的发展是客观事实。所以中医要振兴，也必须从理论上寻找突破点。中国哲学是中医理论的骨架，没有了阴阳五行，中医理论就失去了有力的支撑。但中医理论仅停留在哲学层面上，不借助现代科学的方法、遵循具体科学的规律向深层探索，中医理论也不可能有明显突破。社会在发展，科学在发展，西医在发展，中医也必须要发展，维持现状只会萎缩乃至死亡。

以象判定阴平阳秘，是历史的局限；唯象中医，不是中医的最终结局，而是中医的一个发展阶段。所以，中医的发展不能止于对“象”的观察。中医以后的研究，应当是在“象”的基础上逐渐借助现代先进的方法和技术将视野向人的体内延伸，打破整体的外壳，走进人体黑箱，将黑箱点亮。中医整体观作为一种哲学方法，其科学性不容置疑，但是用于研究人体，止于整体观则是不科学的，因为它是“唯象的整体观”。人体的健康规律、疾病规律的反映，主要来自人体内在生理、病理状态，不彻底弄清楚整体外象与内在生理病理的必然联系，就不可能准确把握健康规律和疾病规律。

对于整体观的认识，也应当历史地、发展地去看，伴随社会科学水平发展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不同历史时期的整体观应当具有不同的内容，应当表现出一个由朴素向科学发展的过程。比较而言，古代整体观较为原始、粗浅，重象不重结构；现代整体观则具有现代系统科学的特征，不仅强调“象”的整体，也注重整体内在要素结构与要素作用的关系。所以中医的整体观也应从古代整体观向现代整体观过渡，由重象轻结构向既重象又重结构的方向发展。在肯定中医整体论科学价值的同时，有学者对它的局限与不足进行了归纳：①没有打开认识整体内部机制和规律的道路。虽然强调了人的整体性，但整体论面前的人体还是一个“黑箱”，没有打通了解各部分细节的道路，对人体的各部分缺乏必要的了解，对部分与整体的相互关系更缺乏具体了解，不能认识和揭示整体性的内部机制和规律，因而许多现象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②研究所及，限于直观范围。这种直观研究受着人的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的生理阈值的限制，认识的广度、深度都十分有限。医学上必须掌握的许多重要内容，如人体内部的结构和功能，各种病变的微观机制和过程等，都落在研究的视野之外。③不能科学地阐明人的整体性的根源。人的整体的属性、功能、行为不同于部分，也不能以其部分之和来说明。它不是凭空产生的，是有其基础和根源的。由于整体论思维对人的整体性的研究和认识没有充分地展开和深化，在肯定和掌握人的整体性的时候，并不能客观准确地说明这种整体性的基础和根源。为了作出必要的说明或解释，不得不借助思辨，或用演绎推理来说明。我们应当客观地评价直观条件下中医整体观的优势与缺陷，惟有如此，我们才能找到中医发展的准确方向。

（八）“关系研究”别脱离“实体研究”

2007年10月23日08:21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所以要谈“关系”问题，是因为近年来在中医理论研究中对“关系”的重视达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甚至因此将“关系”得以立足的“实体研究”推到了对立的一面。用什么态度来看待“关系”，又怎样来看待“关系”与“实体”之间的联系，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它有可能影响到中医现代研究的思路。

离开实体谈关系，是不符合唯物论的，“纯关系论”是不可能有真正发展的。

关系研究靠实体研究来支撑

对中医“关系”的重视，是基于中医系统论思维的发展。中医的整体性、有机性理论，与现代系统论的原理有某些相似，所以在思维上便出现某些重合。系统论研究的出发点与生物学和医学方法学的焦点问题是一致的，即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中医学诸多理论就是以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如中医的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经络学说、八纲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等等，无不以关系为中心。所以，有人称中医的证就是“关系失调”，中医的治法就是“调节关系”，使失衡的关系重新恢复平衡。系统论思维方式的形成是基于对系统论基本原理的把握，系统论基本原理的形成又是基于对事物系统特性与系统规律的理论总结。也就是说，事物的系统特性是系统论形成的基础。

什么是事物的系统特性？就是以系统方式存在的事物的共同的本质特征与属性。系统的本质特征主要有四点：①系统是一种整体，这种整体必须包括两个以上的要素，否则不是整体。②要素之间（以及要素与系统之间、系统与环境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否则不是系统。③系统的整体性能不同于各要素的性能或其相加和，否则不是系统。④系统是从属于更大母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同样要素也不是“终极者”，它内部还包含着子要素，因而也是一个系统。从这些系统的本质特征可以看出，要素的相互作用，即要素关系是系统形成的关键，而要素则是系统形成最基本的支撑。

之所以中医系统论思维得到重视和发展，是因为中医对人体的理解就是一个系统，不论是生理状态还是病理现象，都是从“关系”着眼，从维持人体这个大系统的阴阳平衡关系去进行认识的。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在对关系的多年研究中，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新成果，关系水平并没有从阴阳的水平向微观水平深化。这是值得深思的。其实原因并不复杂，那就是我们在关注关系研究的同时忽略了对关系赖以存在的基础——实体的研究。

就人体这个大系统来说，实体要素是最基本的，离开了实体，一切关系都无从谈起。有学者提出，人体内并非都属于解剖结构（实体结构），还有许多非解剖结构（如功能结构等）。其实，这种功能结构就是建立在实体结构基础上的特定关系。离开了实体结构，功能结构也就不复存在。人体系统内的各种关系，中医认为大多是通过气的运行构成的，气机失调就会导致关系纹乱而发生疾病。正如石寿棠《医原》中所说：“大凡形质之失宜，莫不由气行之失序。”但是，建立在“气”层次上的关系，在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时往往是不具体的、不清晰的。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发生关系的对象———实体本身就是模糊的。

如在人体脏腑系统中，“气”起着维系脏腑系统正常运行的重要作用，但具体到脏腑之气，心气、肝气、脾气、肺气、肾气又具有不同的功能，也正因为脏腑之气功能的不同，才使人体这一系统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关系，于是才有可能用系统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理解和研究它。我们知道，中医的脏腑具有解剖与功能双重属性，解剖的部分自不必说是实体的，但功能的部分也不是凭空产生的，也是基于一定实体之上的。所以，要弄清脏腑关系的本质，必须先对关系发生的实体有本质的认识。虽然从世界起源看，“实体”不具有本原性，是“关系”的产物，如现知的最小实体粒子“基本粒子”也不“基本”，是由能量聚集而成的，但这只是针对世界起源而言的。人体一旦形成并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待，实体便成为关系得以发生的基础了。虽然决定系统复杂性的并不是构成系统的实体要素及其数量多少，而是相互作用，是关系，但是要弄清相互作用的性质、弄清关系的复杂性，又必须首先弄清发生这些关系的实体的本质。所以，研究关系，不能不研究关系赖以发生和形成的实体。

关系研究随实体研究而深化

系统是相对而言的，系统中有子系统，子系统中又有子系统。不同层次的系统，其关系表达的水平也有不同。研究关系的目的就是要深化对关系的认识，就是要从宏观层次不断向微观层次发展，使之在更深层次上更本质地把握系统规律。

正如前面所说的，对关系进行了多年的研究，为什么关系水平一直没有明显的向前推进，原因就在于忽视了对关系赖以存在的实体的研究。 研究系统，重视关系是对的，但是仅仅关注关系，则是不够的。人体系统内各种关系的建立，无论是“经络”还是“功能轴”大多是实体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要深化对系统内各种关系的认识，就应当同时对与关系相关的实体进行深化研究。脏腑之气（功能结构）何以始终得不到破解，得不到现代科学水平上的阐释，脏腑（实体结构）的模糊性则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唯象”水平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但是几千年之后科学水平还维持在“象”的水平而不变，就不能再说其先进性了。人作为一个复杂的生物体，脏腑的生理病理关系是不能一直用“以象会意”、“辨象以明理”来认识的。例如对“心肾不交”的解释，基本依据还是五行学说，即肾水不能上制心火、心火不能下济肾水，水火不济，阴阳失衡。又如对“肝气犯胃”的解释，则是木乘土；对肝阳上亢的解释，则是水不涵木，等等。这些解释基本没有超出“象”的水平。

对系统认识的深度源于对系统内关系认识的深度，而对关系认识的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则受系统内要素认识水平的影响。为什么中医学的系统论思维与现代系统论思维不能等同看待？就是因为两种思维的形成基础存在差距。也就是说，现代系统论思维是以还原论思维为基础，在对还原论思维的批判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吸收了还原论思维的合理因素，用全新的内容弥补了还原论思维的缺陷，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医学的系统论思维没有经过还原论思维的发展阶段，缺乏对人的还原研究的必要基础，没有得到还原研究的支持。因此，对人的健康与疾病的系统特性和系统规律的认识虽然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在细节上却不清楚，达不到现代系统科学的精确、严格程度。

所以，我们在大力发展整体观的同时，有必要去关注实体的研究。我们不能将还原研究与系统研究对立起来，它们只是属于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对于同一事物的研究，根据需要可以同时采用多种不同的方法。如果只用一种方法就能解决的问题，不是问题过于简单，就是认识的层面过于肤浅。人是一个复杂的生物体，众多的科学方法都可以被引用。我们应当对中医还原研究不足带来的缺陷有一个客观和清醒的认识，对实体研究不足对中医发展形成的影响有一个正确估价，对中医的系统论思维水平与现代系统论思维有一个恰当的比较。这样，我们在对待中医的整体观时就不会盲目乐观，在重视关系发展的同时就不会排斥对实体的关注与研究。

有人说达·芬奇著名的油画蒙娜丽莎的“永恒的微笑”，只存在油画的整体水平，把画裁减为小块，或还原为画布与颜料，都找不到微笑和微笑的本原。但是，这个整体水平的“微笑”并不是一笔而就的，它需要在大师事先构思的基础上，用准确的颜色、高超的笔法一笔一笔绘成的，其中任何一个环节不当，都不会得到这样的“微笑”。“微笑”虽然还原不到颜色和笔法上，但是颜色和笔法却能直接影响到“微笑”。所以，构思、颜色和笔法是“微笑”的具体结构，如果大师对这些具体结构没有成熟的研究，也就不会有今天蒙娜丽莎的“永恒的微笑”。

（九）“绝对化”并不利于中国中医发展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2008年02月20日11:37

中医应该怎么发展，方向是什么，模式是什么样的？这是百年来中医界一直没有停止思考的问题，也是一个争论不断的问题。学术探讨，争论是必然的。但是，近来有一种倾向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每当提出一种新的认识、新的观点，只要与传统认识不同，必然会遭到强烈的攻击，甚至视为是对传统的反叛，进而与之彻底对立起来。

这种认识上的“绝对化”，既不利于学术讨论，也不利于中医的发展。

中医现代化就是否定传统中医吗

“中医现代化”作为中医发展的一个方向，已经在国家的方针、政策中多次明确提出，但是在中医界却始终没有达成思想上的统一。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在认识中医现代化与传统中医的关系上，走向了绝对化一面。比较典型的观点，如“中医现代化是对传统中医的抛弃”、“中医现代化就是中医西化”、“中医不现代化是等死，中医现代化是找死”等等。这种将中医现代化与传统中医彻底对立起来的认识，永远找不到中医发展的正确答案。

其实，中医现代化倡导的基本思想，就是要求中医不断朝着符合时代需求的先进方向发展。中医“现代化”体现和追求的是中医的“先进性”，强调的是一个中医发展奋斗的目标。当下，中医发展滞缓，与社会需求形成的差距、与西医发展形成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为了缩小这种差距，中医必须尽快提高自己的先进水平，增强自身的服务能力，这就是中医现代化的根本意图所在。也就是说，中医现代化是为了改变中医发展的落后现状而提出的。

这本无可争议，由于一些人绝对化的思维习惯，则将中医现代化与传统中医对立起来，认为二者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用发展的观点看，中医现代化一定是在传统中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传统中医是中医现代化的基石。虽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对中医自身落后的东西加以否定，但同时更多的是对中医先进的东西加以弘扬，使中医的精髓得到更好的发展。也就是说，中医现代化就是将落后“化”为先进，而不是将中医“化”为西医。

强调自然科学属性就是否定文化属性吗

中医具有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双重属性，这种认识已逐渐被中医界普遍接受。现在之所以特别要强调它的自然科学属性，是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重视的往往是它的文化属性方面，而忽略其自然科学属性方面的研究。但是，由于“绝对化”思维的惯性，有人则将这种对中医自然科学属性的“特别强调”，认为是在有意否定中医的文化属性，否定中医的特殊性，是在抹杀中医所具有的文化特色与优势。承认中医具有双重性，但又认为二者是水火不容、互相排斥的，于是中医便长期处于“中医是文化的还是科学的”困惑之中不能自拔，这就是绝对化思维给中医自己带来的苦恼。

中医具有的双重性，是在中医的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是一个有机的融合体，既对立又统一，也正因为这种和谐的双重性，才构成了中医不同于西医的特色与优势。今天对中医不同属性加以强调，目的在于使我们在中医研究的过程中更科学地照顾到它们，避免顾此失彼，进而更好地加以发展。

借鉴现代科学就是对传统模式的否定吗

用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模式来研究发展中医，这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中医自身发展的规律，二是社会的需求，三是科学发展的水平。今天之所以大量借鉴现代科学技术与方法，一是因为科学发展的水平可以为中医的研究发展提供需要，二是社会的现代化也为中医的发展提出了现代化的要求。如果说在当下对现代科学的借鉴，是促进了中医的发展而不是阻碍了它的发展，则说明它是遵循了中医自身发展规律的。

中医的发展是一种自我进化，进化的条件来自于科学的进步，进化的动力来自于社会需求。传统模式能不能继续存在，这要看中医进化的需要，看社会的需求。如果传统模式不能为中医的先进性提供功能支持，不能再满足社会的需求，那么它被否定就是自然和难免的；如果传统模式对中医的发展仍然具有无可替代的支持作用，那是无论如何也是否定不了的。对待现代科学的借鉴也会遵循同样的道理。

应该说，借鉴现代科学，建立现代研究模式，是中医发展演变的需要，是中医进化的结果；否定还是保留传统模式，也是由中医的自身进化决定的。同样，现代科学与中医能不能通约，也只能从中医发展的实践中去判断，理论预言未必都是正确的。

应用还原方法就是西化中医吗

还原方法来源于西方，而来源于西方的科学方法能不能用于东方的科学研究，这应当是一个不难回答的问题。同样，只要中医研究发展的需要，方法也应当是不分东方和西方的。大量的临床实践已经证明，中西医技术与方法的结合，已经成为中医现代临床发展的趋势。还原研究还是系统研究，它们只是一种研究方法，就中医具有的双重属性而言，还原方法与系统方法都是中医研究所需要的。应用了还原方法就认为是“中医西化”，而不看它对中医发展产生的具体影响，这仍然是绝对化思维的表现。将东西方科学方法根本对立起来的思想，于中医发展百害而无一利。